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白
在当代诗歌的地理上，平顶山诗群以其整齐的实力，正日益为诗坛所瞩目。张永伟作为其中较为活跃的一员，正以他特有的诗学风格渐渐地步人优秀诗人的行列。我最初为他的作品所吸引，是在我刚上网小久的诗生活网站上。他的诗，以极其细致的观察和干净简洁的语言，很容易吸引人们的眼球，而细品之后，更是意味绵长，令人回味。而令人称奇的是，他的诗在温和、质朴的外表下，更有一种小损坏清新感的成熟。
现代诗歌确实挣扎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夹缝中。很多诗人提议要重视中国诗歌的“中国性”。事实上，有的诗人在提“中国性”的时候，完全将其等同于中国传统文化，在诗歌层面上完全等同于“中国古典诗歌”，而完全无视当代新诗有别于古典诗歌的写作技巧和创作理念。确实，当下的诗人，立足的正是一个传统已经失去，西方文化中的“现代性”日益渗透，而真正属于当代中国的思想体系并未确立的混乱语境下。具体到诗歌上，我们把传统诗歌的方法机械地应用到当下诗歌的创作中，显然行小通（确实有一些人仍在做这种徒而无功的事），而将西方的诗歌方法照搬照抄地挪进当代诗歌中也会㈩现相应的问题。在我的印象中，较好地将古典诗歌的一些因素运用到现代诗歌的创作中，有四川的柏桦（柏桦强调的是一种古典的“意韵”）和哑石（哑石的某些诗作中，将一些古典的用词挪用到现代的语境中，产生了意想小到的效果），香港的廖伟棠，另外还有台湾的诗人洛夫，是做得较好的。在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全方位地引进西方模式的当下，哪怕只是部分地复活古典诗歌的意境也是极其艰难的。
我花费如此多的文字，谈论了“中国性”这个字眼，确实是为了回应张永伟诗歌带给我的一种思索。不知是什么原因，平顶山诗群（如张杰、张永伟、高春林等，甚至還有森子的某些作品）的诗歌中，我确实读到了一种柏桦提及的“古典诗歌的意韵”之类的东西。这种“意韵”是作为背景存在的，他们的语言一点也小显得古板，思维也具有相当的“现代性”，而在他们的语言背后，又确实浸透了一种真正的“古典意韵”。当然，这种“意韵”是改造了的，是与当代语境相适应的。请看下面这首《在颛顼陵前》：
天高路小。
浮云颓白。
风雨过后，沙土。树木。
鸟雀。荒草。牲畜。昆虫。
不高不低。
一群游人，半信半疑。
古道今途，愈走愈远。
读到这样的作品，我很自然地想起“枯藤/老树/昏鸦川、桥流水人家/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之类的古典诗词，那意境的洗练、开阔和清淡，有着异曲同丁之妙。但永伟并非要复活那古典的意趣，而是对其进行了“深加丁”，他选取的不是极富古典气韵的“枯藤/老树”之类的东西，而是现代语境下的一些寻常、卑微、枯燥的东西，如“沙土/荒草”还有“牲畜”之类的，这与这个“去魅”后的现代社会症候中的冷漠、混乱、犹疑相一致，我们读到的恰恰是“现代性”。而这首诗的背后，却又对那消逝了的“古典性”表示了缅怀。当然，这并非永伟最富有特征性的作品。我只是举这个小小的例子，说明永伟是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的。
如果说永伟巧妙地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保证了作品的品格和深度，那么他处理细节的能力和精确人微的刻画，则保证了他作品的“人气指数”和“受关注的程度”。他与我一样，特别重视视觉经验，并希望让自己的幻觉徜徉在现实与非现实之间。他是一个写自己生活经验的诗人，他强调客观地反映物质世界，也就是说他关注存在更甚于关注语言与技巧，虽然他的语言-和技巧也是那样的出色。当然，他小单纯是一个客观主义者，他的作品含蓄、蕴藉，在客观的外表下，有着强烈的主观性，只是这种主观性是通过沉默与暗示来完成的。首先，我想谈谈他描述事物的客观性时的精确和细致-请看下面这节诗：
我擦窗框上的
灰时，麻雀来了。
它们谷壳儿般
不起眼，落在树枝上。
——《小事物》
短短四行，写出了作者的状态、麻雀（包括大小、形态）、树枝，整个的画面一目了然，且简洁至极，就像一幅古代的静物画。
永伟并不是一味地直陈事物的外观，而是在对事物外观的刻画中，糅进了个人的情感和想象。只是由于这种情感是经过冷处理的情感，且通过想象的加工而使其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变形，或者说“超现实化了”。他在《苹果树》中这样写道：
看着它，听见了自己的
呼吸和心跳。我没有完全明白的
字，忽然俯身于我耳畔：
傻瓜，你再看看。再看看。
当我领悟，它们一个个
跃出窗口，高于星月。
这里，他先是凝视苹果，但看着看着，苹果不见了，飞上了天空。这是生命里的一个出神的时刻，被他准确地捕捉而成为一幅使人心动的、美丽的童话（永伟的许多作品中呈现了童话般的奔放和天真）。又比如：
冬日的阳光，暖和地照着，
母亲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我在想，柳树大爷是否已变成了
一条鱼，在麦地下游着。偶尔
像个孩子，吐上来几个水泡，
——《给柳树大爷写首诗》
这节诗完全是白描，但描写的并不是现实，而是“想象的现实”，或者说“伪叙述”，这是一种想象的直解，是一种幻化了的倾诉，比那种直截了当式的倾诉要形象得多。
张永伟在处理具体事物时，既有史蒂文森式的“印象主义”，又有弗洛斯特式的“自然主义”和詹姆士，赖特式的“超现实主义”。这是以西方诗歌为参照系，进行横向的比较而言。史蒂文森式的“印象主义”的作品，在永伟的作品中是很多的，这里就小列举了。
将感受进行深层的意象处理后再进行编码的写作方式（这是詹姆士·赖特和罗伯特，勃莱的“超现实主义”的核心方法），在永伟近来的写作中也初具端倪，如近作《梅花城堡中》：
黑色的灯，比太阳还耀眼。
大家走着，在没有路的路上，偶尔
停下来，听一听，穿过铁丝网的风。
你躺在深夜的树下，听梅花，
和冬天开片的声音。月亮像一个倒空的鱼篓，
悬挂在乌有的城上。
而与中国传统诗歌的比较中，我们可以看见苏轼、王维等诗人的影子。当然，这种简单的对比，有使永伟诗歌简单化的嫌疑，但有时我也想，那种西方诗学的批评方式，对解说带有传统风韵的作品时，确实有明显的失语之感。
在当下诗歌日益平面化的“潮流”中，永伟是少数的、没有消解“深度”的写作者，他的写作正日益呈现出独特的个人风格：细致而小琐碎、浑厚而小艰涩、亲切而小随意。他近期的作品，正朝着更加开阔和更加自南的方向迈进，既超越传统和现代、现实与想象，也超越当下的“知识”与“口语”之争。他所作的努力，不仅对他自己，也对整个当下的诗歌写作，提供了一种有益的启示。
诗歌月刊 2018年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