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 聪
音乐与巫术同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在早期阶段关系异常密切，在音乐的萌芽与形成过程中烙下了深深的巫术印迹。
音乐一词最早见于成书于战国的《吕氏春秋》：“音乐之所由来者远矣。”“凡音乐，通乎政而风乎俗者也。”但原始音乐其实包含了音乐、舞蹈和诗歌等内容，而且在当时称“乐”而非“音乐”，如《周易·豫》曰：“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尚书·舜典》也载：“帝曰：‘夔，命汝典乐。’”说的都是这个意思[1]。
原始音乐自诞生之日起，就与巫术结下了不解之缘。法国音乐学家孔百流主张音乐是从原始巫术中产生出来的。国学大师王国维也认为：“歌舞之兴，其始于古之巫乎？”[2]可见，巫术对音乐的起源起到了重要的促使作用。
在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极其低下，人们对大自然认识不够，于是便期望通过法术来达到一些愿望，这便导致了巫术的产生和盛行。其中音乐是烘托和构成巫术的重要内容之一，而巫术也是原始音乐的重要源头和特征之一。
早期文献中保留了许多关于音乐起源的记载。《吕氏春秋·古乐篇》载：“昔古朱襄氏之治天下也，多风而阳气蓄积，万物散解，果实不成，故士达作为五弦之瑟，以来阴气，以定群生。”这里的士达创造了具有五弦的乐器瑟，用来求雨，安定人民的生活。音乐在这里就具有巫术般的功能。《古乐篇》还载：“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这正形象地描述了原始人用歌舞来表达感谢天地赐予的场景，而这种歌舞带有明显的巫术色彩。《山海经·大荒西经》载：“祝融生太子长琴，是处榣山，始作乐风。”《海内经》载：“鼓、延是始为钟，为乐风。……帝俊生晏龙，晏龙是为琴瑟。帝俊有子八人，是始为歌舞。”《世本》也记载说：“伏羲作瑟，神农作琴，伶伦造律吕，女娲作笙簧，随作竽，夷作鼓，无句作磬，夔作乐。”《尚书·益稷》曰：“击石拊石，百兽率舞。”从这些文献可以看出，最早的音乐和舞蹈总是合而为一，并且带有浓郁的巫术色彩。
值得注意的是，在考古出土的许多早期音乐实物上都能看到明显的巫术特征，而且这种特征体现了一个渐变递进的规律。
在新石器时代早中期，距今9000至7800年前的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了一批骨笛，有五孔、六孔、七孔、八孔几种，以七孔为主。音孔分布规律，经测试，七个音孔各发一个音，加上七个音孔全闭发出的筒音，正好八个音，组成一完整的音阶结构[3]。《淮南子·天文训》曰：“律之初生也，写凤之音，故音以八生”。这种说法恰与贾湖骨笛可吹出八音相吻合。“八”在我国古代历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律以八生，易有八卦，还有八方、八荒、八风等概念。从贾湖遗址的出土遗物来看，说明“八”的数量概念，可能开始形成于贾湖文化时期。伏羲是传说中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尚书序》说伏羲“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其生活年代大约与贾湖遗址相当。伏羲氏创始八卦，发明八音，用以通神明，类万物。这时的音乐与八卦巫术相结合，用来沟通神明和天地，类比和解释万物。
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距今约5800—5000年前的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墓地马家窑时期的墓葬中，出土了一件内壁绘有“舞蹈”花纹的彩陶盆。这个彩陶盆5人一组，手拉手，面向一致，头侧各有一斜道，似为发辫，摆向划一，每组外侧两人的一臂画为两道，似反映空着的两臂舞蹈动作较大而频繁之意。人下体三道，接地面的两竖道，为两腿无疑，而下腹体侧一道，似为饰物，也可能象征着生殖崇拜[4]。这一彩陶纹恰与《吕氏春秋·古乐篇》中的葛天氏的“八阙”有关。这组原始乐舞实际上是“丰收祭”或者是“祈年祭”，是与农业生产有关的祭祀礼上表演的歌曲。甲骨文、金文中的“舞”字写成“像人两手拽牛尾而舞”的样子，其字义也是从“葛天氏之乐”中推断出来的。彩陶盆的年代大约相当于传说中的炎帝到黄帝时期[5]。《左传·昭公十七年》载：“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传说黄帝氏以云为图腾，而传说中的《云门》正是黄帝时期一种崇拜云图腾的乐舞。这一阶段的音乐与巫术结合得更为紧密，带有巫术色彩的乐舞表达了人们在生产和生活中的种种美好愿望。
在新石器时代末期，距今约4500—3900年的山西襄汾陶寺墓地的一座大型墓葬中，出土了一件鼍鼓和特磬。鼓内散落鳄皮骨板，鼓框利用天然树干挖空制成，呈上大下小、略带锥度的圆筒形。体表施粉红或赭红底色，上施白、黄、黑、宝石蓝等色彩绘，惜图案已漫漶。鼓体中上部可辨宽约22厘米的图案，下部有带饰，带饰上下有数道弦纹[6]。这件鼍鼓就是文献中的“灵鼍之鼓”。《诗·大雅》曰：“鼍鼓逢逢。”李斯的《谏逐客书》和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中都有“灵鼍之鼓”的记载。在神权统治的上古社会，鼍鼓逢逢如雷的洪大声响，可产生一种强烈的威慑力量。同出的石磬利用黑色天然角页岩打制而成，磬角有明显的麻点和裂面。无倨句，约略可辨鼓、股，但鼓、股上边连成一条弧线。鼓端内凹，股端圆突。磬体厚重，悬挂时呈60°倾角，稳定性较好。倨孔长圆形，两面对钻而成。孔内有绳索磨痕，应为实用乐器。音高为#2f-23音分[7]。《世本·作篇》载：“无句作磬。”鼍鼓与特磬组合在一起，声音洪亮而特别，礼仪森严而庄重，是宗教礼仪或巫术活动中的重要工具。此时的音乐与巫术已达到了深度融合。巫术在音乐的烘托下逐渐脱去蒙昧的外衣，巫术与音乐逐渐表现出程式化、礼仪化的特点。陶寺遗址后期已进入夏代纪年的范围。而这种逐渐程式化、礼仪化的音乐也为夏商周三代礼乐制度的正式形成奠定了基础。
巫术是中华先民为了认识大自然而创造的一种法术，这种法术寄托了人们某些不易实现的愿望。而为了帮助实现愿望，为了法术的灵验，人们往往规定了许多程式，跳起特定的舞蹈，口头或借助某种特制的工具发出特定的声音。这样，原始音乐就完全融入了巫术中。在当时，实施这种巫术的人，则是氏族社会中地位极高的巫师，他们本身也是氏族首领。新石器时代早中期，音乐与巫术初步结合，用以沟通神明，解释万物；到了新石器时代中晚期，音乐与巫术结合得更为紧密，带有巫术色彩的乐舞表达了人们在生产和生活中的种种美好愿望；新石器时代末期，音乐与巫术已达到了深度融合。巫术在音乐的烘托下逐渐脱去蒙昧的外衣，巫术与音乐逐渐表现出程式化、礼仪化的特点。到了夏商周时期，随着等级制度的逐渐建立，原始的音乐就逐渐演变为具有固定程式的礼乐制度。伴随着礼乐制度的形成，巫术在其中仍发挥着一定的作用，但这种作用则逐渐礼仪化、制度化，逐渐融入了中国古代礼制的范畴。由此可见，巫术是原始音乐的重要源头，伴随着原始音乐的形成和发展，巫术在音乐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体现。
[1]高国藩.中国巫术史[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
[2]王国维.宋元戏曲考[Z].
[3]舞阳贾湖.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
[4]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出土的舞蹈纹彩陶盆[J].文物，1978，（3）.
[5]金维诺.舞蹈纹陶盆与原始乐舞[J].文物，1978，（3）.
[6]1978-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 [J].考古，1983，（1）.
[7]李纯一.中国上古出土乐器综论[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