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天鸿
曹多勇是一位有自己特色的小说家。他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几乎都是不合时宜的人，例如《太平事》中的周师傅，《种上那块河滩地》中的政德老汉，《水季天》中的母亲，《日子越过越亮堂》中的瞎眼女人，以及众多进城打工的农民，等等。但曹多勇为什么要写这些不合时宜的人物？他想通过这些人物表达什么？我想是一种信仰，一种作为人所必须坚守的信仰，恰恰是这些不合时宜，在生活中跌跌撞撞的人，保持着人之所以为人的希望。而意味深长的是，这些不合时宜而又坚守信仰的人，都说不上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或者说，他们的理想就是过日子，就是生活本身。他们或是扫地就把地扫干净，看太平房就把太平房弄“漂亮”的周师傅（《太平事》）;或是不懈地与水患搏斗，坚持耕种已经荒芜的河滩地的政德老汉（《种上那块河滩地》）;或是独自住在村子东头，分娩前的中秋夜，还烙了18张面饼的哑巴女人（《说不出来的幸福》——这些看似平常的人和看似平常的事，恰恰把人生的“大道”存于其中。曹多勇小说的语言与叙述是原始性的，叙事多为枝干，少有叶脉，比白描更为简明。如此选择，除了他的个人偏好，可能更多的是为了追求干净练达的美学效果。因此他小说的语言与叙述，非常适合于他的笔下这些不合时宜的人物，如果换成另一种方式的表达，比如说汪洋恣肆的语言或抒情性的叙述，他小说中这些不合时宜的人物，很可能就会被消解掉，而作为小说，也就失败了。
而这些，正是曹多勇小说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