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界文学和数字时代的比较文学——被忽视的2017 美国比较文学学科“海斯报告”*

曲慧钰 天津师范大学

　　自1960年成立以来，美国比较文学学会每十年便会编制出版一份学科报告，对比较文学的发展进行评估和预测。历年来，美国比较文学学科报告一经出版便会引发广泛关注和持久讨论。然而，2014年集稿、2017年出版的《比较文学的未来：美国比较文学学会学科状况报告》却并未引起学界的重视，汉译本迟迟未能问世，CNKI上只有三篇文章 分别为焦鹏帅：《学科边界的消弭与生态世界主义大人文学科的建构——以〈比较文学的未来：美国比较文学学会学科状况报告（2017）〉为例》，《中国比较文学》2018年第2 期，第214-217 页。［JIAO Pengshuai，“Xueke bianjie de xiaomi yu shengtai shijie zhuyi darenwen xueke de goujian”（A Review on），（）2（2018）：214-17.］；秋叶：《美国比较文学学会学科现状报告〈比较文学的未来〉出版》，《国际汉学》2018年第1 期，第15 页。［QIU Ye，“Meiguo bijiao wenxue xuehui xueke xianzhuang baogao chuban”（The Publication of），（）1（2018）：15.］；麦永雄：《间性研究：从比较文学到跨语境诗学》，《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5月8日，第A05 版。［MAI Yongxiong，“Jianxing yanjiu：cong bijiao wenxue dao kuayujing shixue”（Interology Studies：From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o Trans-Contextual Poetics），（），May 8，2020，A05.］。有所涉及，国外的学术论文也少有谈论。美国比较文学一直被认为是全球比较文学的风向标，而比较文学又是所有学科的“首席小提琴”，但有关整个学科未来发展的报告却被排除于学界的关注视野之外，原因何在？这是否意味着比较文学危机的真正到来？它的现状和发展不再引人关注？亦或是源自报告本身价值的缺失？

　　“海斯报告”共分为七个主题，包含54 篇相关论文。它延续了以往报告对跨学科进行讨论的传统，但涉及论题更为广泛。厄休拉·海斯（Ursula K.Heise）在报告的前言中指出，未来几年比较文学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确保将比较的理论和方法传播到人文科学中的新兴跨学科领域，新报告广泛的主题、多元的学术背景和多样的文章组成方式显示了新世纪后的十年间美国比较文学学者的多种尝试，其贡献正在于对比较文学所做出的重新构想，在学科间达成平衡、民族间进行对话，对世界文学的接续探讨、对新兴技术的关注，显示了比较文学的人文关怀和在数字时代寻求突破的努力，如标题所示，这也许就是比较文学发展的未来。

一、叙述新范式：“大数据”时代的比较文学

网络和信息化时代的文学研究一直是比较文学关注的重点，早在2003年的学科报告中，苏源熙（Haun Saussy）便以“信息时代”为题对文学的阅读方式进行了思考：我们生活在信息丰富的时代，“根据Google所言，世界是宽阔的……而且是可以即刻搜索的，可以一路搜索到其最遥远、最隐秘之地”（美）苏源熙：《新鲜噩梦缝制的精致僵尸——关于文化基因、蜂房和自私的基因》，任一鸣、陈琛等译，见苏源熙主编：《全球化时代的比较文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48 页。［Haun Saussy，“Xinxian e meng fengzhi de jingzhi jiangshi”（Exquisite Cadavers Stitched from Fresh Nightmares：Of Memes，Hives，and Selfish Genes），trans.REN Yiming and CHEN Chen，in（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ed.Haun Saussy，Beijing：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15，48.］，因此“细节重于一切的文本细读和似是而非的传统文学批评一定是过去信息贫乏的交际的症状”。大数据时代的文学阅读更显示出新范式的变革，一个被检索的关键词和文本以跳转的方式链接着具有相关性的其他信息，打破了文本阅读的序列化线性结构，取而代之的是文本的无限展开和广泛链接。然而信息的易于获取却也显示了其价值的某种缺失，使得“知识景观过于平坦”。因此，新型技术和媒体的广泛参与如何改变了文学的话语系统？数字人文如何影响着比较文学的发展？比较文学又如何适应数字人文学科的现状？我们如何理解比较文学所扮演的“可以理解和干预媒体文化的产生与消亡，其快速变革有时超过社会、法律和知识创新” Ursula K.Heise，“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the New Humanities，”in，ed.Ursula K.Heise（London&New York：Routledge，2017），4.的独特角色？关于比较文学的以上种种不确定性成为学者们更关心的话题。

　　数字化带来的变革首先体现在文本的呈现方式上。不同于以往报告印刷出版的成稿方式，“海斯报告”曾在2014-2015年间创建了一个可供提交论文的网站进行征稿，并于2017年由劳特里奇出版社以纸质印刷本的方式出版。在“海斯报告”中，重要的研究文献不再以纸质文本为唯一的呈现形式，而是借助数字化平台参与到信息共享和与读者的互动中来，正如主编海斯所说，“ACLA 报告形式的变化和表达方式的更新本身就追踪了这门学科的动态演变和发展”，也由此显示出比较文学对数字化时代的回应。

　　莫莱蒂是从事数字人文研究的重要学者，其贡献在于文学研究中方法论和工具论的变革，他借助“长时段”内大量数据统计所显示的文学外部力量关系来阐发和说明文学之内部因素的发展演变及其主要原因的“远距离”阅读方法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在2017年的报告中，他与海斯再次探讨了新时代数字人文的价值和使命。在回答海斯“过去十年中文学研究出现了何种新变式”的问题时，莫莱蒂对当今数字人文发展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担忧：数字时代虽然为比较文学带来了数据统计上的无限可能，但关注的焦点仍然局限于英语语料库，由于文本研究对统一语言的需求，新的革命性工具与其应用领域中存在的地方主义衍生为共存的矛盾体，“大数据为比较文学带来了巨大而不幸的后果，数字人文科学基本上是在文献研究领域发展起来的，而这些领域几乎都集中于英语语料库，即美国的英语”，“现在美国拥有着数字人文这个新领域，并且在文学内部，95%的数字人文工作都是关于英美的。它可能是‘地方化的’（provincialized）——但这其实就是全部！这是一个悖论。就好像这个新工具给民族文学领域注入了许多新的活力：美国的英语，法国的法语，意大利的意大利语等等，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来看，这是很不幸的。” Ursula K.Heise，“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omputational Criticism：AConversation with Franco Moretti，”in，ed.Ursula K.Heise（London&New York：Routledge，2017），272，274.此外，数字人文在发挥强大存储能力的同时却也面临着“理论不足”的难题。他指出，大数据在快速量化和可视化研究客体的同时，也面临着信息甄别的难题，“当研究者通过数字工具对研究对象进行量化时，必须对量化的实体进行精准的定义，我们必须以更大的怀疑态度来看待所使用的概念。”

　　数字时代为比较文学带来了数据统计上的无限可能，却也不得不面对数据库的简化分析、信息整合有效性的不足和统计方法的不完善等难题。在莫莱蒂看来，数字人文不过是数字时代对文学、文化史采取的科学、理性和解释性研究的形式，它必须从理论出发，并将理论的潜在秩序转化为实在秩序，由此创造出新的文学概念。而数字化分析显然为这一概念的形成提供了可能和参照。

二、研究新范式：世界文学的新转向

在为2003年报告撰写的《恐怖主义时代的比较文学》中，德扎拉·卡迪尔（Djelal Ka‐dir）对2014年学科报告的场景进行了设想：“比较研究的十年已达到信奉庞大体系的顶峰。……从世界性的文学历史迷雾中走向一种抽象的世界文学概念，是他们高效的最佳典范。”（阿富汗）德扎拉·卡迪尔：《恐怖主义时代的比较文学》，任一鸣、陈琛等译，见苏源熙主编：《全球化时代的比较文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89 页。［Dtalal Dadir，“Kongbu zhuyi shidai de bijiao wenxue”（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an Age of Terrorism），trans.REN Yiming and CHEN Chen，in（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ed.Haun Saussy，Beijing：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15，89.］如今看来，卡迪尔的预测被有效地证实了，在过去的十年间，世界文学成为了比较文学研究中最具创意的概念之一，并引发了学界的怀疑与争论。

　　在《作为形象和背景的世界文学》中，达姆罗什接续了对世界文学的探讨。指出在“形象/背景”的反转中，民族构成了世界文学阅读的大多数经验，而对于比较文学的未来而言，“即使我们继续在更广阔的世界中进一步探索民族传统，也要更深入地研究处于民族中的世界。” David Damrosch，“World Literature as Figure and as Ground，”in，139.

　　面对文学全球化带来的“标准化”威胁，达姆罗什曾在《如何阅读世界文学》（）一书中为作者的写作和读者的阅读提供了两个策略，即去地方化（delocalized）和全球本土化（glocal） 即Glocalization（由globalization 和localization 组合而成），这一术语流行于19 世纪90年代，指寻求进行“全球化的思考，本地化的行动”（think globally and act locally）的非政府组织的个人、团体、机构等。参见Damrosch David，（Oxford：Wiley-Blackwell，2009），109.。在报告中，达姆罗什通过博尔赫斯与科塔萨尔、叙述者与美西螈、卡夫卡与里尔克、巴黎与布宜诺斯艾利斯间的互逆，以及西化的民族身份与文化记忆的交融碰撞重构了民族与世界、作家与传统的动态转化：在全球化时代，对世界文学作品的审视不能忽略其所产生的民族语言文化语境，而作品也只有超越特定的国别民族边界才有了世界性意义。

　　以上2017年报告的内容也被延续到2020年达姆罗什的写作中，表达了他的连续性思考。在美国疫情期间，达姆罗什发起了“八十本书环游地球”活动，其报告的大部分内容以减缩版的形式被纳入其中。也许，达姆罗什有意在这篇发表于三年前的报告中对有关民族与世界的动态关系进行考察，让因疫情而封闭的人们思考那些社会政治斗争和国际上日渐盛行的保守主义倾向：文明自古以来互相连接，而割裂的国际政治局势和以民族为单位的自我封闭根本不可能实现，由此体现了比较文学的政治意义和危机时刻不退缩的人文力量。

　　尽管对世界文学的讨论已持续了十余年之久，但需要注意的是，世界文学体系的建立并非以抹煞主体性为代价，而正是建立在多元主体性之上，才有了所谓的“世界”存在。正如萨义德所说，“每一文化的发展和维护都需要一种与其相异质并且与其相竞争的另一个自我（alter ego）的存在。自我身份的建构……牵涉到与自己相反的‘他者’身份的建构，……每个时代和社会都重新创造自己的‘他者’。”（美）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三联书店，1999年，第426 页。［Edward W.Said，（Orientalism），trans.WANG Yugen，Shanghai：Shanghai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1999，426.］在全球化的语境下，重新强调世界文学的建构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随着世界文化及语言版图的重新绘制，“世界文学”已不再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构想，而是一种正在迫近的现实和未来，正如凯蒂·特伦彭纳所言：“2014年美国比较文学学会的报告表明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不仅健在，而且会在相互依存中渐入佳境。”（美）凯蒂·特伦彭纳：《世界音乐，世界文学——一种地缘政治观点》，任一鸣、陈琛等译，见苏源熙主编：《全球化时代的比较文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45 页。［Katie Trumpener，“Shijie yinyue，shijie wenxue——yi‐zhong diyuan zhengzhi guandian”（World Music，World Literature：A Geopolitical View），trans.REN Yiming and CHEN Chen etc.，in（），ed.Haun Saussy，Beijing：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15，245.］

三、理论新范式：学科的跨越与共建

“跨学科”理念的出现是伴随着美国学派对比较文学领域的开拓而兴起的。在《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功用》中，雷马克（Henry H.H.Remak）首次将跨学科研究确立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主题。随后，法国学者让·皮埃尔·巴利塞里进一步从跨学科角度重申了文学与其他学科的联系。此后，跨学科越来越成为研究者的关注重点。伯明翰学派的出现，以及80年代的文化研究转向显示出这一新兴概念的持续生命力。然而，跨学科在延展比较文学边界的同时，也造成了学科界限的模糊。20 世纪70年代开始，原本作为雷马克定义中恒定一极的“文学”在美国比较文学研究中逐渐隐身，取而代之的是对女权主义、殖民主义和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关注。

　　对于跨学科的思考，是历年来美国比较文学学科报告的传统。1965年发表的列文报告（）明确将跨学科作为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并确立了跨学科研究的合法性。1975年的格林报告（）则将研究落脚于文学与人文学科的连接上，由此谨防“学科交叉所导致的松弛”。1993年的伯恩海默报告（）“多元文化”的标题扩宽了比较文学的研究视域，却也消解了比较文学研究的“文学性”，并对比较研究的文化转向和跨学科的重新书写进行了暗示。面对伯恩海默报告文学性的失落，苏源熙报告则重新讨论了比较文学研究的对象与方法问题，企图纠正学科的泛化倾向，并引发对比较文学学科“危机”的思考。

　　作为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的研究员，海斯将跨学科的领域延伸到了环境人文主义、动物研究和气候变化上。她指出，在过去二十年里，生态批评和环境人文是新兴跨学科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环境人文主义新研究的展开，“未来几年比较文学学者最艰巨的任务之一是重新思考诸如文化、社区、政治、语言、意义、记忆、叙事、权利和自我等概念，超越它们纯粹的人类含义，这也是对当前理解文学和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挑战。” Ursula K.Heise，“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the New Humanities，”in，299.海斯的研究为文学研究带来了新的视角，也引发人们思考：作为文学批评方法而存在的生态与环境批评在比较文学中的应用是否属于跨学科的领域？如此延伸的视角会不会导致比较文学再次陷落于学科属性丧失的窠臼之中？

　　当今的学术研究愈加呈现出学科整合的趋势，多种交叉学科的兴起昭示着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必然性。然而需要明确的是，在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中，文学是始终不变的主题和研究阵地，我们必须“关注学科内部对话的阐释”，以此“敲响所有借用了我们思维方式的学科大门”，在宣告自身的同时，也要“感谢其他学科”。

结语

苏源熙指出，在新世纪后的十年发展中，比较文学对象与方法论的缺失已经转变为一种补偿性力量：“如果比较文学缺乏其他学术专业（academic specializations）的坚实界限，那么它也可以避免被它们所包围……它可以超越国家和语言的边界，追溯到过去，在不同组织形式的社会中恢复知识的生产和传播方式，同时免受狭隘主义和必胜主义的影响。” Haun Saussy，“Comparative Literature：The Next Ten Years，”in，26.亦参见苏源熙：《语文学与比较文学的危机》，曲慧钰译，《中外文化与文论》2021年第49辑，第100 页。［Haun Saussy，“Yuwenxue yu Bijiao wenxue de weiji”（Comparative Literature：The Next Ten Years），trans.QU Huiyu，（）49（2021）：100.］每一部作品都可成为比较文学研究的对象，厘清作品在不同文化系统中的差异性理解和评价，及其被研究的路径和方式，需要比较学者付出最大的努力。如他所说，在未来的十年里，比较主义者必须捍卫自己的立场，在日渐萎缩的人文学科领域保持学科本身特有的差异性，在勇于跳脱现有学科理论框架的研究中，“比较文学的持续性危机才找到了归宿”。

　　作为新数字时代的学科报告，“海斯报告”集稿方式的网络化、呈现方式的多样性、对数字人文的关注、对世界文学的探讨无不显示着以其为代表的比较文学研究新范式的转变。然而，作为危机之后对学科现状的考察，“海斯报告”却在国内外学界遭到冷遇，这与以下因素的影响不无关系。

　　首先，海斯报告缺乏伯恩海默报告和苏源熙报告的明确性。报告呈现的广阔视角、相对庞杂的论题和兴盛已久的生态视角未能如标题所示提供一个系统性的研究方法。其次，报告视角的广泛延伸，难免导致比较文学再次陷落于学科属性丧失的窠臼之中。最后，海斯报告没有延续苏源熙报告在发行后集中探讨的传统，未能提供对话和回应。由此也造成了海斯报告影响力的不足。诚然如此，但“在所有人文学科里，比较文学也许是最自觉意识到自己问题的一个学科，所以也好像总是处于某种危机之中” 张隆溪：《从外部来思考——评ACLA 2005年新报告兼谈比较文学未来发展的趋势》，任一鸣，陈琛等译，见苏源熙主编：《全球化时代的比较文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92 页。［ZHANG Longxi，“Cong waibu lai si‐kao ——ping ACLA 2005 nian xinbaogao jiantan bijiao wexue weilai fazhan de qushi”（Penser d'un dehors：Notes on the 2004 ACLA Report），trans.REN Yiming and CHEN Chen etc，in（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ed.Haun Saussy，Beijing：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15，292.］。十年过去了，比较文学非但没有在预言中走向死亡，反而催生出新世界文学 Cheah Pheng，（Durham，NC：Duke University Press，2016），23-45.在该著作的第一章，谢平教授提出了“新世界文学”的概念，即the new world literature。、星球文学（美）佳亚特里·C.斯皮瓦克：《一门学科之死》，张旭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章。［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Death of a Discipline），trans.ZHANG Xu，Beijing：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14，chapter 3.］在论及全球化问题时，斯皮瓦克在其著作的《一门学科之死》中用“星球”（Planetary）概念来说明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她指出星球化的比较文学是辅以区域研究和跨边界的特性，并将其想象为“作为星球的，而不是大陆的、全球的或者世界的”文学研究。、星云文学（美）唐丽园：《反思世界文学中的“世界”：中国大陆、台湾，东亚及文学接触星云》，见大卫·达姆罗什、刘洪涛、尹星主编：《世界文学理论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62-279页。［Karen Thornber，“Fansi shijie wenxue‐zhong de‘shijie’：zhongguo dalu Taiwan dongya ji wenxue jiechu xingyun”（Rethinking the World Literature：East Asia and Literary Contact Nebulae），in（Theories of World Literature：A Reader），eds.Damrosch Da‐vid，LIU Hongtao and YIN Xing，Beijing：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13，262-79.］在该文中，唐丽园教授借用普拉特的“接触区”概念，将不同接触空间成为“星云”（nebulae/nebulas），并由此提出了“艺术接触星云”和“文学接触星云”的概念。等概念，并在数字化人文时代完成了新范式的转变。其对于大数据的关注和新世界文学的探讨为新时代的比较文学研究提供了有效参考，显示了文学研究数字化和数据化的范式转变，催生的新兴学科和由此引发的理论探讨无不昭示着比较文学更加光明的未来。

　　Bernheimer，Charles，ed..Baltimore：Johns Hopkins UP，1995.

　　Damrosch，David.：.Princeton and Oxfor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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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ise，Ursula K.，ed.：.London&New York：Routledge，2017.

　　Helgesson，Stefan，et al.，eds..Berlin&Boston：Walter de Gruyter GmbH，2020.

　　（美）大卫·达姆罗什：《什么是世界文学？》，查明建、宋明炜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Damrosch，David.（What is World Literature？）.Translated by ZHAMingjian and SONG Mingwei etc.Beijing：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14.］

　　（美）大卫·达姆罗什、刘洪涛、尹星主编：《世界文学理论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Damrosch，David，LIU Hongtao andYIN Xing，eds.（Theories of World Literature：AReader）.Beijing：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13.］

　　（美）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三联书店，1999年。

　　［Said，Edward W.（Orientalism）.Translated by WANGYugen.Shanghai：Shanghai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1999.］

　　（美）苏源熙编：《全球化时代的比较文学》，任一鸣、陈琛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Saussy，Haun，ed.（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anAge of Globalization）.Translated by RENYiming and CHEN Chen etc.Beijing：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