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开门见山
自古以来，广西是一个山国。广西东有六万大山，北有九万大山，南有十万大山，西则成了云贵高原。对于广西人而言，开门见山，不是说话作文的修辞技巧，而是日常生活的司空见惯。不过，这里所说的山，却不是自然之山，不是那些试图让广西闭关自守的自然之山，而是修辞之山，说的是广西文学那些越过了广西疆域，屹立于中国文坛的山峰、高峰。尽管我们对广西当代文学的跟踪研究已经持续了三十多年，但是，当我们在编选广西壮族自治区六十年文学大系的时候，仍然不断有发现的惊喜。在这里，我们不妨开门见山，首先呈现一份广西文学的中国之最，让读者看看广西文学六十年高原上的高峰，共同见证广西文学六十年的历程：
中国港台新派武侠小说的创始人梁羽生（1952）；
创办台湾《现代文学》，引领台湾现代主义文学潮流的白先勇（1960）；
继《白毛女》之后中国新歌剧发展历史上的第二个里程碑彩调剧《刘三姐》；
新中国第一部也是最优秀的音乐风光艺术片电影《刘三姐》（1962）；
引起中越两国领导人高度重视的话剧莎色等创作的《南方来信》（1965）；
第一个在中国大陆刊物发表的当代台湾小说白先勇《永远的尹雪艳》（1979）；
中国大陆第一部探索话剧谢民创作的《我为什么死了》（1979）；
中国第五代导演诞生地广西电影制片厂（1983）；
中国文坛第一篇寻根宣言梅帅元、杨克《百越境界——花山文化与我们的创作》（1985）；
新中国第一部反映国民党正面战场抗日的影片《血战台儿庄》（1986）；
中国女性文学代表作家林白崛起文坛（1989）；
中国今日批评家成长的摇篮《南方文坛》（1996）；
边缘崛起的“文学桂军”（1996）；
中国文坛的常青文学品牌“广西三剑客”（1997）；
中国第一个大型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2003）；
传承抗战文化城精神血脉的大学文化品牌“新西南剧展”（2014）；
中国文坛的新品牌“广西后三剑客”（2015）。
如果说以上项目尚属于单项冠军，那么，我们也不妨通过中国最前沿的批评家对广西文学的评价，看看中国文坛格局中文学桂军的团体表现：
这就是广西人：纯粹、丰富、血性，广西不出好作家、不出好作品那就奇怪了。然而，广西就这样在奇怪与不奇怪之间，在中国文坛的中心与边缘游走了几十年。地域的限制，广西有不少好作家被中心化的宏伟叙事遮蔽了。但现在，广西人又要做点事，这次是限于文学方面。目标不是天津卫，不是山海关，北京不过是轻取的第一块领地而已。广西人做事总是有点魄力，做文学也是如此，眼高手硬，这就是改革开放后的广西人的风格。两年前，广西文学院就搞了签约作家，令大多数省、市、自治区的作协文联相形见绌。1997年冬，广西召开鬼子、东西、李冯的作品讨论会，俨然是在推出一个文学冲锋队。事实上，这个冲锋队正在冲上20世纪90年代文学的阶段性高地，他们的写作给萎靡困顿的文坛造成有力的冲击。特别是鬼子、东西、李冯这三位，称之为“广西三剑客”并非夸大其词，他们的写作显示了当代小说久违的那种直面现实的勇气，一种毫不留情的揭示生活痛楚的笔力，给人以强烈的震撼。尽管他们三位的美学观念未必相同，风格各异，但对现实表达的那种直接性是他们的共同特征，从他们的写作中，可以感受到一种直接现实主义的美学力量。
这三个作家同出于广西，他们风格其实大相径庭。但他们的存在给当代文坛输入了活力，他们的存在恰如其分地在当代中国文学最薄弱的那些环节起到支撑的作用。鬼子多少有些暴力化的写作倾向，给软弱的文学写作注入一种强硬的力量；东西的诡秘使当代小说叙述的呆板裂开一道缝隙；而李冯的灵巧也使笨重的文学获得暂时的轻松。我知道广西汇聚了一批极有才情的作家，如海力洪、凡一平，等等，他们都很有实力，跃跃欲试，虎视眈眈。桂军势不可挡，迟早要拿下中国文坛的半壁江山。
20世纪90年代开始，广西年轻一代的作家如东西、鬼子、李冯等冒了出来，他们以现代和后现代的叙述方式呼啸而来，让文坛大吃一惊。有人说，他们与过去的广西文学毫无关联。事实并非如此。人们之所以会有这种印象，不过是由于他们的文化符码不再单纯。他们的作品体现出文化时空重叠的时代特征，多种文化因素被打成碎片，又重新糅合在一起。在他们的现代和后现代叙述下面涌动着浓厚的本土经验。这浓厚的本土经验恰是他们与广西大地和传统相沟通的桥梁。这就注定了广西文学不会跟着时尚起哄。广西的日常生活并不乏时尚。漫步在漓江、阳朔的洋味十足的酒吧街，人们或许会被这里的美酒香风熏醉。但文学的头脑却保持着清醒，作家们没有装模作样地吟唱些许小资情调，或者扮酷式地来一点身体写作、欲望化写作，而是直接面对底层的苦难。这构成了当下广西文学的主调。更重要的是，同样是苦难叙述，他们并不像西北作家笔下的叙述那么沉重、绝望。苦难成为他们直面现实的兴奋剂。另一方面，广西作为一个经济后发地区，迫切希望在现代化进程中追赶上去，参照发达地区，这里滋生起强烈的现代性焦虑。这是一个现实性非常强的问题，而广西新一代的青年作家准确地捕捉到了这种普遍的焦虑。
广西文学界，近年来成绩斐然，已经引起了全国的瞩目。广西的一批中青年作家们，以其雄厚的生活积累和领异标新的探索精神，在小说、诗歌、散文、纪实文学、文学理论批评等领域均有建树，成为中国文坛不可忽视的力量。广西的文学评论刊物《南方文坛》，团结和吸引了全国一批实力派批评家，成为我国文学评论界的权威性阵地。
广西有鬼子、东西、凡一平、黄佩华等一批具有全国性声望的作家，广西也有映川、李约热、纪尘等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当然，从广西还走出了林白、李冯。对于我来说，提起广西就会想起它的文学，在我心中的中国文学的地图上，广西远不像它的地理位置那么偏远，它正处在中国文学创造的中心地带。
在商品经济大潮不断侵蚀、威胁文学的时候，许多省份的文学或是勉强支撑，或是后继乏人，呈现出不容乐观的寥落前景。在这种普遍萧条的景况下，广西文学却始终保持旺盛的创作生命力，表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20世纪90年代，一批60年代出生的作家异军突起，祭起了广西文学新军的大旗，带着他们的巫气灵气鬼气水汽为中国90年代的文学风景增添了令人难以忘怀的旖旎；21世纪初，一批70年代出生的后起之秀又蓄势而发，呈现出井喷的壮丽。这令我们有理由相信，广西文学的未来是更值得我们关注的。
就我个人的阅读视野来说，除了像江苏等极少数地方，全国的绝大多数省份，暂时还无法与广西的文学实力相提并论。
文学桂军的崛起，既是改革开放催育的硕果，又是文化多样性视野下的区域文化崛起的一个印证。
他们的作品，都不是常态的生活的反映，是在常态之外、秩序之外的广西作家提供了一些另外的东西，带有一点野性，带有一点民间性，带有一点江湖气息、文学气息、生活气息、人性的气息。这是广西作家群给中国文坛带来的贡献。
广西作家有个共同的特点，简单说，就是“野生”。“野生”与野心、野性、荒野相关联，也与生态、自然、乡村密切联系。“野生”和人工是相对应的，人工往往是被加工的，受过训练，写作中规中矩，当然，也往往透露出一股书卷气。
“野生”的另一层含义是富有创新精神，不拘陈规，勇于创新，带着野性和野心。
广西地处西南边陲，是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民族文化共生地带，语言文化非常丰富，20世纪80年代以来，林白一代、东西一代壮年作家力作不断，李约热、朱山坡等青年作家平地崛起，陈谦等海外华文作家影响日新，文脉不断，枝繁叶茂，成为当代文坛一道奇观。再者，地处边缘，文化繁复造成了广西作家在语言上的特殊性，他们在创作中使用的都不是纯粹的普通话，也不是标准的北京话，强烈地体现出语言多元杂交的优势。
中国文章之道讲究起承转合，开门见山之后，不妨从头说起，看看广西文学六十年的沧桑历程。
20世纪50年代：多民族元素凸显
回望1950年代的广西文学，我们可以发现它主要来自三个文学传统。第一个是秦似、梁羽生、白先勇（回族）所代表的桂林文化城文学传统。作为在抗战桂林文化城成名的作家，秦似的文学声誉与抗战桂林文化城联系在一起，如今人们更倾向将秦似定位于一个杂文作家，殊不知，50年代的秦似，更多的热情投入戏剧改编和小说创作中，他改编的桂剧《西厢记》《秋江》由广西桂剧团演出，盛况空前；他创作的小说《太白山下》则是在巴金主编的《收获》杂志刊登，这或许是广西作家首次在《收获》上刊登小说。梁羽生（梧州蒙山人）在桂林文化城度过他人生的高中阶段，正是在桂林文化城，他大量地汲取了新文学的营养，实现了新旧文学在他个人精神世界的融合。1954年，因为一场武术门派的比武打擂，在香港《大公报》任职的梁羽生，将新文学理念注入旧武侠传统，写出了武侠小说《龙虎头京华》，开创港台新派武侠小说先河。之后，梁羽生一发而不可收，又完成了《七剑下天山》《白发魔女传》等名作。而出生于桂林文化城的白先勇，50年代定居台湾，1958年，正在台湾大学外文系上学的白先勇在夏济安主编的《文学杂志》上发表了他的短篇小说成名作《金大奶奶》，从此走上文坛。
第二个是以陆地（壮族）、苗延秀（侗族）为代表的延安文学传统。40年代，苗延秀和陆地都曾在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接受过革命文学的洗礼，延安革命文学传统从此成为他们文学创作的精神血脉。1954年苗延秀以苗族“嘎别福歌”形式创作的长诗《大苗山交响曲》由新文艺出版社出版，1958年，他在《红水河》创刊号发表了小说《解除旧约》，1959年，他的长篇叙事诗《元宵夜曲》开始在《红水河》连载，当年的文学史有如此评价：“侗族诗人苗延秀的《大苗山交响曲》和《元宵夜曲》，以热烈的情感、优美的语言，深刻地反映了广西苗族和侗族人民反封建的斗争和社会生活。”二十年后，北京大学张钟等著《当代文学概观》亦有类似说法。对于陆地来说，1950年代，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长篇小说《美丽的南方》的写作，该书始写于1953年，完成于1959年，成为作者给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献礼作品。如今，人们更多认为该书反映了南方民族地区土地改革的历史，但是，作者则反复强调，对知识分子精神成长的关注，是他写作该书重要的主题。
第三个是以韦其麟（壮族）、包玉堂（仫佬族）为代表的广西本土民间文学传统。1953年，十八岁的中学生韦其麟就在《新观察》第15期上发表了处女作《玫瑰花的故事》，该诗很快被译成日文、英文，向国外介绍。1955年，已经上大学的韦其麟又在《长江文艺》6月号发表了叙事长诗《百鸟衣》，很快被《人民文学》《新华月报》转载，1959年被纳入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优秀文艺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后还收入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年出版的《中国新文艺大系·1949—1966年少数民族文学集》和花山文艺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共和国文学作品丛书”《诗歌卷》。苏联《文学报》专门介绍了韦其麟的《百鸟衣》，文章称：
长诗的人民性鲜明地表现在作者所运用的艺术技巧中。他这样描写自己的英雄人物，古卡种的包粟“比别人高一半”，古卡长到二十岁，他“打死过五只老虎，射死过十只豹子”；依娌的美貌“像天上的仙女一样”，依娌是个聪明伶俐爱唱歌的姑娘，她绣的蝴蝶“差点儿就飞起来”，她绣的花朵“连蜜蜂也停在上面”。这种描写的方法与民间文学很近似，所以这诗就有一种特殊的风格。
文学史家李鸿然称：“《百鸟衣》不仅是韦其麟的成名作和代表作，而且是中国当代多民族诗坛上的艺术珍品。”韦其麟因此成为最早获得全国声誉的广西诗人，并于1996年和2001年分别当选中国作家协会第五和第六届副主席。显而易见，韦其麟的诗歌创作深得广西民间文学的滋养。1957年，包玉堂同样以民歌的意趣获得了主流文坛的赞赏，《走坡组诗》最初发表于《作品》1957年12月号，很快收入1957年度的全国《诗选》，并译成英文在《中国文学》上向国外推介。
桂林文化城的知识分子文学传统、延安的革命文学传统和广西本土的民间文学传统，共同构成了广西50年代的文学景观。随着1958年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成立，广西文化构成中的多民族元素日益凸显，融入知识分子文学和革命文学营养的广西民间文学传统，逐渐在广西本土成为强势。
20世纪60年代：《刘三姐》高峰耸立
壮族自治区的定位，为广西多民族文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60年代的广西文坛，多民族文学获得了空前的发展。陆地继长篇小说《美丽的南方》之后，1962年在《广西文艺》发表了他的短篇名作《故人》。如果说《美丽的南方》只是侧面书写了一群知识分子在新时代的精神成长，那么，《故人》则聚焦式地写出了一个知识分子在旧时代的幻灭，发表当时即被认为是“广西小说创作不可多得的佳作”。
莎红（壮族）虽然有其壮族的民族族别，但他似乎有为广西各个民族写诗的愿望。60年代，他写了《苗寨诗抄》《瑶寨诗抄》《侗寨夜曲》《仡佬寨诗抄》《彝寨组诗》，等等，广西各民族的生活在他的笔下都获得了诗意的描绘。这些书写广西各民族当代生活的抒情诗，大多由爱情、劳动、收获等内容组成，令人联想到传统的世外桃源或西方的伊甸园，成为广西多民族奇异风情和幸福生活的双重变奏。
60年代，已经从武汉回到广西的韦其麟，虽然经过反右斗争的挫折，但仍然坚持诗歌写作，先后发表了《红水河边的传说》《歌手》《凤凰歌》等叙事诗，保持着他在诗坛的影响。
1962年，曾经在钦廉地区和琼崖地区从事武装斗争的李英敏（京族）在《广西文艺》第12期发表了短篇小说《椰林蕉雨》，1963年又在《广西文艺》第3期发表了短篇小说《夏朗》，李英敏是第一个知名的京族作家，至今，尚未有京族作家超过李英敏的文学创作成就，他的上述作品均取材于作者在海南的武装斗争经历，属于革命历史小说。
说到广西的少数民族文学，不能不提《刘三姐》。
1960年，侬易天（壮族）在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一千两百行的《刘三妹》。这是一部根据民间传说创作的长篇叙事诗，它在民间传说的基础上对“刘三妹”（亦即刘三姐）的故事进行了大量改动和补充。
1960年，由柳州《刘三姐》剧本创作小组创编、广西壮族自治区《刘三姐》会演大会改编的新彩调剧剧本《刘三姐》由《剧本》正式推出。几乎同时，广西举办了《刘三姐》文艺会演活动，“有六十五个县文工团、剧团演此出剧……形成了一个群众性的《刘三姐》演出高潮”。研究者认为：
彩调剧《刘三姐》的诞生，在整个“刘三姐文化”的发展历程中意义重大。在表现形式上，它奠定了日后令大众熟悉的“刘三姐”形象的基础；在地域上，它标志着“刘三姐”从两广的表征收缩为广西表征的开始；在族群关系上，它与全国人数最多的少数民族——壮族，紧密而牢固地联系在一起。从这出彩调剧开始，“刘三姐文化”正式扎根广西，走向全国。其影响之大，可用1960年5月《文学评论》上一篇文章的观点作代表。文章说，《刘三姐》是继《白毛女》之后，中国新歌剧发展历史上的第二个里程碑。
1962年，电影《刘三姐》公映，1963年，获第二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音乐奖、最佳摄影奖、最佳美术奖和最佳配角奖四项大奖，“它不仅是新中国第一部音乐风光故事片，也是当时拷贝发行量最大的影片，后来发行到港澳地区以及东南亚各国，风靡一时，长映不衰。”
广西不仅是壮族自治区，而且是边疆地区。广西是祖国的南疆，与越南海陆相连，边疆性是广西很重要的属性。早在1964年，《广西文艺》9月号就刊登了敏歧的《写在中越边境》和莎红的《水口渔歌》两首诗歌，写的是中越边境的和平友好氛围，当然也写到越南的抗美斗争。的确，广西拥有南海北部湾大片海域，海洋与边疆是广西独特的资源，更是广西文学的优势题材。我们注意到，自1965年《广西文艺》2月号开始，《广西文艺》不定期地开设了诸如“反对美国侵犯越南民主共和国，庆祝越南人民反美斗争的伟大胜利”“全世界人民行动起来，迫使美国侵略者从越南滚出去”“坚决援越抗美，把美国侵略者从越南赶出去”等专栏，这些专栏不仅刊登广西作家的作品，刊登外省作家的作品，而且刊登越南作家的作品，充分显示了广西文学的边疆性质，显示了广西文学所特有的国际化特征。而莎色话剧《南海风云》的全国性乃至国际性影响，显示了广西文学的特殊意义和特殊地位。这是当代中国一段特殊的历史，也是当代中国一个特殊的文学类型，尽管时过境迁，但仍然有值得后人关注的地方。
60年代，定居香港的梁羽生继续在武侠小说这片土地上耕耘，完成了他的武侠小说代表作《萍踪侠影录》和《云海玉弓缘》，与金庸、古龙一起成为港台新派武侠小说的代表作家；在台湾大学外文系上学的白先勇，1960年与同学欧阳子、王文兴、陈若曦创办了《现代文学》，《现代文学》成为一代台湾作家成长的摇篮，白先勇本人，则写出了他的短篇小说代表作《玉卿嫂》《永远的尹雪艳》《谪仙记》《游园惊梦》等。白先勇的这些作品，已经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不朽的杰作。
60年代，有一些外省籍作家加入了广西文学的创作队伍，主要有河南籍作家刘玉峰和湖北籍作家秦兆阳。刘玉峰1949年随军南下广西，有过阳朔剿匪经历，长篇小说《山村复仇记》正是其亲身经历的书写，1963年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是广西出版界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由于小说本身的传奇色彩，该书赢得了很多读者。《山村复仇记》的成功对广西作家是一个启发，启发广西作家重视开发本土历史传奇资源。秦兆阳曾担任《人民文学》副主编，曾发表影响巨大的理论文章《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为1950年代中国文坛的重要人物，被划为右派后，1959年下放广西，1962年在《广西文艺》第5期发表中篇小说《一封拾到的信》，1963—1964年又在《广西文艺》连载长篇小说《两辈人》。作为中国文坛有影响的作家、编辑、理论家，秦兆阳下放广西，在广西文学界起到了文学导师的作用。
1960年代，广西文学旗开得胜，《刘三姐》从传说到诗歌，从诗歌到戏剧，从戏剧到电影，终于成为一个时代广西文学的高峰。陆地十年磨一剑，长篇小说《美丽的南方》亦成为那个时代广西文学的经典。遗憾的是，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爆发，陆地、秦似、苗延秀、莎红等广西文学标志性的人物，皆成为批斗的对象。1966年6月，《广西文艺》在出版了常规的第6期之外，专门出了一期增刊，该增刊几乎是一个批判作家陆地的专题，刊登了《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决定撤销勃勃党内外的一切职务》《请看，陆地的文艺思想反动》《不许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等文章。1951年创刊，始名《广西文艺》，1957年更名《漓江》，1958年更名《红水河》，1960年更名《广西文学》，1961年又更名《广西文艺》的广西文学“区刊”，1966年终于停刊。广西文学进入“休克”状态。
20世纪70年代：跨海峡文学对话
1971年，《广西文艺》复刊，更名《革命文艺》。《广西文艺》是全国文艺刊物恢复最早的刊物之一。“区刊”的恢复，意味着广西文学的复苏。1972年，《革命文艺》再度恢复《广西文艺》刊名。1972年，秦兆阳被宣布“解放”后到了河池都安，加入“三结合”创作组，受命写一部反映桂西大石山区“农业学大寨”的长篇小说。1975年，秦兆阳、蓝汉东等人合作完成长篇小说《穿云山》，1977年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与秦兆阳等人创作《穿云山》同时，陈肖人、饶晓等人组成的百色创作小组创作了长篇小说《雨后青山》，小说1976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广西人民出版社同时出版。
《雨后青山》和《穿云山》是70年代广西两部著名的长篇小说，它们留下了那个时代深刻的文化印记，既是那个时代的文学样本，也以文学的方式记录了那个时代的历史。
除了民族性和地域性，海洋性和边疆性仍然是广西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1973年，《广西文艺》第1期发表于峪的《南海捕鲨人》，这是海洋题材的短篇小说，引起人们的关注；到了1979年，因为中越边境战事，《广西文艺》又开设了专栏“自卫还击，保卫边疆”，刊登许多中越边境战事的文学作品，边疆题材又成为引人瞩目的文学题材。
70年代的广西文学，主要有两股新生力量。一股力量是“文化大革命”前受过大学教育的一批大学生，逐渐走上广西文学的前台，代表人物主要有蓝怀昌（瑶族）、韦一凡（壮族）、陈肖人、凌渡（壮族）、潘荣才、彭匈等人；另一股力量则是所谓“知青作家”，代表人物主要有聂震宁、冯艺（壮族）、杨克、林白、孙步康（壮族）等人。这两股新生力量70年代已经崭露头角，写出了他们稚嫩的作品，蓄势待发。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终结。1978年，改革开放启动，意味着一个时代的开始。
70年代的最后一年，广西文坛传来佳音。
在人们心目中，广西出现《刘三姐》这种淳美的民族土特产是可以理解的，但人们无法想象，广西能够最早出现充满实验意味的文学洋产品。如今我们很难相信，中国的探索戏剧是从属于边远地区的广西开始。1959年支边到广西艺术学院任教的谢民是中国探索戏剧的开拓者。《剧本》1979年第8期发表了谢民的探索话剧《我为什么死了》，谢民称之为“悲喜剧”，这是中国戏剧界最早的探索话剧，发表后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被罗马尼亚编入《二十世纪中国戏剧选》，先后由罗马尼亚雅西市瓦·亚力山德国家剧院和布加德斯特演出。《罗马尼亚画报》中文版1982年2月发表文章，称它为“最近似于欧洲话剧传统的一部剧本”；戏剧家沙叶新认为“此剧不同凡响，令人耳目一新；非但思想内容深刻，艺术形式也极为别致”。
《邕江》1979年第1期发表了李栋、王云高（壮族）合作的短篇小说《彩云归》，《人民文学》1979年第5期转载。《彩云归》在当时大陆文坛“伤痕文学热”的氛围中，别具一格，将目光投注于海峡对岸，讲述了一个台湾军人思恋大陆，终于回归的故事。小说获1979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是首度获得全国文学奖的广西作家、广西作品，被译成英、法、日等五种文字向国外介绍。
飘零的彩云终究要回归，尹雪艳故事中的人性奥秘永远都存在。当李栋、王云高这两位广西本土作家以《彩云归》向海峡对岸的台湾眺望的时候，广西籍作家白先勇的作品也开始了渡海之旅。《永远的尹雪艳》于1965年在台湾《现代文学》发表多年之后，终于在1979年由大陆《当代》创刊号转载。这是台湾小说首次登陆中国大陆刊物。两岸的广西作家以不约而同的方式展开了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文学对话。广西作家以这样的对话完成70年代的文学谢幕，堪称中国文学史上一个有意味的形式。
20世纪80年代：谋突围观念转型
如今80年代几乎成为中国文学的神话，相形之下，广西文学似乎黯然神伤。为什么这样说？是因为整个1980年代，当各省区作家纷纷在短篇小说、中篇小说、长篇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领域收获各类奖项的时候，广西作家无一斩获，几成“被遗忘的土地”。80年代的广西文学果真如此不堪吗？
事实未必如此。
对于广西文学而言，80年代是一个十年磨一剑的年代，是一个几代作家济济一堂的年代，是一个突围转型的年代。
“十年磨一剑”说的是黄继树经多年史料积累、文学创作而成就长篇历史小说《桂系演义》。
《桂系演义》讲述的是民国广西以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黄旭初为首的桂系集团从发生到覆灭的历史。从统一广西到出师北伐，从蒋桂战争到喋血抗战，从囊括半壁江山到瞬间风流云散，《桂系演义》既写出了民国时期的战争风云，又写出了国民党内部的分崩离析，更写出了“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现代历史进程，既是实事求是的历史，也是形神兼备的文学，以文学的方式呈现了“三分之一部中国民国史”，被喻为“当代的《三国演义》”。自1988年由漓江出版社出版之后，已经有多个版本，至今仍然为人们津津乐道，成为坊间声誉极大的长篇佳作。
几代作家济济一堂的年代指的是80年代广西文坛活跃着几代作家。
陆地、秦似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成名的老一代作家继续创作。陆地的长篇小说新作《瀑布》于1980年1月正式出版。秦似重操旧业，其杂文写作仍有活力，仍有锐气。莎红诗歌创作仍然一往情深。
“文化大革命”前接受大学教育的中年一代作家正值当年，纷纷拿出了他们的文学代表作，韦一凡的长篇小说《劫波》、蓝怀昌的长篇小说《波努河》、陈肖人的中篇小说《黑蕉林皇后》、凌渡的散文集《故乡的坡歌》等等。
知青一代作家锐气十足，成为80年代广西文坛主力。聂震宁改弦更张，他曾经以多民族叙事成名，80年代以《长乐》系列小说开启对文化传统的反思，变山歌体小说为杂文体小说，试图在广西的喀斯特地貌中寻找通往中原的暗河，在全国文坛产生了一定影响。张宗栻《漓水谣》《人雕》等漓江叙事，写出了桂林山水的神韵，耐人寻味。陈敦德以电影人的身份进入报告文学写作，写出了《毛泽东·尼克松在1972》等有影响的报告文学。林白80年代浮出文坛，开辟一片新的文学天地。孙步康的小说、黄琼柳（壮族）的诗歌在80年代亦有一定影响。
“文化大革命”后接受大学教育的青年一代作家脱颖而出。一批有过知青经历并且在知青年代发表过文学作品的青年作家文革后考上了大学，如冯艺、杨克、林白、彭洋，知青经历和大学教育使他们已经成为广西文坛成熟的青年作家。更年轻的一代大学生初出茅庐，如张燕玲、东西、凡一平（壮族），他们在大学时代浸润于80年代的文学热，走出校园后仍不忘初心，继续在文坛跋涉，他们迟早将在中国文坛打下一片属于自己的文学江山。
“转型”指的是广西作家文学观念的转型。
如果说50年代的广西文学来自桂林文化城、延安革命圣地和广西本土多民族文学传统，那么，60年代和70年代，广西本土多民族文学传统已经成为广西文学主流。这个主流一方面推波助澜成就了《百鸟衣》《刘三姐》这两座广西文学高峰，另一方面，也一意孤行造成了广西文学色调单一、内容浅显、形式简化的局面。因此，1980年代的广西文学开始谋求从八桂大地的崇山峻岭突围。
《广西文学》1985年第3期发表梅帅元、杨克的论文《百越境界——花山文化与我们的创作》。这篇论文是中国文坛最早的寻根文学宣言，早于郑万隆1985年第5期在《上海文学》发表的《我的根》、韩少功在《作家》1985年第6期发表的《文学的“根”》、阿城1985年7月6日在《文艺报》发表《文化制约着人类》。
这篇文章一方面明确了广西文学的审美文化传统——花山文化，它更接近以屈原为代表的长江流域楚文化；另一方面，文章表示，必须将古老的花山文化与现代的西方现代主义审美形态融合，在融合的基础上抵达广西文学新的审美追求——百越境界。文章中说：
花山，一个千古之谜。原始，抽象，宏大，梦似的神秘而空幻。它昭示了独特的审美氛围，形成了一个奇异的“百越世界”，一个真实而又虚幻的整体。
纵观今天广西文学作品的写法，与《诗经》为代表的黄河流域文化较为写实的风格更为接近，而基本上完全舍弃了与屈原为代表的长江流域的楚文化及更为离奇怪诞的百越文化传统的联系。我们的缺陷正是在于，只是过于如实地描绘形而下的实际生活，而缺少通过表现形而上的精神世界，来展示这一民族的历史和现实。
西方现代主义在这上面大做文章，把主观感强调到膨胀的程度：抽象、象征、表现、魔幻……主体压倒了客体，渗透了客体。客体在心灵的需求中变形了。单从这个意义上看，它与原始文化一脉相通。与其说现代主义是创新，不如说是更高意义上的仿古。
广西所处的地域，有着与文学创新观念很和谐的原始文化土壤，这是我们的优势。
关键不在于你写出了一个看得见的直观世界，而是要创造一个感觉到的世界。就是说，在你的作品里，打破了现实与幻想的界线，抹掉了传说与现实的分野，让时空交叉，将我们民族的昨天、今天与明天融为一个浑然的整体。这个世界是上下驰骋的，它更为广阔更为瑰丽。它是用现代人的美学观念继承和发扬百越文化传统的结果，如同回到人类纯真的童年，使被自然科学的真变得枯燥无味的事物重新披上幻觉色彩。
显然，1985年，当“文化寻根”思潮在中国文坛汹涌澎湃之时，广西作家领了时代风骚。在此之后，中国文坛说得沸沸扬扬的楚文化、屈原传统以及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在这篇文章中都得到了明确的讨论。这一代广西作家的“寻根”意识，并不是简单地表现民族生活或者民族文化，而是一种地域传统文化与世界前卫文化融通的方式，是以现代主义的文学观念观照原始文化，创造一个反理性的、变形的、感觉的、魔幻的、现实与幻想、传说与现实浑然一体的形象世界。
评论家黄宾堂曾在《南方文坛》1998年第3期发表《广西文坛的三次集体冲锋》一文，认为“百越境界”的提出及创作是广西文坛进军全国的第一次集体冲锋，并专门谈到“百越境界”作家群“从马尔克斯等拉美作家所展现的地域环境及心理背景中，发现与广西西南部地区的环境和背景竟有惊人的共通之处。显而易见，这一代广西作家与他们的广西前辈作家在文学观念上已经有了深刻的不同。如果说前代广西作家的文学经典范式是“十七年”文学经典，他们的文学形态是现实主义的，那么，这一代广西作家的文学观念已经走向世界，他们的文学形态是现代主义的。
这是一个重要的转型。过去的广西文学主要接受国内主流文学的影响，虽然出现过谢民“悲喜剧”的探索戏剧，但没有触动广西文学的主流形态。然而，梅帅元、杨克一代广西作家，有了明确的世界意识，他们开始直接接受西方文学的影响。他们虽然也重视广西本土文化资源，但这种重视已经不是题材意义上的重视，他们是用现代主义的文学观念去激活古老的广西文化传统，进而发现这种传统的价值，而不是用广西文化资源作为素材，去证明某种主流文学观。他们的文学转型，不仅是方法论意义上的转型，而且是观念意义上的转型。
正是在百越境界的影响下，1980年代广西文坛出现了一批具有鲜明探索色彩的文学作品，如李逊的小说《沼地里的蛇》《坐在门槛上的巫女》，李逊因为这些作品被认为是中国文坛最具有魔幻色彩的小说家。又如张宗栻的小说 《魔日》《大鸟》、梅帅元的小说《红水河》、聂震宁的小说《暗河》 《岩画与河》、杨克的诗歌《走向花山》《图腾》、林白的诗歌《山之阿 水之湄》、史晓京的诗歌《三月三》，等等。
80年代初期，广西本土之外，一位广西籍作家在中国文坛引起了广泛关注，他就是童年时代从北海移居北京，当时正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就读的陈建功。早在70年代，陈建功就开始小说创作，进入80年代，他的小说创作终于结出硕果。1980年和1981年，陈建功以短篇小说《丹凤眼》《飘逝的花头巾》两度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成为80年代中国高校文学声誉最高的在读学生。
80年代，陈建功之外，还有一位老人引起了北京读书界的注意，他就是柳苏，原名罗承勋，桂林人，抗战时期在桂林进入《大公报》，一直做到《大公报》副总编，1982年至1993年，他居住于北京，1986年前后，他在《读书》上发表了一系列介绍香港作家的文章，后汇集为《香港文坛剪影》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于1993年出版。柳苏的系列文章改变了人们心目中香港是一个文化沙漠的印象，使一批香港作家得到了大陆读者的关注。
80年代，还值得大书特书的是，中国第五代导演在广西诞生。1982年，广西电影制片厂专程派人到北京电影学院，请求他们派一套完整的人马到广西，人数可以在十人以上。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党支部书记韦彰是广西人，答应支持。于是，导演系张军钊，摄影系张艺谋、肖凤，美术系何群等外省毕业生被分配到了广西电影制片厂。1983年，广西电影制片厂组成青年摄制组，拍摄了由郭小川长诗改编的电影《一个和八个》，获得北京电影界的热情赞扬。1984年，广西电影制片厂邀请陈凯歌到广西拍片，并提供了张子良根据柯蓝散文改编的剧本《深谷回声》，陈凯歌与张艺谋合作，拍成了电影《黄土地》。
《一个和八个》《黄土地》的问世，揭开了中国电影史新的一页，张颐武指出：“《一个和八个》开始通过影像革命在中国提供了一种启蒙的欲望表述方式。《黄土地》则真正实现了‘第五代’早期的全部意图，他们所开启的道路则成为中国电影与外部市场相联系的开端。而广西的边缘的自由和开放反而成了一个异常有力的因素，促成了中国电影想象的国际化的历程。”因此，电影理论家倪震指出：“第五代电影是1983年从最边远的广西电影制片厂破土而出的。”
80年代广西最具影响力的诗人是杨克和黄堃（壮族）。更多的诗人还在默默前行。1988年，曾健杰在河池大化县创办了一份民间诗刊《扬子鳄》，这份民间诗刊一直坚持到1995年，麦子、阿权、刘春皆参与了这份诗刊的编辑。诚如主持人麦子所说：“它以特有的视觉、胆识，为中国现代汉语诗歌的民间精神，埋下了延续和传播的种子。”
80年代确实是中国文学激情洋溢的年代，广西本土最有才华的一批文人把他们的智慧和才华都献给了文学。
80年代的广西文学是以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学反思活动终结的，那就是“’88新反思”。所谓“’88新反思”指的是1988年，黄佩华（壮族）、杨长勋、黄神彪（壮族）、韦家武（壮族）、常弼宇五位青年作家集体撰写的《广西文坛’88新反思》系列文章。虽然系列文章命名为“’88新反思”，但公开发表已经到了1989年，文章充满火药味、冲击力的观点在整个广西文坛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后来被称为“文学桂军”的广西文学新生力量，以这样的方式登场。
20世纪90年代：新桂军边缘崛起
1990年，《三月三》第3期推出“广西青年30人作品专号”，聂震宁、凡一平、常弼宇、黄佩华、廖润柏（仫佬族，后来笔名鬼子）、黄堃、喜宏、沈祖连的小说，刘承辉、杨克、盘妙彬的诗歌，冯艺、黄神彪、庞俭克、包晓泉（仫佬族）、严风华（壮族）的散文，彭洋、杨长勋、张燕玲、黄伟林（壮族）的评论集体亮相。这个专号透露出来的信息是广西青年作家形成了团队，而且是作家与评论家联袂登场。
1990年，《上海文学》第12期同时推出喜宏、李希、黄佩华、常弼宇、小莹、岑隆业（壮族）的五部小说，这是广西作家在全国著名文学媒体的第一次集体亮相。
1991年8月，在诗人杨克、曾健杰的协助下，诗人非亚、麦子、阿权主持出版了《自行车》第1期，当时的《自行车》第1期还寄生在《扬子鳄》身上，为《扬子鳄》总第10、11期特刊，本期标明“观念91·广西青年诗歌大潮”，广西青年诗人以其特有的方式开始集结。
1993年，《当代》第3期同时推出常弼宇、黄佩华、凡一平、姚茂勤的四部中篇，这是文学新桂军在国家权威文学媒体的第一次集体亮相。
1994年，《三月三》第4期推出“新桂军作品展示专号”，喜宏、沈东子、东西、黄佩华、凡一平、鬼子、常弼宇、沈祖连、姚茂勤、陈爱萍的小说，冯艺、庞俭克、彭洋、黄神彪、包晓泉的散文，黄琼柳、黄堃、盘妙彬、黄咏梅的诗歌，黄伟林、杨长勋、李建平、张燕玲的评论又一次集体亮相。
“新桂军”，这是广西作家与评论家团队的一次重要命名。这个命名既是对民国广西军事业绩的致敬，也是对1993年文坛陕军崛起的呼应。正如20年代桂军曾经从镇南关到山海关所向披靡，30年代桂军领袖曾经在台儿庄立下丰功，“新桂军”的命名，自然寄托了广西作家冲击中国文学名刊，夺取中国文坛桂冠的愿望。黄伟林在《三月三》1994年第7—8期合刊发表《论新桂军的形成、特征和创作实绩》一文。后来，“新桂军”逐渐被“文学桂军”这个名字取代。文学桂军，成为90年代广西文学崛起的品牌标志。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1994年，已经离开广西定居北京的林白在《花城》1994年第2期发表了长篇小说《一个人的战争》。《一个人的战争》既是个人化写作的代表，又是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成果，它的发表，确认了林白在中国当代文坛作为女性文学代表作家的地位，王德威称“林白的小说仿佛要为千百同辈女子，写下‘一个人的战争’，一首变调的‘青春之歌’”。1999年以后出版的几乎所有中国当代文学史，都将林白纳入了专门评介的作家序列。而在《一个人的战争》之后，林白仍然创作了大量作品，而且大都成为评论家谈论的话题。
还应该一提的是，1994年，《广西文学》第6期策划了“广西‘下海’作家作品专号”，李竑、梅帅元、张仁胜等“下海”作家发表了他们“下海”经商之后的文学作品。从这个专号可以看出，当时的广西文坛仍然充满着张力，作家在文学与商业之间徘徊，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大潮同样席卷位置边缘的广西文坛。有意思的是，无论是执著于文学的作家，还是敏感于商业的作家，后来他们都获得了可观的成绩。
站在新时代的高度回望，可以发现，1996年是文学桂军崛起的关键一年。
这一年，张燕玲主持《南方文坛》全新改版。从此，张燕玲主持下的《南方文坛》虽然在体制上仍然属于地方刊物，却由于它的精英作者团队、前沿栏目设计、高峰话题策划和卓越品牌打造，成为中国文艺批评重镇、今日批评家摇篮，成为广西文学受到中国文坛关注的重要渠道。
这一年，《广西文学》第1期推出了由常弼宇、黄佩华、东西、凡一平、沈东子、陈爱萍、鬼子、李冯的作品所组成的“广西青年小说家八人作品专号”，文学桂军逐渐产生了它的领军人物。
这一年，东西的中篇小说《没有语言的生活》在《收获》搁了一年后终于发表，并在两年后荣获首届鲁迅文学奖，使二十年前李栋、王云高《彩云归》的获奖纪录终于刷新。
这一年，鬼子以《农村弟弟》（《钟山》1996年第6期）、《走进意外》（《花城》1996年第3期）、《谁开的门》（《作家》1996年第5期）三部中篇小说揭开了他重返文坛的序幕，并自称，1996年起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小说创作，真正理解什么是真正的小说，小说的本质是什么。
这一年，李冯从广西大学辞去教职，开始了他自由作家的写作生涯，在《花城》杂志上发表了他第一部长篇小说《孔子》。
这一年，广西区党委宣传部邀请三十名青年作家艺术家在宁明花山民族山寨召开“广西青年文艺工作者花山文艺座谈会”。与会代表就如何繁荣广西的文学艺术作了深入的讨论。时任宣传部长潘琦参加了会议，在总结会上作了《理清思路，强化措施，振兴广西文艺事业》的讲话。
“花山会议”之后，1997年4月，广西百名青年作者创作会在南宁召开，与1993年的“陕军东征”对应，有论者称这是文坛新桂军“文学北伐”的誓师大会。
1997年5月，广西首批青年作家招聘签约仪式在桂林榕湖举行，东西、鬼子、李冯、凡一平、黄佩华、沈东子、海力洪（回族）、陈爱萍八位小说家成为首批广西签约作家。这个具有创新意义的作家签约制度至今仍然被广西文坛津津乐道。
1997年12月，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广西作家协会、广西文艺理论家协会、《南方文坛》、《花城》杂志社和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数家单位联合召开东西、鬼子、李冯“广西三剑客”作品讨论会。
1998年，《南方文坛》第1期本期焦点栏目分别发表马相武《造势当下的南国三剑客》、黄伟林《论广西三剑客》和朱小如《“挑战”广西三剑客》等论文，《南方文坛》1998年第2期发表了陈晓明的论文《直接现实主义：广西三剑客的崛起》。2000年，陈晓明在《南方文坛》第2期发表《又见广西三剑客》。“广西三剑客”，作为一个文学符号、文学品牌，终于定格。
1998年，《青年文学》开辟“1998文学方阵”，以创作实力雄厚的省份为单位，集中展示最新的创作成果，每期一省，第二期展示的就是广西文学方阵，同时刊登了李冯、常弼宇、黄佩华、东西、鬼子、凡一平六位广西作家的小说。此举意味着文学新桂军已经进入中国文坛实力派阵容。《青年文学》主编黄宾堂认为：“广西文学近两年创作势头凶猛，大有井喷之势，不仅形成了一个有实力有后劲的创作群体，而且拿出了一批摆上当今中国文坛也不愧色的力作。”
90年代，广西戏剧界也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杨波、惠国兴编剧的《瑶妃传奇》（大型桂剧）荣获戏剧文华奖，张仁胜、常均剑编剧的《哪嗬噫嗬嗨》（大型彩调剧）和梅帅元、陈海萍、常剑钧编剧的《歌王》（大型风情壮剧）连续荣获曹禺戏剧文学奖。这些戏剧界最高奖项的获得，充分体现了广西戏剧文学的创作实力。当然，还应该提到的是，1998年，梅帅元开始了后来被称为山水实景演出的《印象·刘三姐》的策划和运作。
1999年，北京《民族文学》发表黄伟林《边缘的崛起》一文，展示了文坛桂军崛起于20世纪90年代的创作实绩。从此，边缘的崛起，成为用来描述广西文学现象一个约定俗成的短语。
批评家洪治纲曾经提出过一个问题：为什么广西这个经济和交通都并不是特别发达的边陲之地，却能够涌现出这样一群生机勃勃的文学生力军？
洪治纲列举了东西、鬼子、李冯、凡一平、海力洪、黄佩华、沈东子、陈爱萍、光盘、映川、黄土路（壮族）、纪尘、朱山坡、李约热（壮族）、锦璐、凌洁等人的小说，冯艺、张燕玲、凌渡、徐治平、彭匈、包晓泉等人的散文，张燕玲、黄伟林、李建平等人的评论，刘春、非亚、谭延桐等人的诗歌，以及从广西走出去的林白、杨克、黄咏梅，他专门谈到《南方文坛》“这本刊物不仅为广西作家走向全国发挥了重要的推介作用，也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平台”。面对他自己提出的问题，他的回答是，“广西的这种文学格局，犹如长白山的雾凇，是十几种甚至几十种因素合力而成的结果，它们缺一不可。”
历史正是这样以合力的方式将广西文学推向了时代的前沿。
20世纪00年代：诸文体风生水起
新世纪，两位曾经在广西文坛影响卓著的小说家有了新的人生定位：聂震宁全力以赴从事出版业，终于成为中国出版界重要的出版家；梅帅元创造性地推出《印象·刘三姐》，成为中国山水实景演出创始人。更多的广西作家仍然在文坛耕耘。
2000年，白先勇在《收获》第5期发表了长篇散文《少小离家老大回》，文章说到白先勇自1944年湘桂大撤退时离开桂林，五十六年未曾回过临桂老家山尾村。贺知章《回乡偶书》的诗意终于在白先勇的作品中回响。白先勇的作品绝大多数都是首发于台湾，《少小离家老大回》是否他首发于中国大陆文学期刊的第一个作品呢？
2000年6月23日，刘春创办了网络版扬子鳄诗歌论坛，这是中国大陆较早的诗歌论坛，也是中国大陆创建最早的网络诗歌论坛之一，它延续了《扬子鳄》诗刊的精神，为广西青年诗人创造了一个自由的直接交流的空间。
2001年，凡一平发表《理发师》。《理发师》与凡一平1999年发表的《寻枪记》这两个中篇小说在文学界影响并不卓著，但却以其独特的文化内涵和情节构思受到电影界的关注。先是青年导演陆川看中了《寻枪记》，将之改编成电影《寻枪》，后是画家陈逸飞看中了《理发师》，也拍成了同名电影。后来，凡一平还有多部小说被影视界拍成影视，成为最受影视界关注的小说家之一。
2002年，鬼子继东西之后，以中篇小说《被雨淋湿的河》荣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世纪之交广西作家连续两度荣获鲁迅文学奖，充分显示了文学桂军的创作实力。
2002年4月，1999年在北流创刊的民间诗歌刊物《漆》组织了首届广西青年诗会。这个诗会是广西诗人的一个新的集结。《扬子鳄》《自行车》《漆》三个民间诗刊均在会上亮相。
2003年，梅帅元“五年磨一剑”的山水实景演出终于“原形毕露”，广西美术出版社《阳光之旅》杂志推出“印象·刘三姐”专号，2004年，正式演出的《印象·刘三姐》在遭受市场冷遇不长时间之后大获成功，成为旅游演艺领域的“中国创造”。
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广西文学有三个女硕士值得关注。
2002年，在美国爱达荷大学获得电机工程硕士学位的陈谦，分别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她的第一个长篇小说《爱在无爱的硅谷》，在《小说界》发表了中篇小说《覆水》。不过，这仅仅是她的开始，数年后，在《收获》上发表《特蕾莎的流氓犯》，使陈谦得到了更多的关注。
2004年，映川、黄咏梅两位女硕士，同时发力。陈谦、映川在《人民文学》发表中篇小说《我困了，我醒了》和《不能掉头》，黄咏梅在《人民文学》发表短篇小说《勾肩搭背》和《草暖》。映川小说既有传统小说的情节结构，又有现代小说的哲理探寻，还有当下中国现实的各种社会文化心理的渗透。黄咏梅小说洋溢着珠三角文化圈的地域风情、语言风韵以及对这个中国成长最为迅猛的发达地区底层社会的体察入微的人文关怀。
2004年7月1日，上海《文学报》以整版篇幅发表黄伟林《从花山到榕湖——漫谈近年广西文学创作》一文，对广西90年代以来的文学创作进行了高度评价。
2004年12月11日，广州《羊城晚报·花地副刊》在“在现代性的焦虑中突围”的标题下以整版篇幅介绍广西文学。这是《羊城晚报·花地副刊》策划的华文文学巡礼的第二期，第一期介绍的是江苏文学。在权威性大众媒介眼里，广西文学处在了中国文坛的前沿地带。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的《中国文情报告（2004—2005）》专门收了贺绍俊撰写的《广西群体的意义》一节，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杨义指出：“在这部中国文情报告中，‘广西群体’是唯一以专节加以报告的区域作家群。”他认为：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广东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带动了广东文化的跃动，使广东成为领时代风气之先的区域，广东文化逐渐有了成为岭南文化代名词的趋势。广西文化由于与广东文化渐渐拉大的差距而被人们所淡忘和忽略，这种情景，直到上世纪末的最后几年里才有了些许的改变。造成这种改变的文化现象之一是近十年来广西文学的崛起，即以“广西三剑客”作家为代表的一批中青年作家的作品在中国文坛造成影响，形成一个有鲜明特色的作家群群体。
2006年，一个颇具创意的文化推广活动“广西文化舟”开进了北京，文学桂军自然是这个文化舟的主力，东西、鬼子、凡一平、张燕玲、梅帅元、张仁胜等文学桂军主力走进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著名高校，讲述广西的地域风情和文学故事。
2006年，一批中国著名的文学评论家纷纷在多种权威性的报刊上撰文，热情地肯定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广西文学所取得的重要成就，其中主要有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陈建功的《勇敢的推广 谦虚的请教》、《人民文学》主编李敬泽的《广西：创造力的来源》、北京大学教授陈晓明的《有一种性格和精神的广西文学》、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的《边缘的崛起》（《文艺报》2006年6月15日）、暨南大学教授洪治纲的《愉悦的见证——来自广西的文学冲击波》（《人民日报》2006年6月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柠的《广西的文学精灵》（《光明日报》2006年6月9日）和《小说选刊》主编贺绍俊的《为当代文学创造关键词》 （《光明日报》 2006年6月9日）。
2007年，贵阳《山花》的“中国文学版图”栏目里，继介绍北京作家群之后，发表了黄伟林《全面突围与边缘崛起——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坛新桂军的小说创作》一文，全面介绍广西小说家群。
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文学桂军在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各个文学门类均有可观的建树。
小说方面，林白的长篇小说《万物花开》《妇女闲聊录》《致一九七五》发表后均引起评论界极大反响；东西推出其苦心经营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后悔录》，得到批评界广泛好评；鬼子完成了由《被雨淋湿的河》《上午打瞌睡的女孩》《瓦城上空的麦田》三部中篇小说组成的“悲悯三部曲”；李冯为张艺谋编剧了武侠大片《英雄》《十面埋伏》；“广西三剑客”之后，李约热的《戈达尔活在我们中间》《李壮回家》《青牛》《涂满油漆的村庄》等作品引起文坛广泛关注；朱山坡从诗歌创作转到小说创作，发表了《我的叔叔于力》《跟范宏大告别》《陪夜的女人》等力作；凡一平继《理发师》之后，又创作了《投降》《怀孕》《扑克》等有影响的作品。值得注意的是，林白之后，一批广西女性小说家脱颖而出，除陈谦、映川、黄咏梅之外，还有纪尘（瑶族）、锦璐、凌洁、贺晓晴、辛夷坞等人。纪尘的《九月》《演员莫认真》、锦璐的《灰姑娘》《美丽嘉年华》、凌洁的《幸福嫁衣》《怀念父亲》皆在文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辛夷坞，她成名于晋江原创网，2007年连载长篇言情小说《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引起广泛关注，该书很快由朝华出版社正式出版，后来改编为电影获得金像奖、金鸡奖、百花奖等奖项。
诗歌方面，盘妙彬、刘春、刘频、非亚、庞白等诗人渐成气候，成为广西诗坛代表人物。
散文方面，冯艺从诗歌创作转入散文创作，连续推出《桂海苍茫》《红土黑衣》两本散文集，将诗情、哲思、人文体验融为一体，前者侧重八桂大地的历史文化叙事，后者侧重广西山川的民族文化叙事，开辟了广西散文创作的新途径；张燕玲以批评家身份介入散文创作，发表了《此岸彼岸》《耶鲁独秀》《朝云朝云》等一批力作，情系两岸，思接东西，理含古今，充分显示了批评家视野的阔大、情怀的高远和境界的深邃；严风华的长篇散文《一座山，两个人》竭力从土地那里寻找精神支持，出于最质朴的对于土地的情感，他选择了对自然乡野的回归。在长达十年的山野生活体验中，“用一座山来构造我的心灵之窗”，力求悟道，力求提升个人的精神境界；彭匈一批忆旧散文夹叙夹议，言语诙谐，叙事记人皆有意趣。2007年，《广西文学》推出“重返故乡”栏目，栏目持续十多年，既唤醒了广西作家的土地意识，又催生了一批可圈可点的散文佳作。
戏剧方面，齐致翔、杨戈平、王志梧的 《大儒还乡》（桂剧）集多项国家奖励于一身，荣获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优秀剧本奖，入选2005—2006年度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十大精品剧目，荣获全国第十二届文华奖文化剧目奖；常均剑的《天上的恋曲》（现代壮剧）入选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重点资助项目。值得特别提出的还有，张仁胜的实景演出剧本创作，诸如《天门狐仙》《康熙大典》《文成公主》《武则天》等等，张仁胜的实景演出剧本，为中国实景演出注入了丰满的戏剧性、浓郁的文学性和鲜明的思想性，独具一格，使中国旅游演艺的人文内涵获得大幅度提升。
显而易见，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文学桂军携90年代边缘崛起的雄风，八面来风，风生水起。
21世纪10年代：新时代多元共生
时间进入了10年代。2016年，白先勇在《上海文学》第1期发表了短篇小说《Silent Night》，这或许是白先勇短篇小说第一次在大陆文学期刊首发。如果说《台北人》记录了白先勇以民国历史为背景的沧桑感，《纽约客》传达了白先勇以中国人为背景的孤独感，那么，《Silent Night》则如白先勇所有作品一样，表现了这位将近八十岁的老人自进入文坛开始一以贯之的以人类世界为背景的悲悯情怀。
这个时代有一个新的命名：新时代。
仿佛是冲出了高山峡谷，越过了险滩激流，新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广西文学风平浪静，百川合流。
新世纪第二个十年广西文学值得关注的有如下三个现象。
首先是长篇作品的繁荣。
林白70年代开始诗歌创作，80年代开始小说创作，1990年代开始长篇小说创作，进入新世纪，长篇小说成为她文学创作的主要体裁。2012年，林白发表了对于她个人来说篇幅最长的长篇小说《北去来辞》。从《一个人的战争》的“逃离”到《北去来辞》的“回归”，林白用数百万字的个人化叙事去认识自我、发现自我，她在她的时间之流中经历过多么漫长的惊涛骇浪般的“迷失”，又收获了怎样风平浪静的“回归”？
2013年，凡一平发表了长篇小说《上岭村的谋杀》，小说融入了复仇、侦破等通俗小说的元素，还加入了对当下中国乡村社会现实的思考，既有凡一平小说原来的波谲云诡，又有回到乡土的沉潜厚实。之后，凡一平又发表了《上岭村丙申年记》《上岭村丁酉年记》，“上岭村系列小说”显示出凡一平重回乡土的努力，使小说创作从天马行空的想象虚构重新回到纷纭复杂的土地，有力地强化了凡一平小说的现实感和思想性。
2015年，东西发表了他的第三个长篇小说《篡改的命》，作品方面坚持了东西小说所特有的荒诞色彩，另一方面，加强了东西小说与社会现实的有机关联，语言上力求具有先锋意识的与时俱进。荒诞既是东西对急剧变动的社会现实的认知，也是东西小说叙事最鲜明的审美符号。他的《请勿谈论庄天海》《双份老赵》等短篇小说，仍然以荒诞的形式委婉曲折地隐喻了当下社会现实，显示出东西小说创作的形式与思想的双重探险。
2016年，陈谦出版了她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无穷镜》，该作延续了陈谦一贯的对海外新移民科技精英现实处境和内心生活的关注。在此前后，陈谦发表了一系列中短篇小说，《繁枝》 《莲露》《望断南飞雁》等，这些作品表明陈谦小说在形式技巧、题材内容和情感思想各方面的精进。美国诗人弗罗斯特《未行之路》著名的警句“两条道路在林中分岔，我选择了人迹罕至的那条，人生就此迥然不同”，陈谦笔下的精英们一路狂奔，蓦然回首，弗罗斯特的诗意成为陈谦小说人物反复咀嚼的人生况味。
新世纪第二个十年广西文学的长篇创作还值得列举的有沈东子的《少不更事》、朱山坡的《懦夫传》、李约热的《欺男》、黄佩华的《河之上》、光盘的《英雄水雷》、红日的《驻村笔记》、萧萧的《南方的风》、龚桂华的《红船》、小昌的《白的海》、映川的《圣堂之约》、凌洁的《双桅船》、田耳的《下落不明》、张仁胜的《桂林城》、陈雨帆的《山海石话语》等等。显而易见，文学桂军竞技长篇，在长篇小说王国，他们“欲与天公试比高”。
长篇作品并不局限于长篇小说，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黄继树回到他擅长的历史题材写作领域，创作了《北伐往事》《败兵成匪》两部长篇历史纪实文学，前者以孙中山与陈炯明的政见分歧为书写对象，后者以广西剿匪为创作题材，凭借丰富的史料积累和独到的史识洞见，这两部长篇正好构成其长篇历史小说《桂系演义》的前史和后续，只是体裁上从历史小说变成了历史纪实，显示了作者的写作日趋历史实证。
黄继树之外，陈敦德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新中国外交题材纪实文学的写作，《接触在1944：美军观察组》《合作在1946：军调岁月》《崛起在1949：开国外交纪实》《迈步在1955：周恩来飞往万隆》《破冰在1964：中法建交纪实》《探路在1964：周恩来买入非洲》《胜利在1971：新中国重返联合国纪实》《解冻在1972：中美建交纪实（上）》《起航在1979：中美建交纪实（下）》《跨越在2001：新中国建交谈判纪实》《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纪实》等，其题材的重大性、史料的丰富性、叙事的丰富性，被认为是“壮阔的中国外交风云长卷”，“高端题材、高端内容、高端品位的高水平力作”。
其次是文学新人的成长。
2015年10月，由中国作协创研部、文艺报社、南方文坛杂志社、广西作协联合主办了“广西后三剑客”研讨会。
“广西后三剑客”是文学桂军一个新的品牌，指的是田耳、朱山坡、光盘三位小说家。“广西后三剑客”的出现，表明广西文学后继有人，后劲十足，诚如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所说：“我觉得放在中国小说的格局里，田耳、朱山坡、光盘，可以说都是非常突出的、有全国性影响的作家，体现了我们广西文学新的水平，也体现了广西文学发展的后劲和希望。”
“广西后三剑客”之外，一批广西的文学新人正在成长，主要有小说领域的陶丽群（壮族）、小昌、潘小楼，诗歌领域的陆辉艳，散文领域的林虹（瑶族）、罗南（壮族），儿童文学领域的王勇英，这些文学新人的出现，是广西文学可持续发展的保障。
最后是外省作家的加盟。
2014年10月，最年轻的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国家一级作家、小说家田耳到广西大学担任驻校作家。田耳是湖南凤凰人，土家族。定居广西之前，已经发表出版《一个人张灯结彩》《天体悬浮》等力作。田耳加盟广西，为广西文学增添了异彩，也见证了八桂山川的吸引力。
其实，田耳之前，已经有一位江苏籍的散文家对八桂山川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就是朱千华，早在2006年，他开始旅居广西南宁，从事专业写作，出版了《雨打芭蕉落闲庭——岭南画舫录》《水流花开——南方草木札记》《岭南田野笔记》等散文集。朱千华的广西文字，令人想起宋代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周去非的《岭外代答》、清代赵翼的《檐曝杂记》，不同的是，范成大、周去非、赵翼到广西是朝廷派遣，朱千华之到广西是自由选择。范成大、周去非、赵翼的时代，广西是穷乡僻壤，是荒野瘴乡，而对于朱千华而言，今天的广西，是水流花开、遍地妖娆的广西。
还有小昌，1982年生于山东冠县，在兰州读本科，在桂林电子科技大学读硕士，2009年任教于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北海校区），定居北海，2011年开始发表小说，如今已经成为广西80后作家的代表人物。
当我们津津乐道这些赫赫有名的广西文坛中人的时候，或许也应该对文坛之外那些文学的耕耘者有所关注。这里我想提到的是翊明的《又自在又美丽》，该书获得2016年“中国最美的书”这个奖项。这是一部以物候为顺序以植物为主题的长篇散文，它虽然讲述的是有关植物的故事，但同时也是讲述有关人、有关人性、有关人生、有关人类命运的故事。
2014年，黄伟林发表了《卓然独秀南中国》一文，提出“新广西文学”概念，黄伟林以为，广西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中国文学的缩影，激情澎湃的海洋文学、敏感婉曲的边疆文学、五彩缤纷的少数民族文学、深邃精致的汉族文学，各种文学类型的发育都很充分。从新广西文学，既可以感受到中国内部经济发展的速度和力度，感受到这种速度和力度造成的对传统生态和心态的撞伤感和撕裂感，也可以感受到中国与外部世界如与东盟国家的融合和分歧，感受到中国向前发展时面临的内与外的阻力与动力。中国当下社会各种隐蔽的危机和蓬勃的生机在广西文学都得到了深刻的书写。
从1958年到2018年，广西文学经历了自我追寻和自我发现的历程。自我追寻就是追寻广西各民族的来龙去脉，自我发现就是发现广西各地域的人文积淀。广西文学正是在这种追寻和发现的过程中确认自我，进而形成创作和评论的文化自觉。文化自觉使广西的山峦、河流、海洋，广西的民族、民间、民情，广西的历史、现实、未来，都成为广西作家激扬文字的文化财富。广西文学不再是对主流文学的亦步亦趋和人云亦云，而是中国多民族文学版图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成为中国多民族文学共同发展的有力证明。
结语：百川入海
这个民族太喜欢歌唱，必须有鼓声为伴；
这个民族需要起舞，
只有鼓声才能敲出心灵的颤音。
山歌好比春江水，
鼓声就是春雷，
有歌声的日子越过越滋润，
爱铜鼓的民族能翻过最高最险的山。
这是石才夫（壮族）诗歌《八桂颂》里的句子，看来，翻过最高最险的山仍然是广西的目标，是广西的愿景。
那么，翻过最高最险的山之后，广西文学将走向何方？
自古以来，广西壮族人民一直流传着一个叫“妈勒访天边”的故事，天边，指的是什么呢？
在中国地理版图上，广西基本属于珠江流域。
今日广西是太平洋—南海视域下的广西，是中国—东盟视域下的广西，是风生水起北部湾的广西。以新世纪全球视野来观照，广西虽然还是这片山、还是这片水，但是，原来的山水已经生发出全新的意义。
广西既与云贵高原融为一体成为中国西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又与中国当下最发达的经济圈珠江三角洲紧密相连；广西的西部紧靠云贵高原孕育有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化，广西的南部与越南接壤构成了悠久而敏感的边疆文化，广西的东南与珠江三角洲相邻呼吸着中国经济最前沿的气息，广西的北部因为秦始皇修建的灵渠与长江流域沟通而融入了中原文化，广西因为拥有北部湾这片海域，滋生出与大陆文化截然不同的海洋文化。
广西是中国与东盟的结合部，是中国东部与西部的结合部，是中国陆地与海洋的结合部，是中国汉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结合部。这四个结合部决定了广西文化的多元与丰富。
这是“桂海苍茫”的广西，这是“红土黑衣”的广西，这是“沿着河走”的广西，冯艺新世纪创作的三部散文集，形象而生动地概括了广西丰富多元的人文地理和人文生态。
按江河流域与海洋区域划分，广西有六大文化圈，分别是湘漓文化圈、柳江文化圈、红水河文化圈、左右江文化圈、西江文化圈和北部湾文化圈。
“沿着河走”，广西江河大都汇入西江，流成珠江，汇入南海。
这就是百川入海吗？
是，也不是。
时间到了2018年。
这一年出现了一件饶有意味的事情，那就是中国作协副主席、上海作协主席王安忆教授主持的复旦大学当代文学创作与批评研究中心创意并联合《南方文坛》于2018年7月7日在复旦大学召开“广西作家与当代文学”学术研讨会，探讨广西近三代作家对当代文学的贡献。
《文汇报》2018年7月11日许旸《王安忆：方言的养料我们只调遣了一点点，这是很可惜的》、《广西日报》2018年7月12日蒋林《文学桂军：当代文坛一道景观》、《文学报》2018年7月12日金莹《广西作家的写作是挑战文学法则的》、《文艺报》2018年7月16日行超《诗性的南方 个性的文学》等都对这次研讨会进行了大篇幅的报道。
2018年第3期的《南方文坛》，王安忆、陈思和亲自主持了《批评论坛·广西作家研究》，林白、东西、田耳、凡一平、陈谦、李约热、刘春、朱山坡、映川、光盘、小昌、陶丽群共十二位广西作家同时进入了上海批评家的视野，他们的作品得到上海批评家的诠释和解读。
这就是百川入海吗？
2018年，广西籍女作家黄咏梅以短篇小说《父亲的后视镜》荣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从梧州到桂林，从桂林到广州 ，从广州到杭州，黄咏梅的文学道路，是否也是一条从小溪到大海的轨迹？
是，也不是。
本文所说的百川入海，说的是广西的文学百川，汇入世界文学的汪洋大海。
2018年6月19日，我在手机微信朋友圈上读到一条新闻：广西作家东西长篇小说《后悔录》（英文版）作为“当代中国文学书系”之一，由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出版社出版。
是的，我所说的百川入海，特指广西文学被翻译成各国文字，汇入世界文学的汪洋大海。
《妈勒访天边》的天边，是否就应该是比天空更辽阔的海洋呢？
在作品被译成他国文字，走出中国方面，林白和东西成绩最为突出。
林白的长篇小说《一个人的战争》，已经有日文、韩文、法文三种单行本，《一个人的战争》（韩文版，韩国文学村出版社1998年出版；日文版，勉诚出版社2012年出版），中篇小说集有法文、意大利文、英文三种译本，《回廊之椅》（意大利文版，1997年出版；法文版，2006年出版），诗歌《过程》《阳台》《致武汉》（日文版，《中国现代文学丛刊》2017年出版）。德国学者Bettina von Reden研究林白的论著《Der Kriegder Einzelnen》，由Tedfum出版。
东西长篇小说《后悔录》已经有英文版（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出版社2018年出版）和韩文版（韩国银杏树出版社2008年12月出版），另有一批中短篇小说被译成日文、德文、泰文和希腊文多种文字。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世界文学大国法国对东西小说高度重视，翻译出版了多部东西的中短篇小说集，如《把嘴角挂在耳边》（法文版）由法国黎明出版社于2007年1月出版，《没有语言的生活》（法文版）由法国黎明出版社2010年2月出版，《救命》（法文版）由法国黎明出版社2013年2月出版，《你不知道她有多美》（法文版）由法国黎明出版社2013年2月出版。
1996年7月，林白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的“沟通：面向世界的中国文学”会议上作了《记忆与个人化写作》的发言，发言中说道：
个人化写作建立在个人体验与个人记忆的基础上，通过个人化的写作，将包括被集体叙事视为禁忌的个人性经历从受到压抑的记忆中释放出来。我看到它们来回飞翔，它们的身影在民族、国家、政治的集体话语中显得边缘而陌生，正是这种陌生确立了它的独特性。
2018年，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六十周年，套用林白的发言，我们希望在百川入海的过程中，边缘而陌生的广西文学，终将为世界感到熟悉而亲切。
比陆地更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辽阔的是人的心灵。广西文学书写的不正是辽阔的广西人、中国人的心灵世界吗？
沧海桑田，桑田沧海。六十年弹指一挥间。从少数民族文化的张扬到海洋文化的觉悟，从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定位到“中国—东盟”新的增长极国家第四经济圈的构建，从文学观念的转型到文学桂军的崛起，六十年的广西文学对其脚下这片土地的认识在不断丰富、不断深化。文学桂军不仅扩大了它的文化版图、社会版图、生活版图，而且也拓展了广西人的心灵世界，塑造了广西五彩缤纷、内蕴丰厚的人文形象。文学桂军在南中国的边缘崛起，不仅重建和提升了广西的文化自信，而且为中国、为世界提供了不可替代的精神创造、文明果实。
注释：
①陈晓明： 《直接现实主义：“广西三剑客”的崛起》 ，《南方文坛》1998年第2期。
②陈晓明：《又见广西三剑客》，《南方文坛》2000年第2期。
③贺绍俊：《广西群体的意义》，白烨主编《中国文情报告（2004—200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出版。
④陈建功：《勇敢的推广 谦虚的请教》，《文艺报》2006年6月15日。
⑤李敬泽：《广西：创造力的来源》，《文学报》2006年6月15日。
⑥曹文轩：《先锋与艺术的广西文学》，《北京日报》2006年6月13日。
⑦洪治纲：《愉悦的见证——来自广西的文学冲击波》，《人民日报》2006年6月9日。
⑧杨义：《文学桂军论·序》，收入李建平、黄伟林等著《文学桂军论——经济欠发达地区一个重要作家群的崛起及意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
⑨白烨：《“广西后三剑客”——田耳 朱山坡 光盘作品研讨会纪要》，《南方文坛》2016年第1期。
⑩王干：《“广西后三剑客”——田耳 朱山坡 光盘作品研讨会纪要》，《南方文坛》2016年第1期。
?陈思和：《批评论坛·广西作家研究》，《南方文坛》2018年第3期，第43页。
?山东大学中文系1960年4月编印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下册，第75页。
?奇施柯夫：《李准和韦其麟》，苏联《文学报》1956年3月31日。
?李鸿然：《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论》（上），云南教育出版社，第332页。
?刘硕良： 《喜读〈故人〉》，《广西文艺》1963年第2期。
?梁昭：《表述“刘三姐”：壮族歌仙传说的变迁与建构》，民族出版社2014年3月第1版，第113页。
?梁昭：《表述“刘三姐”：壮族歌仙传说的变迁与建构》，民族出版社2014年3月第1版，第121页。
?刘硕良主编：《广西现代文化史》，第二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8月第1版，第369页。
?陈肖人：《一支难忘的歌》，漓江出版社2013年11月第1版，第268页。
?《谢民剧作集》，漓江出版社2008年5月第1版，第173页。
?沙叶新：《立异标新二月花——看悲喜剧〈我为什么死了〉》，《文汇报》1979年12月6日。
?张宗栻、黄伟林：《被遗忘的土地》，《文学自由谈》1990年第2期。
?梅帅元、杨克：《百越境界——花山文化与我们的创作》，《广西文学》1985年第3期。
?张颐武：《边缘的崛起》，《文艺报》2006年6月15日。
?倪震：《北京电影学院故事——第五代电影前史》，作家出版社2002年2月第1版，第152页。
?麦子：《过往——广西民间诗歌概述》，民刊《独立》（10周年纪念专号），2006年，转引自陈代云《民族 地域 现代——广西当代诗歌研究（1949—1999）》，中国文联出版社2015年12月第1版，第223页。
?陈代云：《民族 地域 现代——广西当代诗歌研究（1949—1999）》，中国文联出版社2015年12月第1版，第224—225页。
?王德威：《一个人的战争》台湾版序，该序收入林白《一个人的战争》（20年纪念珍藏版），花城出版社2015年3月第1版。
?黄伟林：《从花山到榕湖——1996—2004年广西文学巡礼》，《南方文坛》2004年第 4期。
?黄宾堂：《广西文坛的三次集体冲锋》，《南方文坛》1998年第3期。
?黄伟林：《边缘的崛起》，发表于《民族文学》1999年第6期。2006年6月15日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在《文艺报》也发表了《边缘的崛起》一文，谈的是广西作家对中国电影文化的贡献。《南方文坛》主编张燕玲也发表过《边缘的崛起》同名文章。贺州学院教授肖晶于2011年在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专著《边缘的崛起——桂军当代女性文学的文化探析》。
?李建平、黄伟林等：《文学桂军论——经济欠发达地区一个重要作家群的崛起及意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
?严风华：《一座山，两个人》，广西民族出版社2009年9月第1版，第118页。
?尹承德：《壮阔的中国外交风云长卷——评〈新中国外交年轮丛书〉》，《国际问题研究》2007年第11期。
?本刊编辑部：《“广西后三剑客”：田耳、朱山坡、光盘作品研讨会纪要》，《南方文坛》2016年第1期。
?黄伟林：《卓然独秀南中国》，《文化与传播》2014年第1期。
?林白：《记忆与个人化写作》，收入林白散文集《秘密之花》，新华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