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永安
电影《成为简·奥斯丁》末段，简和汤姆·勒弗罗伊私奔。途中，简得知，汤姆将失去他本可以继承的一切，还要负担很多家人的生活。简绝望了，她和汤姆有了一番悲切的深谈：
简：“如果我们的爱会毁掉你的家人，它也会毁掉自身！”
汤姆：“不！”
简：“会！它会在内疚、悔恨和自责中慢慢消亡。”
汤姆：“胡说！”
简：“这就是真相，从矛盾中显现出来的真相。我们要微笑着接受它，否则我只能认为我们从来没有相爱过。”
汤姆：“请别这样……”
简：“再见。”
真是一段惊心动魄、一针见血的对话，男女的分野，像被劈开的山谷，显露出截然不同的地心。
简·奥斯丁是个细腻的写作者，《傲慢与偏见》的初稿写于21岁。為什么不能毅然做一个“在路上”的女作家，与相爱的人一道，在一无所有中创造别样的生活？男性永远不能问这样的问题，更不能像汤姆·勒弗罗伊那样毫无准备。漂泊的女作家世世代代都有，但那只能是她们自己的选择——赫塔·米勒、林芙美子、大卫·妮尔、萧红……
多年前，我曾得到一本冰心的散文集《拾穗小札》，1964年出版，封面素淡。里面有一篇，写冰心到俄罗斯访问，看到当年列宁藏身于山林，写出《国家与革命》的那个树桩。冰心十分惭愧，说自己写作时一定要在窗明几净、舒适温馨的书房里才安心。大概世界上的作家无论男女，都可以分为两种：属于书房的和属于路上的。要走哪条路务须想清楚，不然坐在书桌前想路上，走在路上想书房，一辈子彷徨。简·奥斯丁想得很清楚，所以告别很果断，虽爱，却不流连。
读者 2017年1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