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 曦
翻开《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本），“国民”一词的解释如下——具有某国国籍的人是这个国家的国民。“群众”——一泛指人民大众；二指没有加入共产党、共青团组织的人；三指不担任领导职务的人。“市民”——城市居民。宽泛点说，凡是在某个城市工作、生活的人，都是当地政府服务的对象。
所以想起这两个词，想起市民的涵义，缘于肆虐于安徽阜阳的疫情。3月27日至29日，该市就有五例症状相同的患病儿童连续死亡。数以千计的儿童患病，阜阳市政府随即辟谣，称这仅仅是呼吸道感染引起的，不会传染，“请转告群众不用担心”。与此同时，各级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医护人员、幼儿园老师，都被警告“不准乱说”。
但是，“不必要的恐慌”并未消除，“谣言”愈传愈盛，幼儿家长不知所措，感冒药、消毒液价格上涨，肠道病毒EV71却肆意地传播开来，导致了更多病例,蔓延到更多地区,夺走了更多幼小的生命。
巧的是，阜阳市目前主管教育卫生的副市长，与2004年空壳奶粉事发时主管教育卫生的副市长是同一人。四年前，面对要她引咎辞职的舆论，这个杜长平杜副市长曾经对媒体说过一番很有决心的话——“我不想引咎辞职，我还想继续干下去，我想找到了工作的薄弱环节和缺点是为了改正，是为了加强。”
杜副市长“改正、加强”的结果，是此次的阜阳疫情重蹈了SARS事件的覆辙——先瞒后拖，实在瞒不住了，也拒不承认迟报瞒报。事实上，4月中旬初期，安徽省的医疗专家已猜测到这一次的“怪病”由肠道病毒引起，4月15日，当地媒体仍然称这是呼吸道感染。直到4月25日，阜阳官方媒体才集中刊登、播报了《广泛发动，全民参与，积极防治小儿肠道病毒感染疾病》的新闻。4月28日，阜阳市召开新闻发布会，给媒体提供一份《阜阳市小儿肠道病毒感染疾病防治工作情况》的材料。这份材料没有一丝一毫的反省和歉意，反倒提到了一项专门的工作措施——“积极应对社会反应，维护社会稳定”，要求公安等部门 “坚持先行一步，充分考虑可能出现的情况”。试问，设若阜阳市果真出现了“可能出现的情况”，以杜副市长为形象代表的阜阳市政府，又打算如何“积极应对”呢？
诚如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说：“任何一种疾病的产生，政府本身并不负有任何‘领导责任，如果能公开透明，积极应对，一定能得到社会的广泛理解。但某些地方官员却狭隘地把自然产生的疾病当成了影响政绩的 ‘癌症，一瞒再瞒，一错再错，最终酿成‘怪病”。
有人说，肠道病毒EV71感染病是一种很常见的全球性传染病，世界大部分地区均有此病流行的报道。从3月31日上报安徽省卫生厅，到4月25日阜阳媒体发布官方消息、4月27日新华社向全国发布消息，这期间，又有多少幼儿染上了致命的疫病？贻误了多少预防、隔离、救治的时机？如果说阜阳市和安徽省的医疗专家水平有限，以当今中国通讯之便利、交通之发达，国内顶尖的专家赶赴阜阳确诊，难道需要整整二十八天吗？我们的公共卫生体系，究竟出了什么纰漏？抑或根本就没有建立起来？
时至4月30日，记者欲采访阜阳亡童家长，仍屡受阻挠。当前，除了“采取一切积极措施救护患病儿童”，就没有别的事了吗？按照某些公仆的一贯思路，是不是疫情过后，又会坏事变好事，弄出个“抗击肠道病毒EV７１型”的辉煌成果？那個主管教育卫生的杜长平杜副市长，多半又 “不想引咎辞职”，又“想继续干下去”，继续“找工作的薄弱环节和缺点”。至于她是否去找，是否找得到，找到之后是否改正和加强，反正，群众们是无权监督的……
我只能说，由“群众”到“国民”，在某些地方，这之间的路还很长，很长……
【原载2008年5月7日《上海法
治报·法治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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