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三
1
随着现代媒介的发展，诗歌似乎已繁荣到有些过剩的地步，于是，一种特殊的写作现象出现了，即主观式的“我”写作。
新诗进入该阶段，“我”眼中的社会与人格状态，会变得比经验中的社会、人格更为重要。它使诗歌从过往的批判、赞美等武器序列中撤出，转而成为表达内心、诠释感悟的工具。
这点，在翻看袁东瑛的最新诗集《珍藏疼》后，更加印证了我的推测。从本书而言，诗人那种强烈的“权力意志”贯彻始终，300余首作品被投射在“我——情感——自然”的网状关系里。从该距离远观袁东瑛，她把用诗歌构建出的世界，放置于现实之侧，镜像与实物的对比产生了真实与虚幻、此岸与彼岸、过去与未来的冲撞感。仅从此来说，袁东瑛把主观式的“我”写作向前推进了一步。
我们可先通过《在獐子岛观海》来一探究竟。
在獐子岛观海
熟悉水性的船
总要把大海犁成桑田
撒下，一些不为人知的密语
水的表面，有骨子一样的赌注
一些愿望都和咸涩达成苦役
让水与水相识，彼此繁殖
珍珠在蚌里发光
一条孕育欲望的海变得急促
一些浪花急急上岸
成为告密者
不停地追赶人世间的影子和身体
只有死亡，会坐收渔利
一些浮力球就像一只只抓钩
拖住了海面，没有谁
能轻易地漏网
在解读诗歌前，读者不自觉地会受到阅读经验与生活经历的左右。比如看到“观海”，会想到曹操的“东临碣石，以观沧海”，这是阅读现实下无法回避的障碍。那么，面对一首现代诗，面对相似的题材，诗人的格局与思考，将成为检验诗歌成功与否的标准。
在本诗中，袁东瑛在技术层面运用了拟人跟比喻，把“前浪”喻为“告密者”，让水跟水“繁殖”。上述叙述与修辞合理地在语境中扮演着相应的角色。
叙述与修辞，重在适度。
亚里士多德曾于《诗学》中不厌其烦地说：“事件的结合要严密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至若是挪动或删减其中的任何一部分都会使整体松裂和脱节，如果一个事物在整体中的出现与否都不会引起显著的差异，那么，它就不是这个整体的一部分。”
所以，反观诗人在《在獐子岛观海》中的表现，袁东瑛是准确而稳健的。
技术层面解决后，必然要求诗歌背后有观念的凝结与安放。没有前者是二流诗，少了后者，则是三流诗，二者结合，才有成为一流的可能。这也是为何在看该诗前，我要询问那个问题：袁东瑛将为读者呈现怎样的、不同于历史的“观海”体验。
在诗的结尾，她如此描述：
只有死亡，会坐收渔利
一些浮力球就像一只只抓钩
拖住了海面，没有谁
能轻易地漏网
这个收尾是如此恰当而意外。
恰当之处在于：她用了一个无需争论的铁的事实去回应前面的布局，而意外之处也在此：她以“死亡”的必然性来宣示，没有谁可以轻易漏网。这一刻，恰当与意外在死亡的节点处汇集，相交后彼此远离，产生了戏剧化的艺术效果。
她将所有的情绪处理得如同发生在乒乓球内的爆炸，其想象空间与语言张力产生了奇妙的反应。
这也是我对新詩的偏好，从结构到行文，从修辞到观念的匹配。它们之间是协调、合作、共生的关系，而不是一把利刃插在山丘，只看到钢刃，忘记了尘土。
该手法在《想》《我爱恨都有》《被云飞抵的天空》等诗歌中被规模运用，从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出，袁东瑛诗歌结构上的成熟。更为重要的是，她的爱与恨、情与仇、愤怒与悲悯、批判与颂扬是自省式的，她不对社会与历史发表意见，而只把舆论跟体验引向个人，以“我”来代替“他”，用“我”做着实验。这种自省式的挤压与写作形成一种靶向运动，精准而有效。
分析至此，我们不妨发问，袁东瑛为何选择这种呈现方式，或者说，还有哪些被忽略的因素影响着她，使得她有了这种姿态？
2
韩炳哲在《美的救赎》中曾断言：数据时代来临后，大众将高度依赖机器。
如今的手机、电视等媒介已发达到可让你无需亲临现场便可知悉千里之外的景象的程度——所有的一切都触手可及。但是，当我对着手机视频、语音时，其实是先跟机器交流的，它转换着你的语言，代替你思考，使你笃信手机等同于对象。
那么，人，能否继续保持反抗与思辨意识，这个问题是需要厘清的。
袁东瑛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以“我”的方式突围的——她反对数据时代所带来的相似性，她在磅礴的、琐碎的经验中细分属于生命的部分，艺术的部分，被我们忽略的部分，去诗化我所见、所感、所闻。最后，利用“通感”与“移情”达成“目的”的交接。因此，她的诗中没有那些冷门的、陌生的主题与概念，她在诗集《珍藏疼》中，谨小慎微地去剖析视觉、听觉、触觉、感觉，细化情节和生活中的一系列常见之物，或以热情，或以悲悯，或以颂扬等态度，来宣示其对诗歌的理解。
所以，你会在诗集中看到：
在《36度体温》中，她说：需要取暖的是心/和心情/我必须小心翼翼保持36度的正常体温/拒绝供出体内的春天/
在《童年》中，她叩问：母亲：你的那把锁还在吗/我是听话的孩子/请把我锁回童年/好吗/
而在《孤单》中，她放言：世界越来越喧哗/我会越来越静/静到你必须屏住呼吸/来听/
等等。
袁东瑛在诗集的打造上，尽管所涉猎的多是被写过、存在过的题材，然而，她依旧向这里进攻。她的策略很明显，用主观的、唯我的方式对固有的、传统的话题进行补充，用“我”的感受来回应已经存在的认识。
最终，她以“我”的反问确立起诗人、社会、自然三者的关系。从此来说，袁东瑛尽管仍在新诗的传统体系中运动，但却让新诗家族有了更为丰富的样本。
而从该样本中我们能看到，在诗歌过剩的时代，诗歌应有的姿态;在数据同质化的时代，诗人应有的姿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