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秀
我跟他呀，实际上是从小一块长大的。当时我家在上海的乡下有两家缫丝厂，他父亲是我们家的账房先生，一个蛮和气的老头儿。
他15岁就不读书了，整天跟着他父亲帮我家收账、出货、跑腿，当了伙计。
我那时才7岁，刚刚读了点书，有时候他没事就拉着我到处跑，教我背古诗，画画儿，我俩就这么在乡下待了8年。
我是16岁被父亲送到上海读女校的，他那时已经24岁，已经说好一家的姑娘，可他偏偏要到上海来，于是，那个冬天我放学的时候就看到他远远地在墙角等着我。
那时候他在上海一家绸缎庄帮人做事，业余时间自己还在读书，我感觉他是个蛮有志气的男孩子，对他的好感也一天天增加。
可我的家里人对他都不以为然，他不再到我家来了。只是偶尔到我放学的地方跟走出校门的我谈上几句话，或者塞给我几块小点心便匆匆走了。
那时，他穿着长袍的瘦长身体走起路来晃晃悠悠的，在夕阳下特别可怜。
读了两年书，我父亲就急着给我找人家定亲，我跟父亲吵翻了天，从家里跑了出来。
我找到了他，要他带我走，随便什么地方。可他竟一再地劝我先回家，说我家对他家有恩，他不能做这种拐人家女儿跑的事情。
我说：“是我要跟着你跑的，你不是喜欢我吗？那你为什么不敢带我走？”
为了让我在他那儿吃上一顿饱饭，他把棉袍拿去当了。
到了我家，父亲把他堵在门外骂个不停，我看他含着泪默默地回头走了，瘦瘦的身影一晃一晃的，很长。
19岁那年，我嫁人，艰难地走过了那些年。1981年，正当我们的日子好起来的时候，老伴突然得了肺癌，在医院只住了3个月便走了。
身边空得慌，我回了趟老家。
那是1988年吧，在老家待了8天，村里有个老人听说我回来了，赶来看我。一进门他就问我，还记不记得恒生？
我想起那个冬天含着眼泪从我家门前走开的那个男孩。
老人说：“吴家大小姐，恒生现在在台湾，40年前他跟部队过去的，他托人找你，你这次回来，最好能留一个确切的信儿。”
我想了想，只是问了问他在台湾好不好，有没有给他们留下地址。
回到上海，我突然有些后悔。
1989年的中秋节，儿子、媳妇和孙子都到我屋里厢来过节。
那天晚上，有人敲门，儿媳妇去开门，之后她站在走廊里直喊，说是找我的。
一个瘦瘦高高的老头儿站在我的门前，西装革履的挺精神，只是头发已经雪白，整齐地梳向后边，脸上还架着副眼镜。
我端详了半天，实在不知道这老头儿是谁。
老头儿有些不好意思，低声说：“我找吴秀花女士，想来没有找错，我刚刚从台湾来。”
我明白了八九分，感到有些意外，可又觉得好像终究有这么一天，他会找到我。
我说：“你……你是恒生……大哥？”
要不是儿媳妇在场，我差点要叫他恒生哥。
我不知道他从哪儿知道我的地址，在人海茫茫的大上海，找一个人并不容易。
“可你当初怎么会到台湾去呢？”我问他。
“当时，我从你们家门口走掉以后，就没有再回绸缎庄，在码头上东游西逛打点零工，勉强混口饭吃。
“一天，我送一个军官太太和她的两个孩子到头等舱，可没等我离开，船就鸣笛起锚了，一个国民党军官拽着我的手腕，把我带到了底舱，就这样我被带到了台湾。
“到台湾后，我被编进了部队，后来做到后勤部主任，1981年退役时我已经60岁了。
“很多人劝我在台湾成个家。可我觉得台湾不是我想来的地方，再说我一直没有忘记你。
“我一个人挨了过来，陪我的就是你小的时候穿破的一双袜子。那是因为破了你扔在我家的，我把它收了起来。”
恒生真的把那双袜子拿了出来，那是一双上面有粉红蝴蝶结的白布袜子。
看着这双我8岁时穿过的袜子，从68岁的恒生的怀里掏出来，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和恒生两个人，经历了这么长时间的折磨，40年啊，人能活几个40年？可恒生他就整整等了我40年。
他说有一次在台北看到一个女人特别像我，他就跟着人家，一路走到人家家里去，那个女人的丈夫出来差点揍他一顿。
后来，他有了钱，有许多女人来找他，喜欢他的老实、忠厚，可他不肯，他说他有老婆，在大陆的上海等着他呢。
后来我们买了一套三居室的房子，恒生说多一间卧室给孩子们回来住，方便。
因为在台湾孤独了那么久，恒生特别喜欢热闹。
我们成家以后，恒生真的像变了一个人，他陪着我去东南亚旅游，还送了我一个玉镯子，他说：“我年轻的时候什么都想买给你，可是没有钱。在台湾的时候，我有了钱，可是又看不到你。”
可那天买完这个镯子，我哭了。
有些东西是钱换不来的，有些东西是拿一辈子的时间换来的。
1998年6月，恒生早晨起来说自己心脏不舒服。我说你先躺着，我买回小菜来喊儿子开车过来，陪你到医院看看。
可是，等我回来，恒生躺在床上已经去了，他脸上很平静，看样子没什么痛苦。
后来，医生说他是大面积的心血管破裂，心肌梗死，猝然离去。
读者 2013年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