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杨
比起她悲惨的后半生，我宁愿回顾她凄凉的前半生。可是掐指一算，可怜的她来到人世也只有三十九年，不足一位长寿者的半生。虽然她红透了中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天空，又能如何？依然是无奈地离去，扔下了两个儿子和永远无法疏解的恨。
说起来，周璇是出身名门的，往上追溯竟是苏东坡的后人，父亲是大学教授，一家八位兄弟姊妹。可是，幸福的生活只持续到她3岁，3岁时她被抽大烟的舅舅拐卖，从此再未见过家人，直到临死时，她抓着别人的手断断续续地说：“我命苦，一直没再见过亲生父母……”
被辗转过继两家后，周璇由姓苏改了姓王，最终在北京东路一家周姓人家落了户，叫周小红。因为生活艰苦，十岁的周小红被养父卖到了妓院，幸好养母搭救，才免掉了她更为苦难的一生。
十二岁时，明月歌舞团的琴师章锦文偶然去周璇养母帮佣的家里做客，见一位少女正站在留声机旁唱歌，歌声淳朴清脆，眉眼清秀可爱。他回去便向当时的明月歌舞团的团长、素有“中国流行音乐的奠基人”之称的黎锦晖推荐。黎初次见到的周璇，实在是个可怜的小女孩儿，形容枯瘦，连普通话都不会说，怯生生的，一张嘴满口的宁波上海话，问得多了甚至拖起了哭腔。虽说周璇脸型很好，眉眼很精致，但毕竟是个小女孩儿，看不出有什么过人之处。试试吧，黎锦晖收下了年仅十二岁的周璇，从此改变了这个本名叫苏璞的女孩子的命运。
周璇很刻苦，那些跟她同台演出过的师友们都记得，她努力学习普通话，琴房没人的时候，她偷偷练琴、练唱。她一上台，那双并不大的眼睛便晶莹光亮，充满了灵气。特别是她那副金嗓子，本身便已是天成，稍加调教马上绽放出更为夺人的光彩。
周璇红了。十四岁时，她便在上海歌星评选活动中，仅位居于老牌歌星白虹之后（相差五十多票），名列第二。白先勇回忆那时的上海，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贩夫走卒，人人嘴里哼唱的都是周璇的歌。那首《五月的风》传遍了黄浦江畔，那歌声实在令人陶醉。
如何说得清周璇之于当时上海的意义呢？拿片酬来说吧，周璇的片酬是以黄金来计的。每部片子里，唱一首插曲便是二两黄金，而有人计算过，周璇的电影，每部至少有五首歌要唱。那么不计片酬，光是演唱电影插曲，一部戏便有至少一斤黄金。再说片酬，每年光是舊片的版税，周璇就能收到两千万旧币，一部新片的片酬最少也要两千块大洋，比同时代的女明星要高出数倍。
似乎美丽的女子往往少谋略，但周璇是个特例。1941年，《上海日报》评选电影皇后，周璇当然是不二人选。但谁都没有想到，面对这巨大的荣誉，周璇表现出一个超凡女性的气量。她发表启事说：“见某报主办之1941年电影皇后选举揭晓广告内，附列贱名，璇性情淡泊，不尚荣利……对于影后名称，绝难接受，并祈勿将影后二字，涉及贱名……”由此可见周璇的低调和大气。她不做影后，影后便无人敢当，这顶桂冠从此封存。
周璇开智早，恋爱自然也早。她的三段恋情，都给香港和上海的小报记者创造了巨大的创作机会，而她自己却被这一段段爱情消磨。1949年，周璇怀着八个月的身孕从香港回到上海。她以为可以躲避香港恶劣的舆论环境，可没想到，上海的环境依然是非常复杂的。周璇被指为“太在乎片酬的旧时代的演员”，被管理和调教。此时大儿子降生了，坊间又为这个孩子的父亲是谁，开始热烈地讨论和质问。在周璇给香港友人的信中，她说：“要大哭一场才好……”
大致是1951年，有人传言：周璇疯了。在拍摄《和平鸽》的时候，因为一场验血寻亲的戏刺激到周璇。她顿时失声痛哭，言语不能自持。在我看来，这不过是最后一根稻草，压垮了周璇长期压抑的精神。
好吧，就此打住，我再也不想触及她最后的那六年——与自己的两个儿子隔离，一人住进了疗养院。亲生母亲和妹妹闻讯赶来，也只能站在铁门外痛哭而不得近前。
最后一次见到周璇，音乐家陈刚回忆说：“她脸色不好，浮肿，很憔悴。”在陈歌辛家里，她又唱起那首脍炙人口的《天涯歌女》，脸上的表情却是那么自卑、怯懦，那种被动的样子，似乎是不唱也不行，唱了也心碎，与那个风华绝代的周璇判若两人。
一个弱女子，尽管她天资过人、智慧超群，尽管她自强自立、不甘命运摆布，却因为她真情真性、善良单纯，最终做了世俗的牺牲品。在最美丽的时候，她撒手人寰。
读者 2012年1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