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鹰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曹火星和他的战友们在平西房山和涞水县新解放区宣传减租减息，就住在堂上村一排用茅草搭建的房屋里。有一个晚上，曹火星看到几个儿童又跳又唱，就把他的灵感给跳出来了。他爬上炕，沉思了一下，在煤油灯下写下“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
这是他心里一直在酝酿的一首歌的主调。有了这个主调，他一气呵成，一首后来成了传世经典的歌曲就在油灯下奔涌而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共产党辛劳为民族，共产党他一心救中国……”
在北京房山区霞云岭堂上村山坡上，一面鲜红的旗帜，就像一片火焰，覆盖了整个山坡。这面九百六十平米的旗帜，是全国最大的一面党旗。这里，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诞生地。这里，现在是一片开阔的广场，坐落着一座现代化的纪念馆。在纪念馆后面，一座土坯房里，承载了一首歌，承载了创作这首歌的曹火星与堂上村之间的往事。
一九三七年，就在曹火星憧憬着上中学的美好時光时，“七七事变”爆发。当年，十三岁的曹火星和成年人一样加入到抗日救国的队伍中，并担任了本村青年救国会主任。一九三八年四月，曹火星被调至平山县抗日救国青年联合会宣传队当演员、任音乐队队长。他和一些爱国青年成立了宣传抗日、鼓舞民心的铁血剧社。剧社发现曹火星会识简谱，有音乐特长，每次有歌咏节目，就让他指挥打拍子。曹火星当然不会只满足于打打拍子，他更喜爱当时晋察冀边区正在流行的《延安颂》《在太行山上》《义勇军进行曲》……他很向往，梦想自己也能作词谱曲，也能写出那样的抗战歌曲，尽管那时他连调式、音节、转调等一些基本的音乐知识都不太懂。一九三九年夏天，红枫叶火焰一样燃烧的时候，曹火星迎来了一个天赐良机，华北联合大学在阜平县开办，曹火星顺利通过了“艺考”，进入了华北联合大学音乐系学习。
一九四三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发生重大转折，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陶希圣按照蒋介石的授意，撰写了《中国之命运》，全文核心是“只有国民党救中国”。想到这样的狂妄言论，曹火星就非常愤怒，他心想，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我要唱共产党的好，要让老百姓都知道共产党。一个强大的信念扎进了曹火星心里。这种力量和信念凝集在曹火星的笔端，激发他一口气创作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伟大的歌曲。在创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这一年，他只有十九岁。
一九四四年三月，延安的剧团来到晋察冀边区，汇演时听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把这首歌带到了延安。这首歌曲让中国人领悟到，天有多湛蓝，云有多洁白，霞有多火红，月有多皎洁。当年，河北张家口市解放，八路军就唱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进驻了城里。一九五〇年抗美援朝时，中国人民志愿军又把这首中国的旷世强音《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带到了朝鲜战场，把中国美丽的天空和大地带到了异国他乡。接着，苏联《星火》杂志刊登了这首伟大的颂歌。
只是，曹火星在创作这首歌时，原标题本来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一九五〇年，毛泽东听到女儿李纳唱这首歌时，马上给予了纠正，说“没有中国共产党的时候，中国依然是存在的”，于是，就改成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个歌名。
一九四三年，十九岁的曹火星和同伴告别平山，离开故土，一步步走向了生命的骄傲与辉煌。
那时候，从石家庄出发要坐一小时的车到平山县城，然后再向北行走四十余里，抵达岗南镇——一九二四年，曹火星就诞生于此地——而西柏坡与岗南只有一山之隔，当时还只是一个百来户人口的小山村。在时光的流变中，曹火星的老宅旧居虽然早已不见了踪影，但他的童年旧事和革命往事却在他的故里家乡代代相传。
曹火星是个有音乐天赋的人，他十一岁进入平山第三高小后，就开始接触音乐，迷上了音乐。铁血剧社成立后，他的音乐天赋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他满怀激情，慷慨纵歌。他胸怀壮志，取“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意，将自己的名字由曹峙改为曹火星，从此，这个名字与中国、与中国一首辽阔豪迈的歌曲浑然一体了。
华北联大辗转多地，艰难办学，迁至平山时，铁血剧社全体成员都被安排进入华北联大学习，这成了曹火星艺术道路上最重要的一步。因为当时的铁血剧社里，会识简谱的只有曹火星，所以也就只有他一人顺理成章进入了音乐系。这样的音乐环境，造就了一个革命音乐家，也成就了后来成为中国现代音乐丰碑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二〇〇八年六月二十七日，《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史陈列馆和曹火星纪念馆在岗南落成。曹火星的雕像——他的双眼，深情地望向他一九四三年从华北联合大学学有所成后挥别故土的那个路口。
那是他人生的路口。
《绣红旗》
那时候我还在读小学，歌剧《江姐》在我们那边各个村里轮流放映。于是，我们就跟着歌剧往各个村里跑。《江姐》里面有个唱段“绣红旗”，我们小孩子都很喜欢，我们追着歌剧在各个村里跑，其实最主要的就是想听这个唱段。那时候我们并未真正理解这个唱段里的内容，我们只是喜欢听它的曲调，觉得好听，听了那么多遍也听不厌。而且，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剧中江姐的模样——一袭蓝色的旗袍，如红旗一样鲜艳的毛衣，还有一条洁白的围巾。
再后来，我迷上了看小说，也就看到了罗广斌、杨益言的小说《红岩》。小说是怎么借到手的，我早就不记得了，但我牢牢记住了里面的江姐，记住了她被捕后被关进重庆渣滓洞时受尽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折磨，记住了她还在牢里绣了一面红旗。然后，我就明白了，歌剧《江姐》就是在小说《红岩》的基础上创作的，它们之间有着紧密的历史文化勾连。
歌剧《江姐》由阎肃根据罗广斌、杨益言的小说《红岩》改编而成。当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看过由阎肃编写的《江姐》的歌剧脚本后，马上敏感地意识到这部作品很有可能将成为一部新中国歌剧经典，于是将《江姐》列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歌舞团的重点剧目，并把作曲任务交给了著名作曲家金砂、羊鸣、姜春阳三人。
歌剧《江姐》的故事发生在四川，而三人中只有金砂是四川人，也有四川民歌创作的坚实基础，于是，金砂和羊鸣、姜春阳一道深入江姐故乡采风，借鉴和挖掘四川地方戏曲的特征。一年后，他们拿出了音乐的第一稿，却被首长全部推翻。那时候，中国歌剧正处于发展时期，金砂、羊鸣、姜春阳合作的《江姐》的曲子却还保留着固定的艺术形式。这意想不到的打击几乎让金砂他们崩溃。
《江姐》的音乐被彻底否定后，金砂、羊鸣、姜春阳都陷入了困惑。他们静下心来，系统学习川剧、婺剧、越剧、杭剧、沪剧、四川扬琴、清音、杭州滩簧等地方戏曲和民间音乐，之后琢磨剧本中江姐那临危不惧、视死如归、外柔内刚的精神面貌、个性特点。金砂和他的合作者们终于找到了塑造江姐的音乐之魂，而其中的《绣红旗》和《红梅赞》更是这部歌剧的灵魂。
《江姐》能够成为中国歌剧的传世经典，毫无疑问与编剧阎肃的全心投入密不可分。
那一年，阎肃用他的独幕歌剧《刘四姐》的稿费请几个同事在北京东来顺吃涮羊肉。吃喝谈笑中，有一个同事开玩笑说，咱今儿“吃”完了“劉四姐”，明儿呢？阎肃听到这话被逗乐了，笑着说，我刚看了《红岩》，里面有个人物江姐，是个非常好的创作题材。那时，小说《红岩》正在全国广为传颂，在座几人都读过，经阎肃这么一说，大家都觉得江姐值得写。于是，阎肃带着小说《红岩》来到锦州，住在一间只有九平方米的小屋里，用十八天时间写出了《江姐》的初稿。
阎肃对写《江姐》那么有激情，是因为他心里有一种“重庆情结”。阎肃年轻时就随家人到了重庆，他在重庆参加学生运动，与地下党组织搞土改、清匪反霸，还去过歌乐山“中美合作所”。这样的生活经历和切身感受，为他后来写《江姐》打下了扎实的创作基础。为创作《江姐》，阎肃多次去过歌乐山、渣滓洞，还历时七天七夜“蹲大牢”体验生活。阎肃的生活体验不是做样子，他是来真的。他让工作人员给自己戴上沉重的脚镣，双手反铐，关进一间黑咕隆咚的牢房里整整一个星期。“牢”门口经常有人参观，他们边走边说，议论里面的“犯人”，只是他们谁也不会想到，那个被关在里面的人居然就是后来写出《江姐》的人。
那种体验太真实了。七天七夜，不让说话，不准抽烟，不许乱走动，三餐吃的是监狱里用木桶装的菜糊糊，夜里睡的是地上发了霉的草垫子。那个星期，阎肃看到了用来折磨革命者的种种刑具，还真的上了一回“老虎凳”，当捆绑的脚下加到第二块砖时，阎肃感到双腿的筋都快要绷断了。这种真实的体验，使阎肃在创作《江姐》时，多次含着眼泪在写……
歌剧《江姐》的初稿出来后，阎肃拿给当时的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看。刘亚楼读了《江姐》初稿，感觉这是一部可以好好打造的歌剧。他找到阎肃说，我在莫斯科看歌剧《卡门》，觉得主题歌非常好，《江姐》是不是也可以写一个主题歌？于是，阎肃就写出了《江姐》主题歌，紧接着，金砂、羊鸣、姜春阳谱了曲，可是找人一试唱就又否定了。创作小组来到重庆体验生活，几个月的时间，他们就搜集到了许多一手素材。一天傍晚，创作小组几个人一起散步，一边走一边讨论歌剧《江姐》。阎肃突然说，我这里有首歌，是一个朋友约我写的，叫《红梅赞》。于是，阎肃念起了歌词：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阎肃还没念完，稿子就被金砂抢走了，然后金砂就和羊鸣、姜春阳一起构想这首歌的曲子怎么谱写。他们先后创作了八个不同的版本，最后一稿出来时还担心不能被传唱，就又对这一稿改了二十多遍。曲子改定后，阎肃拿给刘亚楼，刘亚楼看完当即拍板：好！就是它了！
《红梅赞》定稿不久，空政歌舞团原驻地——灯市口同福夹道大院里，都是《红梅赞》的歌声。听着那些歌声，阎肃和三个作曲家心里有底了。
《江姐》在全国公演后引起巨大反响，曾创下一年间演出二百八十六场的纪录，几百家文艺团体同时上演这部歌剧。几乎是同一时间，歌剧《江姐》里的一首首歌曲《绣红旗》《绣金匾》《红梅赞》……也像一团团火焰，在中国的大地燃烧，一直是那么炽热、艳丽。
《我的祖国》
几岁的时候，我就看了电影《上甘岭》，可那时候我并不知道有一首歌叫《我的祖国》，更不会想到这首歌从那时候唱到现在还一直经久不衰。每年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我几乎都要看到最后，看一群老中青艺术家齐声歌唱《我的祖国》。于是，我便看见一条大河里，岁月和光阴在奔腾流淌。
《我的祖国》诞生于一九五六年夏天，那一年，词作家乔羽二十九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年龄。其实，在创作《我的祖国》之前，乔羽正在赣东南、闽西一带原中央苏区体验生活、搜集素材，长春电影制片厂的沙蒙导演发来电报，约他为正在拍摄的影片《上甘岭》创作歌词，并希望他去长春电影制片厂写这首歌词。同时，沙蒙还把剧本寄给了乔羽。乔羽读完剧本，觉得这是一部非常感人的电影，可他一时间又脱不开身。
乔羽想把即将动笔的《红孩子》剧本在当地写好，便回电恳请沙蒙另外找人写歌词。然而，就在乔羽完成采访回到南昌，准备写《红孩子》的时候，沙蒙又给他拍来电报，这次的电文长达数页，连启程的路线都安排清楚了，要乔羽先到上海，由上影厂厂长袁文殊安排车次尽快赶到长春，电文最后还一连用了三个“切”字，三个惊叹号。可以想见沙蒙已经是火急火燎。
乔羽再也无法以任何理由推辞了。当乔羽赶到上海，袁文殊已经为他买好了直达长春的火车票。到了长春，沙蒙就告诉乔羽，《上甘岭》已经拍完，样片也剪出来了，只留下安排插曲的那几分钟戏了，等插曲出来后再补拍。眼下摄制组正停机等着，即使什么都不干，每天也要耗费两千块钱。在那个年代，两千块可不是小数目。沙蒙的话，明白无误是催乔羽抓紧时间写出歌词。
乔羽问沙蒙对歌词有什么要求，沙蒙说，很简单，只希望将来片子没人看了，而歌曲还能流传下去。
这要求还简单？！沙蒙这个“简单”的要求把乔羽难住了，他想了很多思路，总是找不到满意的切入点。这天，被歌词困扰得坐立不安的乔羽来到楼外的一个篮球场上散步。当时刚下了一场大雨，空气湿润清新，一群孩子在一条小水沟里放草船，嘻嘻哈哈特别开心。这样的情景，一下子让乔羽想起了自己童年时代的水乡生活，想着想着，乔羽心里热起来，眼前的一切事物也显得格外明丽起来。他激动地跑回房间，像捕捉一道光亮，在稿纸上写下了光芒闪耀的第一句歌词——“一条大河波浪宽”，在终于找到了一个绝佳的切入点后，顺着这个切入亮点，乔羽很顺利地写出了三段歌词。
那一天，沙蒙来乔羽房间催稿，看到桌子上的歌词，有点惊喜。他拿起歌词看过后只说了一句“回去讨论讨论”的话，乔羽不知道沙蒙是什么意思，心里忐忑不安。
当沙蒙再次来到乔羽房间的时候，他进门就问乔羽，你为什么不写成“万里长江波浪宽”呢，这不更有气势吗？乔羽想了想说，“祖国”并不是一个抽象概念，全中国那么大，没见过长江的人太多了。那样写，可能会让没见过长江的人心理上产生距离，失去亲切感。可不管你是哪里人，家门口总有一条河，河上发生的事情与生命息息相关，只要一想起家，就会想起这条河。所以，我觉得还是用“河”更好，毕竟在长江边住的人是少数啊。
沙蒙听后心领神会，连声说好。
之后，沙蒙请刘炽为《我的祖国》作曲。
刘炽是个对音乐着迷的“疯子”，他在长春电影制片厂作曲时，为了避免外界的干扰，居然在门上贴了一张纸条——“刘炽死了”。为了给《我的祖国》写出跨时空的好曲子，他调查研究了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五年人们喜欢唱的歌曲，从中选出十首歌反复听，仔细琢磨，最后从其中一首《卢沟问答》的第一句找到了《我的祖国》开头的旋律，然后像大坝放闸一样，打开了这首歌曲的格调和内涵。
歌曲《我的祖国》和电影《上甘岭》，都是沉淀在岁月里的经典，它们是一个整体，或者更准确地说，《我的祖国》是从电影《上甘岭》的心脏里开出来的一朵莲花。
电影《上甘岭》是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一日正式上映的。影片还原了一九五二年十月十四日至十一月二十五日上甘岭战役的残酷与壮烈。上甘岭是两个高地后面山洼里的一个小村庄，一首歌、一部电影，把这个小村庄带进了历史深处，带进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记忆里。现在，再回想电影《上甘岭》，我还记得其中一个镜头：在战火短暂的停歇之际，志愿军卫生员在狭窄的地下坑道里唱起了《我的祖国》。
一条大河波浪宽，
风吹稻花香两岸。
我家就在岸上住，
听惯了艄公的号子，
看惯了船上的白帆。
……
姑娘好像花儿一样，
小伙儿心胸多宽广，
为了开辟新天地，
唤醒了沉睡的高山，
让那河流改变了模样
……
每次看到电影里这个镜头，我都会热血沸腾。《我的祖国》这首歌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音棚录音的时候，郭兰英深情的演唱使在场的人都落泪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率先播放这首歌曲时，电影《上甘岭》还未公映。因此，《我的祖国》比电影《上甘岭》更早红遍全国。直到现在，《我的祖国》都是一首全国人民热爱的金曲。
《游击队之歌》
我跟贺绿汀很近，他老家在湖南邵东，我在湖南祁阳，两地相隔很近。当然，这只是地理上的距离。我多次去过贺绿汀的家乡邵东县，也早就听过他著名的歌曲《四季歌》《天涯歌女》等，可我居然不知道他的《游击队之歌》诞生于战场一线，极大地鼓舞了八路军的士气，掀起了游击战争的红色飓风。这是我跟一个红色音乐家时空上的距离，精神上的距离。
一九三七年秋，由贺绿汀、马彦祥、塞克、聂绀弩、崔嵬等文艺家组建的抗日救亡第一演剧队，从上海出发，一路行走一路演出，以此动员全民抗战。直到年底，演剧队抵达了八路军总部驻地山西临汾。在临汾，八路军驻晋办事处主任彭雪枫亲自接待了这些文艺工作者。他们聆听了朱德、任弼时、贺龙等首长的报告，也清楚地认识到，要彻底打败敌人，不仅要靠正规战，也要靠运动战、游击战。
贺绿汀和八路军学兵大队的学兵们住在一起，当他听了彭雪枫讲授游击战术后，脑海里不断浮现出高山密林中神出鬼没的机智英勇的游击队员的身影。这让贺绿汀彻夜难眠，他灵感闪现，脑海中涌现出一串串富有节奏感的音符。那个寒冷的冬夜，在山西洪洞白石村温家大院一间瓦房里，贺绿汀身披一件平型关大捷战利品——日军黄呢大衣，在一盏油灯下，通宵未眠，写下了这首抗日经典《游击队之歌》。
一九三八年初，八路军总部在山西洪洞召开高级将领会议。晚会上，贺绿汀指挥第一演剧队首唱了《游击队之歌》。当时很多必要的乐器都没有，欧阳山尊就吹着口哨当伴奏。贺绿汀感觉用口哨伴奏比用其他乐器伴奏似乎更有味道，就像游击队员吹着轻快的口哨从山上下来一样。在这样的抗战环境中，为八路军将士献上这么一首铿锵欢快的歌曲，非常符合游击战原则。随后，贺绿汀和演剧队队员就一个连队一个连队地教唱。战士们特别喜欢这首歌，有的部队还派人骑着马跑几十里路专门来抄歌谱。战士们拿到谱子，随时随地都能唱起来。
一九四三年四月初，组织上通知贺绿汀去延安。为了安全，贺绿汀特意留起了八字胡，化名陈益吾，身穿长衫，装扮成买卖人，又花钱在上海让人办了一张华北通行证。他从北平到天津再到太原，几经周折，来到八路军、日伪、阎锡山三方势力交叉的离石县。这地方十分复杂，抗日政权为便于开展抗日，将离石县撤分为离石和离东两县。
在离石一区地界，两位武工队员跑回区政府临时驻地，气喘吁吁地向一区区长陈彬报告：“我们查路时抓了一个叫陈益吾的外地人，在他身上搜出北平日本特务机关长开出的通行证，肯定是个大汉奸！”陈彬一听，来了兴趣，一般抓到的汉奸，都是本地有名有姓备了案的，可这么大的特务机关开出的证件他还从没见过，就想去亲眼看看。
抓来的“汉奸”留着八字胡，身穿长袍，手提牛皮箱，头戴大礼帽，戴着墨镜，一副商人模样。几经讯问，陈益吾说自己不是汉奸特务，是地下党安排要过黄河去延安的，所带的证件是为通过敌占区而花钱买的，不是日伪特务机关发的。仅凭一张特务机关的通行证，说他是汉奸又拿不出别的证据，搞不清陈益吾的真实身份，就只好先将他关押起来请示县政府。“汉奸”一听还是要被关起来，气得不断喊叫：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可没有人理他，气恼中，他突然想到了一个办法，便轻声哼起了当时每个武工队队员都十分熟悉的《游击队之歌》：“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这激越昂扬的歌声，让喜欢拉二胡的陈彬听出他在唱《游击队之歌》。这首抗日歌曲已经在抗日根据地流行多年，陈彬十分熟悉，还让武工队教会各村的民兵、青救会、妇救会和驻村的老百姓唱这首歌。陈彬心生疑惑：汉奸怎么会唱抗日歌曲呢？
县政府得到区上的报告，也对自称是从新四军那里来的人非常怀疑。幸好，县政府有个干部见过贺绿汀教唱《游击队之歌》，便赶到区上，见到了“陈益吾”，才知道是音乐家贺绿汀。
就这样，贺绿汀随身携带《游击队之歌》原稿到了延安，被分配在鲁迅艺术学院当教师。在平型关战役中打了胜仗的685团正在休整，团长杨得志邀请贺绿汀到他们部队去教唱《游击队之歌》，并对指战员说，我们唱会了这首歌就出发。部队出发那天，纷纷扬扬的大雪漫天飞扬。贺绿汀和演剧队的队员们站在雪中高唱《游击队之歌》，歡送将士们。雪花飞舞，歌声飘扬，将士们跟着一起放声高唱。
紧随着各部队在敌后发动的游击战，《游击队之歌》也从汾河两岸飞到了敌后各抗日战场。这首歌的首演地是高庄八路军总部，可在临汾所有地图上并没有高庄这个地名，只有临汾洪洞县的白石村有一个八路军的总部所在地温家大院，离这里不远的地方有个村子叫高公村。会不会贺绿汀所说的高庄，就是白石村和高公村一带？
根据相关资料记载，在白石八路军总部纪念馆的展板上，保存着由抗战时期的手抄歌本复制而来的《游击队之歌》歌谱，这份手写歌谱是上海历史博物馆收藏的一级文物，是为拍摄《游击队之歌》纪录片从上海历史博物馆复制来的。可是，这份《游击队之歌》手稿却是由两段组成，第一段我们都很熟悉，第二段却很陌生，因为第二段歌词并没有被传唱，一直藏在历史和岁月中。歌词内容是这样的：“哪怕日本强盗凶，我们的兄弟打起仗来真英勇，哪怕敌人的枪炮狠，找不到我们的人和影。让敌人横冲撞，我们的阵地建在敌人侧后方，敌人战线越延长，我们的队伍越扩张。不分穷，不分富，四万万同胞齐武装；不论党，不论派，大家都来抵抗！我们越打越坚强，日本强盗自己走向灭亡，看那最后的胜利日，世界的和平现曙光！”
真正的经典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游击队之歌》在当时家喻户晓、广为传唱，新中国成立后，这首歌成为我军歌咏活动中的重要曲目。周恩来同志非常欣赏这首红色经典，在他的力主下，《游击队之歌》进入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随同《东方红》成为永远的红色经典。
责任编辑：刘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