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培云
1933年4月3日，农学家董时进在《大公报》上发表《就利用“无组织”和“非现代”来与日本一拼》一文，提出全民动员对日作战，面对中国国力与军力无法抗衡日本之事实，“到必要时，我们正不妨利用百姓的弱点，使军阀惯用的手段，去榨他们的钱，拉他们的夫。反正我们的百姓好对付，能吃苦，肯服从，就拉他们上前线去死，尽其所有拿去供军需，他们也不会出一句怨言”。对于这段话，胡适读后非常愤慨，并在4月16日出版的《独立评论》（第46号）发表《我的意见也不过如此》，对董文提出率直而严厉的批评：“老实说，我读了这种议论，真很生气。我要很诚恳地对董先生说：如果这才是救国，亡国又是什么？董先生的‘我們究竟是谁？董先生是不是‘我们的一个？‘他们又是谁？董先生又是不是‘他们的一个？这样无心肝的‘我们牵着‘好对付，能吃苦，肯服从的‘他们‘上前线去死——如果这叫做‘作战，我情愿亡国，决不愿学着这种壮语主张作战！”
也许真如董时进所言，胡适部分误读了他的原意。不过，这并不妨碍我们分析问题和理解胡适。显而易见，在这里胡适秉持自己一贯的自由主义立场，即绝不可以以集体利益或长远目标之名让个体白白送死，决不可以为了某个崇高理想而不择手段。胡适说：“我极端敬仰那些曾为祖国冒死拼命作战的英雄，但我的良心不许我用我的笔锋来责备人人都得用他的血和肉去和那最残酷残忍的现代武器拼命。”
（素衣摘自新星出版社《重新发现社会》一书）
读者 2010年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