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冬梅／译
有一天，我正在医院的走廊里走着，主任医师迎面拦住了我。他当时还没完全醒酒。
“您有什么事？”
“是您给那个……对了，叫菲利莫诺娃的病人做的手术吗？”
“对，是我做的。”
（这里我不得不先解释一下，虽然我在这个医院里只是个司炉，但是所有的手术通常都是我做，因为在编的那些外科医生经常喝酒。结果总是出现这种情况，病人已经推进手术室里来了，可是却找不到医生，原来是喝得醉熏熏地在办公室里躺着呢。于是，他们就跑到锅炉房里找我来了，央告我说：“求求您了，您再跑一趟吧，把那个手术做了吧……”）
“您手术前给菲利莫诺娃麻醉了吗？”主任医师接着说。
“怎么可能没麻醉呢？”我回答。
“您是用哪个瓶子里的气体给她麻醉的？是红瓶子还是蓝瓶子？”
“这我可记不清了，”我皱着眉头说，“好像是蓝瓶子里的……不对！是红瓶子里的！您问这个干什么？”
“瓦列里·米哈伊洛维奇，”主任医师义愤填膺地说，“我已经不是第一次请求您记住了，红瓶子里装的是二氧化碳，蓝瓶子里装的才是气体麻醉剂。难道它就那么难记吗？”
我不好意思地闭上了嘴。
主任医师又问：“还有一个病人叫穆拉什金，也是您给做的手术吗？”
“是。怎么，也把瓶子弄混了？”
“咱们就假设您根本就没想起来给他麻醉吧，问题还不在这儿。”主任医师边说边翻着自己白大褂的衣兜，然后像个魔术师似的，掏出了一个东西，竟然是我的手机！
“噢！”我高兴地叫了起来，“您在哪儿找到的？我昨天到处都找遍了，我还以为丢了呢……”
“我在穆拉什金那儿发现的，”主任医师说，“在他的肚子里。”
“穆拉什金人在哪儿？”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他现在到底在哪儿我也说不清楚，”主任医师说，“但我敢肯定只有两个地方，或者是在太平间，或者是已经躺在墓地里了。”
我羞愧难当，不知如何是好。
“还能怎么办呢？”主任医师摊摊手，无可奈何地说，“过去的事就过去了，您以后认真点吧，我们可是在和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人的生命打交道啊。任何失误都不应该有！”
【原载2008年2月29日《讽刺与幽默》】
题图 ／ 佚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