覃思思
(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与新闻传播学院 广西 桂林 541000)
洁净、肮脏与分类秩序
——读玛丽·道格拉斯《洁净与危险》
覃思思
(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与新闻传播学院 广西 桂林 541000)
玛丽·道格拉斯是英国著名的象征人类学家、新结构主义的代表，其代表作 《洁净与危险》 融合了象征人类学、结构人类学与宗教人类学的观点和视角，被誉为人类学的扛鼎之作，对人文学科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洁净与危险》是“关于污秽和传染观念的论述”。该书包括序言、导言一共有十二个章节。从书目我们可大致看出作者的写作思路：以小见大，用实际事实引出理论分析。并且开篇道格拉斯便交待了本书的写作目的以及大致思路，有助于帮助读者理解此书。在序言中，玛丽·道格拉斯揭示了本书的两大主题，一是“禁忌作为一个自发的手段，为的是保护宇宙中的清晰种类”，另一个是“对含混带来的认知不适作出反思。含糊的事物看上去很有威胁感”。该书通过原始文化中禁忌与仪式的研究,引入了洁净与肮脏这一对范畴，以此来揭示人类社会的分类体系与人的观念之间的连带关系，并对其象征意义提出了系统的看法。
本书十分强调“分类与秩序”，在序言中，道格拉斯便明确指出：“本书的中心论点之一是理性行为都离不开分类，分类为组织所固有，并不是自娱自乐的认知操演，组织需要分类，而分类又是人类协调的基础。”书名便是对这一中心论点的点明与强调。
此外，书名其实也带着浓重的象征主义色彩，即对事物“能指”与“所指”的巧妙运用。道格拉斯是少数对整个人文学科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类学家之一，被大众称为象征主义人类学、新结构主义的主要代表学者之一。“象征人类学在本质上讲就是把文化当成象征符号系统加以探讨的人类学。”通过阅读玛丽·道格拉斯的《洁净与危险》，我们不难发现，书名中“洁净”能指的是“干净与整洁”，而在这里所指的是一种“正常稳定的社会秩序”；“危险”本身指的是“有可能导致灾难与不安全”，在书中它的“所指”则是“肮脏、失序的社会状态”。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象征人类学认为，文化符号本身是没有意义的，它之所以具有意识，都是人们根据自身文化需求赋予其上的。“象征符合是社会整合的意识形态工具，象征不具有全人类的一致性。”不同的民族文化有着不同的象征符号体系，这些象征体系是不同民族或者族群对其所处的世界的不同理解，也就是说，事物“能指”的情况可以只有一种，但“所指”的东西、意义却可以是多种的，这是根据文化的具体需要而定的。正如格尔茨在《地方性知识》一书中提出的观点一样，每种文化都是“地方性”的，同一事物对不同的文化来说可以有不同的意义，并不存在什么全人类共同的文化。也正是因为文化的多样性以及文化符号的多样性，才出现了后来格尔茨所提出的“深描”的观点。虽然象征人类学大致出现在20实际60年代之后，但纵观整个人类学的发展历史，其实也可以看到“象征”的影子。笔者认为，不论是对象征人类学也好，还是对其他人类学学派也罢，所有的文化都不可能摆脱符号与象征。比如，马林诺夫斯基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中谈到的“库拉”交易模式，交易过程中所用到的“臂镯”和“项圈”，它们“本身并无实际用途(非装饰品、无经济利益)”，但它们却是布里恩德人身份、声望与权力的象征；比如，埃文斯·普理查德的《努尔人——对尼罗河畔一个人群的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的描述》中提到的努尔人的“圣物”——牛，在传统意义上，牛是一种耕作工具，但对努尔人来说，牛却是他们标志性的文化特征；再比如格尔茨《文化的解释》中描写到的“斗鸡”，巴厘岛斗鸡的深度不是为了在赌博中获得金钱，而是为了获得某种象征地位的“意义”，斗鸡是象征，等级地位才是意义所在。
在英过社会人类学界中，道格拉斯是为数不多将结构主义容纳进研究框架的学者之一。道格拉斯也提倡所谓的“二元对立”，并对社会观念中的“异常物”十分关注，所谓的“异常物”“不是斯特劳斯所讲的二元对立的东西，有点类似艾德蒙·利奇所说的‘第三元’”。例如，性别设置与性行为的秩序其实是存在着一定的冲突的。纵观当今社会，我们会发现，在“男、女”二元性别关系之外，还有着“第三元”的存在——变性人。这类人介于男性与女性之间，便是道格拉斯口中的“异常物”，即违背社会戒律或超越社会所设立的事物之间界限的东西。而这种打破了社会正常秩序的存在，也就是道格拉斯在书中反复提到的“肮脏”、“危险”、“污秽”之物。变性人无法归入传统的性别结构之中，因而是具有潜在的危险，进而为社会大众所排斥。“异常物”、“不纯”、“危险”的概念明显具有思维结构的含义，不过道格拉斯认为它们更重要的是具有社会功能，是维系社会自身秩序的手段，这点就不像斯特劳斯那样提倡纯思维结构了。
“分类排序”是道格拉斯洁净观中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一个观点。用道格拉斯的观点来说，只有当事物处在分类框架的某个位置时，它的存在才有意义。不难理解，比如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鞋子”。鞋子放在地上通常是被认为是合理的，因为人们对日常生活用品的分类中，鞋子就应该处在玄关、鞋架的位置上，这个时候的鞋子我们可以说它是干净的、安全的。但当我们把鞋子从鞋架上拿下来并放到饭桌上去时，鞋子便因逾越了生活用品的分类界限、破坏了生活用品摆放的正常秩序而变得肮脏、危险。这样我们就很明显能看出，同一双鞋子，在不同的位置会得到不一样的评价。鞋子本身并不是肮脏的，它之所以肮脏只是因为它本身的摆放不符合人们的分类框架。为了清除掉这种肮脏与危险，人们会将鞋子从桌子上再拿下来，把它放回到鞋架、玄关上去。这种行为其实也就是道格拉斯所谓的“排序”，将这种脱离正常秩序的存在进行重新归位。此外，有一点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道格拉斯在书中提出“洁净是相对的，肮脏也是相对的”，两者并不是始终对立的，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相互转化。仍旧以“鞋子”为例，放在玄关与鞋架处的鞋子是洁净的，而放在饭桌上的鞋子则是肮脏的。因为肮脏，人们可能会将鞋子仍掉，归为垃圾。一旦鞋子变成垃圾后，由于被归于垃圾这一类别，这个时候它又变为洁净的了。这一转变实则也可以解释原始宗教中模糊不清的禁忌食物。
C912.4
A
1672-5832(2017)10-0034-01
覃思思 (1993—)，女，壮族，广西柳州人，研究生在读，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与新闻传播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