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林
正如同我们要想真正地看清楚既往历史的面目需要有足够的时间沉淀一样，要想真正地把握判断某一部文学作品的意义和价值，也需要有一个相应的时间沉淀过程。所谓文学史的意义和价值，也正突出地体现在这一点上。但请注意，即使是所谓的文学史，也并不会自动生成，也有一个相当复杂甚至可以说是带有一定暧昧色彩的生成过程。在其中，实际上存在着各种无形力量的争斗与博弈。从这个角度上说，那些以不屑的语词而过于轻视带有强烈现场感的文学批评的看法，可能就是有问题的。假如我们的确可以把某一文学经典的生成看作是一个时间隧道内长时段的博弈过程，那么，文学现场中的文学批评，其实就是这个过程的第一个关键轮次。绝大多数作品到最后的籍籍无名，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在第一个轮次的筛选与博弈中就被迫落马的缘故。由此可见，那种不屑地轻蔑文学批评的做法，其实是一个无论如何都不应该的观念误区。
假若承认我们以上的看法还有那么一点道理，那么，张庆国的《马厩之夜》和《如鬼》这两部中篇小说的命运，就可以说是相当幸运的。发表于数年前的它们俩，最起码已经不仅闯过了第一个轮次，而且还正继续行进在被不断理解和阐释的过程中。这一方面的具体情况是，《如鬼》以头条的方式最早发表于《钟山》杂志的2011年第4期，作品发表后，不仅被《小说月报》很快全文转载，而且《文艺报》《文学报》与《小说评论》等专业报刊也曾经刊发专文评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批评家张莉在《2011年度小说研究年鉴》中，曾经专门推介过张庆国的这部中篇小说。《马厩之夜》最早发表于《人民文学》2014年第3期。小说发表后，不仅有《中篇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以及《长江文艺·好小说》等多家文学选刊纷纷转载，而且《南方文坛》杂志也还曾经专门组织了国内的12位批评家，专门探讨这部中篇小说的思想艺术价值，讨论结果以《“时间马厩”中的罪与非罪》之标题刊发于《南方文坛》杂志。以上这些确凿无疑的事实所充分证明的，正是《马厩之夜》和《如鬼》这两部中篇小说在第一个轮次的博弈中的最后胜出情况。与此同时，需要特别强调的一点是，作为当下时代中国小说创作的密切关注者，早在张庆国这两部中篇小说发表的当时，我就不仅注意到，而且也都认真阅读过。也因此，虽然由于杂务缠身的原因而不曾专门撰文予以评论，但这却并不就意味着我对这两部中篇小说的轻易忽视。
一方面，正因为很多年前在发表的当时就阅读过这两部中篇小说，所以，这一次的阅读就算得上是时过境迁后的重读。尤其是那部发表于2011年的《如鬼》，算起来更已经是长达十年的时间了。另一方面，更重要的一点在于，两部中篇小说，在发表多年之后，仍然有被重新阅读和再度讨论的可能，这本身就说明小说文本已经接受了一定时间长度的淘洗和检验。对于张庆国来说，无论如何都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在具体再度深入这两个小说文本之前，首先需要明确的一点就是，虽然两部中篇小说在叙事时间的设定上，都打通了所谓的历史与现实，但作家的叙事重心却毫无疑问都落脚到了复杂历史的层面上。再有一点就是，如果说《如鬼》是一部以家史为中心的小说文本的话，那么，《马厩之夜》就可以说是一部聚焦于村史的小说文本。
先让我们来看这部以家史为中心的《如鬼》。小说之所以被命名为“如鬼”，大约与文本中发生于第一人称叙述者“我”与父亲之间一段对话的细节紧密相关。“你啊，父亲感叹地说，小小的就学会装鬼。/我问，三姑妈为什么不来跟奶奶住呢？院子里空房子很多啊。/父亲摇头说，她怎么会来这里住，她就不敢来。/她怕这里的鬼吗？人家说老房子有鬼，我说。/父亲说，她心里有鬼，害怕。/我们呢，我们心里有鬼吗？/我们心里也有鬼，可是我们不怕。/很多年后我才知道，父亲也为老院子害怕和羞愧。”短短的一段对话里，“鬼”字就出现了七次。只要联系整个文本，我们就不难断定，标题中的“鬼”，从一种实指的层面上说，就是说老房子因为年代久远的缘故而出现的“闹鬼”现象。但相比较而言，小说文本中的“鬼”却更多地是在指称心理层面上一种“害怕和羞愧”兼而有之的心理状况。也因此，关键的问题在于，小说中所具体描写的“我”这个家庭的成员们到底为什么会“心里有鬼”？也即既“害怕”又“羞愧”呢？
小说采用了第一人称的限制性叙事方式，叙述者“我”已经是这个家庭的第三代成员，作家借助于“我”的视角，主要讲述的是父一代的故事。然而，因为父一代中几个兄弟姐妹的命运，都与爷爷奶奶他们的遗存紧密相关，所以，小说的叙事也必然要涉及到第一代的爷爷奶奶。“爷爷去世我才5岁，奶奶去世时我有10岁，我对爷爷印象很淡，却与奶奶感情甚好。”爷爷在世时，只有他和奶奶一起住在祖宅老院里。只有在他去世后，“我”才随同父母一起搬回到了这座祖宅老院之中：“去了我才知道，那不是一次短暂的临时探望，是永远的搬迁。爷爷昨夜去世，父亲听从三姑妈的安排，带着我的母亲，要搬回祖宅老院与奶奶同住，陪伴她走完最后的时光。”很大程度上，也正由于有了這样一段同住的时光，奶奶才在“我”心目中留下了相对深刻的印象。笼统说来，“奶奶是教师，快70岁的人，还爱看报纸和小说。她看了好书，都讲给我听，还教我认字和画画，晚上我经常在奶奶的床上睡着，父亲把我抱走，送到楼上，小心翼翼地放到床上时，我扑哧一笑，猛然睁开眼睛。”一个具体的细节是，奶奶和三姑妈之间关于长篇小说《红岩》的一段交谈。在三姑妈要求奶奶一定不能放弃思想改造，必须经常学习报纸的时候，奶奶给出的自己的回应：“报纸我会看的，奶奶说，小说带来了没有？/小说？还要看小说？《红岩》看不看？/《红岩》要看啊，听说很不错。/三姑妈沉默了，低头想一阵，从挎包里掏出一本书说，不是《红岩》，是《野火春风斗古城》，我给你带来了，里面的爱情故事写得很好，你可不能让别人读这本书啊，只能自己看。”以上的对话中透露出的相关信息是，一，对话发生的时间，是长篇小说《红岩》或《野火春风斗古城》刚刚出版的那个时候。《红岩》的出版时间是1961年，《野火春风斗古城》的出版时间是早一些的1958年。这就意味着，对话发生的时间，应该是在1960年代初期，最起码也得在《红岩》出版之后。二，在那个特定的时代，即使是如同《红岩》《野火春风斗古城》这样符合主流价值要求的所谓“红色经典”的阅读，也存在着被视为疏离于政治思想学习的可能。因是之故，身为国家干部的三姑妈才会在把《野火春风斗古城》提供给自己母亲阅读的时候，一再叮嘱她“可不能让别人读这本书啊”。更进一步说，三姑妈和奶奶之间如此一种对话的生成，既与特定的时代氛围，也与爷爷奶奶他们的个人身份紧密相关。就此而言，请一定不能忽视这样的一段叙事话语：“可父亲并不高兴，他把厚重老旧的院门关上，闩上粗大的门杆，经常躲在楼上的黑屋里，很少下来，也从不把朋友和同事带来家中。三姑妈来看望奶奶，都按家里的约定，谨慎而轻巧地敲三下门，像影子一样闪进院里，把院门迅速关紧，满脸严肃地警告我不得开门，就快速进屋，从包里掏出一叠报纸递给奶奶，摆出领导的架势，嘱咐奶奶认真学习，了解形势。”明明是回自家的祖宅老院里陪伴自己的母亲，父亲为什么会不仅显得不高兴，而且还会左躲右闪？明明是回自己的家里探望母亲，三姑妈又为什么会表现得那样鬼鬼祟祟，见不得人？尽管文本中并没有做出明确的交代，但只要联系当时那种特定的时代背景，我们就不难判断出，拥有如此一座祖宅老院的爷爷奶奶，肯定属于拥有相当财富的富家子弟。正因为如此，在那个视财富为寇雠的极端化时代，父亲和三姑妈他们才会不仅对祖宅老院甚至对自己的母亲也要唯恐避之不及地躲躲闪闪。从这个角度上说，那座祖宅老院，完全可以被看作是一个不合时宜的旧时代或者说旧生活的一种象征。
事实上，张庆国《如鬼》中的家史书写，也主要是围绕着这座祖宅老院而铺叙展开的。这其中，最核心的情节，就是这座祖宅大院的“失而复得”。正如我们在前边已经提到过的，爷爷去世后，父亲之所以在三姑妈的百般劝说下带着全家搬迁回祖宅老院居住，主要是为了陪伴只身一人的奶奶。也因此，奶奶去世后，父亲就闹着想要搬离祖宅老院：“奶奶去世，我的父亲完成了养老送终的孝道，不愿提心吊胆，再守着一幢可疑的老院子。他要搬家，搬到郊外冠冕堂皇的工厂宿舍。”既如此，他和三姑妈围绕搬迁问题发生激烈的争执，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父亲说，你来住好了，我住在这里，谁都知道是什么出身。”“我怎么能住？我是领导我怎么能住这里？三姑妈说，你住这里才不用怕，谁管那么多呢？关起门来，不让人进来就是了，谁会来打听你的事呢？”即使如此，父亲仍然执意不从。万般无奈之下，三姑妈只好把远在北京的二叔搬了回来。不知道是被二叔那无形中的京城威势所迫，或许还是“一物降一物”，反正，在三姑妈面前振振有词的父亲，到了二叔面前，其气焰一下子就低了许多，简直如同换了个人一样：“父亲见到二叔，见到这个他搂着我无数次赞美过的亲兄弟，见到这个奋力穿越家族危险的富庶历史障碍，远赴北京，功成名就，做成领导的我的二叔，头顿时低下，眼睛灰暗，腰弓起，说话支支吾吾。”张庆国关于父亲的如此一种描写，很容易就可以让我们联想到鲁迅《离婚》中的那个爱姑。爱姑在平时虽然看似有着一种桀骜不驯的泼辣个性，只要一见到充满着莫名威势的七大人，她的嚣张气焰顿时便偃旗息鼓了。这样一来，也才有了尽管父亲一直在百般讨好一味顺从，但二叔却总是趾高气昂不可一世的那样一种情形：“二叔头也不回地说，饭就不吃了，我工作太忙，明天就要回去。说好的事要记住，就这样定下来了，定下来了知道吗？爹妈的老房子总要有人照管的，你不守在这里谁守？我回来守吗？”在这里，张庆国所尖锐揭示出的就是，即使是一母同胞的嫡亲兄弟之间，其实也存在着官本位的问题。二叔之所以能够在家里的其他兄弟姐妹面前不可一世地颐指气使，与他的京城领导身份之间，其实有着不容剥离的内在关联。
关键的问题是，身为知识分子的父亲，虽然从南京回到故乡成为一名城郊工厂的工人，“可是他无法热爱工厂，无法热爱那些粗糙而巨大的响声，无法热爱糊满油污的工作服。他连一个轮胎也搬不动，搬得动也不愿意搬。他不属于工厂，属于教室，至少属于办公室，可是教室和办公室的门关闭了，把他拒之室外。”既然与工厂如此地不兼容，那父亲也就只能长期病休在家了。病休在家的父亲，迫于生计的缘故，到后来终于找到了养鸽子出售的糊口方式：“父亲养鸽子不是为了看它们谈情说爱，而是为了卖钱，养家糊口。”但即使如此，父亲的行为在那个特定的年代也不为三姑妈他们所理解。先是对父亲养鸽子的行为深恶痛绝的三姑妈，出面规劝父亲不要再做鸽子的生意无果，紧接着，便是二叔的粉墨登场。二叔的这一次或者说他的第二次返乡，试图完成的是两个方面的任务。一个是寻找一份材料：“这份材料很重要，关系到他的升迁。他回来找材料，就可以顺便看望故乡的亲戚，看望自己的同胞兄妹，看望跟自己一样取得成功的三姑妈。”另一个，则与父亲的养鸽子紧密相关：“你不羞耻，我为你羞耻！二叔斩钉截铁地说，马上把鸽子杀掉，或者全部放掉，不要再养了，再养我不认你这个哥哥。我听说你养鸽子卖就根本不想见你，你想想一个人脑袋里只有钱，还算什么人？还算什么啊？今天要不是三妹拖我来，我才不来呢。”来自于京城的二叔果然有着三姑妈所不可能具备的特别权威，正因为有了二叔的耳提面命，父亲才被迫做出了把鸽子处理掉的痛苦决定。从根本上说，也正因为鸽子的被处理，叙述者“我”的心理才有了某种永远的痛：“从那时起我经常做有关鸽子的梦，梦见满城的鸽子拍翅惊飞，一点也不优雅，一点也不美丽多情。它们在灰暗中横冲直撞，像乌鸦一样叫出难听的声音，慌乱的黑影把城市的天空割得漏洞百出，却找不到回家的路。”
然而，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凡人总得设法生存。而要想生存，即使在那个革命至上的年代里，也仍然离不开充满了铜臭味的钱。说到钱，一种实际的情况就是：“父亲的病休工资太少，不做鸽子生意，得另想办法找钱。”万般无奈之下，父亲只好把主意打到了自己所居住着的这座祖宅老院身上，这就有了祖宅老院的被交易：“卖房子不完全是卖，是连卖带换，父親800元卖出一幢祖宅旧院，大鼻子付过钱，收了我家老院的房契，再让出自己的一间20平方米的房子，给我家5口人住。”出乎父亲意料之外的是，正如同他的养鸽子遭到三姑妈和二叔的一致反对一样，这一次，他的出卖祖宅老院的行为，也遭到了他们俩不约而同的一致反对。先是三姑妈：“她的犹豫令我吃惊，她是根本就不会犹豫的人，说话张口就来，一针见血。可是那天她很犹豫，吞吞吐吐。她不提300块钱，不问卖了多少钱。我相信她这个狡猾的人就不相信只卖了300块钱，可是她不追查钱数，只问是不是卖了？卖老院子这件事，让她犹豫和发懵，不知所措。”然后是，更加盛怒的二叔。从来都没有给父亲写过信的远在京城的二叔，竟然破天荒地给父亲写了一封信：“只有一页，纸上连我父亲的名字也没有，哥哥的称呼也没有，只有两行字：你败了祖宗的家产，以后我们一刀两断！”同样出人意料的是父亲的表现。一方面，那是“我”见过他第一次发怒：“隔着几千公里，在遥远卑微的故乡，在狭窄拥挤的家中，为了他最崇拜的弟弟，他在自己对自己发怒。如果二叔凛然站在他面前，我不知道父亲敢不敢发怒，如果二叔不期然赶来，出现在我家，我想父亲会腿软的，会扑通跪下，朝自己的脸上抽耳光。”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二叔远在天边，所以，也才会有父亲如同阿Q一般的对他看似火冒三丈：“我败了祖宗家产？他就没有败吗？他连家也不敢回，爹妈死也不敢回来，他算个屁！他怕信迷信，怕天怕地，他就是一个鬼！一个他妈的躲到天边去的鬼啊！”我们所谓祖宅老院“失而复得”中“失”，其具体所指，也就是指父亲为了生计所迫，竟然违背家族里一向最强势的二叔和三姑妈他们俩的意志，把祖宅老院以800元的价钱卖给了大鼻子。与祖宅老院最初的“失”相比较，更令我们印象深刻的，是二叔和三姑妈在这个过程中只能够被称之为首鼠两端的患得患失表现。一方面，在那个特定的年代，身为国家干部的他们，唯恐自己的富家出身影响到自己的政治前途，所以才会不仅对祖宅老院，甚至对自己的父母也都避之唯恐不及，只能够把这些都全委托给自己的哥哥，也即叙述者“我”的知识分子父亲。但在另一方面，身为父母子女的他们，其实也在内心深处牵挂着父母以及那座作为身份象征的祖宅老院。这样，也才既有了三姑妈的力劝父亲搬回祖宅老院去陪伴奶奶的行为，更有了祖宅老院被父亲廉价出卖后他们大发雷霆式的过激反应。
事实上，正是因为有了在那个特定年代祖宅老院的“失”，也才有了過了很多年或者说时过境迁之后的“失而复得”。尽管叙述者并未作出明确的交代，但明眼人却非常清楚，祖宅老院的“失而复得”，是到了后来的政治清明时代才可能发生的事情：“时间像鸽子一样疾飞，到可以打官司的时候了，老院子可以理直气壮地敞开院门了，可是那院子却由别人住了很多年，住到大鼻子早就已经病逝。”虽然作为当事人的父亲满心地不情愿，但他一个人的力量却终究还是敌不过尤其是包括二叔和三姑妈在内的早已联起手来的其他兄弟姐妹：“那件事就不说了，官司肯定赢。二叔说得对，三姑妈也说得对，官司确实赢了，只是一打8年，人又老了许多。8年后官司赢了，二叔第三次回故乡，他老了，步子缓慢，表情依然高傲，疲惫的目光投向三姑妈家的天花板。”正如同当年对父母和祖宅老院避之唯恐不及一样，到了这个时候，最积极不过地想要把这座祖宅老院通过打官司的方式收回的，也正是二叔和三姑妈。他们俩前后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简直就是判若两人的对比性表现，所强力凸显出的，正是人性的复杂、暧昧与吊诡。与此同时，更加带有反讽意味的一点是，等到后来大家想要寻找爷爷奶奶的坟墓迁坟的时候，却无论如何都找不到他们的坟墓所在了。如果不是那位开大卡车的大表哥突然现身，这个难题还真的不可能得到圆满的解决。面对着面面相觑的一众表兄弟姐妹，大表哥说：“我就知道你们找不到，你们怎么会找得到呢？你们根本就不来，我每年都来，年年清明都来烧纸。”尤其是，当四表妹嘀咕埋冤他竟然开来一辆大卡车的时候，大表哥的回应是：“大卡车有什么不好？大表哥眼一瞪说，拉爷爷奶奶的遗骨，用大卡车就很正规了，很正规才懂礼节，我们的老祖宗不是很讲礼节的吗？”究其根本，唯其因为如此，叙述者“我”紧接着才发出了一种如斯浩叹：“他的大卡车可以装下这个城市的历史，何止装两份零散遗骨。”很大程度上，正是身为大卡车司机的大表哥的光明磊落，才彻底映衬出了二叔和三姑妈他们俩人性深处的某种卑鄙和猥琐。
如果说《如鬼》的聚焦点是家史的话，那么《马厩之夜》的聚焦点就无疑是桃花村这样一个地处西南边陲地区的村庄的一段惨痛村史。唯其因为桃花村位居西南边陲，所以才会有“我”母亲小桃子被赵木匠从缅甸领会这样一个事件的发生。虽然她的父亲是一个印度人，但“她的母亲是中国人，父亲死后，母亲带着三个孩子在缅甸的南坎替人洗衣。赵木匠心生同情，把她领走。”但心存同情的赵木匠，根本就不可能料想到，等到“我”母亲小桃子十四岁的时候，竟然会亲身经历桃花村里一场丝毫也不亚于高震级地震式的事变。但在展开文本的分析之前，我们首先应该注意到，正如同《如鬼》一样，这部中篇小说的叙述者依然被设定为一位后设视角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我”。先由“我”来追忆讲述母亲十四岁时所经历的那场事变，并由此而进一步切入到桃花村一段惨痛村史的描写展示过程中。从一种叙事技术的角度来说，现在的“我”之所以能够打探到很多年前发生的故事的真相，与一个有着强烈弑父意识的名叫苦菜的单身男人的出现紧密相关。小说中，这个年龄已超过六十的老人，有着一个看起来狂妄无比的计划，那就是，“四处收集本地的抗日战争遗物，准备开办一家个人的抗战纪念博物馆。”（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甚至也可以把作家张庆国精心打造的这部旨在书写抗战的中篇小说《马厩之夜》，干脆就看作是一个个人建立在纸上的抗战纪念博物馆）但相比较来说，更加令人惊讶的一点是，苦菜竟然一门心思地想要杀死很多年前一个名叫陈胖子的医生：“就是这个陈胖子，他退到房间的小窗户边，眼里露出钢针般的凶光，愤愤地说，他是一个汉奸，我要杀了他！”要害处在于，这个被苦菜口口声声诅咒着的陈胖子，居然是苦菜的父亲：“苦菜说他是陈医生的儿子，我大为吃惊，有些脑袋混乱。陈医生早已死去，站在发硬的褪色相纸上的男人，圆脸、头发左右分开，梳得很整齐，穿一身浅色西装，戴细边的金属圆眼镜，嘴角挂着略显拘谨的微笑，身边坐着穿旗袍的妻子和一男一女两个孩子。这个时光固定下来的化学影子，肯定想不到死后会被儿子诅咒。”这里所潜藏着的，其实是一种亲情伦理与所谓人间正义之间的冲突。一方面，从血缘伦理的角度来说，苦菜和父亲之间无论如何都会有一种割舍不掉的亲情存在，但在另一方面，出现在“我”面前的苦菜，却视父亲为寇仇，口口声声一定要杀死早已死掉的父亲。如此一种弑父心理的生成，毫无疑问是苦菜的思想长期被时代和社会规训的必然结果。
事实上，桃花村当年那一场事变得以发生的最初缘起，就和这位名叫陈胖子的医生脱不开干系。却原来，有过日本留学经历的陈胖子，战前曾经供职于一家位于天津的德国医院。战争爆发后，由于这家德国医院关门，失业后的陈胖子被迫辗转回到家乡桃县，在县城里租房开了本地的第一家西医诊所。但陈胖子却无论如何都没有能够料想到，在那场最终把云南卷入其中的残酷战争中，到头来给自己带来祸害的，竟然是自己会说日本话的名声。因为会说日本话，所以日军便找上门来逼着他做翻译官。知识分子陈胖子尽管也知道给日军做翻译官意味着什么，但迫于妻儿受到威胁的缘故，他还是万般无奈地屈服了。成为翻译官之后，陈胖子最棘手的一件事情，就是日本人在设立了慰安所之后，逼迫他去村里搜罗中国姑娘。面对如此一种不堪的使命，陈胖子最终选择的，依然是顺从：“但是，陈医生这个执拗书生的后代并没有抗争，她领命从县城出发，去乡下办事了，几天后来到了桃花村。按照某种逻辑，如果他拒绝这个无耻的任务，选择去死，至少能保全名声。可他的名声与日本人的欲望无关，并不能阻止这个无耻事件的继续发展。也许出于某种思考，或者因为怯懦，日本人的这盆屎，就首先扣到了他的头上。”在这个过程中，虽然他也有过犹豫，但最终还是屈从了日本人的意志，坐着滑竿来到了桃花村。这一来不要紧，一场牵涉到很多人的事变就此而开始变成现实。也因此如果把这场事变理解为所谓的多米诺骨牌的话，那么，肩负寻找中国姑娘使命的翻译官陈胖子的不期而至，就可以被看作是第一块被推倒的多米诺骨牌。有了这被推倒的第一块，也才有了后续事件的进一步发生。
最先被牵扯进来的，是桃花村的祠堂主事和王老爷。陈胖子来到桃花村，第一个出面接待他的，就是祠堂主事。因为陈胖子面对祠堂主事的询问不管不顾地放声大哭的缘故，一时手足无措的祠堂主事只好去请来了村里一言九鼎的王老爷。只有在王老爷到来之后，陈胖子方才吞吞吐吐地道出了自己的真实来意。这样一来，如何选择的问题，自然也就横在了王老爷与祠堂主事面前。因为兹事过于重大，王老爷很快就把李姓和赵姓的两位老爷也都请到了王家祠堂议事：“交出村里的姑娘绝不可能，拒绝出人，后果可想而知。他们议来议去，找不出解危的办法，唯一能做的事就是骂人。”到后来，“天色渐渐黑定，痛苦像一块冷却的铁，从祠堂院子的上方落下，压在每个人的心上。”然而，在具体了解他们四位做出的最终决定之前，我们却首先需要对王老爷的个人情况有所了解：“王老爷十六岁出境，去泰国做生意，五十岁金盆洗手，把财权分给三个儿子，在家只做三件事，一是散财行善，二是吟诗作对，三是治病救人。他家祖上开过药房，一般的病痛，王老爷都能治。不料这自得其乐的风雅日子，要被日本人撕碎了。”从根本上说，日本人索要中国姑娘，对王老爷来说，就是他的走麦城。一种实际的情况是，在整个过程中，王老爷也不是一开始就那么驯服的。他也曾经想过要以杀掉陈胖子的方式来干脆“祭旗造反”。?但到最后，却又还是一种怯懦占了上风。正因为如此，他才接受了祠堂主事的一个馊主意：“不能这样老爷，有办法，我有一个办法，村里不是有些丫头、小姑娘都是些外村人，像赵木匠家的小桃子，他老婆经常吵架，就想把小桃子赶走，这种丫头村里找出五六个没有问题。”在村里的位置原本非常边缘化的“我”的母亲小桃子，就这样走进了桃花村的聚光灯下。但请注意，祠堂主事的馊主意之所以能够得逞，实际上建立在乡村世界一种贵近轻远的伦理思想的基础上。自家的闺女不能送出去，外村的姑娘么，那就只能另当别论了：“自家闺女不能送走，只能在外村姑娘身上打主意。曲终收拔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送出外村的姑娘也是痛苦决定，但事到临头，日本人的枪管抵到了脑门上，已经走投无路。王家祠堂愁煞人，桃花村里谁伤悲？”?尽管说王老爷他们的如此一种荒唐决定甚至还遭到了赵木匠老婆的坚决反对，但在他们的一再坚持，尤其是王老爷自己竟然把自己家的小秀也带头送出去的情况下，事情最终还是被这样决定了：“熬到半夜，风吹得王家祠堂大院的桂花树凄迷摇荡，屋里的马灯添了油，桃花村里的第六家人终于被说服，同意送出女佣。”
其实，从整部小说的结构布局来看，包括小桃子在内的六位姑娘的被送出，并不是小說的重头戏。小说真正意义上的重头戏，被安排在了抗战胜利之后相关后事的处置上。这其中，几个关键性的细节分别是，其一，只有到了这个时候，陈胖子才彻底透露，却原来，两个月前方圆一带的几个村庄里，只有桃花村“被骗”后送出了姑娘。也因此，在获知相关信息后，王老爷才会形成一种强烈的恐惧感：“三个被俘的姑娘将会成为丑闻的证据，王老爷很害怕，上气不接下气地喘起来。他忽然举起手，抽了自己一个耳光，墙上的马灯剧烈摇晃。”正是在如此一种既愧且惧心理的主导下，祠堂主事很快就带着王老爷的几根金条去战俘营换回了桃花村的三位姑娘：“陈胖子和祠堂主事清早去县城，找到看管俘虏营的吴团长，顺利赎回三个桃花村的姑娘。他们从这三个人的嘴里，知道另外两个姑娘被炮弹炸成烟尘，就像从来没有活过，只有小桃子逃走，但她们认为小桃子也被炸死了。一座县城都是尸体，其中一具肯定就是可怜的小桃子。”正如你已经预料到的，被赎回后的似乎已经变傻了的三位姑娘，所享受的，是桃花村给予的“特殊待遇”：“她们晚上进村，立即被关进王家祠堂后面的马厩。送出去是一个痛苦的秘密，回来的消息更要严密封锁。按照王老爷的安排，她们被赎回来前，祠堂后面的马厩客房，已经收拾好……好像姑娘们回来，就要隆重出嫁。”?那么，到底应该怎么样处置这三位姑娘呢？虽然王老爷曾经明确表示，“治好了病把她们带出村子，卖到别的地方去”，但实际的情形却并非如此。在祠堂主事不知去向之后，那个马厩的客房里就只是剩下了王老爷和那三位姑娘。在要求麻脸师傅把肉汤热好之后：“王老爷从身上摸出一个纸包，朝肉汤里抖进一些药粉，把纸片揉成一团，塞进了灶膛里。”多少有点出人意料之外的一点是，在把药粉神不知鬼不觉地抖进肉汤里之后，王老爷竟然陪着三位姑娘一起喝下了这个肉汤：“他们喝过汤，吃了些肉菜，有个姑娘还吃了点饭。屋里冰冷的空气融化，菜花咕咕地笑。”?这样一来，到了第二天早上，人们看到的，便是已经中毒去世后的王老爷了：“他垂着头，坐在背对马厩天井小门的另一头，似乎想借树干遮住身子，躲开院门外守卫的眼睛。他的面前丢着那根紫檀木的龙头拐杖，一只手放在腹部，一只手拖在地上，指头僵硬。他好像睡着了，而且已经睡了很多年。”一方面，为了达到所谓杀人灭口的目的，为了遮掩自己因为一时昏庸而把桃花村六位姑娘送给日本人做慰安妇的严重过错，王老爷竟然把三位正当妙龄的青春少女下药毒死，无论如何都称得上残忍。但在另一个方面，身为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地方士绅，王老爷居然也能够同时做到为自己的过失买单，竟然舍下偌大的财产随同三位姑娘一起赴了黄泉，也的确是需要有极大勇气的一件事情。在如此一种不无悲壮的行为中，所充分凸显出的，正是王老爷内心深处一种强烈到无法自我原谅程度的罪感意识。
其二，既然在桃花村六位姑娘被送去做日本人慰安妇的过程中，陈胖子曾经扮演过极不光彩的角色，那他最后的下场究竟如何，肯定也就特别引人注目。我们注意到，围绕着这个问题，王老爷和祠堂主事的看法不尽相同，出现了明显的分歧。“祠堂主事说，上次不敢杀他，是为了救全村人，现在事情过去了，该杀的还是要杀啊！”“王老爷说，狗屁道理！我老了没有用，想不出好办法，只能放他走，不要再留了。上次没杀的人，不是还有那两个抬滑竿的？能把他们抓来杀掉吗？我们杀得了多少人？我想陈胖子出去不会说的，就算他说了些什么，我们不认账就是，这个人罪不该死，放走。”这里一个不容忽视的关键问题，是王老爷内在性格中某种矛盾性的存在。道理非常简单，如果说连曾经做过汉奸的陈胖子都罪不该死的话，那么，王老爷自己后来专门下药毒死的那三位姑娘（尽管此时此刻的王老爷内心里也很可能会有“失节事大，生死事小”如此一种陈腐观念在作祟），就更不至于罪该一死。一方面，我当然不知道张庆国在写作时是否已经意识到了这种性格矛盾性的存在。但无论是否有明确的意识，主要人物在性格设定上出现这样一种前后矛盾的情况，从艺术表达的角度来看，肯定是不允许的。但无论如何，在面对陈胖子的时候，王老爷所采取的，是与面对那三位姑娘截然相反的一种态度。出人意料之处的一点是，在陈胖子的处置问题上，祠堂主事采取了一种阳奉阴违的方式。他虽然表面上服从了王老爷的安排，一旦从祠堂走出，来到村外山坡上的树林里，祠堂主事一直潜藏着的杀性就按捺不住地表现了出来。多少带有一点巧合意味的是，一心恋慕着“我”母亲小桃子的那位鬼眼睛，也在这个时候突然现身。有了他的意外介入，也才有了如下场景的出现：“祠堂主事杀性正起，忘了周围的动静，追两步扑上去，再次把陈胖子摁住。他抓起地上的一块石头，朝陈胖子的脑袋砸去时，鬼眼睛赶到面前，手里握着祠堂主事丢掉的刀子。祠堂主事用石块砸两下，陈胖子满脸是血，手足乱蹬，又滚到一边去，爬起来再跑。鬼眼睛纵身跃起，把陈胖子推翻，举刀乱刺，血喷得鬼眼睛变成一团红色的气泡。”吊诡之处还在于，尽管祠堂主事率先出手，准备以先发制人的方式置鬼眼睛于死地，但最后，被杀死的反倒是他自己：“暮色沉下，鬼眼睛满脸满身是血，提着一把刀，摇摇晃晃地走进了村子。十六岁的少年手脚灵活，身材精壮，不容易对付。祠堂主事在方寸大乱中慌张灭口，反被鬼眼睛杀死了。”由陈胖子的结局牵扯而出的这一条情节线索中，其他的都好理解，唯一让人感到有点费解的，是祠堂主事的执意要杀死陈胖子。在王老爷已经公开宣示要赦免陈胖子的情况下，没有任何私人恩怨（最起码文本中没有做出相关的交代）的祠堂主事，非得要杀死陈胖子，仅仅有所谓对汉奸的仇恨这样一种看似冠冕堂皇的理由，其实依然缺乏必要的说服力。但归根到底，张庆国值得肯定的一点是，如果我们把日本人发动的那场战争看作是一柄高悬于中国人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的话，那么，由于这一场战争所引发的国人内部的自相残杀，以及在这自相残杀过程中国民劣根性一种批判性的大暴露，才可以被理解为作家这部中篇小说的一个根本要旨所在。
第三，是小桃子和鬼眼睛之间的一段凄美爱情故事。鬼眼睛对小桃子的内心恋慕之情，早在她被陈胖子以欺骗的方式带进日本人的慰安所之前就已经萌发：“我母亲小桃子那年十四岁，刚刚长出清脆的大姑娘模样，可以想象她皮肤光滑，眉目传情，早把十六岁的鬼眼睛哥哥迷得神魂颠倒。”一种实际的情况是，这个时候不只是鬼眼睛对小桃子情有独钟，赵木匠的老婆也早已在暗中把小桃子看作了自己未来的儿媳妇。很大程度上，正因为赵木匠老婆内心里有着一种牢不可破的贞洁观念，所以，面对着拼死从慰安所里逃出来的小桃子，她的态度才会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在她的心目里，曾经被日本人粘过身的小桃子，已经成了一个“脏姑娘”。正因为如此，她才千方百计地要把小桃子和自己的儿子鬼眼睛拆散分开。与赵木匠老婆形成鲜明区别的，是小桃子和鬼眼睛对于感情的特别忠实。先是母亲小桃子，“她在炮火连天的攻城之夜，逃出了桃县的慰安所。鬼眼睛哥哥让她想得胸口生疼，牵肠挂肚。”“母亲告诉我，就是为了鬼眼睛哥哥，她才逃回桃花村，不然会朝缅甸的方向跑，死在半路上也不害怕。”而鬼眼睛呢？则甚至坚持携带着小桃子一起私奔。如果不是因为小桃子过分惧怕日本兵的缘故而被迫回返，他们俩或许早就有情人成了眷属。正因为被他们的爱情所深深感动，所以叙述者“我”才会情不自禁地作出这样的一种议论性叙述：“1945年的秋天，十六岁的乡下男孩与十四岁的姑娘，已经可以婚配，小桃子与鬼眼睛的相爱合乎情理，棘手的是小桃子不干净，她的身体被战争破坏了。一盆日本人的屎，扣到了十四岁少女小桃子的身上。”就这样，在他们俩被迫拆散之后，小桃子的余生也就一直深陷在痛苦之中了：“从此小桃子彻底消失，跟桃花村的经历告别，一世孤守历史的秘密，像哑巴。她终生未育，四十岁那年嫁了一个丧妻的鳏夫，帮丈夫养大了两个孩子，其中最小的一个孩子就是我。”
阅读张庆国的中篇小说《马厩之夜》，无论如何都不能被忽视的，就是第二十三节的那几段文字。唯其因为重要，所以，我才愿意把它们摘引在这里：“鬼眼睛不是我的父亲，赵木匠不是我的祖父。小桃子与鬼眼睛，最后还是被拆散了，但小桃子也不是我的生母。战争搞乱了世界，让很多人身份混淆，永远惴惴不安。”“我不是害怕羞耻而隐瞒出身，算算时间，我就不可能是小桃子生出来的，如果她是生母，我不会回避事实。我知道有人会谴责那件六十年前的事，嘲笑我，骂我欲盖弥彰。他们会愤怒地指责，追问桃花村人为什么不跟入侵者拼命？他们会说桃花村人自相残杀，是由自己的愚蠢和软弱造成，那些人做错了事，丧失气节和斗志，方向错乱，才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所以死的人活该，没死的人该死。”“我知道会有那样一些永远正确的人，他们西装革履，坐在二十八层楼高的会议室里，背靠纸醉金迷的崭新时代，握着光滑的话筒，振振有辞。窗外是和平年代光芒四射的阳光，幸福与欢乐一览无遗。战争销声匿迹，他们就能心安理得地坐在时间之河的对岸，隔岸观火，评头论足，抛出庄严的古训，把一份遥远山乡的畏葸历史指责得体无完肤。”“可是，现实永远超出想象，人性的错乱与复杂，远在书本的推测之外。战争就是一本烂账，没有逻辑，没有道理，只有绝望、慌乱和一错再错。他们，那些大话连篇能言善辩的人，如果身处跟桃花村人相同的困境，要做得更好很难，甚至不可能。”俗话说诗有“诗眼”，如果说小说也有画龙点睛的“小说之眼”，那么，我就要说，这里所摘引的第二十三节，便毫无疑问可以被看作是这部《马厩之夜》的“小说之眼”。从根本上说，也正因为“现实永远超出想象，人性的错乱与复杂，远在书本的推测之外”，所以，如同张庆国这样建立在家史和村史基础上的历史思考与书写，也才有了不管怎么说都无法被忽略的意义和价值。尤其是，《如鬼》和《马厩之夜》在发表了这么多年后依然有被重新讨论的意义空间，其思想艺术价值就更是毋庸置疑了。
责任编辑??李小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