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悦
晚明士林中，李维桢有着独特的地位。他才华卓越，出身翰林而又出为封疆之臣，历经嘉靖、隆庆、万历、泰昌、天启五朝，多处仕宦，见识不同的地域风貌，感受各地民俗文化。难能可贵的是，他冲破思想桎梏，挣脱名教牢笼，具有同时代崭新的社会道德和文学艺术观念，在文坛声名隆厚，出现“谒文者如市”的盛况。
二十六年七参藩
李维桢（1547—1626），湖北京山人，生于官宦家庭。祖父李景瑞曾任河南左参议;父亲李淑官至福建左布政。李维桢自幼聪颖伶俐，十八岁考中举人，三年后高中进士，入翰林院担任编修。翰林是入仕为宦的终南捷径，年仅二十一岁的他实现了传统士人梦寐以求的科举功名理想。
李维桢弱冠登科，博闻强记，学识才华受到翰林院前辈的称许，也深为内阁首辅张居正赏识。仁圣皇太后修胡良巨马桥，词臣纷纷撰写碑文进呈，张居正独取李维桢文。万历三年（1575），《穆宗实录》修成，李维桢升任翰林院修撰。馆臣皆以为这位青年俊彦前途无量，他日必将入阁拜相，并把他与同馆宿耆许国并称：“记不得，问老许;做不得，问小李。”
然而，李维桢与许国的仕途之路终究是天差地别。许国日后成为内阁大臣，执掌国政，而李维桢的幸运只维持短短数年就戛然而止，就在他升为修撰不久，即因蜚语外放为陕西右参议。表面看是由从六品的修撰升为四品的参议，但外任官员生活极为艰辛，且发展前景远不及翰林院。
李维桢由繁华的京城来到荒凉、战事频繁的边塞，且在赴陕途中两个儿子相继夭亡，李维桢深感恐惧，他的宦途从此出现逆转。从这时起，李维桢“七命藩臣”，历任陇西右参议、陕西副使、秦督学使、河南左参政、江西右参政、四川左参政、浙江按察使等职。李氏辗转于大江南北，他巡查过边疆的战事装备，督办过朝廷的木料运输，走访过烽烟四起的戈壁荒漠，亦踏过瘴疠弥漫的深山大泽。万历九年到万历二十七年十八年间，李维桢只升迁一次，但好景不长，两年后又因谤降级，过了六年才再次升为按察使。
而在同时，与李维桢同入翰林院的同科进士大多扶摇直上，由翰林史官升为名公硕卿，赵志皋、张位、陈于陛、沈一贯、王家屏、朱庚、于慎行七人更是入阁拜相，位极人臣。
浮沉外僚的四十年间，不仅升迁机会难觅，而且公务繁杂，与文人雅趣大相径庭。然而李维桢的济世理想却未曾一日断绝，每至一地，他都为政事尽职尽责，无论为文为武，皆能“精强治理”，尤善于同理民间疾苦。
李维桢以文才著称，也拥有经世致用的才干。早在他阁试策论《春和赈贷议》、《闽广善后事宜议》等文中即展现出治世才华。宦海沉浮中，他认真做好刑名、钱谷、版筑、甲兵等事宜。
万历三年，他带着理想和抱负来到陕西，为抵御吐蕃的入侵，增筑北部城墙，开东西北三门，并建楼其上。万历六年，他督学关西，视察宁夏儒学时，发现“宁夏诸生无廪食”，乃提出创议改善诸生待遇;他理正学风，亦草创地方法治，安顿民生。万历二十八年，任浙江按察使，时逢浙妖赵一平、陈天宠、王氏叛乱，在其他官员互相推诿之际，他挺身而出，与徐、淮备兵使互通有无，平定叛乱。李维桢在山西任参政、按察使时，以断案才能及爱护百姓深受当地百姓爱戴。他敦请地方耆儒纂修《山西通志》，亲自加以考核，被后世赞为信书。
四十年舟车所到之处，李维桢既有励精图治的奋发进取，也有力不从心的失落无奈。万历中后期以来士风颓废，官员贪黩成风，李维桢由江西参政升四川参政，督办朝廷采木事宜。嘉靖以来，宫殿几次失火，而重修宫殿的大木则产于楚、蜀、黔等地的荒山野谷，须派大臣监督。在深山野林中随时会有危险，李维桢一到其驻地夔门即拜祭江神。作为有责任心的官员，李维桢看到当地百姓在采木、兵事、旱疫等的重重包围下，已是困苦不堪。他到任后肃穆地祭拜江神，作《祭江神》批判政府苛政。想到此行目的只能是加重他们的痛苦，李维桢万分无奈，在墨池上写下“惟寂惟寞，自投于阁;爰清爰静，无作符命”，萌生了辞官归隐的心志，后辞官归乡，潜心著述。
天启改元，海内人才凋落，朝廷欲启用故老旧德，召他为南京太仆卿，旋即又改为太常卿。他再回朝时，已是七十四岁的白发老翁。
当时朝廷正修纂《神宗实录》，李维桢不仅有良史才且深谙吏事，给事中薛大中和太常卿董其昌先后荐举李氏专领史局;然而，翰林院诸臣忌妒李氏声名才华，颇为拦阻排挤。李维桢被召为礼部右侍郎，进任尚書，皆在南京，名为录用，实际并不参与修史。天启五年，李维桢以年老体衰之由辞官，其时已届七十八岁高龄，两年后一代文坛领袖悄然去世。
对于其仕途不顺，李维桢深有感触，“金紫参藩二十余，白头林下奉除书。少年颜驯空成老，圣主恩深叹不如”，数十年光阴一晃而过，翩翩少年变成白头老翁，满腔抱负却始终无法施展。坎坷的经历对李无疑辛酸苦楚，然而数十年宦海沉浮经历使他走遍大江南北，结交四方志士，加之李维桢为人真诚，与人交往不论身份地位，无论是在朝官员，还是文人墨客，再到商人、游民等都真心交往，不同地方的文化民俗深深融入他的血脉中，铸就了一代文坛领袖。
谈笑有鸿儒
李维桢生活的时代也是晚明文坛群英荟萃的时代，他交游广泛，以包容开放的态度接触不同阶层的人物──他生于复古七子之末，与王世贞、世懋兄弟往来密切;与公安三袁同为湖北人且有师生之谊;又和晚辈竟陵的钟惺、谭元春友善。八十年的人生岁月见证了晚明文学流派的兴衰。各种思潮的冲击碰撞，丰富了他的思想内涵，他的诗文、字画弘肆博大，才气纵横，蜚声文坛。
1.与文苑两司马：亦师亦友
王世贞是明代著名的复古文学“后七子”的领袖人物，著述宏富，独操文柄二十年，意气声望笼盖文苑。
李维桢父亲李淑曾和王世贞同朝为官，两人的深厚情谊为王世贞和李维桢的交往奠定良好基础。李维桢入京做官时，王世贞调任浙江左参政，不在京中。一个文坛巨擘，一个后进晚辈，两人的人生并无交集，但共同的朋友渐渐把他们连在一起。
李维桢和好友于慎行等人游历京城，诗文唱和，结识了王世贞之弟王世懋。王世懋欣赏李维桢的文采，指导其赋诗吟咏，还向其兄引荐李维桢。李维桢和王世贞开始了书信往来，三年后，王世贞北上京师任太仆寺卿，李维桢终于见到仰慕已久的大文豪。
两人都是才华横溢、少年得志，后又宦海沉浮、饱经风霜，共同的理想抱负和相似的人生际遇，使得他们一见如故，遂成忘年交。他们纵情诗酒，谈古论今。可惜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次年李维桢调任陇西右参议，不得不离开京师，王世贞特做《赠李使君之陕西分省歌》为他送行，回忆往事，由衷感慨：“汝忘少年我忘老，吾弟翩翩诗亦好。罢酒行趋长乐钟，更衣醉藉津阳草。”
王世贞虽不能在官场上保护小李，却竭尽所能在文苑提携这位后起新秀。在王世贞的引荐下，李维桢结识多位文坛名流，声望最著者当属汪道昆。汪道昆能文善武，和王世贞是同科进士，官至兵部侍郎，而王世贞累官至南京兵部尚书，故天下称王、汪为“文苑两司马”。两司马并驾齐驱，主持文坛。汪道昆也欣赏李维桢其人其才，邀请李加入他的白榆社，这个社团吸纳了屠隆、戚继光、汪道贯、俞安期等朝野名流，李维桢在此结交了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切磋技艺，畅所欲言。
无论王世贞还是汪道昆，终究还是书生，先后都与首辅张居正政见不合，辞官归乡。王世贞更是决意仕途，回到家乡弇园，潜心著述。
万历十二年，李维桢造访汪道昆，两人相谈甚欢，李氏遂与汪氏兄弟畅游西湖。恰逢中秋时节，三位文士一起前往弇园拜会王世贞。老友重逢，喜悦之情溢于言表，王家兄弟热情招待来客，李维桢和王、汪兄弟一起游览名胜，把酒当歌，畅所欲言。
李、王二人亲如家人，临别之际，两人依依惜别，从此，他们天各一方，再也不曾相见，但彼此的牵挂与思念一日不曾断绝。他们互通书信，诗文唱和，既增进感情，也交流思想。在王世贞的盛情邀请下，李维桢相继为王世贞、王世懋、王世贞之子婿的文集作序。王世贞此举用心良苦，不仅要磨炼李氏文笔，更提升了李在文坛的影响力。
王世贞晚年作《末五子篇》，希望复古文学在明代发扬光大，而李维桢、赵用贤、屠隆、胡应麟、魏允中五人在文坛享有盛名，有望继承其思想衣钵。五子中，王世贞对李维桢寄予厚望，称李维桢与汪道昆为“操千古觚翰黜陟者”。他临终之际念兹在兹的是请李维桢为其即将出版的著作写序，这是对李才华的充分肯定。
王世贞去世后，李维桢与汪道昆交往更加密切，李氏诗文中也经常可见汪氏兄弟的身影，汪道昆亦邀请李为其著名文集《太函集》作序，两人情谊可见一斑。
李维桢在两大文坛主将的提携举荐和学术思想熏陶下，逐渐成为复古派的中坚力量。
2.与竟陵派和公安派：发展与传承
两司马相继谢世，李维桢成为新的文坛盟主，既获得上层文人的青睐，也赢得下层文人的推崇。他并没有沉浸在鲜花和掌声中骄傲自负。一如两司马对李维桢的赏识奖掖，功成名就的他也不遗余力提携后进。李氏曾在多处仕宦，担任郎署官时，多次参与主持科举考试，门人遍天下。随着他声名显达，后生晚辈积极与之结交，不论是慕名而来，或是同乡亲友，李维桢一向来者不拒，表现出与人为善的长者风姿。
以王世贞为核心的复古派一度主导晚明文坛，王氏长期居吴中弇山园，与四方文人相唱和，吴中成为一时的文学中心，时人称为“吴风”。“吴风”之后，公安、竟陵两派在湖北接踵而起，均以“楚风”相倡。身为楚人的李维桢在坚持复古思想的同时，也为故乡感到自豪，荆楚地区“山则衡岳太和，水则江汉洞庭，薮则云梦”，于是“文人采乎名山大川之秀，以抒其倜傥不群之志”。
公安派领袖袁宏道是李维桢的同乡晚辈，万历二十年进士，曾任吴县县令，政绩斐然，但他毕竟处于文官底层，满腔爱国热血却无法有大作为。生性狂放的袁宏道无法忍受为官之苦，他辞官恣情山水、放歌酒肆。登山临水中，他的思想得到解放，个性得到张扬，文学创作激情也格外高涨。公安派主张张扬个性、正视人欲，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消极避世，多描写身边琐事或自然景物，缺乏深厚的社会内容。
尽管如此，李维桢作为长者，面对文坛新秀袁宏道等多所鼓励，称许袁宏道等人为荆楚卓越的文才之士，但对其理论的偏激及其末流的浅率、俚俗之弊也做出合理批评。
无论如何，袁宏道都把李维桢奉为乡里哲人，和李互通书信，敬重之意跃然纸上。
李維桢也常与竟陵派人物往来互动，竟陵派创始者钟惺与李维桢两家为世交，祖籍皆江西吉水，钟惺与李维桢兄弟及子侄辈过从甚密，钟惺早年亦从李维桢学古文辞;李维桢欣赏他正直孤介之气，应邀加入钟惺、邹迪光、陈继儒等文人组织的俞园社。文社的后生晚辈都对李维桢尊崇有加，李维桢却从不以师长自居，他对后生展现出难得的平等包容之姿，不仅支持谭元春出版诗集，还与钟惺、谭元春共同讨论诗文学古的课题。
倡导“文主秦汉，诗归盛唐”的复古文学在发展数十年后日渐式微，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公安派崛起后盛极一时，与复古派文学主张多有不合：复古派主张师古，重视从古人身上汲取学问与诗材;公安派与竟陵派则主张师心，“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重视从当下生发的物情表达。
李维桢并未固守一隅，而是打破门户之见，他不因主张复古就对复古派弊病姑息纵容，也不因公安、竟陵两派的主张与己有异就对其优长视而不见。他对多种文学思想能够兼容并包，各取所长。
李维桢对复古文学发展历程进行深刻反思，他认为七子的复古文学主张纠正了明初以来萎靡不振的文风，使得明代文风一扫“台阁体”颓废，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但复古末流机械地模仿和刻板的“拟古”导致文坛风气败坏。他继承和发展了王世贞的思想，折中于复古派与公安派之间，汲取各流派之精华，指出诗歌创作的基本纲要是本性灵，而缘饰以学问、文辞。性灵源于本心而未与浮华相染，只有率真自然，敢于流露一己真情实意，诗歌才有可能“得其妙”，而李维桢笔下的“性灵”又常与经义德行之类的辞藻相关联。
这样的论述一方面旨在解决复古派末流一味学古而失性情的弊端，另一方面也矫正公安派末流矫枉过正、率意鄙俚的过失。竟陵派在李氏影响下，既反对复古派机械地摹仿，又反对公安派俚俗文风，矫正七子之偏，补救公安之失。
李维桢的海纳百川改良了复古文学思想，赋予其新的活力，也为晚明文学发展指明了方向，引领后学向更为健康的方向发展。
幸托布衣交最贵
李维桢不仅谈笑有鸿儒，往来亦有白丁，他极为珍重与布衣百姓的真挚友情，交游对象既有商贾又有山人，他的仕宦之途“颇以此受人诬染，终不以介意也”。
1.儒商富贾
随着工商业和城市经济的发展，商人阶层兴起，他们在获取社会财富后开始追求社会地位和不朽之名。商人长期处于士、农、工、商四民之末的地位，而李维桢思想开明，不仅对富商大贾毫无成见，还为良商善贾树碑立传，《大泌山房集》中存有数以百计的商人寿序、家传、碑铭之文。
提高商人地位，首先要突破传统士人对商贾阶层的偏见与刻板印象。商人的优良品质值得士人学习，所做贡献亦不逊于士绅。李维桢笔下的商人千姿百态，既有忠义孝悌者，又有好学上进者，还有造福乡梓者。
李维桢以新安商人朱次公为例，褒奖商人积极践行儒家伦理道德，士商异术而同心;他也肯定优秀商贾的侠义气概，他们富有谋略且遵守信义，在致富之后或為家乡修桥铺路，或在灾年时开仓贩灾，受到当地官员百姓的一致称赞。
2.布衣山人
山人本指山中隐逸之士，晚明山人则是一群科举失利，不能出仕谋官，也无耕种之力，只能以诗文书画干谒权贵、游走四方的知识流民。晚明以来，山人充斥城市的各个角落，很多山人没有真才实学而热衷攀援阿附，更有甚者好管闲事，扰乱社会秩序。山人习气成为文人品行低下、玩物丧志的标志。士大夫认为有辱文士高洁之风，讳与之相交，明神宗还曾下逐客令驱赶在京山人。
李维桢并未囿于门户之见，他交友广泛，交游对象中一大部分便是“山人”群体。李维桢对一些山人不学无术而又欺世盗名的行径不可谓不知，也深为厌恶混迹于山人中的衣冠禽兽，但他认为也不能因此否定所有山人。山人中不乏饱读诗书、才华横溢之士，他们虽有豪情壮志，却与功名无缘，上不能入仕，下不能隐逸，只能在社会夹缝中求生存。他们游走入幕、参与政治等行为不免掺杂功利之心，却也源自儒家建功立业的理想。
在官场失意的李维桢似乎更能理解山人的无奈，极为善待这个被排斥在仕途以外的下层文人群体，对其不惜嘉奖之词，希望他们能以文墨糊口。
李氏宦迹遍布大江南北，每到一地，都广交天下名士，至新安拜访汪道昆时交潘之恒，游吴越时交丁云鹏，宦大梁时交程可中，晚年客居金陵、广陵间交陆弼等。在他遭谤辞官，杜门在家专心著述时，连亲戚都难得一见，但山人以诗求见，他无一不见，互相酬唱，他本人也以“大泌山人”自居。
李维桢欣赏山人的才华，同情山人的境遇，提携帮助山人，但这些并不能获得当世士人的谅解，他被批为“负才而轻佻者”，尽管在平抚浙妖叛乱时功劳甚著，却仍是以“浮躁”的罪名被降官一级。
晚明社会商品经济发展，工商业繁荣，社会风尚改变，思想文化变迁，这些新变化体现在社会道德体系的重建、个性解放等诸多方面。这个大时代中，人的命运充满戏剧性，士人或是追名逐利，或是党同伐异，抑或狂荡不羁，沉溺声色。不同于同时代士人的“纵适”与“狂狷”，李维桢为宦为文生涯中，迁调频繁却升迁缓慢，屡遭弹劾而辞官归田，他始终以坦然之心面对挫折，以包容之心广结朋友，坚守立德立言的操行，在个体满足与社会道德之间寻求平衡，在处理政务、著书立说、优游山林及诗文唱和中实践着生命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