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 石
旧时的中国传说，岁值丙午、丁未是国家的“厄会”，即要倒霉的年头。五行丙属火，色赤，十二属未为羊，故称为“红羊劫”。宋代柴望作《丙丁龟鉴》，煞有介事地考证秦庄襄王至晋天福十二年的千年中，二十一个“红羊”，皆有“事变”发生。唐代殷尧藩的诗中也曾提出警告：“太平从此销兵甲，记取红羊换劫时。”
这当然是荒诞的迷信，人世的纷纭与地球绕太阳转动并没有必然的牵连，灾变兵燹无年不有，驾崩，国灭不一定就值丙午、丁未，况且，一国的凶危，却正是它敌国的良机。
古希腊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说：最好的政治社会是由中等阶级的公民组成的，所以一个国家里面，如果公民都具有一份适当而充足的财产，这个国家就有很好的运气。
这虽然不是宿命论的迷信，却是乌托邦的空想。过去任何一个所谓最好的社会，恐怕都要由最多的穷人组成。就象亚里士多德认为是“最好的社会”并在那里落户讲学的奴隶民主制雅典，就有36万奴隶，而自由民只有9万，其中第三、四等级的穷人还居多。亚里士多德虽是古代西方霸王亚历山大的老师，但中产阶级的公民却并不听从他的训导，并不满足只有一份适当的财产，他们总是要增殖财产或丧失掉财产，总是要吞并别人或被别人吞并，总是要自己享有好运而不顾及国家是否能有好运。不平等正是通过财产和权力体现的，因此，既有私有制和权力存在，又要求财产适中和权力均等，就象祈求天老爷下雨而无云，根本办不到。
什么是国家的好运与厄会？能为人口中的大多数谋求福利，把这个目标贯彻到底，就有好运；根本没有这样的政策和打算，厄会迟早就要降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