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 南/著
一
父亲说，我没钱了。父亲站在我家客厅里，他的灰蓝色中山装泛白，蓝布帽檐撑不起，软塌塌地搭在前额。父亲像是长途跋涉，他疲惫而忧伤，单薄得像是要随时飘走。
我正要从钱包里拿钱，却又醒了。躺在黑暗中，拥被发了好一阵子呆，黑的空间里似乎全是父亲疲惫而忧伤的眼神。
几年了，父亲每一次到我梦里来都是这样的装束、这样的眼神，像是从我们身边离开，父亲便走回很久很久以前的过去，走回他为全家人奔劳的岁月里。他泛了白的中山装和他塌了帽檐的蓝布帽子，从我孩提时代穿越而来，一次又一次出现在我梦里，让我在无数个黑夜里独自黯然神伤。
时间大段大段荒芜，脑里大段大段空白，我得回头翻找才能记起那个日子。2011年3月21日。那天，我没有了父亲。那一天像是不存在的。在我记忆里，我找不到父亲即将离去的样子。
我的记忆停留在2011年2月2日，那一天是除夕夜。那年的除夕夜和过去所有的除夕夜一样温馨，全家人围坐在暖暖的火盆旁看我帮父亲穿上我带回来的过年新衣，父亲上下打量自己，笑呵呵的，他略带遗憾地说，暖是暖了，可惜太重。大衣厚实，里面是一层厚厚的绒毛。我买它的时候只想着它的暖了。我说，明年，明年我买一件轻的回来。
我不知道没有明年了，一个多月后，我就没有了父亲。
那些日子，我被年的味道蒙骗，一点儿也看不出我将要失去父亲。父亲也丝毫没有流露出颓败的样子。他和往常一样，每天一大早起床，出门游游脚，吃早餐，然后回家和他的孙子孙女们坐在客厅里看电视。
父亲看起来是那么健康，除了骨质增生，他的身体找不出大的毛病。可是，那只是假象。它蒙骗了所有的人，包括父亲自己。对于离去，父亲和我们一样猝不及防，我们都以为那一天还很远。
父亲的离去磕开了一道豁口，我蓦然看到时间的黑洞。它隐于某一个未知的地方，等着将我的亲人吞没，将我吞没。我的母亲，我的兄弟姐妹，我将一个个失去。直到有一天，失去的是我自己。
二
我不是第一次面对亲人的离去。在我出生之后，在父亲逝世之前，我依次失去了祖母、六堂哥、小叔叔、四伯、姑妈。只是那个时候，岁月还没有成长到让我认识悲伤。
祖母是我来到这世上第一个离去的亲人。那时候我四岁或五岁。那时候，饥饿像鬼魅一样弥漫整个逻楼街，漫长的，贯穿了我的整个童年。
祖母应该在病榻上躺过，只是我的脑子里没有关于这方面的记忆。我只零星记得祖母的房间终日充斥着药酒呛人的味道。她的脚患有风湿病，肿得穿不进鞋子。她常常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地立在堂屋中央骂她的某个孙子或孙女，坐下来的时候就用手使劲捏掐她风湿的肿脚。
有一天，祖母突然躺进棺木里，被停放在她拄着拐杖骂人的堂屋中央。母亲将一块白布缠到我头上，我抬头，看到家里每一个人的头上都缠有一块白布。几乎是一夜之间，家里变得富足而热闹起来。白晃晃的大米、肥油油的猪肉，一筐筐堆放在地上。一匹匹贴着黄纸或绿纸的各色花布从高高的墙板上悬挂下来，铺满堂屋四壁。麽公们穿着绚丽的长衫，戴着怪异的高帽绕着祖母唱歌跳舞。蜡烛的焰、煤油灯的焰摇曳着淡黄的光，将每个人的面孔映得明明暗暗。街坊邻居们簇拥而来，他们围站在祖母四周，一边看麽公跳舞一边轻声交谈。
应该是有哭声的，可是，我在记忆里搜索不到它们。我只记得我的心被架上高空，那是一种莫名的想要飞翔的兴奋。我听从麽公的召唤，和哥哥姐姐们一起，一遍又一遍跪在祖母灵牌前叩头，像玩着一场好玩的游戏。麽公不召唤的时候，我就从密林一样多的大人们的腿缝间穿过，和邻家的孩子疯跑追逐，我一直笑一直笑，内心里抑制不住的快乐像不断分裂冒出的泡沫。那么多人在走动，那么多食物在烹煮，空气里挤满了人的气息和肉的气息。我是多么喜欢这样的场景，前所未有的富足和热闹，所有人的目光都汇集在这里，在我们家每个人身上。
一直到现在，每当我回想这段往事，我都会看到四岁或五岁的自己，亢奋莫名地来回奔跑，我的笑声夸张地刺向人群，招来周围大人们嫌恶的目光，母亲伸出手，用力敲打我的脑袋，她压低嗓门叱责说，不准笑，也不准跑！四岁或五岁的我捂着头，敏感地捕捉到母亲尴尬羞愧的目光飞快扫向人群。她和乡邻们一定都想不明白，这个孤僻怯懦的孩子今天为什么一反常态的活跃张狂。我飞翔在空中的兴奋被母亲这一敲打，石头般直线坠落，沮丧和懊恼沉甸甸地压在胸口。我的眼睛伸向堂屋中央祖母的棺木，隐约觉得，这样的日子，不应该快乐。
祖母的丧礼更像是一场盛宴。八仙桌整齐地从家门前的大路旁一字排开，粉蒸肉香甜的味道弥漫整条街道。上午是女宴，女人们坐到八仙桌旁，还没有动筷，就各自在面前摊开一张绿莹莹的芭蕉叶，也不知是谁的令下，所有的筷子依次从每个盘里夹起肉，放到芭蕉叶上——这是要打包拿回家给孩子吃的。打完包，女人们轻松多了，她们吃着桌上残余的菜，聊起家里的丈夫孩子。下午是男宴，男人们一坐到八仙桌旁就开吃起来，他们的筷子狠准地落在一块块肥肉上，他们的脸上却仍然保持谦逊有礼的神态。
祖母的子孙们不能吃肉，他们要吃素，一直到把祖母送到坟地里，直到麽公在一碗水里念咒施法，我们各自从头上戴着的白布里扯下一根白线，燃烧，把灰化进施有法术的水里，一口喝下——这个时间会很漫长，也许是九天，也许是半个月，也许是比半个月更长的日子。
我和弟弟站在八仙桌旁，看着那些肥肉馋得挪不开步子。我到底没忍住，偷了一片肉，和弟弟躲到没人的地方，忐忑不安地分食，我们当然不会忘记母亲的告诫，在吃素期间偷吃肉会受到祖母的惩罚。祖母在高高的天上，她能看到地上发生的一切，谁也瞒不了她。可是，我和弟弟太想吃肉了，我们已经很久很久没闻到肉的味道。
多少年后，我想起祖母，内心里仍然愧疚不安。祖母一定早就看到我和弟弟狼吞虎咽的那个下午，祖母一直没有惩罚我们，她到底还是疼爱她的孙子孙女。
我没有悲伤。我的记忆里也没有储存有悲伤。那些食物和人声淹没了我有关悲伤的记忆。
我记得小婶娘的悲伤。很多年前的那个傍晚，六堂哥躺在门板上，一张床单从他的脸上覆盖下来，他伸出床单外面的脚白净而修长。
小婶娘号哭着扑向六堂哥，她的头一次次撞向墙壁，哭喊着要去追赶六堂哥。六堂哥安静地躺在门板上，床单上大朵大朵的牡丹花，它们从六堂哥的头延绵盛开到六堂哥的腿。六堂哥的脚从花朵下伸出来，像是要随时站起来行走。
小婶娘的声音嘶哑，她瘫倒在几个妇人怀里，长长的手臂挣扎着，努力伸向六堂哥。
晚霞从山那边燃烧过来，魅一般的光影将我家坝院涂抹得热烈。六堂哥的头朝着大门，六堂哥的脚伸向大路，六堂哥每天清晨扛着包袱走出家门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朝向，可是，那个傍晚，六堂哥却再也无法走回家门。
六堂哥被人抬回来的时候，我正背着书包，仰头抄写电影院旁小黑板上用白粉笔写的电影名。我念小学一年级，我还认不全小黑板上的汉字。
街坊们走过我身旁，他们对着我喊，还不快回家，你六哥不在了！
街坊们的声音从我脚下一路铺开，我踩着这些声音奔跑，像踩着一个个不真实的梦，一直到，六堂哥赤裸的双脚直杵杵地向我遥遥伸来。
我远远站着，我手里捏着抄有电影名的纸片，我不知道应该拿它怎么办。六堂哥在恋爱，他关注每一场电影。每天放晚学路过电影院，我都把当天将要放映的电影名抄下来拿给他看。
我见过那个女孩子，六堂哥的女朋友，那个身材娇小的女子很不招小婶娘喜欢，六堂哥不愿意违背母亲的意愿，却也无法割舍对那个女孩子的爱，他只能在每个傍晚来临，和他心爱的女孩隔开好几个座位，像两个陌生人一样坐在露天电影院里看电影。
我很害怕，一个昨天还微笑的六堂哥就这样没了。小婶娘嘶哑的哭声撕裂满坝院的霞光，它们像碎纸片零散跌落在每个人脸上。阴冷灰暗的气息像是从六堂哥的光脚，又像是从小婶娘凌乱的头发，抑或是从比这些都更遥远的地方向我围拢而来，我突然感觉悲凉，沧桑超越年龄更早抵达我内心，我隐约看到在某一个未知的地方有一种无法抗拒的可怕力量。很多年后，父亲的离去让我再一次看到它们。
是一辆拖拉机带走了六堂哥。六堂哥卖烟丝，那种金黄色的烟丝是从贵州贩过来的。六堂哥赶每个流动的圩日，一个乡接一个乡赶下去，一周正好是一个轮回。那天，六堂哥赶的是沙里圩，回来的时候，拖拉机翻下了路坎。
除了小婶娘的悲伤，我已记不起太多的细节。六堂哥被埋葬在一棵茶油树下，坟墓潦草，他将不被纪念——因为，在桂西北乡间的认知里，没有子嗣的年轻人将从这里出发，重新投胎做人。
巫师说，六堂哥是来报恩的——前世，他欠了小婶娘的情，他与小婶娘的缘只有二十一年。报完恩六堂哥便回到花母娘娘那里去，重新化为一朵红花。花母娘娘的后花园只开两种花，红花是男孩子，黄花是女孩子，他们安静地开放，等待花母娘娘送他们去阳间，投胎成为人世间的男孩子和女孩子。
巫师的话像破译神秘时空的密码，小婶娘似乎找到了能抵达六堂哥的秘密通道。来不及流更多的泪，小婶娘就开始四处寻仙问神，她想作法让六堂哥重新回到家里来。我不知道六堂哥回来了没有。埋有六堂哥的油茶树下，荒草没膝，已然没有了坟的痕迹。这么多年过去，家里又增添了很多人。那么多侄子侄女，他们哪一个会是六堂哥呢？
小婶娘已年近八旬，她喜欢在吃过晚饭后坐到家门前和街坊邻居拉家常。没有人提起过去。过去被一个又一个翻过的白昼和黑夜层层覆盖。
某一天傍晚，一个小男孩从小婶娘身后跑过，他嘴里大声呼喊他伙伴的名字，那曾经也是六堂哥的名字。小婶娘愣了一下，突然放声大哭。她仓皇地四处寻找，大声追问，谁在喊呀？谁在喊呀？不能喊这个名字呀！我蓦然又看到小婶娘的悲伤，原来它一直在。它藏在小婶娘内心深处，被一个又一个日子覆盖，它很深很重，却又很浅很轻，只需一声呼唤就被从日子深处翻找出来。
我第一次明白悲伤，它不一定比痛更痛，却一定比痛更深更长。
三
堂姐拍打我家房门的时候，大约是凌晨四点。我打开门，堂姐的脚还没跨过门槛就冲着我吼，关机关机关机！老是关机！全家人打你手机打不通，你父亲不在了！
我站在客厅里，头顶雪白的灯光刺着我还没完全醒来的眼。我很恍惚，不知道是在梦里还是梦外。堂姐见我傻愣愣地不说话，缓了语气，说，别难过，人老了都会走的。
堂姐离开很久，我仍在恍惚。我环顾四周，在心里一点点还原堂姐到来的每一个细节。窗外漆黑，离天亮还有一段时间，我听见狗在小区里吠，声音在黑暗里似乎很寂寥很遥远。我确信，此时，我不在梦里。拿起桌上的手机，按下开机键，眼泪这才簌簌滚落下来。
我想起那一年，我也是这样关掉手机一个人跑到河南开封玩。整整七天，不与任何人联系。那时候我刚离婚，周围如潮的目光和问候让我抗拒厌恶。小时候的孤僻和敏感，在我长大后沉淀进骨子里，像隔着一堵墙，我走不近别人，别人也无法走近我，就连最亲的人也不能。
那次，回到家的时候天已很晚，我看见哥哥站在家门前，他隐在墙角阴影处，十五瓦白炽灯昏暗的光投落在他脚跟前狭小的空地上，哥哥看起来那么渺小孤独，我突然看到了自己，我和哥哥是那么相像，一样的渺小孤独。
看到我，哥哥眼睛里有火焰跳动，他咧开嘴冲着我笑了一下，竟是羞涩歉意的笑，像是一个陌生人，突然闯入了别人的领地，需要致歉和解释。哥哥说，父亲让他来找我。哥哥还说，要是今天见不到我，他们就报警。
说完这话，哥哥便找不到话了，我也找不到话，在我们沉默与沉默之间，来回翻滚许多话，许多牵挂和责备。可哥哥什么也没说。哥哥和我一样嘴拙，罗家的孩子都嘴拙，我们都继承了父母亲的羞于表达。
我跟着哥哥回家去见父亲，父亲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他的平静让我几乎怀疑，他曾经那样焦虑地寻找过我。
我仍然习惯关机。电话铃声会让我焦躁莫名——我会感觉压抑，像是有谁伸出手企图将我控制。这个习惯一直保留到那个凌晨，堂姐用力拍打我的房门。
我没有见到父亲最后一面。我赶到逻楼的时候，父亲的棺木已封上红纸。我只见到堂屋中央红彤彤的棺木，它孤独地横放在麽公搭起的屏帘后面。我想象父亲的面容，却怎么也想不出他躺在棺木中的样子。父亲在我脑海里仍然是一个月前我离开家时的模样。
母亲很平静。她安详地坐在角落里，看我们为父亲烧纸钱续香烛添灯油。在麽公做法事的三天三夜里，在送父亲去来世的路上，他的车马钱不能断，长明灯不能灭。母亲默默地坐着，麽公锣钹的喧嚣，街坊脚步的奔忙，似乎是另一个世界。
对于父亲的离开或自己的离开，在很多年前，母亲就已经做好了准备。那些寿衣寿鞋，母亲挑来选去，衣服的款式，鞋面的花样，每一种细节对比，每一种取舍都让母亲犹豫很久。母亲像挑选嫁衣，精心挑选自己和父亲的来世。
前世，今生，来世，母亲相信它们的存在，相信一个人的德行会延绵贯穿三界。今生的福是前世的德，来世的福是今生的德。母亲一生隐忍，与人为善，笃信有一个来世等着她积攒今生的德行。
姐姐说，父亲只是感冒。在老家打了几天针。她们耐心等待，以为父亲会像以前一样，烧很快退下去，感冒很快好起来。父亲的感冒却比往常顽强，像抽不掉的游丝，看似很快结束了，却总迟迟不能断根断底。姐姐说，她们没想过要告诉我，父亲和母亲也不让她们告诉我。感冒只是小病，就像人身上沾的灰尘，伸手拍拍就干净了。
我在忙。我不回家的时候，我就这样告诉父亲和母亲。父亲母亲从来不问我在忙什么，他们永远弄不懂文联是什么部门，可他们相信公家人，相信他们的女儿总有忙碌的理由。
其实我在逃避。那座名叫逻楼的小镇让我依恋又让我畏惧。那片生我养我的故土，我的亲戚藤蔓一样遍布大街小巷，他们看着我出生，看着我长大，看着我嫁人再看着我离婚。这很残酷。一个人赤裸着，无地遁逃。我不喜欢这种感觉，不喜欢一踏上故土就置身于亲人们用目光织成的网中。母亲从来不问我离婚的事，她不问原因和细节。每个节假日，她精心烹制我喜欢吃的食物，盼我归来，送我离去。母亲总是笑盈盈地，她站在车窗外，目送我一点点远离她的视线。我没有回头，我的眼睛盯着远方，却清晰地看进母亲心底，关于她女儿的终身大事，她酝酿了十几年，却一直不敢问出口。
父亲没能留下一句话。那天，父亲输着液，他的嘴无声张了张，姐姐问他话，他没应答。姐姐以为他口渴，便喂了他一些水。那些天，父亲一直很虚弱，他说话完全靠气息来完成。喂过水，父亲安静地闭上了眼睛。姐姐以为他睡着了，还帮他拉了拉盖在他身上的毯子。哥哥来换班的时候，父亲仍然闭着眼。哥哥看到输液管里的药水静止不动，叫来医生，这才知道，父亲已经不在了。
姐姐向我说起这些事时，我的思绪是飘忽的，我在想那条停止流动的输液管，父亲的生命一点点经过它，终于在无人知晓的时刻戛然而止。父亲最后想说的话到底是什么？他的灵魂是否还在附近徘徊？他会不会觉得遗憾，他没能等到他最小的女儿回来看他？
四
一个陌生男人从我身边走过，他看了我一眼，又看了我一眼，突然停下步子，问，你是罗炳回的孩子？我点头。他说，我一眼就看出来了，你长得像你父亲。
三十岁过后，我的脸庞褪去丰润，显示出岁月明晰的棱角。那些潜藏于我骨子里来自父亲的烙印，像融化的冰层，逐渐显现出它原来的模样。我越来越像父亲。我的眉眼、声音、性情，甚至某一个不经意间的动作或姿势，都能看到父亲影子一样存在。我无法藏匿，这个身材矮小脾气暴躁的男人与我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我看到我身上来自父亲的强大和弱小，像怜悯父亲一样，我深深地怜悯我自己。
每当我的目光无限怜爱地凝视我女儿的时候，我都会想起父亲。他的目光也曾这样停留在我身上吗？关于这个问题，如今，我已永远无从得知答案。在我记忆里，父亲是疏离而模糊的，他不知道他孩子在学校念的是几年级，不知道孩子的考卷分数，他甚至弄不清他每一个孩子的出生年月。他像一个不合格的农夫，随手撒出一把种子，便袖手等着秋天来临。
这样的记忆一直很清晰，直到我年过三十之后，某一天，我站在岁月这头望向那头，突然怀疑起自己的记忆。我发现，我的父亲竟然一路在奔跑，他从岁月那头奔向这头，每一个身影都保持着搏斗的姿势。
我仍记得小时候的很多个夜晚，哥老一出现在我们家门前，父亲就扛着锄头和泥箕，一言不发地跟在他身后。他们踩进夜色里，淹没在夜色里。他们的前方是医院，再往前是山野。等到哥老一和父亲从黑铁一样厚沉的黑暗里走出来时，母亲已在大门前备好一盆柚叶水，好闻的柚叶味跟随水的热气弥漫在夜空里。
父亲和哥老一轮番把手浸进柚叶水里。哥老一把手在空中甩了甩，一把抹到裤子上，他跟母亲道了声谢，独自再次走进夜色里。他无儿无女。他的家在街头，那是一个油毛毡棚子，棚子里有一张床和他从各处捡来的垃圾。
父亲和哥老一去埋死孩子。医院隔三岔五会有产妇产下死胎，那些来不及开放便已凋谢的孩子便交由父亲和哥老一趁着夜色埋进山野里。
哥老一出现在我家门前的那些个夜晚，我站在屋檐下看着他们在夜色里进出。我在想那些死孩子，他们会被埋在哪里？他们会不会变成一个个鬼魂，游荡在夜空里？柚叶水是驱邪的，那些鬼魂沾在哥老一和父亲身上，飘呀飘，飘到我家门前，哥老一和父亲把手浸进柚叶水里，沾在他们身上的鬼魂纷纷滚落下来，逃回远远的山野。这些鬼魂，他们害怕柚叶。
除了埋死孩子，父亲还做过许多事，赶马车、搬运、挖沙、卖老鼠药……父亲似乎什么都能做，什么都愿做，他像是生来就有无穷的胆量和力气。
很多年后，当我拥有了自己的孩子，我站在岁月这头望向那头，我看到八张嗷嗷待哺的嘴，他们挂在父亲身上，每天张大嘴巴向父亲要吃的。那是我们，父亲的孩子，我们让父亲顾不上畏惧。
很长一段时间，父亲与我们是疏离的。他动辄发火的坏脾气让我们不敢亲近。在我的记忆里，翻找不到有关他与孩子温情脉脉的细节。父亲是强硬的。他是王，他孩子的王。过去几十年里，父亲对我们说的话，浓缩概括出来大抵是六个字：斥责、叮嘱、吩咐。父亲从来不说想或者爱。我们都不说想或爱。这些湿淋淋的柔软温暖的字眼我们从来不使用。我们把它们深埋在心里，直到它们长成岁月的一部分。
说不清从哪一天起，父亲不再斥责姐姐了，不再斥责哥哥了。像节节败退的将军，父亲的领地一寸寸被他的子女占领。有一天，我将我参加工作后的第一个月工资交到父亲手上。那一刻我是自豪的，我想，那一刻父亲也是自豪的。我们都没有想过，这一递一接，无形中竟完成了某种交接。自那以后，父亲似乎一下子变成了孩子，或是，一下子变成了老人。他会伸过手来对我说，我没有钱了，给我一点钱用。那样的时刻总让我不由得怜悯，怜悯父亲也怜悯我自己，我看到生活沉甸甸地从父亲身上压过，又从他子女身上压过，我还看到岁月蛀空了一个男人的强硬。
这个家越来越不需要父亲发言，父亲对家事的决策权在哥哥娶妻生子后迅速弱化，也不知从哪天开始，街坊邻居们有事不再找父亲，他们越过父亲找到哥哥，俨然哥哥才是一家之主。父亲无事可做，便开始坐在电视机前和他的孙子孙女们一起看电视，动画片、言情片、武打片，他不挑剔，孙子孙女们看什么，他就看什么。父亲的话越来越少，电视机和孙子孙女们的声音遮盖了他的声音。
父亲像一枚钉子长久地钉在电视机前，他的八个孩子各自装出一副忙碌的样子，似乎不这样忙碌，生活就艰难到无以为继。没有人肯停下来多看父亲一眼，更没有人愿意坐下来陪父亲说话。我们都假装看不到父亲的寂寞。
父亲心里堆积有多少无人倾听的话呢？年轻时，他不能说，因为他忙着填饱八张幼小的嘴；年老时，他不能说，因为没有人肯坐下来听他说。从年轻到年老，父亲积攒的话早就葳蕤成参天大树，或是像书房里年久无人翻阅的书，积满厚厚的灰尘。
只需打开一个小小的缺口，父亲内心里拥挤的话就会奔涌而出，只是父亲没有机会。唯独的那次还是我的一篇小说需要了解凌云县解放初的一些事，从另一种角度说，我不是倾听，我是在索取。可父亲仍然是那么欢喜，他兴致勃勃地跟我说起他十六岁跟随四舅公打游击，从祥福村打到逻楼街，又从逻楼街打到凌云县城，队伍刚刚走到半路，就听到有人说凌云县城已经解放了，他们便又转回家来。那时候是1950年，《凌云县志》上有记载，1950年1月5日，凌云县城解放。
父亲说，平时，你哥姐都不喜欢听我摆这些，你喜欢听，我就摆给你听。父亲的眼睛亮晶晶的，像一个平素里不招家长疼爱的孩子，某一天终于做了一件令家长满意的事，迫不及待地向家长讨好邀功来了。
父亲的眼神让我疼痛。
五
姐姐跪在棺木旁，不断往火盆里投纸钱。说起父亲，她眼睛潮湿，迅速低下头，停止说话。
姐姐的话题很残忍，她挑起一个让人疼痛让人负罪的假设——假设尽快把父亲送到县城就医，父亲会不会还活着？
我不敢顺着姐姐的思路往下延伸，我害怕推想出那个令人心碎的结论。我有很深的负罪感。
火盆里的焰伸出长舌，迅速卷走纸钱，迅速变成灰烬。弟弟双手平放在膝上，低头盯着火盆发呆。弟弟形容憔悴，他刚刚从麽公的法事上下来，他已经三天三夜没睡觉了。裹在白色孝衣里的弟弟清瘦得让人怜爱。这个家里最小的孩子，父母亲最疼的孩子，他比我们多吃了母亲几年的奶水，比我们得到父亲更多的呵护。父亲走的这天，他在想什么呢？我抬头看哥哥，他端着父亲的灵牌，跟在麽公身后，对着父亲鞠躬。这个家的长子，我唯一的哥哥，我犹记得小时候受他欺负的点点滴滴，那些孩提时代的哭声和笑声，什么时候他已代替父亲成为这个家的依靠？
麽公一成不变的舞步似乎从很多年前祖母的丧礼一路不停歇地舞过来，他们领走了祖母，领走了六堂哥、小叔叔、四伯、姑妈，现在，又来领走父亲。在那个遥远的未知地方，父亲会与他的亲人们相遇吗？
锣钹声声中，父亲的车马走到哪儿了？马蹄疾疾，父亲可曾回头看我们？坐在角落里沉默的他的妻，他在她十一岁时遇上她爱上她。他耐心等她长到十六岁，长到十八岁，长到她成了他的妻。他们一起走过五十几年，他会不会记挂她，放不下她？
凌晨五点，是送父亲去墓地的时辰。桂西北的壮族，迎娶的吉辰在凌晨，送葬的吉辰也在凌晨。凌晨是一个干净的时辰，那时候天地安静，虫不鸣，鸦不叫，离黑暗越来越远，离光明越来越近。
哥哥走在队伍前头，他端着父亲的灵牌，一路沉默。父亲跟在我们身后，他睡在棺木里，他知道他长眠的地方。那地方是他和母亲共同挑选的。
火把沿着山路曲曲折折，香的红光在黑暗里明明灭灭，鞭炮阵阵，纸钱飘洒，这是父亲在人世间的最后一程。我跟在姐姐身后，我们的周围，白色孝巾在晃动，我的思绪一会儿飘得很远，一会儿飘得很近。黑暗里，父亲的笑，依然那么近，那么暖。我的眼泪抑制不住滚落下来。
在半山腰，在远远能看到父亲墓地的地方，麽公让送葬的女人们停下来。她们不能到墓地去。她们得立刻返家，并且，头也不许回。
我跪在路旁，等着父亲从我身边走过。我把手里的香插在路边，让它的光继续为父亲照亮。天色微亮，我能看清眼前的路，它们从宽阔的街道拐过来，逐渐变小、变弯，它们往山的方向蜿蜒，经过我家的地，经过小婶娘家的地，经过邻居家的地，再往上攀过一道长满荒草的小陡坡就到了父亲的墓地。
我的方向与父亲相反，我愈走，离父亲愈远。
我没有回头。所有老祖宗留下来的规矩，在父亲走的这天都变得郑重其事。在口口相传了几千年的告诫里，我们不能回头，因为父亲会因为我们回头而恋家。父亲会不舍，会徘徊不前。父亲不能滞留，他的魂魄得心无旁骛地一直奔向他应该去的地方。
父亲不能恋家，那个有他妻儿的尘世间的家，他再也不能恋了。
六
正如白天与黑夜总有衔接之处，乡人都相信总有一个途径能通往阳间和阴间。巫师是阳间唯一能骑着木马前往阴间的人，而阴间的魂魄也能依托梦回到阳间。
曾经有一段时间，父亲频频来找我，在梦里。他从门外走进来，走过我身边，转身又走出门外去。像是偶尔路过，顺便进来看看。
有一次，父亲走进来，他伸手在枕头边摸索。我说，爸，你在找什么呢？父亲说，我的手电筒呢？父亲离不开手电筒。我们小的时候，父亲用手电筒为我们起夜照明。我们闭眼躺在黑暗里喊，爸，我要拉尿。父亲从枕头边摸出手电筒，啪地推开按钮，光的柱便长长地伸出来，落在黑暗里。我们跟着光找到厕所，又跟着光爬回床上，父亲才又啪地关上手电筒。我们长大后，手电筒仍然跟着父亲。父亲用它起夜，翻找东西。在夜里，父亲不喜欢使用除手电筒之外的光源，我一直没问他为什么。
每一次梦到父亲，我都会打电话给母亲，让她在神台前烧纸钱给父亲。母亲照做了。母亲后来对我说，她烧纸钱给父亲的时候对父亲说，你小女儿给你送钱来了，送很多很多的钱，足够你用了。以后，别再去打扰你小女儿了。
母亲的话让我难过，我不是怕父亲打扰我，我是担心父亲在那边过得不好。我对母亲笑笑，没作任何解释。
从什么时候开始，父母与孩子之间用上了“打扰”这么生分的字眼？我们已经疏远到需要客气起来了吗？那么，我们是父母的客人还是父母是我们的客人？
母亲愈来愈小心翼翼，在与她孩子说话时，她的语气不再坚持，目光不再坚定。她像柔弱敏感的蜗牛，试探、犹豫地伸出自己的触角，然后等着观察她孩子的脸色。这个她花大半辈子经营的家似乎不再是她的家了，那群她怀胎十月含辛茹苦拉扯大的孩子似乎也不再是她的孩子。她更像是一个寄住在别人家需要别人施舍看别人脸色行事的风烛残年的老人。
前些日子，母亲病了。肺结核。劳累过度所致。确诊那天，哥哥姐姐对她一阵狠批，责备她不听话，不懂爱惜自己。母亲种玉米种菜，还喂养一群鸡，我们让她放弃，家门前就是市场，这些东西都能花钱买到。母亲嘴里答应，背地里却仍然我行我素，受批评的母亲垂着头一句话也不说，像做错事的孩子。
第二天，母亲搬到楼顶，说要自己开饭，说害怕把病传染给我们。母亲说话的时候极力避开我们的眼，我却看到她眼睛里的悲凉，那是一种被抛弃的凄惶，孤独无助。
母亲在指责里听出了什么？疏离？厌恶？嫌弃？母亲越来越不自信，她大半辈子的生活经验似乎越来越不够用，这个世界变化太快，孩子们的生活方式、处世观点与她认知里的是如此不同，她迷茫并怀疑自己，她不知道该坚持自己还是坚持孩子们。
我记得那一年，我站在凌云城嘈杂的街头给母亲打电话，告诉她我离婚的事。母亲在电话里惊讶得老半天说不出话。那个她喜欢的、嘴巧有礼的女婿，转眼间就与她没关系了，而这之前，她的女儿半点暗示都没有给她作思想铺垫。
母亲握着话筒沉默，良久，她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我心里快速闪过电话那头母亲的难过，她的心一定疼痛得说不出话来。
我也痛，只不过，疼痛传递的速度更为缓慢。几乎是在我三十岁之后，痛的感觉才开始像浪潮，一波波向我袭来，让我愧疚。我没跟母亲说对不起。对于最亲的人，我已经丧失使用语言去表达情感的能力，那些从心里爬出来的话，我一句也说不出口。我只是变得越来越柔软，越来越包容，对于父亲或母亲，我再也舍不得说出任何一句生硬的话，甚至做出一个不满的表情。
七
我害怕看到豁口，那些时间的黑洞，在我们奔跑的路上，某一个亲人突然跌倒。
二姐打来电话。她在电话里哭泣。二姐说，我得的是癌。我愣了一下，怀疑自己的耳朵。二姐又重复了一遍，我得的是癌。我浑身冰凉，开始听不见声音，二姐的声音和我自己的声音。我不知道话筒里我说了什么，二姐又说了什么，所有的语言所有的思绪突然凌乱，也不知道最后是怎么挂的电话。
那时候，我正坐在办公室里准备一个活动方案。窗外是春天，阳光明媚得能从人的心里滴出暖意来。我好一阵子恍惚，电脑屏幕里的字糊成一团，再也无法继续。站起来，走到窗前，二姐的哭泣声仍在耳畔。我看见树的新绿，娇嫩地缀满枝头。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可我的二姐却遇上了她人生中的大劫。
年前，二姐说不舒服，大便不畅，疑是肠炎。去了县医院又去了市医院。结果却说是直肠癌。我们都不信。二姐少有病痛，从小到大身体就比其他姐妹强壮。她不抽烟不喝酒，没有任何不良嗜好。这么好的人，怎么可能会被癌找上？
我们都希望能像烂俗的电视剧情节，二姐只是误诊，是某一个糊涂的医生或某一台老朽的仪器误断的结果。像做一场噩梦，睁开眼，一切又回到原来。二姐也从绝望里，背负星光一样弱的希望，辗转两个更权威的医院。南宁，广州，仍然是癌。二姐彻底崩溃了。她拒绝治疗，她不想挣扎，她要从这里倒下，直接跌进黑洞里。
我第一次知道原来二姐这么脆弱。可之前，她和父亲一样，是家里最坚强的人。在过去漫长的贫困里，二姐像一个无所畏惧的战士，和父亲共同站成家里阻挡风雨的墙——母亲柔弱，大姐多病，父亲不得不独自面对生活的艰辛。你知道生活的，很多时候，我们需要面对的并不仅仅是贫穷本身。
好在有二姐。
在我记忆里，二姐如同父亲，同样的疏离坚硬，可我们都依赖她，就像依赖父亲一样。
很多年前的那个圩日，父亲的摊位被一个城里人霸占。那是一个用木板钉成的架子，父亲用它摆卖老鼠药已经很多年了。那天早上，我走过街头，看到一群人围站在一起。我挤进去，看到父亲与一个男人对峙。男人年轻、高大，带着城里人藐视一切的霸道。矮小的父亲站在他面前，显示出明显的劣势。我的心怦怦狂跳，我看着父亲怒气冲冲的脸，看到了父亲内心的苍白无助，我还看到生活呈给我们全家人的所有卑微，它暴露在狼藉一地的木板架子里，暴露在围观人兴奋莫名的脸上。
我隐在人群中不敢出声，我害怕这样的场面。我是父亲的孩子，我想我应该站出来。可我不敢。我身体里有一千只手在拼命拽我，我迈不出脚步。那一刻，我希望我是隐形人。我多么害怕父亲看过来，要是他看到自己的女儿站在人群里围观自己，那该是怎样的悲哀？
二姐挤进人群里，她手里提着一把斧头。那是家里劈柴用的，父亲每晚都把它磨得锃亮。二姐一言不发地走到那男人面前，一言不发地盯着他看。事隔多年，我已忆不起那个男人最后是怎么离开的。我只记得二姐的眼睛，阴郁、执着、凶狠，完全不是一双少女的眼。
我曾无数次设想我猝然处在生命尽头时会是怎么样的心情，每一次都让我恐慌不已。我的人生还有很多不舍，那么多梦想还没来得及实现。我不明白二姐，她有丈夫、孩子，还有母亲和众多兄弟姐妹。这世上有那么多让人无法割舍的事物和梦想。况且二姐还如此年轻。
从医院回来，二姐便沉默了。她变得倔强而尖锐，——那是一种刻薄的尖锐。像是一瞬间长出浑身的刺，又像是隔着辽阔的河，二姐将自己推离，使我们无法接近。
我远远看见二姐，她从很多年前向我走来。那是我考上师范学校的那一年。二姐送我。我们辗转几次车，穿过车水马龙的百色城，二姐把我送到学校，帮我注册，为我整理床铺。二姐说，好了，妹，我走了哦。二姐回头看见我泪眼汪汪，笑了笑，说，别担心，慢慢就习惯了。那一年我十四岁，第一次离开家，二姐知道我的忐忑。
我站在宿舍门前目送二姐，心里满是惶恐和依恋。二姐下到楼底，回头看了看我，走到楼的拐弯处，又回头看了看我。
我不知道二姐是什么时候开始变得温润的，她眼睛里母性的味道越来越浓，我是如此地依恋这种味道。在我们家里，在我们长大之后，这种味道越来越浓郁，像磁场，我们紧紧相依。
我们都不愿意放手，就算是悬在崖边一根最细小的藤，我们也要二姐死死抓住不放。
那段时间，我特别害怕接到家里的电话，有关二姐的每一个消息都让人焦虑。她的抗拒让我们无措。还有母亲，她知道什么是癌，她唯一的亲弟弟，我的舅舅半年前刚刚因癌去世。现在她女儿病了，她心里该是怎样的恐慌呢。母亲却出乎意料地平静，她举了发生在逻楼街的无数个例子，证明癌的稀松平常。然后，拿起鸡蛋和香烛，出门去找巫师烧胎。巫师念着二姐的名字，把鸡蛋放在火边，鸡蛋“嘭”地爆开，巫师根据鸡蛋裂痕就知道二姐冒犯了哪路鬼神。
当然稀松平常了。我们小的时候，只要得了什么奇怪的病，母亲就去烧胎。母亲相信，法力高强的巫师一定能烧好二姐的病。
二姐蜷缩在角落里阴沉着脸沉默不语。她似乎被蛀空了，空的眼神，空的思绪，空的身体——只不过几天时间，二姐便憔悴消瘦得没了人形。我们对着二姐，像是对着空气说话，我们的话穿过二姐身体，撞到墙上，又原封不动地弹回我们耳边。
一直到二姐的两个孩子回来。两个大孩子，一个高中生，一个大学生，长得都比二姐高大。他们一左一右抱着二姐，像他们妈妈一样，一句话也不说。他们只是流泪，流很多很多泪。他们的泪烘软了二姐，二姐也流泪，流很多很多泪。
二姐又挣扎起来，去广州做手术。她醒来的时候，看到我们围在病床边，便咧开嘴，努力笑了笑。二姐很虚弱，豆大的汗水不断从她额上、脸上、脖上冒出来。我和五姐拿着毛巾不停为她擦汗。二姐心里似乎压有很多很多话，她急着要把它们全都说出来。但她没有力气说完一句完整的话，便把一句话分成几截，续续停停地说给我们听。她说，医生告诉她，手术很成功。医生还说，她的癌是早期。
二姐诉说着，她很吃力，汗水更快地往下淌。避开二姐的视线，五姐偷偷抹了泪。从知道二姐患癌那天起，五姐抹了好几次泪。我心里酸酸的，连忙把头扭向窗外，夏天的阳光正穿过窗台，亮灿灿地铺了一地。泪眼蒙眬中，我又看到那根悬在崖边的细小的藤，二姐正死死抓住它努力往上爬。
晚上，我给母亲打了一个电话，向她报平安。母亲的声音远远地从话筒里传来，我能听到她的心从很高很高的地方掉下来。
母亲已从楼上搬下来了，她在电话里向我描述小侄子争抢她熬的骨头粥的情景。哥哥到底没有嫌弃她，他让他最疼爱的儿子和母亲一起，吃母亲熬的骨头粥。母亲有些得意。
我在电话里叮嘱母亲诸多事项，注意什么，不能做什么，应该做什么。母亲一一应答，像个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