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木
有两个故事似乎能反映出当下写作者（以及与之相似的其他知识人）所面临的共同困境：一个是杜甫在其《寄李太白二十韵》中比喻李白的才能具有“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的强大力量。而这一隐喻其实是中国传统儒家文人以及其后的士大夫群体的精神内核，即通过对自己才能的运用，达到实现张载的四句箴言的伟大愿望。这一点对于组成中国传统官僚體制中的精英士大夫阶层而言，是最基本的使命。
另一个故事来源于加缪解读的西西弗斯神话。作者由此指出世界本身的荒谬，因而在这样的背景下，生活于其中的人最终感受到的只有无意义，好似悲催的西西弗斯一般，日复一日地推动那块大石头。虽然加缪最终指出只有当西西弗斯意识到自己这一行为的无意义时，意义才能产生。但就如萨特和波伏娃对加缪的批评，这本身就是一个十分消极、疏离甚至冷淡的态度。而加缪《局外人》中莫尔索不正是这样的人吗？
所以写作者有时会落入这样的二元对立中，苦苦挣扎。一方面希望能通过自己的作品移风易俗，甚至创造出新的伦理、道德或是生活形式；另一方面，又遭遇沉重的现实以及政治困境，而发现自己所做的努力有时就如石子落入大海一般，无声无息，转瞬即逝。而由后者产生的焦虑，往往又会一不小心滑入虚无，而成为任由时代和权力捏造的黏土，失去自我的意义。
中国有着十分漫长的“文以载道”传统，只是所载之“道”会随世事变迁和权力意识形态的更迭而出现变化。但自始至终，文学的功能性都是主流价值，从表现儒家之“道”，到表现工人劳动阶级之“道”，到如今纷繁杂乱的各种各样的自我之“道”。也正因为这一渴望时时在场的欲望，使得“为文学而文学”被一次次污名。但事实却是，在外部钳制和掌控的紧张时刻，“为文学而文学”本身所带有的反叛和颠覆性却被忽视。
文学从来就无法独立自主地存在，也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抵抗像政治、权力、意识形态和经济的强势攻击，于是背叛与虚无同时出现。虽然在这个“后——”时代，一切偶像都已经被打倒，一切权威都遭到怀疑，但作者本身的能动性却始终占据整个核心。“我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作者？”这个问题其实各有选择，但选择所需要承担的责任最终同样是作者的。
一种声音太强，就会变得霸道；而任何对个人随心所欲的创作的干预，也都需要警惕。我们希望在场这个时代，这个社会，这些人心与道德之中。但在场不是睁眼说瞎话或粉饰太平，而是以一定的距离和批判的视角去展现出那些不合理之处。但最终——在我看来——一切都关于“人”，活生生的个体，而非庞大、不着边际的模糊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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