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冬云
说起《双城记》，我们总会想到那个被引用和改写无数次的名言：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个睿智的年月，那是个蒙昧的年月；那是信心百倍的时期，那是疑虑重重的时期……我们大家都在直升天堂，我们大家都在直下地狱。这段关于时代的描述，早己超越国界，让人叫绝的同时，美好和糟粕共存的时代是什么样的图景也让人有无限想象空问。同时，对于当下时代的彷徨与迷惑，似乎又与具体的时代没有太大关系。每天我们登陆新闻网站或是微博客户端，从新闻的内容到网民的各种评论都不难发现大量的愤怒与哀愁——更多的是愤怒。人们的评论充满戾气与不满，仿佛对美好不抱有任何的希望。在那些遭遇不公或现实受挫的人心里，即使天堂一样充满黑暗，这样的环境很多时候让生活在这所谓最好时代的笔者也会感到窒息。
狄更斯对法国大革命的关注是其创作《双城记》这部小说的灵感源泉，在创作小说的过程中狄更斯反复研读了英国历史学家卡莱尔的《法国革命史》和其他学者的有关著作。小说同时也体现着狄更斯对当时英国潜伏着的严重的社会危机的担忧。以历史为背景的小说多数时候有借古讽今的效用， 《双城记》也不例外。以史为鉴，给统治阶级敲响警钟是狄更斯作为一位作家的社会责任，同时，通过对革命恐怖的极端描写，也对心怀愤懑、希图以暴力对抗暴政的人民群众提出警告，希望能够为社会矛盾日益加剧的当时社会现状寻找一条出路。
法国大革命前夕，无论在英国还是法国，老牌帝国充满着处处可见的末日感，都被笼罩在黄昏的雾气中。在英国，外出的人们甚至无法保证家中家具的安全而必须将家具送到家具行的仓库保管；白日里普通的商人到了夜里就可能成了拦路抢劫的强盗；乱世用重典，穷凶极恶的杀人犯和仅仅盗窃了6便士的小偷同样被判极刑。法国则是另一番更加可怕的景象：腐败成了上层社会的通行法则，整个社会的每个角落都充满着仇恨与暴力，随时会发生的恐怖行为就这样被酝酿。有人将这一切看作是黎明前的黑暗，大作家雨果这样描写： “为了曙光，夜里的血与泪可以忽略不计。总有太多人是敌人，而友人，友人只是个空置的座位，你不敢说下一刻谁能坐在上而，连对自己你都没有把握。在这种压力下，不少作家难逃书写革命的诱惑，因为不公正是那样明显，有权者和无权者都没有出路，这和我们今天的新闻一样。”
《双城记》的主要故事线索是报血仇或者泯灭恩仇。通常从字面以及故事背景去理解，大多数读者会以为双城描写的是发生在巴黎和伦敦的故事，不过随着故事的推进，不断有小人物登上舞台，对这些小人物的描写微不足道但却具体，他们使巴黎和伦敦变得界限模糊，所谓双城不过是特殊时代的一角。
小说为我们呈现的那个时代的巴黎，街上随处可见衣衫褴褛，游于好闲的人们，他们在当时被称为“雅克”，他们茫然地聚在酒吧里，自己也不知道是在酝酿什么。酒店老板德发口终口忙碌不停，表而上是为了生意内心却同样有其他目的。德发口太太则总是埋头做着于里的编织活儿，这同样是假象，那些随处发生的血腥事件，她总是了若指掌甚至有所参与。她的而容坚强如石，让那些壮汉看到都会不由得发冷。在巴黎这座城市，贵族们奢靡无度的基础是脚下穷人的尸骨，他们驾着漂亮的马车在闹市呼啸而过，一旦撞人更是随于丢几张钞票就扬长而去；而那些底层的赤贫阶层则对未来不抱任何希望；游离在权贵与赤贫中间的，是那些被称为“雅克”的无所事事的人们。夜幕降临，雅克也许会潜入贵族的府邸，于起刀落，那边的德发日太太则从于上的编织“记录”里划掉对应的人名。划掉人名或是格杀生命，哪个更容易，哪个更困难些我们无从得知。
革命者同样在狄更斯笔下具体而真实地存在着，他们中的多数人实际上是从苦难者转变成了施暴者，而转变的最初动机也许由于恐惧，更多或是源于仇恨，后来则干脆扯起“正义”的大旗，抛弃家族名字，在雅克这个标签下大肆杀戮。至于狄更斯想要表达的，我想是为了什么缘故闹革命，但革命的本身就是取人性命导致流血，最终也许是更多的流血，巴黎这座城就这样站在血泊之中。那么另一城在哪里呢？
在描写方式上，与对巴黎的横幅式铺陈不同的是，狄更斯细致刻画了大海上发生的狂暴景象，视角一转，定格在海面上漂泊着的一艘不起眼的小船上：而船上有一位身陷囹圄18年的法国医生马奈特，好友和女儿露西将出狱后的马奈特带到了伦敦，他多舛的命运并没有发生转机，反而落下了精神病；露西的丈夫达内是法国贵族的后裔，因为觉得贵族身份对穷人而言有很多不公平而隐瞒了自己的姓名，纵使如此还是曾经两度被判死刑。这条船里坐着的乘客包括一些苦难大众，但他们却没有因为身上的苦难而被卷入那座城的漩涡，个中原因，可以归结为他们心无大志，只求彼此相伴，平静生活。然而，一个时代的残忍即意味着，无论你如何逃避，总有一些冥冥中的劫数找上门来。
第一次达内惹上官司，有人帮助他赢得了诉讼，这个人是一个叫做卡顿的和他年纪相仿，连外貌也相似的男子。卡顿酗酒成性，习惯自嘲，性格中具有古怪的自我厌恶。他甘愿给一个平庸的律师打下于，因为酒瘾和拒绝逢迎一再虚耗年华，却又为此痛苦。
关于双城记电影版本同样很多，不难发现，卡顿这个角色无论在哪个版本中都是男一号，同时非常受女性观众欢迎，而角色的特质往往是大器晚成的真心英雄，反观小说中的人物，一切设计其实都是为了表达矛盾。诚然，卡顿风流倜傥，有一种英雄没落的美感。可由于酗酒与长期的自我消沉，外貌也随之失去光彩；他怀才不遇，与其说让人感动不如说是一种懦弱与无能，因为他无力奋斗却又满怀不满；卡顿深爱着露西，他也向露西有所表白，但本质不是为了赢取露西的爱，反而是为了宣告结束，并且沉浸于自我怜悯：“当你看见和你一般美丽的小宝贝绕膝蹦跳时，希望你有时能够想起，世界上还有这么一个人，为了保全你所爱的人的生命，他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
在现实生活中，卡顿这种人是不会被大众所关注的，因为人们永远不会去关心一个失去斗志的无能者，而只会看到他的上司。正如上司得意洋洋对他说：瞧我以前是怎么干的？我现在是怎么干的？你那条处世之道，永远是条蹩脚之道。
小说中关于卡顿这条线索有很多伏笔，作者一直游刃有余地控制着节奏，这使读者往往长时间无法把它和在巴黎发生的事联系起来。
德发日太太在巴黎正在逐渐变成一位复仇女神或是所谓革命者的领袖，而导致她人生轨迹如此发展的原因是她的一家都被侯爵杀害。她有充满仇恨的理由，不过，这理由是否足够支撑将目标的仇家斩草除根呢。她把仇恨转嫁到了所有对立的阶级群体，最后，事情发展到只要是反对革命，甚至是不同意她意见的人全都要死于非命。这时所谓复仇已经不过是一而幌子，本质是她幼年受到的那些受屈含冤埋下了仇恨的种子。对对立阶级的恨让她的内心住着一位魔鬼。她毫无怜悯之心。正如狄更斯说的，许多女人因为受到时代潮流的影响，“可怕得变了样”。
狄更斯在创作过程中应该是雄心漫漫，敢于直而时代的疑难问题。大革命的时代背景下，普通人角色定位相当含混，人性标准也随之模糊。如果特权阶级因为罪恶累累而理应被格杀，那么受压者施暴是否应该被歌颂？谁赋予一个人剥夺另一个人性命的权力？“雅克”成为所谓的革命者，拥有对断头台的支配权，本质是这些从血泊里成长起来的新的施暴者，他们早己背离了所谓人民。雨果把革命看成扫荡黑暗的力量，而在狄更斯笔下，大革命则是“人类的想象力创造出无数贪得无厌、不知餍足的妖魔鬼怪”中之一，象征大革命的东西是断头台，有意思的是，对此狄更斯并没有展开论述，而只是轻轻说一句： “它取代了十字架。”
文学往往以利用细致入微的描写给读者留下持续的印象，这些持续留下的印象不断沉淀累积，随之而来的是无限的自我思考与生动的画而，思考带来人生感悟，画而还原历史印记。《双城记》描述的画而可能是这样的：伦敦和巴黎，宽厚仁慈的爱，恨之入骨的残暴；荒诞淫靡的生活，卑贱贫穷的挣扎；人们在漫无目的的生活方式中产生绝望，又在穷途末路时产生希望。故事每一个细节蕴含着洞察生命的智慧，这些智慧对于涉世未深的读者来说更大的价值是缩短了对人生看透和体会的过程。从哲学的角度，我们也许可以从《双城记》中抽象出一个其他的概念，这些概念为我们指明更多人生中的谜团：爱和无私的奉献。那些透彻入骨的仇恨中为什么会产生爱？因为恨的本源基本上是对自我的否定和毁灭的心理暗示，这永远不应该是人生中的健康存在，而最后这些存在的归宿将永远是爱。爱来自每个人自身，又分享给身边的每个人和事物，而仇恨最终一定会被更高级的爱所代替，并被裹挟着一起组成我们所处的这个复杂的人类社会，历史永远向前，爱是亘古主题。爱的存在让我们包容更多的丑恶和仇恨。只有宽恕了不可饶恕的事，才能算作真正的宽恕。同理，只有包容了它的异己，它自身异化的存在——恨，爱才能成为它自身，爱才能找到回家的路。
作为艺术家的狄更斯先生并没有在作品中过多地探究历史和历史的正确性。但狄更斯以稳健的进步与改良精神为作品输入了可贵的价值观，这样的价值观对后人的指引是文学作品最有意义的所在。暴力与死亡是全世界热爱生活的人们绝不愿看到的景象。虽然作品中以无比生动的笔触还原了法兰西侯爵大人的无限奢靡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底层的赤贫处境。但在这些描写中充满了轻松戏谑的口吻，比如断头台小姐的神奇功能以及巴黎血流成河、尸横遍地的场而。狄更斯试图用两面的态度而对大革命、描述大革命、思考大革命。就像他在小说开始处对那个时代的描述一样，总是具有两而性。在《双城记》虚构的故事中，侯爵大人和德发口夫妇往往会令读者感到厌恶，但他们的生活境遇又何尝不令人感到惋惜。作者试图通过这样的作品告诉读者：以恨制恨，以暴制暴只会让事态无限向反面发展；只有仁慈与爱，无私与奉献才是治愈人类创伤的良药。有人说，是不公正的社会制度造成了无数家庭、个人与社会的悲剧。可是，制度也是人创造的。在我看来，只有具有公正头脑和无私心灵的人才能创造公正、人性的社会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