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继平
“新超现实主义”也称“深度意象”，是二战后在美国持续时间最长、影响力最深、覆盖面最广的后现代主义诗歌流派。在过去几十年里，这一流派对当代中国诗人产生过一定影响，而其中影响较大的，当属其代表人物之一、著名诗人罗伯特·勃莱。
勃莱自上世纪四十年代末开始诗歌创作，大半个世纪以来，他笔耕不辍，倡导“真正的美国诗”，其作品体现了以美国中西部自然风景为背景的特色。这一切，都发轫于他在一九六二年出版的一部叫做《雪地里的宁静》的诗集。
勃莱在通往诗歌之路上留下的最初脚印，是印在“雪地”上的。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其作品日趋成熟，形成了独特的诗风。这种转变，首先是因为他于一九五六年去挪威旅行期间，发现了一些令他震撼的外国诗人：聂鲁达、巴列霍、特拉克尔……这些外国诗人的作品与当时的美国诗歌形成了很大的反差；其次，还应该得益于他回到自己的家乡———美国中西部的明尼苏达州生活。明尼苏达自然风景优美，无边的玉米地，宁静的湖泊，漫山遍野的植物，都为他的创作提供了最直接、最丰富的土壤和养分。在那里，他开始写作“真正的美国诗”，第一次把“深度意象”融入到中西部的泥土与水域中。到了一九六二年，他把自己在那段时间创作的诗选出一部分，集成诗集《雪地里的宁静》出版。
在《雪地里的宁静》里，勃莱主要描写美国中西部自然景观与生活，其中有洗马、驱车漫游、林中散步、外出拾玉米、夜间静思、季节与农耕等，都在他的笔下有所展现，但视角不同的是，他深入自然意象，以个人的孤独和幽居来表现诗歌的客观性，在质朴的语言之下隐藏着深远的联想，让人耳目一新：
如果我想起一匹马彻夜不眠地
在这月光覆盖的浅草上四处流浪，
我就感到愉快，仿佛我想起了
一艘海盗船犁过深色的花丛。
这部诗集出版后便引起了美国诗坛的关注，并深得好评，成为当时美国诗坛的最佳诗集之一。它的问世，不仅让勃莱一举成名，更重要的是还为当时的美国诗歌提供了一种新方向。
当然，勃莱的诗歌创作也不止这一种方向和风格。六十年代初，他就开始创作政治诗，后来美国卷入越南战争，勃莱跟其他诗人、作家一起，义无反顾地加入反对越战的行列。他不仅写下了大量的反战诗篇，还参与成立了一个名叫“反对越战的美国作家”的组织。一九六七年，勃莱把此类风格的诗作收集成一册，以《身体周围的光》为题出版，翌年便获得全国图书奖。颁奖晚会上，勃莱不仅发表了著名的反战演说，还号召美国青年抵制入伍，并把获得的一千美元奖金都捐给了反战组织。
《身体周围的光》中的诗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其中既有对战争的讽刺和谴责，更有对政府的批评和抨击，或借古讽今，或直接鞭笞美国政府发动的不义战争：《战争与沉默》《当亚洲战争开始》《在一场反对越南战争的游行中》……在这些诗里，勃莱一针见血地揭示了战争的残酷性和美国政府的虚伪：“主教们四处奔走疾呼，没有战争，/而炸弹落下，/把尘埃留在山毛榉树上”“我们像给自己/施行涂油礼的人那样制造战争”。在勃莱的创作中，《身体周围的光》一直占据着比较重要的地位，代表了其创作方向和创作风格之一。
八十年代中期，勃莱推出了一部不同凡响的诗歌力作———《从两个世界爱一个女人》（1985）。它的问世是八十年代美国诗坛上的一件大事，有评论家将它誉为“八十年代美国最佳诗集”。这部收入了五十首诗的诗集，既可被视为一部诗集，也可被看作一个超大型组诗，其中的诗长短不一，各诗之间既有内在联系，又独立成章。
《从两个世界爱一个女人》是一部爱情诗，但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手法上，它都显得与众不同。勃莱通过深沉的意象和平稳的语势，呈现出细致入微的情感世界。它之所以能引起读者共鸣，是因为它具有独特的视角、新颖的语言、深度的意象、朴质的诗风。与其他爱情诗相比，这部诗集中毫无那种煽动读者情绪的语言，相反，诗人以一个缓慢的、深沉的、具有磁性的、娓娓道来的声音对读者说话。
勃莱所谓的“两个世界”，在爱情上可指情爱与性爱———在诗中，无论是情爱还是性爱，勃莱都写得非常深沉，其中有欢乐、有悲哀，有沉思，还有遗憾，所涉及的点和面都非常开阔而深沉，一些涉及性爱的诗，也写得十分优美，充分体现了适用“深度意象”所带来的效果，如这首《蕨》：
我是在蕨群中认识到了永恒。
你的腹下有一个卷曲之处。
通过你，我学会了去爱那岸上的蕨，
去爱那鹿蹄留在沙土中的曲线。
这部诗集表现的是一种成熟而深沉的爱，这种爱渗透了万物，将外部世界与内心世界结合到一起，是诗人对男人与女人的爱情意识的探索。但是，在超越爱情之后，“两个世界”则可以上升到任何形而上的两个相对层面：精神与物质、灵与肉、黑暗与光明……
“深度意象”之风的体现，也一直延续到世纪末，不过勃莱把自然景物与个人感受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一点集中体现在诗集《早晨的诗》（1997）中。《早晨的诗》是一个很大的集子，六个部分中共收入了七八十首诗，在勃莱的诗集中收入诗篇最多。在这部对世界充满感性认识的诗集中，勃莱以美国乡间为背景，把自己所认识的人类思维方式与生活方式用诗句的形式表现了出来，生与死、躯体与灵魂、对诗歌的认识、农场生活、季节变化等，都在其中有所涉及。美国著名诗人加尔威·金耐尔对此这样评论：“这部集子里面有很多人类知识，同时它也包含着青春活力……”
二十一世纪伊始，勃莱开始以伊斯兰文学中的“厄扎尔”诗体来创作。“厄扎尔”是源于公元七世纪的一种抒情诗，一般为短篇，笔触典雅，主要以爱情为题材。在勃莱的“厄扎尔”中，每首诗共六个诗节，每个诗节为三行，每行句子较长。在勃莱用这种体裁推出的第一部诗集《亚伯拉罕呼唤星星的夜晚》（2001）中，他把伊斯兰文学形式与西方基督教文化背景下发生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成功地联系在一起。
“厄扎尔”的形式同样出现在诗集《我的判决是一千年的欢乐》（2005）中，这部诗集中的作品将历史与传说、古代与现代、真实与虚幻、幻想与现实等揉合在一起，语言朴素，流畅，内容却颇具深度，正如这部诗集的题目所言，读这些诗，确实有一种被判决了“一千年的欢乐”之感，令人愉快。
二○一一年，勃莱以八十五岁的高龄推出了诗集《对着驴耳谈话》。这部集子不仅收入了他近年来迷恋的“厄扎尔”作品，还有其他一些诗歌形式，可谓大集合。这些作品多有灵光闪现之处，依然能让人感到探索者勃莱，隐者勃莱，幽居在“深度意象”中的勃莱。
特别值得称道的是，勃莱一直在号召同时代的美国诗人要向中国古典诗歌学习，他本人也身体力行，他热爱陶渊明、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从中国古典诗歌中寻找营养。这一点集中反映在他的诗集《跳出床外》（1972）里面。集子中有一首题名为《菊花》的诗，副标题写明了“为爱菊的陶渊明而植”，可见他对中国古典隐士诗人生活的想象与向往。而且，集子中的其他一些诗，显然都带有“幽居”“独处”“秋野”之类的意象，指明了其总体诗风。这部集子的扉页上还引用了《道德经》中的句子，其中的部分诗作显然受到了中国道家精神的启发，两首写及“无为”的诗，便是最好的例证。此外，这个集子不仅收入了勃莱自己创作的诗，还收入了他翻译的中国唐代山水诗人王维及其朋友裴迪两人唱和的组诗———《辋川集》中的某些诗的译文，如《漆园》《华子岗》《栾家濑》《木兰柴》等，不仅如此，他还请以为旅居美国的中国艺术家为这部诗集创作了若干幅具有中国古典山水意境的木刻，以及他所选译的那几首唐诗的中文书法墨宝，颇具东方意味。
罗伯特·勃莱（Robert Bly， 1926-），二十世纪美国后现代主义诗歌流派“新超现实主义”（又称“深度意象”）的领袖人物，早年在哈佛大学读书，一九五八年与詹姆斯·赖特等人创办诗刊《五十年代》（后依次改为《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成为反学院派诗人的主要阵地。他从五十年代开始发表诗作，迄今已出版《雪地里的宁静》（1962）《身体周围的光》（1967）《跳出床外》（1972）《睡者手握着手》（1973）《牵牛花》（1975）《这个躯体由樟木和香槐构成》（1977）《穿黑衣的人转身》（1981）《从两个世界爱一个女人》（1985）《诗选》（1986）《在耕耘中找到的苹果》（1989）《通过死亡我丧失了什么？》（1992）《感谢过去的老师》（1993）《对无法满足的灵魂的沉思》（1994）《蟋蟀在毯子上咬穿的洞孔》（1997）《早晨的诗》（1997）《吃着词语的蜂蜜：新诗选》（1999）《亚伯拉罕呼唤星星的夜晚》（2001）《我的判决是一千年的欢乐》（2005）《对着驴耳谈话》（2011）等多卷，其中《身体周围的光》曾在一九六八年获得美国全国图书奖；另外著有诗论集《谈了一早晨》《美国诗歌》等；他还翻译过里尔克、希梅内斯、聂鲁达、巴列霍、特拉克尔和几位中国古代诗人的诗。
勃莱是影响过大批当代中国青年诗人的美国诗人之一。他提倡“自然语言”，力图返璞归真；他强调诗歌的音乐性和“内在力量”，认为听众和读者与诗歌的相遇就是人与世界的相遇，他还认为现代世界多夺走了语言的意义和情感，而诗人的职责就是要将其还原。他的诗把拉丁美洲现代诗歌、欧洲超现实主义诗歌和中国古典诗歌熔于一炉，成为“奔流在中西部大平原下深部的、突然长出来的树干和鲜花”，在二十世纪后半期体现出很强的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