黄菲蒂
一次始于“寻找”的历史写作
作者的写作动机源于偶然遇到的一位唱桑植民歌的老者，匆匆一面之后，老者的沧桑、歌曲的凄婉令作者耿耿于怀，难以释怀。由此，我们随作者踏上了寻找之路，进入一方土地，走进一段历史。
纪红建在谈到创作时说“作品要好，关键是人物要写好”。是的，一部文学作品要被读者接受，必须以人为写作对象，人物形象塑造出来，才能支撑起一个作品的存在。作者着力刻画了一些重要故事的主人公形象。刘家坪刘金凤老人，眼神忧伤又怀有期待，沧桑的皱纹里写满故事，他在苍凉悠远的民歌中为我们道出当年的记忆；喝了些酒就东倒西歪、神神叨叨的熊朝盛是性情中人，见过太多采访之后不闻不问的记者，因而对作者冷眼相待，深入对话后，热泪长流；贺锦斋高大英俊，写得一手好文章，改编《马桑树儿搭灯台》的歌词赠给新婚的妻子，浪漫深沉；淡泊名利，不计回报的钟冬姑；三十年如一日在光荣院照顾一百位老人的贺晓英……人物性情与历史细节共生长，历历如在眼前。一些人物群像也渐次涌现：宁可自己不吃也要养活红军后代的母亲；搭起临时医院救治二十三名红军伤员的两寨人；一口气煮几十个鸡蛋招待作者的善良大娘……作者没有将人物故事抽象成某种具有普遍性的形象，而是将时代共名置于每个具体亲历者身上，生动的故事积聚起来，独特丰富的历史真相亦由此呈现，立体可感。
因人而有故事，在故事里写人。作者着意写出每一个个体的独特性和他们的平凡面目——他们像马桑树儿一样，不是伟岸栋梁之才，但可沤肥，可入药，“算不得伟大，但生命力强，不容易死，这世界少了它也不行的。”大历史在他们身上投下印记，一个个普通人的传奇合成为一个革命历史的图景。但这恰恰是中国革命波澜壮阔背后最坚实又最安静的生之力量，是浩荡历史长河中永远鲜活动人的中国故事。我们从故事里找到一个个鲜活的人物，从人物里读懂一段历史的意义，继而找寻到今天我们再出发的原点和动力。精神的传承就是这样，默然、隐蔽，却坚韧有力。
历史在纪实之笔中呈现
近年来，纪实逐渐成为一种新的美学追求，太多历史和现实的真相远远超过虚构的震撼。直抵现场，以不虚饰不转换的真实感冲击人心，这恰恰是当前文学所缺失的。在记录战争这样的灾难时，作家尤其应有直面惨烈的勇气，以最大的真实表达对真相的尊重。
纪红建选择用战争亲历者的口述来进入现场，“贺满姑浑身一阵阵地抽筋，但她忍受着酷刑，逮（咬）烂了嘴唇。那些狗日的敌人又用尖刀从她的脚脖处慢慢往上逮（割），一刀一刀把她身上的肉逮下来，腿部的肉逮完，只剩下骨头和血管了。……最后一刀破开她的腹部，逮出她的肠子和内脏。这时，贺满姑才咽了气。敌人又砍下她的头颅，挂在城门上。狗日的敌人下命令说，不准给贺满姑收尸……” “松油灯下，我看到三娘家的地上、墙上、灶台上、门板上、床铺上，四处溅满了鲜血，三娘和我那可怜的哥哥姐姐脸上都非常痛苦，没有一个闭嘴的，没有一个闭眼的……”作者在众人的讲述中完善历史场景，这些讲述合起来就是一个完整的历史现场，丰富性从口述历史中呈现出来。这些超越任何文学修辞的讲述把读者直接带入战争现场，这样的惨烈面前，无法抒情，此时，纪实是文学唯一能致敬英雄、鞭挞丑恶的表达方式。不是任何事物都适合进行诗意化的表现的，所以，德国哲学家阿多诺说“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 作者给予他们充分表达的权利，大量生活轶事和方言俚语渗入其间，故事的讲述因而生动起来，跨过历史的烽烟，人物栩栩，如在眼前；但在处理受访者滔滔不绝的讲述时稍缺乏收束和节制，节奏较为单一，这就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露锋文外” “篇中乏隐”的不足，这也是当下纪实作品中存在的较为普遍的问题。
有人诟病报告文学惯常罗列数据，堆砌资料，但有一组数据作者刻意强调了两回——“一九二七年，贺龙在参与领导南昌起义时，所率领的起义部队八千多人中有三千多人是桑植籍；起义失利后，剩下不到一千人，贺龙仅带八人回到桑植，但不到一个月，又有数千名桑植儿女毫不犹豫地加入红军；当时人口不足十万的桑植，竟先后有五万多人参加红军、游击队和地方红色政权，为革命献身的有一万多人，其中参加红军的有一万三千多人，牺牲五千多人。”良知和责任让他宁愿得罪读者，也要对得起这片土地的赤诚。数据本身就是震撼，不着一字，即为人心。纪实的魅力恰恰在此。
民歌中的心灵史
口述历史，直击真相体现着纪实创作的情感态度与力度，探寻人物和故事生长的历史文化土壤则考验着文学创作的思想深度。作者敏锐地发现了此地民歌与人们精神气质的内在契合。“桑植民歌不是为歌而歌，最早同样产生于劳动，那是在岩缝里生存，那是在绝壁上攀登，那是在艰苦拉纤中背负不了、忍受不住，抗争自然的哀号和呐喊，那是天底下最催人泪下的苦歌！革命战争年代，桑植儿女又用忠诚、血泪与生命，谱写了一曲曲或荡气回肠，或慷慨激昂的心灵之歌。” 民歌里浓缩着的是一个民族和地域的生存史、情感史、精神史和心灵史。先民们身上就有血性的基因，东汉时期农民领袖相单程揭竿而起，反抗剥削，“那年官兵打过来，占了一寨又一寨哩；喊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哩；八个哥哥上了阵，勇不可当杀客兵”；元末醴水部落首领尚俄蒂带领民众反抗横征暴敛；明嘉靖年间，向世英、向仕祿率四千五百名桑植先民东征江浙，抗倭平乱更是声名远扬，至今流传着的《点兵歌》唱道“腊月点兵到杭州，杭州城外杀倭奴；右手拿起一把刀，左手提起倭人头”；清代志士响应太平军的运动，再到“桑植有个贺文常，不怕虎豹和豺狼；三把菜刀砍盐局，带领人民打胜仗”，说的是贺龙三把菜刀闹革命的故事。历史的脉络在民歌中清晰可见，朝代更迭，血脉亘古。
“革命逮（搞）不赢，死也不回家” “脑壳掉了，用针缝上”——血性霸蛮的湘人性格由此体现。湘西北人民世代居于莽莽群山之间，性格也如山一般“安于义理，厚重不迁”，军民一家，情深义重——“红军悄悄来毛垭，心里喜得乐开花；柴火烧得旺又旺，炕上腊肉下了架……只要我有一口粮，不让红军断半餐。”
“诗言志，歌咏言”，擅长以民歌抒怀的民族，情感总是丰富饱满的。《马桑树儿搭灯台》产生于明清时期，是最广为传唱的一首情歌。
马桑树儿搭灯台（哟嗬）
写封书信与姐带（哟）
郎被生意缠住手（呀）
我三五两年不得来（哟）
你个儿移花别（也）处栽（哟）
马桑树儿搭灯台（呦嗬）
写封书信与郎带（哟）
你一年不来我一（呀）年等（啦）
你两年不来我两年挨（哟）
钥匙不到锁（喂）不开（哟）
在以县境内遍植桑树而得名的桑植县，马桑树因这首民歌而成为爱情的象征。这不由让人想到《诗经》中也以“桑之未落，其叶沃若。桑之落矣，其黄而陨”的句子来表达爱情的美好及惆怅之状。马桑树儿寄寓着人们美好的向往和憧憬，也有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忧伤。在革命时期，歌曲被一对红军夫妇的爱情故事重新诠释。爷爷婚后离家，将“郎被生意缠住手”改为“郎当红军姐在家”，不久后，在战斗中牺牲，婆婆吟唱情歌，思念夫君，独自谨守了六十七年的爱情誓言，直至去世，如此传为佳话。
与其说在民歌里发现一段段历史，不如说在梳理一种精神传承。人们不断从祖辈们身上汲取力量，他们的故事又被后世子孙口口相传。精神的骨血就以这样浪漫而质朴的方式流淌千年，铸成品性。这是一个民族的品格，也是这片土地的性格。作者感动于这种深邃的精神内因，深知这才是托举人物和故事的厚重底子。于是他带着作家的思考从抗战故事的记录逐渐走向这片湘楚文化的内在肌理，人物和故事从土地上生长出来，血肉丰满，作品也因此有了思想与性情。
纪红建作为一个七〇后作家，有巨大的创作激情，近些年来，他相继推出长篇作品十多部，获奖众多。我一度担心作者在如此高产的写作中情感的奔涌会遏制住理性的增长，如今就这部新作的阅读体验来看，答案是令人欣慰的——他有意识地突破简单表现生活的维度，以理性和自觉来认知和发现历史生活的复杂性。人们对湘西印象的固化误读了甚至是妖魔化了湘西这块丰厚深沉的地域，在撼人的史实面前，作者深怀愧疚地写道：“我曾经幼稚地认为，历史上的桑植只不过是一片地处偏僻、交通闭塞，诡谲神秘、野蛮剽悍的土匪出没之地，不会抒情，也没有情怀。我曾多次到张家界旅游观光，然而，张家界到桑植只有六十多公里的路程，来桑植采风之前我却从未去过。事实上，我并不了解桑植的自然风貌，不了解桑植的风俗人情，不了解桑植的悠久历史，不了解桑植的秉性和性格。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路程，而是心灵。”这让他意识到必须要重读湘西，写出这里被长期遮蔽的一面。湘西北人民以生命、以赤诚为中华民族的革命历史做出了巨大牺牲，我们记录这些过往，万万不能是去猎奇和消费他们的血泪史，如果拍下几张照片，写下几个作品，赚得几许感动之后就抽身而退，这无疑是对这片土地的亵渎和伤害。作者并未因为这里曾经辉煌的革命历史而忘记了这里的当代问题，他为老区如何走出贫困的恶性循环而焦虑——因地理原因，人们从一种苦难走向贫困，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等社会问题，在这里都典型地存在。情感的投入，让作家对这片土地有了如故乡一般的眷恋，并自觉感受到一份责任。如果乡愁不局限于地域，而是一種情感归宿的话，这大概也是当代人的一次精神归乡，有了出发点，也就有了回望的方向，有了前行的勇气。寻找是我们的初衷，出发才是作品的目的，作品因此有了历史感，历史也有了当代性，这是作品最大的价值所在。“桑之未落，其叶沃若”，《诗经》里这样美好的句子在这里真是超越了爱情的意义，成为一方水土一方人的价值写照。愿这片土地桑植永恒，愿人们的生活沃若丰硕，这一定也是作者对这方水土和人们的真诚祝愿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