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中国现代文坛上一位风格独特的女作家。她的人生特别短暂，死时年仅31岁，她的创作实践只有短短的9年，作为女性的她，青年时代遭遇许多磨难，再加上国家当时处于多灾多难的时期，所以她命运更加多舛，但她凭着与生俱来的文学禀赋和独有的女性视角，在现代文坛上独辟蹊径，自成一家。故乡的黑土地是滋养她创作灵感的肥沃土壤，乡人们特别是不幸女人们的生存状态始终是她关注的焦点。她的作品多描绘像动物一样生存的女人们，描绘她们在可怜的境况下的一点儿可怜的追求及幻灭，以及她们对整个生命意思的麻木不仁。透过她的创作，读者深深地体会到在背负民族及个人双重苦难下女性命运的悲剧意蕴。
“糊糊涂涂地生殖，乱七八糟地死亡”[1]——女性生命意识的麻木
几千年的封建统治，把一条条的枷锁强加在广大妇女身上，男权社会给妇女的是奴役和创伤，经济和文化的制约，使妇女始终在社会的最底层喘息挣扎，她们无力挣脱命运的“茧”，只能在绝望中世代演绎着她们的悲剧角色。萧红绝大多数的作品，主角都是女性，都是她所处的那个时代最底层的女性。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东北呼兰小城，对于这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女性来说，就像一个无边无际的沼泽地一样，无论她们怎样小心，怎样挣扎，最终只能在痛苦中麻木，被吞噬得无影无踪。萧红在前期小说《生死场》及后期的《呼兰河传》中，透出浓厚的阅尽人生后彻骨的生命悲剧意识。她以彻悟者的姿态俯视呼兰小城女人们的蒙昧、绝望与茫然，用白描的手法描绘她们动物似的生存状态，用痛苦而近乎残忍的心态对她们为畜为奴而不觉其为畜为奴的麻木不仁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强烈的批判。鲁迅曾经揭露过国人的灵魂如何麻木，那是时代的使命使然，萧红则是出于女性的本能从生存本身的意义上来写人精神的麻木、灵魂的麻木。她笔下的北方乡村妇女的生活完全是一种依赖本能驱动，无意识、无目的地痛苦挣扎的动物般的生活，生存和糊口是她们生活的全部。“在乡村，人和动物一样，忙着生，忙着死。”“死人死了，活人计算着怎样活下去。”萧红的独特经历，培养了她看世界的独特视角，生死两界，在萧红的笔下没有明显的界限，生就是死，死就是生，生与死似乎就是同一个世界。造人，是人类得以繁衍的手段，那么生孩子就是女性的天职。在萧红的眼中女人的生产和动物的生产没有什么分别，女性的天职在血肉横飞的生产过程中变得那么讽刺，女性作为生命体的存在没有任何意义，犹如草芥，生产就是女人生命的基本苦难。萧红透过血淋淋的女性生活本真，发现了女性命运的悲剧实质：在天职意义的掩盖下，她们如何没有自我意识，没有尊严，如何屈辱而偏偏不知屈辱，如何在男权社会中毫无意义地奉献着自己卑微的生命。在《生死场》中“刑罚的日子”这一章里，动物的生产和女人的生产交互映照，分不清贵贱，暗示着劳苦女性的卑微渺小如动物，甚至还不如动物。在这里，萧红一方面对女人生育的痛苦深表同情。另一方面，她又对这些女人像生育机器一样不断地盲目生产无视生育对她们的毁灭而深恶痛绝。
动物一般的生存境遇使女性不仅对自己的生命价值毫无意识，而且还对他人的生命价值熟视无睹。在《生死场》中，读者不仅为一幅幅中国农村女性动物般原始的生存状态所震惊，而且为她们几千年来积淀在灵魂深处的精神痼疾所震惊，乡村女性中普遍存在的麻木不仁、冷酷无情让读者叹为观止。如王婆在干活的时候，无暇照顾小孩，就把三岁的女儿小钟放在草垛上，结果掉下来碰巧摔在犁头上，死了。作为母亲，王婆一点也不伤心，一点也不在意，因为她的心完全沉浸在美好的想象之中：她仿佛看到了一片金色的麦浪，自家的麦粒比谁家的都大，她感觉到无比充实和幸福。把孩子跟庄稼进行比较，母亲的心中庄稼竟然比孩子重要，如此有悖人伦天性，真让人触目惊心。一个女人，在物质条件极端匮乏、生存环境极端恶劣的情况下，她的母性竟然荡然无存，成为一个麻木的女人、残酷的母亲，这让人不禁想到狼这种动物，它在饿极了的情况下会残忍地吃掉自己的幼崽。在这里人和狼还是有些微区别的吧！萧红深刻了解旧中国北方底层劳动妇女的悲惨境遇，通过她们在“生死场”上的最后挣扎和哀嚎，揭露“两只脚的暴君”——男权社会的丑恶和“自然的暴君”——恶劣的生存环境的无情，从而揭示出她们“生的坚强、死的挣扎”背后更深层次的社会因由。
转嫁创伤与自我扼杀——女性悲剧命运的周而复始
女性悲剧命运的周而复始不仅仅来自“两只脚的暴君”——男权社会的丑恶和“自然地暴君”——恶劣的生存环境的无情，而且还来自女性自身的精神疮痍：扼杀与自我扼杀。几千年的封建男权文化对女性进行残酷的奴役，在精神上把女性压扁、榨干，因此女性把一切苦难都归于命运，这已经成为一种与生俱来的习惯。不仅如此，她还习惯于把创伤转嫁给同性，以此抵消或淡化自身的创伤记忆。长期受传统文化的束缚和男权社会的欺压，这些被踩在社会最底层的女人们，不仅不惺惺相惜，反而去欺压比她们更弱小、更可怜的同类，冷酷地折磨她们，以从对她们的战胜中来获得一点可怜的精神满足，多年的苦媳妇熬成婆后便变成恶婆婆了，这种比奴隶更可卑的奴才心理就像一朵恶之花深深植根于广大女性的心灵之中，是造成中国封建社会妇女悲剧命运周而复始、轮回不止的重要因素。萧红以极端鄙视的心理在《呼兰河传》中对这种可卑的奴才心理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和批判。小团圆媳妇和王大姐就是被这种奴才心理迫害的牺牲品。
小说中的小团圆媳妇是个发育良好、活泼健壮，长得黑乎乎，总是笑呵呵的可爱的小童养媳，可是就是不合她婆婆和呼兰人的“规矩”，在她婆婆看来，十二岁的她，个儿太高，太爱笑，不害羞，太能干，太“出格”，不合“规矩”，不像个小童养媳，婆婆出于一片“芳心”，其实是恃强凌弱的奴才心理在作怪，要对一个十二岁的女孩进行“重塑”，要“规矩”出一个真正的小团圆媳妇来。她请来巫师，举办“跳大神”活动，把小姑娘吊在梁上，使用所能想到的残忍的手段来折磨她：用皮鞭狠狠地抽打她，用烙铁残忍地烙脚心等，最后，小姑娘在寒冷的冬天里当众洗澡惨死在众人面前。一个天真烂漫、活泼可爱的小女孩就这样被一群麻木不仁的刽子手给活活地扼杀了。
王大姐通过自由恋爱，不顾家人的反对，就跟磨宫冯歪嘴子同居了，“非法”地生了一个孩子。她的大胆行为，遭到了封建势力的反对。周围人毫不放松地对她进行攻击和咒骂，好像谁对王大姐骂得越厉害谁就显得越贞洁和高贵似的。人们不只是对这对苦命鸳鸯进行谩骂和议论，更可耻的是还派出“探子”，打探消息，兴奋地聚集在一起期待着这对贫贱的夫妻冻死、饿死，这样他们好像才快活。终于王大姐在生完第二个孩子后死了。人们还不满足，还巴望着冯歪嘴子和他的小崽子出点儿什么状况。看似王大姐死于贫困交加，实际上她同小团圆媳妇一样，都是周围那些冷酷、麻木、无意识的杀人团手里的牺牲品。
女性的悲剧命运之所以世代相承、生生不息，除了来自男权社会的扼杀和来自无意识的杀人团的软刀子外，女性对自身的禁锢也是造成她们悲剧命运的一个重要因素。《小城三月》中的翠姨，始终走不出周围的世界，冲不破自己织就的精神之“茧”，有争取爱情和新的生活的可能也不敢去追求。最终自己用传统文化的精神丝缕把自己捆绑而死。翠姨的死，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一个女子即使有经济上的自主权与社会的保障，倘若没有勇气迈出自己划定的精神牢狱之门，也只有自取灭亡。
如果说小团圆媳妇、王大姐是被周围那些无意识的杀人团杀死的，而翠姨却是被自己束缚而死。这也是传统文化长期笼罩下女性心灵痼疾积重难愈的体现，她们自我禁锢，自我捆绑，即使挣脱了来自男权社会的束缚，也无力迈出自我囚禁的精神牢狱的门槛儿。这就是男权社会中妇女命运万劫不复的深层原因。
在死的悲哀里寻求生命的价值——女性的追求与幻灭
萧红的一生多灾多难，每一个足迹都布满血泪，她最能体会封建传统文化对广大妇女的戕害，她不甘做男权社会的牺牲品，曾以新女性的姿态挺身而出挑战“男人的社会”，然而敌人的力量太强大了，她丢盔卸甲，遍体鳞伤，头破血流。个人力量的单薄和社会力量的强大，注定了大多数女性追求的幻灭。她曾经感叹道：“我总是一个人走路……。”鲁迅在《坟·娜拉走后怎样》一文中曾经说过“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这一点，萧红是用生命在体验，越到后来，她体会得越清楚，越彻骨。萧红一生都在挣扎，孤军奋战，时代的变迁曾给她带来一点微茫的希望，但封建社会的痼疾总对她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和束缚。民族的灾难又对她的努力雪上加霜，她就像一棵总也冲不出冻土层的幼芽，注定要消亡。《小城三月》和《呼兰河传》是她对自己坎坷命运的不甘与无奈在作品中的艺术投影。她憧憬的永远是“温暖”与“爱”，但这些总让她遥不可及，最后在孤寂忧郁中死去。临终前她宣布“在我父亲面前投降了，惨败了，丢盔卸甲了”。这段话实际上是萧红一生奋力追求后却终遭幻灭的泣血呻吟。年少时她曾因背离传统礼教被开除族籍，多年颠沛流离，个人命运与民族命运交织在一起，萧红始终跋涉在“生死场”上。她不仅承受着传统礼教有形和无形的心理重压，而且背负着苦难的民族命运带给个人的伤痛。她瘦弱的肩膀哪能承受起如此的重负，她倒下了！所以她后期作品人物命运也反映了作家本人的迷惘、苦闷、彷徨和幻灭。萧红把个人不幸的命运和广大底层苦难女性的命运结合起来，她就生活在她们之中，她理解她们的一切痛苦与绝望，追求与幻灭，但她在抒写她们绝望追求的同时，也融进了自己的理想，那就是在绝望中还依稀看到了微茫的希望。生活就像一片茫茫无边黑暗凶恶的苦海，生活在孤寂痛苦的海洋里，萧红仍是让她笔下的女性在“生的坚强”与 “死的挣扎”中寻求生命的火花。她让小团圆媳妇被折磨致死后灵魂化成东桥下的一只自由自在无忧无虑的小白兔，让在分娩中死去的王大姐的幼子，在死亡的边缘和人们的讥笑声中慢慢长大，使她们悲苦的亡魂得以寄托，也使尚有良知的人们得到一丝慰藉。生活的车轮终归是向前滚动的，社会终归会进步！萧红是在死亡的悲哀里寻求生命的价值，寻求生活的希望。这就使她笔下的苦难女性，具有“萧红式”的悲剧美。
萧红对于女性爱情的命运常有一种悲剧感。从《生死场》里金枝和成业的爱情故事终落始乱终弃的结局，到《小城三月》里翠姨自己困死自己的爱情及生命，再到《呼兰河传》中王大姐和冯歪嘴子这对贫贱夫妇的悲惨命运，她总是将自己苦难的心路历程和寂寞痛苦的灵魂，融进那些苦难女性的身心之中。在“五四”以来的女作家群中，萧红的经历最为坎坷。她说：“我的心就像社会浸在毒汁里那么黑暗。浸得久了，或者我的心会被淹死的。”她目睹、亲历过国破家亡、流离漂泊的苦难生活，她的个人气质和生活经历，使她的作品不可能像冰心女士那样充满慈爱，也不可能像冯沅君、张爱玲等女作家那样的清雅、纤秀，而是处处流露出悲怆沉郁的悲剧情调。从她的第一篇小说《王阿嫂的死》到去世前的《呼兰河传》、《小城三月》均带有萧红特有的忧郁气质。但萧红也像鲁迅那样努力“删消些黑暗，装点些欢容”。在一幅幅阴暗的生活画面中，却时时闪烁着希望的火花。在《生死场》、《夜风》、《看风筝》、《黄河》、《呼兰河传》等作品中，我们都能看到萧红总是顽强地开掘生活中健康、积极、美好的因素，给人以希望和力量。
注释：
[1]胡风：《萧红全集》，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1991年版，第145页 。
[2][3][4]胡风：《萧红全集》上卷，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1991年版。
[5]鲁迅：《生死场·序》，见《萧红全集》，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1991年版。
[6]萧军：《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7]鲁迅：《南腔北调集·〈自选集〉旧序》，见《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