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延庆
“写写你吧。”我说。
“就写我抓药的事。”母亲笑了。
我很诧异。母亲笑了，我却差点儿哭了。有时和她说话，她也是沉默，最多眼睛看过来，并没有表情。小脑萎缩几年了，走路要扶，吃喝得喂，生活不能自理，这对于她已是常态。
过去的事很多，为什么要写抓药？
我7岁时，母亲得肝炎了。拉犁、浇地、挖河、运粪，种庄稼、收庄稼，常年重体力劳动，她要垮掉了。
得病后，她不看村医，也拒绝去公社医院，坚持要去县城看病抓药。此后的几年，她骑车往返，每每回来时，天都黑了。
这时，4个孩子就趴在窗前，往大门口看，天黑了是想娘了，没黑时则惦记好吃的。
县城离家三十多里，4个孩子都没去过。一个星期天，安抚好哥哥后，母亲让我和弟弟妹妹跟着，一起去抓药。我坐前梁，妹妹和弟弟则坐在后座。她跃上车时，后面的要把头低下去。两边的庄稼开始后移，心中的县城越来越近。
回来的路上，母亲骑得快，风从耳边刮过，药挂在车把，果子也挂在车把，随风摇曳着。
一次，母亲去抓药，只让我跟着。我胳膊上长了脓包，总也好不了，但我并不希望它好，长包的日子，我一直没去上学。为拖延时间，我还把打过农药的棉花叶，往脓包上抹。
这次回来，天也黑了，但母亲骑得慢，我胳膊上的绷带，在月色下泛着白光。到家了，她把我抱下來，问还疼吗？一点儿都不疼了，但我哭了。
“老二还能熬药！”村里人夸我时，母亲笑了。但我在想，我还会泡药，还会晒药渣呢。药渣晒干后，母亲就捣碎了，都用来装枕头。
两年后，母亲的病好了，家里从队上分到的东西，是越来越少了。到分地的时候，远在外地的父亲，坚持让我们过去。
从此，河北的家没了，山东的一个小县城接纳了我们。在这里，她有了心脏病，时常喝中药，每次都是自己去抓。
我从县城到省城工作，父亲知道后却说不去，倒是母亲给面子过来了。在省城，她又添了肺病，咳嗽得厉害。劝她吃西药，她也最多吃点儿丹参、丹灯，更多的时候，还是坚持喝中药。
母亲去抓药，坚持要坐公交。拗不过她，我陪着去了一趟。第二次她坚持自己去，回来时竟也没坐错车，以后熟了，我也就放心了。每次的药渣，她还是留着，还是往枕头里放。
感觉常是错觉。父亲去世后，我一直以为，母亲没问题的。但就在父亲走后，她的身体开始不行了，手抖厉害起来，反应迟钝明显，走路慢了，走不远了，甚至连楼都下不了。我时常把大夫请到家里，号脉开方后，她就催我去抓药。
每次把请人代煎的药拿回来，母亲总是问：怎么没熬啊？那些药渣呢？她确实是老了，那个带3个孩子骑车去抓药的母亲，去哪里了？
有时我晚上醒来，枕头上的药香味儿还在，但我知道，抱我下车的母亲却不在了。
选自《品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