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黎
村戏的戏里戏外
人活了多少岁，就过了多少年。
少年过年叫增岁，老人过年叫增寿，可我们村的黑老婆的嘴角却叼着这样的话：人就是一根甘蔗，过一年剁走一节，过一年剁走一节，再长的甘蔗，都经不住剁；三剁两剁的，甘蔗就没了。
我少小是在渭北一个名叫麻子村的农村里度过的，记忆中的过年，比起现在来，要讲究多了，亦复杂多了。
一年有四季，但在汗流浃背的农夫眼里，却只有两个时段：农忙时节和农闲时节。农忙总是那么地长，而农闲总是那么地短。一年当中，春秋夏皆是忙，唯有冰天雪地的寒冬，似乎才能歇息下来。拢起比炸裂的干泥皮还要粗糙的双手，伸开僵硬酸困的腰肢，在烫热的土炕上躺一躺，稍一打盹，年就在眼前了。
我的家乡名叫麻子村，地处一座台塬的边缘。村东的斜坡下面，是一个狭狭窄窄的盆地，盘踞着一家隶属于国家航空部的研究所。研究缩身于此，显然是备战备荒的产物，含有保密的意图。对于村庄里整日在黄土里刨食的农夫而言，那家研究所，仿佛是摆在一旁的一具远景模型，广播里任何一种对未来幸福生活的描述，似乎都能从这家研究所里找到现实的样本，比如“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之类。一到星期天，那些穿着洋衣留着“洋楼”（当地人对新式发型的称谓）的人，挎着竹篮来村里溜达，挑挑剔剔地购买农户家产的鸡蛋。农户们惊讶的是，这些购买者，并非鸡蛋贩子，购买鸡蛋纯粹是为满足自己的家人吃。鸡蛋不是鸡蛋，而是金蛋，吃进肚子多可惜呀！手头极其拮据的农民，出售鸡蛋那可是唯一的经济来源。酱醋不敢买，食盐还是要买上一斤两斤的；窗上无玻璃，窗户纸还是要买上一张两张的；电灯时亮时瞎，点亮煤油灯的煤油还是要买上一瓶两瓶的。每户人家，都喂养着四五只母鸡，主妇一日数回地往返于鸡窝，蹑手蹑脚地窥探哪只鸡又令人欣喜地卧了进去，哪只鸡依旧令人沮丧地在院子里闲逛，像个女光棍一样，三天了竟毫无动静。这些不下蛋的母鸡，活该遭到嫌弃和唾骂，它们不像母鸡，更像木鸡。在主妇的耳朵听来，世上最动听的音乐，不是贝多芬的交响曲，也不是莫扎特的小夜曲，而是母鸡下蛋后得意洋洋的啼鸣声。“咯嗒——咯嗒，咯嗒——咯嗒”的叫声，经主妇耳膜的孵化，就变成了“搁蛋——搁蛋，搁蛋——搁蛋”。
村民们最为惊讶的，还不是他们把鸡蛋当饭吃，而是这些脚不沾泥的人，每上六天班，就有一个星期天。七天当中，就有一天从早到晚啥都不干，简直令人不可思议。村民们在生产队长鼓着腮帮吹响的哨子声里，以及在队长那口无遮拦日娘带老子的污秽骂声中，总是迎着晨曦下地，迎着暮色归来，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春播夏割，夏种秋收，夹杂以植树造林和修梯田修水利之类，每天都是汗湿几重衣衫。收工回来，男人劈柴，挑水，垫羊圈，出羊粪，女人则要忙着洗衣做饭，织布缝衣。唯有阴雨天，村民们才能瘫倒在炕，头枕一块木枕头或砖枕头，像一堆沉沉的湿稻草那样，美美实实地睡上一觉。从土窑洞或土坯房里传出的打鼾声，沉闷而响亮，堪比火车碾过铁轨的轰鸣声。
按理说，冬天是农闲季节。但“学大寨”的热潮，活生生地把村民们想歇一歇的奢望变成了妄想。地冻成了铁块，抡起镢头猛挖下去，地表纹丝不动，倒是那双紧握镢头的手，差点儿被震得骨折。不论怎样，地都是要修的，哪怕是一厘米一厘米地往前推进。上级动辄要来检查，高高的坎壁上横刷着鼓舞人心的标语，字迹被涂成朱红的颜色；那杆在寒风里猎猎飘拂的红旗，上工时扛来，下工时扛回，特意将其绑在一棵高高的杨树上，以使那些前来督工和检查的人，大老远就能望得见。
饿着肚子干重体力活，脸被凛冽的寒风吹刮得犹如一张老树皮，手上冻裂的血口横七竖八。就在众多的人与石板一样坚硬的土地玩命之时，却总有一些漏网之鱼留在房间享受清福。第一场雪落下，那些能扭两下腰肢能吼两嗓子的人便被召集了起来，在导演的安排与指挥下，排练起了戏曲。麻子村演戏的历史，比我的年龄还要悠长。五十年代初期，我父亲作为乐队的一员，坐在舞台的角落，左手举一面铜锣，右手拎一个木槌，配合着其他乐器，依照曲目的节奏，时不时地敲击那么一下两下。登台亮相，对于我父亲，根本算不上新鲜。但在平时，他总是被民兵扭着双臂押上舞台的，唯有唱戏，才敢迈着八字步，磊磊落落地走向舞台，也才不显得那么猥琐与反面。父亲仁善至极，但因戴着富农的帽子，怎么都摆脱不掉频频被批斗的厄运。父亲那个年代唱戏，唱的是《小二黑》《梁秋燕》和《三滴血》之类。等我记事时，剧目几乎全变成了样板戏，诸如《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
排戏是为过年时演出。从腊月二十七八开始，至正月十五结束，近乎二十天里，麻子村那座位居城门前的土台子上，夜夜汽灯高悬，幕布启合，秦腔高亢。在黑漆漆的夜色里，男女老少或坐于板凳，或蹲于碾盘，或袖手而站，个个冻得瑟瑟发抖，却都仰着长长的脖子，痴望着戏台，宁肯受冻也不肯退场。村民们之所以打死不离疙瘩庙，看过十几遍了还要继续看下去，自然是各怀心事。有的嫌家里冷清，看戏是为挤在人堆里凑热闹；有的是瞥见邻居家的人家都去了，自己也就随大流，你朝左我亦朝左，你朝右我亦朝右；有的是公公婆婆想看儿媳演得怎么样，有的是父母想看儿子儿媳的动作或唱词会不会出错。大多数人眼里的好戏，并不是谁的一招一式更像模像样，谁的唱腔更韵味十足，而是谁更滑稽可笑。能出错的戏，才有看头，才有嚼头。那些出错的情节，不但会引来满堂哄笑，而且在以后若干的日子里，定会转化为人们逗乐的源泉。那个刘队长，哈哈哈，竟把“毫不利己专利人”，唱成了“毫不利人专利己”；还有那个拴牛，扮演刁德一，歪戴一顶耷拉着帽檐的瓜皮帽，脸上抹着炭灰，该“李建光”上场时，他却愣头愣脑地跑了出来，僵硬地站在舞台的中央，一时手足无措，不知该咋办。导演蹴在幕布的一角，急得直跺脚，又是向他暗暗招手，又是向他挤闪眼睛，他却木桩一般不为所动。无奈之下，导演只好亲自跑上场，踹了他一脚，他这才恍然醒悟，猴子似地蹿出了舞台。呵呵呵，哈哈哈，拴牛呀拴牛，一个放牛娃，只知牛头，焉知驴尾？他能演戏，猪也能演哩！拴牛那不是在演戏，而是戏在演他！就他那两把刷子，可不活活地要把人笑死了，笑死了！拴牛遭到导演的责骂，又遭到村民们持续高涨的嘲讽，一度患上了严重的精神抑郁症，竟至于某一天，拿根草绳拴在导演家门前的树杈上，声称要把头伸进挽起的那个绳圈当中……周边村庄的人管不了拴牛的死活，搀老扶幼地络绎而来。他们对麻子村人每遇过年都有戏看，羡慕不已。因为唱戏，麻子村的小伙子讨媳妇，明显容易了许多。戏演久了，脸也就混熟了，在一方天地里，俨然成了名角。演员们走亲戚，擦肩而过朝他们搭讪的陌生人不在少数。他们尚在疑惑该人有可能是被自己遗忘的某个亲戚，却见搭讪者率先开了口：你不就是麻子村的吗？不是演铁梅的那个吗？你演得真好，扭那么两下子，比我村里的妖精臭臭他妈还要扭得好！或者：你眼睛瞪得跟个驴蛋一样，想咋？瞪啥哩瞪呢？你个坐山雕，坏透透了，唉，不是我看在你是百喜外甥的分上，我一耙子挖下去，把你这颗南瓜头，不挖出几个血窟窿才怪呢！
当然，有人的地方就有矛盾，排戏唱戏也不例外。排戏弄出了绯闻，演戏演出了是非，看戏看出了干戈，这些纷纷扰扰的事情，讲起来很好玩，听起来亦很好玩，但在真实的生活里，却一点儿都不好玩。
村里的人，自小耳濡目染，几乎人人都能哼哼几声。但谁唱谁不唱，谁是热菜，谁是剩饭，谁是香饽饽，谁是臭虫虫，均由剧团的团长说了算。导演就是团长，矮矮墩墩的他，只横着长，不竖着长。他拉得一手好二胡，又能说会道，把甜的说成咸的，把麻雀说成大雁，把东施说成西施，且说得有鼻子有眼的。团长虽然连个芝麻官都算不上，但在村子里，除了支书，数他最牛。村里人给他起了个绰号，叫二牛。言下之意，他是村庄里排名第二的牛人。连队长见了他，都要瞅着他的脸色，言不由衷地恭维他一番呢！队长的老婆在扮演李铁梅的“奶奶”，队长的弟弟在唱“鸠山设宴和我做朋友”的李玉和，他胆敢不朝着团长谄笑？团长一句话，说他老婆鼻音太重，唱不成了，纵然他是队长，恐怕也难以扭转乾坤。队长若异想天开，到支书那里告团长的状，准会讨来支书的一顿臭骂。支书捍卫团长，那是因为他家也有人像揉皱的纸团那样，捏在了团长手里——儿子女儿，侄子侄女，几乎占据了《智取威虎山》演出阵容的半壁江山，他能把团长奈何得了？
因为唱戏，两个唱主角的姑娘把肚子给唱大了。其中的一个，在婆家人的厉声责骂中，喝了农药，差点儿丧命。另外的一个，是支书的侄女，名叫槐花。槐花与团长的勾勾搭搭，村里无人不知。一个夜里，在亮晃晃的月光下，团长和槐花在钉子家的玉米秸垛后弄那种事，不料，却被前去抱玉米秸打算喂羊的钉子撞了个正着。团长拎起裤子，咳嗽了两声，然后叫住转身而去的钉子，轻言轻语地说道：“兄弟，今年年底排戏，我让你演杨子荣。”接着，掏出半包“大雁塔”牌香烟，塞入钉子的手中，还特意用手指压了压钉子的手背。钉子回家后，嘴巴紧闭，从未向任何人泄露过自己的所见。但蹊跷的是，第二天中午，有关钉子的传言，像不期而至的旋风，忽然就呼啦啦地刮过了整个村庄。这个人的嘴对着那个人的耳朵耳语，那个人与这个人额头顶着额头垂眉低眼地打着手势。令钉子纳闷的是，只要他们一瞥见他，就赶紧打住，若无其事地佯装什么都未曾发生，但每个人面部的表情，却极其地诡异。钉子起初懵懵懂懂的，不明就里，直到回到家，经母亲板着面孔一番凌厉的质询，他才恍然醒悟，明白大家为什么要戳他的脊梁骨：他已成了一个小偷！昨天夜里，他拎着锯斧，去生产队的树林里偷树，多亏团长从此路过，大喝了一声，他的偷树阴谋才未能得逞。团长逢人便讲他偷树的事情，有人不信，说钉子是个直肠子，说话办事，像棍子一样，直杠杠的，不像是那种鬼里鬼气的人，他能干出这等事来？谁有疑惑，团长就把谁领到现场去观看。观者归来后说：就是的，就是的，一棵粗粗的白杨树底部，有一道锯子锯过的新鲜印痕。于是，不信者也就信了，且一传十十传百，弄得全村无人不嘀嘀咕咕的。多亏队长是钉子的远房姨夫，不看僧面看佛面，在极力抑制着事态的发酵，不然，估计派出所的人都要插手了。
钉子知道这是团长煽起的妖风点燃的鬼火，是猪八戒在倒打一耙，于是，他不再缄默，把事情的根根稍稍一股脑儿地抖落了出去。渐渐地，风向开始变化，众人的信赖度，开始向钉子一方滑移。毕竟，两个人在做人上，差距不是一厘米，而是十万八千里。钉子脾气大归脾气大，但心里瓷实得仿佛吞咽了一架子车石头；而团长呢，则像个棉花包，要多虚有多虚，他的话能让人信服？况且，有关团长与这个女演员那个女演员鬼混的事，压根儿算不上新闻，而是旧闻。团长的老婆整日以泪洗面，到处数落团长的种种劣迹，但当团长真要和她离婚时，她却匍匐于地，死死地抱住团长的双腿不丢，苦苦哀求团长不要遗弃自己。
槐花的肚皮一天天地隆起，眼看就要把衣服撑得开裂，大惊失色的父母，这下才四处张罗着给她寻找下嫁的对象。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槐花与导演勾搭之事早已纷纷扬扬，谁还愿意接纳一株被猪啃过的白菜？农人们把名节看得格外重要，宁愿娶个瘸子瞎子，也不愿娶一个“破鞋”。槐花情急之下，抱起两床被子，顶一方红盖头，在父亲的护送下，趁着夜色，死乞白赖地闯进邻村一个老光棍的家。老光棍死猪不怕开水烫，见了女人就流口水，哪能顾得了什么名节？槐花送货上门，老光棍自然是喜不自禁。槐花与老光棍同居的第七天，一个白胖小子便从槐花的腹下遗漏出来。孩子满月刚过，槐花抱着他回娘家探亲，却是“黄鹤一去不复返”，并以和老光棍没领结婚证为由，拒不承认与老光棍存在着婚姻关系。槐花还要继续登台唱戏，唱戏堪比她的命根子。老光棍动辄就追上门来讨要老婆，甚至声称那个白胖小子就是自己亲亲亲亲的亲骨肉。纠纠缠缠，拉拉扯扯，吼吼叫叫，骂骂咧咧，老光棍和槐花的家里人演绎了很多场文戏武戏。为息事宁人，支书出面打圆场，责令不占理的弟弟家赔给老光棍三斗麦子。老光棍父母早亡，脑子又缺斤少两，本就是个吃了上顿没下顿的人，见有麦子凭空飘来，便见好就收，且战且退，最终偃旗息鼓。针对此事，那些嗜好嚼舌根的村民忍不住地要背过槐花一家，嘀咕一些闲话，但隔墙有耳，闲言碎语很快就漫进了槐花妈的耳朵，无非是说槐花一家人脸皮比城墙都厚，日弄人家老光棍不打字据，背着牛头不认赃云云。槐花妈东听西听的，就聚了一肚子的气。终于有一天，在看戏的当中，她因瞥见了一个惯于嚼舌根的人，便不可自持地爆发了。她双手叉腰，仰着脖子，对着夜空高声叫骂。诅咒了一通嚼舌根者不得好死之后，然后声调由高八度，降至高六度，理直气壮地为自家的丑事辩护了起来，说咋啦？借炕边子生娃，那是古话，说明很早就有人借人家的炕头生自己的娃。鸡下蛋没地方下了，都借鸡窝呢，我女儿为啥就不能借？借了就借了，谁还能把她咋？你个卖逼的货有啥看不惯的？又没有钻入你家男人的被窝，你凭啥说三道四？嘴长挨嘴巴，舌长生舌疮，你再说我女儿的坏话，看我不去拽断你男人交裆里的肉萝卜？观众的视线，早已由台上转向了台下，起哄者有之，拍巴掌者有之，吹口哨有之，吐痰者亦有之……纷纷乱乱的众人闹哄哄地议论说：好演员其实不在台上，而是在台下；真正的精彩不在戏里，而是在戏外……下一个过年，仿佛什么事情压根儿不曾发生那样，槐花又在村里的戏台上扭来摆去了，不过这一回，她已由阿庆嫂，变成了一个跑龙套的配角。每当她出场，都有人发出嘘声。这使村里人越发坚信这句流传已久的话：书房戏房，骟娃的地方。又说：好女不唱戏，好男不挪地。意思是，一个好姑娘，进戏房前还很清纯，很羞涩，出戏房时却已失身成了女流氓；男孩子呢，不该轻易搬家，搬了家就远离了故土，远离了先祖，远离了根基，从而会从一棵有根的树，变为一片飘零的叶。
村民们之所以很在乎谁上台谁不上台，甚至会为争夺某个角色而争风吃醋，主要还不是为了显摆自己，图个面子上的光彩。大家看中的，是当了演员，就不用冒着刺骨的寒风去修梯田了。麻子村的地势相对比较平缓，一块一块平整宽阔的田畴，根本用不着折腾，但学大寨是一项政治任务，非折腾不可。一进入寒冬，许多人家都近乎于断炊，吃饭靠东拼西凑。扛着镢头洋镐走向梯田的人，很多都饿着肚子。饥肠辘辘，皮包骨头，却要夜以继日豁出命去干繁重的苦力活，那绝对不是一种享受。排戏唱戏，待遇就大为不同了。排戏在九娘家的院子里进行，栽跟头，甩臂膀，舞大刀，抡长枪，那个阔大的院子足够容纳得下。若遇下雪天，就移师团长的家里，坐在炕上，坐在椅子上，站在台阶上，或背台词，或对串词。排一天戏，不论男女，一律记十二分工，比一个壮劳力修梯田还要高出二分。演一场戏，除了工分照记，还能领取到五斤麦子的补助。在一个粮食比金子更为重要的年代，五斤麦子，足以让所有人都患上红眼病。
记得那时老师在课堂上讲如何如何要“粒粒皆辛苦”，我坐在教室里很是不解：这样的道理还需要讲吗？谁敢浪费粮食呀？每一颗麦粒，都是救命的稻草，不争个你死我活就不错了，谁又舍得随意抛弃？
我还记得只要某户人家的某头牲口患病而亡，今天将其埋掉，第二天主人再去察看，准会发现其墓地已狼藉一片。坟丘被刨开，牲口被掏出，皮肉被利刃剥个净光，只剩下一堆残破的骨头。众人十之八九能猜出掘墓剐肉者为谁，因为这样的事情已非一次两次地发生了。有好事者跑到那户人家的门前一探究竟，发现从来都大大咧咧敞开的栅栏门，却奇迹般地紧紧闭合着。透过栅栏间的缝隙，往里窥望，只见厨房里蒸汽缭绕，老人小孩出出进进间，手里皆举着一块块颜色发紫的熟肉啃嚼。好事者耸动鼻翼，狠狠地吸一吸，一股肉香隐隐地扑鼻而来，撩拨得他差点儿流出了涎水。每一回牲口尸肉被盗掘，都能引来一阵热议，人们关注的焦点，倒不在于该不该盗肉，而在于这种带有病菌的肉，人敢吃吗？吃了会怎样？大家都穷，叫花子不会嘲笑乞丐的下跪，但吃病死牲口肉，那可是拿自己的性命来赌博啊！令人瞠目的是，那家人吃过之后，竟一点事儿都没有。有人径直询问那家的老人，说：你吃了病肉，一把年纪了，死了也就死了，但你就不怕把你孙子吃死？孙子死了，断了香火，可咋办呀？老人说：饿急了恨不得啃砖头，哪还顾得上想那些？一年到头，都不见油花花，肠子干枯得像一根草绳。先润润肠再说，吃死总比饿死强！
唱戏图个实惠，看戏图个热闹。但热闹之中，也极易引发纠葛，甚至会酿成血案。邻村的一个小伙子横在百元的面前看戏，百元个头低矮，而那个小伙子个子又高，体魄又宽。小伙子像一堵高耸的城墙那样，遮蔽了百元的视线。百元自以为身处自家的大门口，人多势众，于是就以生硬的口吻，喝令小伙子滚开。小伙子不为所动，百元便气汹汹地猛踢了小伙子一脚。小伙子一转身，饿虎扑食一般，将百元摁倒在地，照着百元的面颊，狠击了两拳。众人见状，连忙将他们拉拽开。俩人互骂了几句，各自散去，按理说，事情过去也就过去了。但第二年，小伙子又来看戏，全然没料到百元竟会趁此复仇。整整一年，吃了亏的百元，内心淤积的那个疙瘩宛若肿瘤，不但没有化开，而且越长越大。百元手持一把剪刀，在人丛里找到小伙子，朝着小伙子的后背就是一阵乱捅。小伙子的静脉血管被刺断，血把半个棉袄都濡湿了。小伙子被人抬往公社的卫生院，而百元被派出所民警从家中的磨坊里搜出，押上了一辆蹦蹦跳跳的三轮摩托车。小伙子住了半个月医院，身体倒无大碍，只是后背上遗留下了星星点点的斑痕。而百元却被判了五年刑，等他出狱回到村里时，一只眼睛失明，两只耳朵失聪。百元说，看守所里怕怕得要命，尤其是那些牢头，好凶好凶的，比狼狗都凶，他叫你给他剪脚趾甲，剪长了打你，剪短了打你，剪疼了直接打死你。
红豆红，白土白
一进入腊月，用渭北人的话说，就是年气气子来了。腊月初五是五豆，腊月初八是腊八，腊月二十三烙坨坨馍祭祀灶火爷，腊月二十七八蒸馍煮菜，腊月三十昼炸年糕夜包饺子。
五豆节的讲究各有不同。在我们那里，人们对五豆二字的理解是，五指的是初五，豆指的是豆子，在初五的这一天，喝一碗红豆稀粥，就算过五豆了。但在关中的一些地方，包括西安，人们却把五豆的五，理解成了五种豆子。在这一天，家家户户一定找寻出五种豆子，放进同一锅中熬煮，熬成粥糊糊后，再吱吧吱吧地喝进肚子里去。
别小看了不起眼的五豆节，它对农人的意义非同寻常。从这一天开始，农民才真正遭到释放，从集体大生产的劳作中，回归了家庭。地不修了，检查团不来了，队长那军号般的哨子静默了。除了几个喂牲口的饲养员，其他壮年男人都闲歇了下来。
五豆是春节的门户，类似于花卉中的迎春花。迎春花笑盈盈地绽放，预示着春天的到来；五豆稀粥红汁汁地飘香，也宣告着过年的脚步已到了村头。在节气上，五豆还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从这一天开始，白天开始逐渐变长，晚上相应地会渐次缩短。村里村外，早就流传着这样的说法：过一五豆，长一斧头；过一腊八，长一杈把；过一年，长一椽；过一十五，长得木木。长在这里，指的是白昼的长。农人们不说长几尺几丈，亦不说长多少公分多少米，却就地取材，把看得见摸得着的农具拉进来进行类比，颇为新颖和有趣。“长得木木”的“木木”是虚指，并非指一堆木头。“木木”二字，是渭北人的土语，换成普通话，就是“很”的意思。“木”字叠加，在于强调。“长得木木”，就是白天已经长得很长得很。“木木”在渭北人的日常交流中，时常出现。比如表达某个东西很好，会如是说：那个东西好得木木。表达某个东西很大，会这般说：那个东西大得木木。表达某个路程很遥远，会这样说：那路远得木木。关中东部的人不言“木木”，却一句一个“太太”。比如，那个东西大得太太，那条路远得太太，那道菜好吃得太太，那个姑娘好看得太太。但同样的意思，到了关中西部，却转换成了另外的字词。某个姑娘长得如花似玉，渭北人会说“你看那个女娃长得爱的”，但关中西部的人却说“你看那个女娃长得蛮的”。蛮即蛮实，含有萌呆之意，实指“漂亮可爱”。但这样的褒扬，在不明就里的人听来，更像是在贬损。我的一位朋友，定居西安，并娶妻生女。第一次带着在西安城里出生并长大的妻子回故乡，就惹得妻子极不高兴。那些四邻，见他带回了城里的花姑娘，免不了跑来瞧稀奇。初次见面，邻居们总要恭维他妻子几句，于是这个说“你看你长得蛮的”，那个说“你看你长得蛮的”。数十个人，就有数十句“你看你长得蛮的”轮番响起。他妻子初听此言，心里不悦，却强装欢颜，但忍着忍着，终究还是被激怒了。他妻子一边照镜子，一边冲着他发火：我去了多少地方，从没人敢说我长得蛮，可一到你村里，这个说我长得蛮，那个说我长得蛮，我觉得我长得还可以呀，咋就长得蛮了？
长得爱和长得蛮，爱蛋蛋和臭蛋蛋，在关中人的语境里，意思没有太大的区分。
五豆过去是腊八，而腊八节的设立，似乎是专为提醒人们：过年又近了一步。
腊八这天吃什么呢？单关中地区，都很不一样。西安及西安周边的人家，讲究要喝腊八粥，可在我的家乡渭北一带，却要吃腊八面。傍晚时分，家家户户炊烟袅袅，案板上准会响起咣咣的切面声。面要擀得很薄，切得很长，以祈愿吃面者寿命之悠远。面捞进偌大的老式粗瓷碗里，浇上些许的豆腐哨子，除了盐醋，还一定要调上油泼辣子。挑几筷子辣子，在碗里搅动搅动，整个汤汁，便红艳艳的。渭北人对辣椒的偏好，鲜为外人所知。但实际上，辣椒在渭北人的饮食中，并非可有可无，而是无辣不成饭。除了稀饭不调辣子，其他一切饭菜，辣椒决然不能缺席。
腊八之后，年的气氛越发地浓郁了。刷墙，杀猪，剃头，浆洗衣服等，依序而为。麻子村人刷墙，材料不用白灰与涂料，工具不用刷子，而是手拎一块抹布，蘸着一种从石缝里掏挖出来经过浸泡的白土，抹向墙壁。白土很稀有，在整个耀州区域，仅距离麻子村两三公里的半山腰里，有所潜藏。白土，顾名思义，就是一种白色的土。这种土，其实是未能凝固的石头，摸起来黏黏的，柔柔的，像豆腐乳一般，用舌头舔一舔，土腥中夹杂有些许的油香味。不少农村妇女，最初为抵制饥饿，就抓一把白土往嘴里塞，但嚼着嚼着，就上了瘾。赤贫的农村，那时哪有什么瓜子锅巴之类呀？于是，一些馋嘴的妇女，出门闲逛时，顺手抓一把白土，把它当成零食装进口袋里，一边与人闲聊，一边一颗一颗地往嘴里扔着，吃得嘴角白沫泛溢，颇有几分津津有味。但白土终究是土，吃多了，不但肚子疼，而且体内还会滋生出蛔虫来。很多孩子在母亲的引诱下，也偷吃白土，但吃一吃，就吃出毛病来。母亲牵着他的小手去医疗站看病，医生问清原委后，多半会开一些泻药，让其将在肚子里的兴风作浪的蛔虫排泄出来。
挖白土是一件很难的事，必须诸多的人齐心协力，才能够完成。初十过后，村里就有人张罗起来，约定某天结伴去挖白土。早早地吃过饭，一干人挑着草笼，朝东坡而去。下至川道，北行三四里，就到了白土的潜藏区域。白土嵌于悬崖的石缝里，要想接近它，得具备一定的攀岩功夫。好在不断有人络绎地攀登，崖壁上被蹬踏出了一串可以放置脚掌的凹窝，后继者攀起来便容易了许多。年复一年地掏挖，一个一个烂糟糟的洞穴在半山崖里仰面朝天。几个人选好洞穴，取出随身带来的绳索，捆扎住其中一位相对瘦小者，合力拽着几个绳头，将其缓缓地放入穴内。伴随掏挖者一起进入洞穴的还有一个草笼，一把短柄铁铲。掏挖者猫着腰，甚至蜷缩着，在石缝里像剔除卡在牙缝里的肉丝那样，一疙瘩一疙瘩的，小心翼翼地剥离着白土。白土掉落，聚成一小堆，双手掬起它，放入笼中，然后再继续掏挖。这个人在洞穴里累了困了，撑不住了，就吊上他，换另一个人下去。等所有的人都装满了两笼白土，太阳已沉沉地扑趴在了西山的山尖。
一个人分到两半笼白土，而这些白土，足够两年使用。有时，白土还作为礼物，送给一些亲戚。送一送，亲戚就产生了依赖。过了初十，还不见有白土送来，亲戚便派来儿女索取。
一般来说，用白土全面涂抹墙壁，一年仅腊月这么一次。而在平时，隔上三天五天，家中的女主人就会从柜子底下拽出那个白土专用的瓷盆，抓一把白土扔进去，并冲一些水，泡一泡，伸手抓挠抓挠，那些块状的白土，便渐渐地化开，将清水染白。拿一块抹布，在白色汁液中蘸一蘸，然后把炕围炕边等涂抹一遍，就算完事。涂抹过的墙壁格外白净，犹如刚洗过澡的美肤，引诱得人总想摸一摸它。白土涂抹的墙壁，白而不燥，还幽幽地散发着隐隐的蓝光，给人的感觉很是温润亲和。难能可贵的是，人靠着白土墙，蹭来蹭去，衣服始终不沾染半点灰屑。
除了刷墙较为繁琐——要把被褥抱向屋外，要把各种瓶瓶罐罐用牛皮纸苫起来，以防止白土滴落到上面——接下来最为隆重的活计，大概要数杀猪了。
杀猪是一场大戏
一个村子，百余户人家，一年到头，多时杀三头猪，少时杀一头猪。那时候，猪喂养两到三年，才能出栏，远不像现在这样速成。没有饲料，没有粮食，亦没有催生剂和激素之类，猪的食物，主要是洗锅洗碗后的泔水。瘦骨嶙峋的猪，满村子跑着觅食，不是拱这家的墙根，就是拱那家的玉米秸。主人对猪四处乱跑很不满意，常常提根烧火棍追着猪打，一边打一边叫骂：你这猪日的乱跑啥哩？刚刚攒下的一点厚膘，硬是被你这个猪日的跑丢了！多走路，多跑步，能减肥，能瘦身，这是当下脂肪过剩渴望苗条的人，大概都知道的妙方。人以瘦为美，猪却以胖为傲。主人辛辛苦苦地喂着猪，天天眼巴巴地盯着它看，估算它今日毛重多少斤，过一月两月，又会是多少斤，恨不能把充气筒塞进它的嘴里吹，以使它一夜之间就长得膘肥体圆。但猪总是长得那么的缓慢，总是显得那么的死气沉沉。及至两年半或三年，用主人的话说，它才终于“有点像猪了”。
对于猪而言，像猫像兔，均意味着安全无恙，唯独“像猪”，却预示着大祸临头。现在的猪，养肥后称重，六七百斤根本算不上肥猪，但那时谁家的猪，能毛重二百斤，就算得上猪中之王了。大多数的猪，都赖在一百五十斤左右，死活都不肯再往重地长了。
村子里的屠夫麻师，在方圆十多公里内，颇有名气。麻师不姓麻，而是姓朱。朱和猪为谐音，但姓朱的和当猪的，却成了冤家对头。朱师傅小时候患过天花病，落得一脸的麻子，人便称他麻师。麻师一年到头，很少有闲歇的时候，不是这儿叫，就是那儿喊。起初他背着一个蓝色的帆布包，里面装着几把长短不一的刀子，四处游走；后来买了一辆掉了脚踏板的旧自行车，咯咯吱吱地骑着到处乱飞。平日里，他的主要活计，就是骟猪骟羊。用普通话来说，就是阉割猪羊。把一头小猪捉住，抓着一只蹄子，在空中晃一晃，然后猛地往地上一甩，嗷嗷号叫的小猪就昏晕了过去。麻师用膝盖顶着小猪的肚皮，一只手捏住小猪的生殖器，一只手从脚旁的帆布包里取出一把刀子，闪电一般地割开小猪的包皮，将那睾丸血淋淋地撕扯了出来，扔向远处。一只卧于不远处窥探的黑狗或黄狗，见有美食飞来，便腾身而起，迅捷地扑向那两个带血的肉团。
骟一头小猪或一只小羊，挣八毛钱。换算成劳动日价格，十分钟不到，就等同于在生产队劳作了四天。小猪丢掉了身体的命根子，似乎并不悲伤。躺在地上号叫几声，就站起来撒腿而去。主人安抚性地给它扔几颗玉米粒，它又呈现出一副欢天喜地的神情。
对骟猪，我一直心怀抵触。骟猪的行为，很容易让我联想到宫廷里那些被阉割的人。那些身体不再完整的人，被称作太监。很多太监入宫后，一旦掌权，似乎比那些皇亲更为阴险狡诈，飞扬跋扈，及至于无恶不作。何以如此？我猜测，似乎与他们的身体残疾所招致的心理残疾脱不了干系。当手术刀划开太监的阴囊之时，太监们人生的悲剧性就已注定。不管他们的未来发展，从表象上看是何等地灿烂炫目，但心理的疤痕，命运的灰暗，却始终无法剔除与扭转。生理上的太监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由生理延至心理，蜕变为精神上的太监。跪地的奴才之所以绵延不绝，如蚁如蝗，与太监文化的普及与传承，不无关联。没有谁天生就是一个坏人，当一个人变成这样或那样时，肯定不是无缘无故的。树上的果子有问题，肯定不是果子的问题，而是树的问题，甚至是土壤和气候的问题。自古而今，从浩瀚繁卷，到累牍图影，唯有对太监的冷嘲热讽，鲜有对太监制度进行鞭挞与审视。
从太监的角度审视猪，就会发现，除了极小一部分公猪和母猪因传宗接代需要得到赦免，绝大部分猪，都被施之以酷刑而沦为了“太监”。为什么一定要骟猪？这样的疑问，从我第一次亲眼目睹小猪惨遭毒手，就在心里发芽。疑问不断地滋长，于是终于忍不住向父亲发问。父亲说如果不骟猪，猪皮就会变得像牛皮一样又韧又厚，肉也粗粝，不鲜嫩，没香味。更重要的是，猪的脾气很暴虐，凶里凶气的，人很难与其接近，自然也就难以喂养；尤其到了发情期，猪暴躁得简直像患了疯病一般，胡踢乱咬，不是拱倒醋缸，就是揭翻灶头。
父亲的话让我恍然明白，骟猪的目的在于驯化猪。也就是说，猪的原始天性，并非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温顺敦厚，而是颇具好斗性。家猪与野猪，本是亲兄弟。只是哥哥不曾被收监，不曾被阉割，才游荡于莽林，呼啸于山野。而弟弟呢？看似受到了宠爱，但一出生，就挨了生命中至为耻辱的第一刀。
猪是一种独立的动物，还是一种人口中的美食？这道考题，我始终未能找到答案。人的残忍，在于将本该享有自由的动物予以关押和圈养，在其脖子上拴上缰绳或套上夹板，让它们要么做自己的苦力，犁地或驮运，要么做自己炒勺里的佳肴，以满足自己的唇舌之乐。当第一刀刺向猪，猪不予抗拒时，它挨第二刀的劫数，已在所难免。
猪肥挨刀子。这是村里人时常叼在嘴角的一句话。事实上，只要猪长够两三年，肥与不肥，都得挨刀子。农村平时罕有人杀猪，只有接近年关时，各个村子里的屠夫，才磨刀霍霍。猪即使还很瘦小，但皮也老了，肉也老了，等到下一个年关再杀，俨然已经太迟。况且，喂猪并非易事，而主人还烈火焚心一般地等着拿卖猪肉的钱过年呢！
杀猪是一个隆重的仪式，半个村子的老老少少都会跑来瞅热闹。当看到一头刚才还在摇头晃脑的猪，瞬间便被刺死，扔进那口杀猪专用的开水锅里，人们笑逐颜开，几近欢呼。
通常情况下，村里的杀猪仪式多在我家门前的碾场里举行，但我，却是一个最怕看见血的人。大概因于曾祖父中举的缘故，我家在村中所处的地理位置极其优越，地势平坦开阔。门前是一个大碾场，碾场边有一个水窖，一个涝池，一个树园。人民公社后，树园里一棵棵粗壮挺拔的古树被“集体化”，遭到了锯斧的砍伐，但涝池和水窖，却一直归我家所有。在那样一个“一切属于集体”的年月，整个关庄塬上，拥有私人水窖和涝池的，恐怕唯有我家。
到了冬季，碾场常常被雪覆盖，白茫茫的一片。但这不要紧，众人齐动手，拿扫帚的拿扫帚，拿推锨的拿推锨，三下五除二，碾场里的雪，就被扫荡进了涝池里。
垒几块砖头，做成一个临时烧火的炉灶，抱来麦草与干柴，然后将早已抬来的那口大铁锅，架在炉灶之上，接着，往锅里倒进几桶水，水满满溢溢。那口铁锅是为杀猪而专门打造的，特别阔大，又特别笨重，要把它弄到现场，需花费不小的气力。杀猪未动，烧火先行。一个老男人坐在铁锅前，先往灶里塞进去几把麦草，引燃后，便一根一根地往里填着干柴——村里人将其称作硬柴——没有风箱煽火，火总是不旺。如果遇到刮风，烟顺着砖块的空隙倒流，现场一片烟气腾腾。烧火的男人坐在烟雾里，不时地歪着头，鼓着腮帮，照着炉灶使劲地吹，但烟雾很快就扑进他的咽喉里。他一边咔咔咔地咳嗽着，一边抬起衣袖擦拭眼里被烟熏出的泪花。片刻间，烧火男人就呈现出了煤炭色，脸、脖子、耳朵、口唇以及两只手，都一抹抹地黑。
没有人去关注一个老男人肤色的变化，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于麻师的身上。一头猪被主人连骂带拽地牵来，还未进入现场，猪搭眼一望，就已明白那口锅与那群人，对自己究竟意味着什么。猪开始号叫了起来，歇斯底里，四蹄也开始一个劲儿往后蹬拽，无论如何都不肯前往。人说猪笨，但猪对生死还是很敏感的。它的叫声，人的耳朵是无法听懂的，但肯定既含有恐惧，也含有诅咒，含有哀求，含有悔恨。猪这时恐怕才明白过来，人为何要喂养它，为何要视它为宝贝，为何要忧其饥寒，念其肥瘦。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白吃到一定的时候，就得拿身家性命来偿债。
几个人见主人拿猪没办法，便跑去帮忙，他们拧耳朵的拧耳朵，拽尾巴的拽尾巴，拉后蹄的拉后蹄，拿棍子敲后背的敲后背。猪即使再力大无比，也经不住众人的拖拉。猪在挣扎中，被移至现场。乱手乱胳膊齐挥动，很快将猪制服。猪倒在地上，还在号叫，还在甩头蹬蹄，却已动弹不得。这个人用双手死死地摁住猪头，那两个人用膝盖狠狠地顶着猪肚子，还有压猪蹄的，拽猪尾的。等一切准备就绪，便有人冲着还跪在磨石旁磨刀的麻师喊：好了，好了，快点，快点！
麻师拎着一把半米长的钢刀，朝猪走来。走近猪，俯下身，对着猪的脖颈，不偏不倚地猛刺一刀。猪喘息两下，喉管的刀伤处汩汩地冒出一股殷红的血，然后身子骨碌一滚，就瘫在地上僵僵地不动了。
看热闹的人一阵惊悸唏嘘。鼓掌者有之，雀跃者有之，嬉笑着有之，胆战者亦有之。我是一个怯懦的人，不愿亦不敢正眼目睹杀生的过程。每当麻师拎着那把明晃晃的长刀奔向了猪，我都赶紧缩回院子，闭上大门，只敢眼贴着门缝往外窥望。麻师的那把刀，实在是太凌厉太晃眼了，在阳光的撩拨下，它散发着幽幽的寒光。麻师技高艺湛，为人称道，他能摸准猪的命脉，一刀致命，绝不会重复来第二刀。邻村的一个半吊子杀猪匠，就曾闹出过笑话。他连捅三刀，猪非但未死，竟还挣脱人们的束缚，落荒而逃。当然，猪能够逃离现场，却逃不出地球。但那头挣脱的猪，后来不是被杀死的，而是被摔死的。猪血流满面，喷涌的血浆糊住了双眼，使其无法辨析周围的环境。一群人举着木棍追来，喊声震天，惊骇的猪只顾逃命，哪管得了前方是什么。猪跑至沟岸，一头栽了下去，摔向百丈之深的沟底。等人们找到它时，它已气绝身亡。
麻师将猪捅死后，正值满锅的水恰好烧开。人们将猪抬起来，扔进沸腾的开水锅里。烫上十分钟，几个人就手持褪毛刷，围着锅沿，在猪的身上搓揉起来。猪皮被开水烫软，那种蜂窝状的黑乎乎齿棱棱的似石非石的东西，在猪的身上使劲地搓来搓去，一丛丛的猪毛就利利索索地脱落了下来。一头黑不溜秋的猪，片刻工夫，就变得光光溜溜白白净净。
从锅里拽出脱了毛的猪，将其仰面朝天地扔在一张宽厚的案板上，麻师的利刃，便从猪的肚皮上划过。就像一个包裹被割破那样，猪的五脏六腑，全都暴露于众人面前。麻师将那些肠肠兜兜，一股一股，一疙瘩一疙瘩地从猪的开膛破肚处摘除下来，转交给帮忙者去清洗。猪的大肠小肠，并不能引起大家的兴趣，让人精神振奋的，倒是那个猪尿泡。那个本来长在猪体内，用于积存尿液的东西，摘除下来后，遭到了乱手乱胳膊的拼抢。人们抢夺它，并非觉得它有用，而是觉得它好玩。凡与泌尿系统相关联的东西，总能促使人体内荷尔蒙加速分泌，容易使人沉溺于想入非非当中。猪尿泡被清洗干净后，从这只手里，转移到那只手里，又从那只手里，转移到另一只手里。人们追逐着围拢着它看，抑制不住内心的好奇，忍不住地就想伸手捏一捏它。等捏够了，接下来就是吹了。吹猪尿泡既是个技术活，又是个力气活。很多很多的小孩子，都跃跃欲试，想一试身手，但均以失败告终。把自己的嘴对准猪尿泡的开口处，鼓着腮帮，像吹气球那样，噗噗噗地狠劲一吹，软耷耷的猪尿泡照旧软耷耷，纹丝不动，倒是吹者自己，已呼哧呼哧地满脸涨红，上气不接下气了。村里最擅长吹猪尿泡的人名叫锁娃。锁娃长得活生生一副猿猴的模样，细软软的腰身，前额凸出，两腮凹陷，扁鼻扁嘴尖下巴。锁娃在村里的剧团里，是个吹笛子的。他不识谱，仅凭听觉，就能把《北京的金山上》之类的曲调，吹个八九不离十。锁娃看到人们争相吹猪尿泡，自己故意躲得远远的，背倚我家的那棵杏树，懒洋洋地卷起旱烟抽。他心里清楚，那些人不过是举着碌碡打月亮，既不知高低，又不知轻重，等他们显摆够了，承认自己一口吃不了三碗干面，必然会喊锁娃的名字的。果不其然，在锁娃一锅烟尚未抽完之时，“锁娃——锁娃——”的叫声，就乱响了起来。众人着急，锁娃并不着急，关键时刻，他故意要端一端架子，以显示自己的重要性。等人们急得跺脚，锁娃这才慢腾腾地站起来，慢腾腾地挪腿前来。
锁娃接过猪尿泡，往嘴唇间一噙，眼睛一闭，倒吸一口气，然后使劲鼓一下腮帮。宛若变幻魔术那般，刚才还是一团软肉的猪尿泡，刹那间，就圆乎乎胀鼓鼓的，活似一个白色的大气球。有人拿根细线，紧紧地扎住袋口。接着，气球状的猪尿泡被好事者挑在木棍上，沿着碾场奔跑，引来一群孩子的嬉闹追逐。孩子们总想跳起来，或摸猪尿泡一下，或拍猪尿泡一把。
再过一会儿，两扇厚墩墩的猪肉就被铁钩钩住鼻梁，竖着悬挂在了一根木桩上。在麻师不懈地劈割下，将其分解成一吊子肉，又一吊子肉，那些白晃晃的肉，大大小小的，垂满了那条临时拉扯的铁丝杆。取出早就预备好的那杆秤，猪的主人现场吆喝着卖起了猪肉。上等猪肉，一斤一块二三毛钱；下等猪肉，充其量仅卖七八毛钱。日子宽裕的人家，瞄准的是猪的腹部，因为那个地方的肉最为肥厚，最有油汁。日子紧巴的人家，总是拢着双手，蹲在远处，等别人挑选过后，自己才敢挪步靠近。脖颈上的肉最为便宜，无钱的人只能围着它打转转，即使这样，还有可能死乞白赖地张嘴赊账。
不论平时日子的优劣，过年还是要买上几斤猪肉的。除了家里人吃，更重要的是要招待拜年的亲戚。亲戚远道而来，不敢图个肚子圆，总得图个舌齿香呀！若沾不到油星，岂不被亲戚当作笑柄而四处播扬？人都是好面子的，衣着褴褛之人，最怕别人看不起自己。
买到好肉的人喜气洋洋，聚在一起，比画着手势，免不了相互攀比一番。这个说：我可是摘取了村里的头名，咱村杀的那头猪，膘最厚的那块被我割走了。那膘可真他爷的厚啊，足足有二指宽呢！另一个扭着嘴，很不服气地说：你算个啥头名呀？你没看咱村里那是头啥猪呀？瘦得跟个蚊子似的，还能杀出个啥好肉来？我看不上它，就去城里割肉。我买回来的肉，那才叫膘厚呢！那厚膘，足有二指半宽。咋啦，你眼瞪得跟牛蛋一样，是不服还是咋的？不服的话，敢不敢把你家的猪肉拿来，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比一比，看看究竟是谁的嘴里跑火车？
祭祖过后就剃头
腊月二十三，是一个重要的节点。如果说，二十三之前，春节是往人跟前走，那么，二十三之后，春节则是往人跟前跑。
腊月二十三，我们这一带的人，称它为灶火爷日。很多人妄言中国人不信神，其实非也。中国人不但信神，而且信得很杂很乱，把什么都能神化。管土地的是土地爷，管灶火的是灶火爷，管大门的是门神爷，管水的是龙王爷，管钱财的是财神爷，管生死的是阎王爷等等。爷很多，个个都要孝敬。孝敬不好，爷就会掐你的脖子，烂你的肚子，甚或摘你的头颅取你的性命。爷是至尊的，人是渺小的。爷身居暗处，你看不见他，他却能看见你。他盯梢着你，跟踪着你，关注着你的动态，记录着你的言行……敬这个，敬那个，显示的是人对未知世界的恐惧，以及对自身处境的忧虑。人仿佛被抛入一个莫测的环境中，根本不知道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因此，只有不断地磕头烧香，才能化险为夷。
灶火爷日的活动主要集中在晚上。傍晚时分，一家一户的烟囱里，都飘起了渺渺青烟，不久，坨坨馍熟透了的香味，就幽幽地飘溢了出来。坨坨馍是当地人的叫法，其实就是带有花纹的烙饼。主妇们早早发酵了面，一到暮色降临，便系上围裙，下了灶房，开始了制作。在面团里揉进些许的盐，掺进些许的调料，把一大块面分解成若干个小面团，并用擀杖把一个一个的小面团擀成薄薄圆圆的月亮状。接下来的一道程序，则是洗净平时用以梳头的梳子，横着竖着在面饼上扎出一些图案来。最后，坨坨馍入锅烙烤。这个时候，烧火便成了一门要求很高的技术活。柴火填进炉膛里，趁着还没劲燃，赶快将其朝四围分拨，灶心越空越好。坨坨馍既要烙熟，烙得黄亮亮的，却不能烙焦，烙成一张包公黑脸。
坨坨馍出锅后，用碟子盛上三五个，摆放在灶头，然后点燃三炷香，放一串鞭炮，人跪在灶前，对着灶头磕头，祈求灶火爷在过年时节或平常的日子，多体谅，多包涵，不要计较人的疏忽与过错。
祭奠完灶火爷，还要到大门外烧纸。纸为火纸，火纸上要印上钞票。那时的人民币最大面额，为十元。拿上十元钱，平放在一沓火纸上，翻过来翻过去地拍打，据说，火纸就变成了冥币。在门外烧纸，祭奠的是先祖，类似于向先祖发出了邀请函。空中飞扬的灰烬，仿佛声声的呼唤，期盼着先祖们回家过年。
并不是所有人家都有面粉用以烙坨坨馍的。许多家庭跑遍村子，跑遍亲戚家，硬是借不来一斗用于过年的麦子，就只能无奈地放弃烙坨坨馍了。坨坨馍没有，但祭祀却不能忽略。我记得某一年，我家断炊，父母眉头紧锁，不知拿什么来给灶火爷吃。想了又想，寻了又寻之后，父亲爬上门楼的阁棚，取下几个软软的柿子，将其献给了灶火爷。
灶火爷日过后，女人们忙着染衣服，洗被褥，而男人们在忙着剃头。传说中，正月里不能动刀动剪，因此，必须赶在除夕之前，要把人的头发像锄草一样地除掉。选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曾经烫过猪的那口杀猪专用锅，又架在了我家门前的碾场里。凡要前来剃发的人家，在发落来剃发者的同时，还需抱来几束干柴，用以烧火。锅里盛满了水，几个脸盆等候在锅旁。水沸溢后，拿马瓢舀上两瓢，泼进脸盆里，与脸盆里的凉水掺杂。把脸盆端起放到一只凳子上，一个人头便被摁了进去。头在水里浸湿，捞出来，眯着眼睛，面朝太阳，落坐于靠椅，身后站立的那位剃头师，挥动着锋利的剃头刀，在乱蓬蓬的头上削刮了起来。三四个磨刀石就摆在现场，几个人剃发，还有几个人跪在磨刀石前，身子一拱一拱的，吱吱地磨着剃头刀。
村里人把剃发戏称为杀猪。事实上，剃发与杀猪一样，都像是在举行一个隆重的仪式。那时候的农村，鲜有电动推子，理发基本上全靠剃头刀。家家都备有剃头刀，个个成年人都是剃头师，但过年期间，村里人还是很乐意挤在一起剃头，不为别的，只为图个热闹。有人扯着嗓子喊那么几声：剃头了——！剃头了——！全村的男人都会倾巢而出，乐呵而来。
成年人总是把头剃得丝发不剩。那一个一个的光葫芦，歪七裂八的，呈现南瓜西瓜般的各式滑稽形状，令人喷笑。相比于成年人，儿童的理发要难得多。人天生就对刀具充满了畏惧，儿童一瞥见那把剃头刀，便不由自主地战栗，甚至哇哇大哭。对于儿童来说，每一次理发，都宛若一次受难。父母想尽一切办法安抚幼儿，或施之以糖果，或许之以承诺。尽管如此，刀子尚未落在头上，幼儿已浑身发抖，脸簇成了包子状，头一个劲儿地往衣领里缩。剃头期间，幼儿的眼泪总在眼眶里打转转，一副龇牙咧嘴的模样。剃头师哄劝着他，说乖乖的，乖乖的，快完了，快完了，再有两下就完了。
父母们拖着给孩子不剃发，专等着集体剃发的这一天，就是为了让孩子的剃发更为顺利。轮到孩子理发，常常是最胆大的孩子先坐上了那把剃发椅，他木呆呆地傻笑，会给其他围观的孩子，起到榜样的作用。父母指着他，哄劝着自己的孩子：你看，你看，人家狗蛋多勇敢！剃发一点儿都不疼，真的，一点儿都不疼，你看看，狗蛋剃发非但没哭，还咧着嘴笑呢！
少年的头常常被剃成了碟盖状。一圈白光光，唯有头顶，还留有一丛斜翘的毛发。那状若碟盖的发型，时常会遭到嘲笑。走入小伙伴中间，立刻引来围观。尽管每个人都顶着一个碟子盖，但先剃者依然不忘戏弄后剃者：碟子盖，蓬蓬翘，鸟儿鹊儿撒泡尿；猫娃喵，狗娃咬，乌龟王八镜子照。
窗棂上妖娆的花朵
一进入冬天，姑娘们在劳作之余，忙里偷闲，一直在悄无声息地干着两样事：一是纳袜底，一是剪窗花。挑灯夜战缝鞋底究竟为哪般？别人也许不知道，但姑娘的心里却镜子一般的透亮。未成婚的准夫婿前来拜年，不能空手而归呀！夫婿吃过岳母特意做的荷包蛋——村子里一直流传着“丈母娘爱女婿”之说，证据之一就是女婿来拜年，丈母娘无论穷富，都要在盛满酱汤挂面的碗底，埋两颗荷包蛋——喝过岳父窖藏的烧酒，遭受过姑娘亲弟堂弟等一干人的戏耍，于是就该告辞了。临跨出大门时，尾随其后的姑娘，羞红着脸，趁人不留意，把两双袜底偷偷塞入准夫婿的挎包。每一双袜底，都是姑娘精心缝制的。一手捏袜底，一手穿针线，蓝瓦瓦的袜面，白晃晃的丝线，一针继一针，一线续一线，针引着线游走，线随着针蜿蜒。一种暧昧，在针中穿越；一种思绪，在线中飞扬。那种想说爱你口难开的愁绪，全浓缩在了图案中。图案是如此的绚丽多姿，有摇曳的稻穗，有盛开的睡莲，有撒欢的野兔，有翩跹的蝴蝶。仅我所见，袜底图案就有数十种，不胜枚举。
在重男轻女的农村，很多姑娘从未跨进过学堂的门槛。她们不见得认识自己的名字，却对美，显现出一种别样的敏感和迷恋。绣个手绢，纳个鞋底，做件衣服，缝个枕头，都不那么随随便便，而是在讲究实用的基础上，力求于将自己对美的追求，融汇其中。美不是拿来用的，而是拿来看的。这种风尚，绵延数千年，并非某个人一时的心血来潮。中国人其实是很在意于美，很在乎于美，并在具体的物件构造中，处处体现着美，突显着美。从屋脊砖雕的翩翩欲飞到门楼砖雕的翩翩欲飞，从砖墙的镂花到屏风的镂花，从桌子的造型到椅子的造型，从门墩的雕刻到拴马桩的雕刻，辅之以窗花、花馍、花鞋、花鞋垫、花枕头等等，花无疆，美无限。
对于乡村姑娘来说，剪窗花是一件必须严肃对待之事，因为它关乎于人的脸面。姑娘们剪窗花时，时而聚在一起交流，头顶着头；时而各自闭门不出，特意回避人的窥探。交流为了取经，甚至是为了窃密，而躲避则是怕自己的创意和手艺被人盗走。
日子宽裕的人家，平日里，窗子上也烂漫着窗花。但对于大多数村民而言，那样的讲究，似乎过于奢侈了。手头紧巴巴的，买一张白纸也要思忖半天，加之劳作辛苦，吃穿发愁，哪顾得上为窗子锦上添花？一年三季，一家一家的窗子，都不糊纸，裸露着仿佛被黑烟熏过似的木条窗格。到了冬季，犹如戏中所唱，“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冻得实在是受不住了，才想着要把窗子遮挡起来。至于怎么糊窗，那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的人家，翻寻出几片牛皮纸，拼接起来，糊于窗上；有的人家搜罗来一些破烂的蛇皮袋，用水洗一洗，晾干后又拿针线缝补，以至于蛇皮袋上打满了补丁，然后将其钉上窗子；有的人家，干脆将褴褛得已无法铺盖的被子，挪作他用，直接挂上去冒充窗帘了……快要过年时，作为家庭的脸面，窗子再也不能如此地蓬头垢面。怀揣几毛钱，去一回供销社，五分钱买一张白纸，两毛钱买一张红纸，如果更为奢侈，还可以挥霍几毛钱，再买一些其他颜色的纸。白纸用于糊窗，彩纸用以剪窗花。当那张白纸贴上窗格后，五彩斑斓的窗花，随之附着其上，在寒冷的窗棂竞相妖艳。窗花以红色为主，因为在村民的意识里，红色不仅代表着吉祥喜庆，而且还可以用来驱鬼免灾。红色是血的颜色，而流血，无疑源自于暴戾。鬼神纵然再狰狞，却也会在刀戟面前，畏缩不前。
每个家庭的窗花，几乎都来自于自家的姑娘之手。那双原本纤细柔软的玉手，经日复一日地握镢头，抱石头，挥铁锹，已裂纹纵横，粗粝不堪。然而，一旦捧起那片红纸，操起那把小剪刀，乍一看很是颓秃粗笨的手指，立刻就变得灵巧了起来。除了个别人善于独创外，一般情况下，剪窗花并非任意为之，而是依照着样品来裁剪。先点燃一盏煤油灯，折叠好红纸，将样品铺展于红纸之上，端起煤油灯，让灯焰飘出的黑烟，在样品上轻轻熏染。顷刻间，红纸上就出现了一束花或一只鸡的烙印。捉起剪刀循着烙印，细细地刻挖，用不了太久，一盆栩栩如生的花，或一只引颈啼鸣的鸡，就脱颖而出。独创性的窗花，那是要用铅笔在红纸上描画的。描画好了，却不大满意，用橡皮将其擦掉。描了擦，擦了描，有时折腾一大晌，都无果而终。但有时灵感忽然闪现，一笔蜿蜒过去，便大功告成。创意性的窗花，很容易引来其他姑娘的啧啧叹羡。叹羡声犹如奖品，可以使人滋生出某种成就感与自豪感来，也能大大激发人更为旺盛的创造欲。第二年，样品被人借去复制，接着就满村子地扩散，新的便沦落成了旧的。若想继续在窗花的创新上领跑，让人不断竖拇指，只有另辟蹊径，重新陷入苦思冥想了。
家家户户的窗格上，都是五颜六色，山花烂漫。窗花的造型五花八门，有牛羊狗兔等动物，有槐树榆树柳树等树木，有牡丹芍药月季等花卉，有向日葵稻谷麦穗等庄稼，有南瓜黄瓜西瓜等蔬菜，有单腿独立仰天鸣叫的公鸡，有手捉长烟杆抽烟的老农，有头顶着头说悄悄话的老妪，有踩着高跷龇牙咧嘴的新娘，有背着新娘狼狈不堪的新郎，有挑逗蛐蛐的顽童，有灯下阅读的少年，有“三娘教子”的漫画连载，有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夸张图谱……无所不包，无所不容，凡生活中存有的，窗花里几乎皆有。但总有那些卑微的生命，或被粗心疏漏，或被故意遗忘，比如猪，比如蚂蚁等，就在汪洋般的窗花世界里，难觅其踪。“猪不上窗”，这是众人心照不宣的铁律。猪为何就不能被剪成窗花，高就于窗格之上？询问得知，猪是不雅之物，是负面形象，它集懒丑脏于一身，人若瞥见它，吃饭败胃口，睡觉肤发痒。猪一边被人养着吃着，一边遭人贬损嫌弃，可见人是何等地自相矛盾，又是何等地忘恩负义！
从“猪不上窗”这种现象中，我倒是读懂了村民们也许从来就没有意识到的内容：那些上窗的动物植物，其实是受到了一种礼遇，获得了一份礼赞。反面的背面是正面，该扬弃的都扬弃了，没有被抛弃的，自然均为意中之物。
窗花的技术含量不高，也谈不上有多么高深的思想容量。但窗花对于万木皆枯百花皆凋的冬季，对于在饥寒中苦苦度日的村民，却至关重要。窗花是暗夜里的一抹亮光，能将飘零的梦想点燃，能将沉沦的希望救赎。没有人把心灵手巧的村姑视为艺术家，然而，正是这些皮肤粗糙的村姑，让冬季绽放花蕾，过年飘拂暖意。
蒸年馍买爆仗
腊月二十八，是大多数村民蒸馍的日子。昨天傍晚，面和了几大盆，放置在炕角或被窝，经过一夜的发酵，盆中的面团虚泛得直往外溢流。一家人早早地起床，主妇和姑娘吸溜着鼻涕，先是引燃了灶火，接着挑水的挑水，劈柴的劈柴，烧锅的烧锅，剁馅的剁馅，相互协作着，共同投入进忙碌的蒸馍之中。一笼笼的馍在蒸汽喷冒中被提溜了出来，再一笼笼的馍重新放入锅里。从天亮，蒸到天黑，蒸熟的馍在木仓里堆成了山丘，蒸馍活动才宣告结束。
令我好奇的，倒不在于馍数量之多寡，而在于馍花色品种之繁复。从大的轮廓上，可以把馍分为包子和非包子。但每一个名头下，都是一块杂色布。包子相对简单些，由于日子的寒碜，村里人不敢亦不能在包子上过度讲究。穷人不自量力地讲究，会遭嘲笑，被斥之为穷讲究。宽裕一点的人家，包子不过三种：肉包子，豆腐包子，以及豆子包子。而日子捉襟见肘的人家，肉包子是没有的，唯有豆腐包子和豆子包子。村里流行着一句话，叫有肉不吃豆腐。但如果没有肉呢？只能退而求其次，让在肉面前相形见绌的豆腐来担当主角。招待客人，割一斤豆腐，包两碗饺子，那是对宾客的最高礼遇。
蒸馍的花样，主要体现在非包子上。家家户户的主妇，都在馍的造型上处心积虑。那堆面团，宛若泥塑艺人手中的泥巴，想怎么捏就怎么捏，想捏成什么就是什么。如果把那些蒸出来的馍按照不同的样式予以挑拣，聚合在一起，给人的感觉，仿佛一个栩栩如生的动物世界。兔娃馍，蝎子馍，羊娃馍，狗娃馍，猴娃馍，长虫（把蛇叫长虫）馍，老虎馍等。兔子由于性情温顺乖巧，深得村民的喜爱，因此，兔娃馍最流行，几乎家家都蒸。蝎子和长虫令人惧怕而又厌恶，它们躲在暗处，像诡计多端的小人，总想着偷偷地叮人一下或咬人一口。不喜欢它，为何却要把馍蒸成它的模样？原因在于想以此方式来趋利避害。村里一直盛传着这样的说法：吃了蝎子馍，一年不被蝎子蜇；吃了长虫馍，一年不被长虫咬。蝎子馍和长虫馍晾凉后，拿根绳子拴起来，挂在墙上。家里人路过时，这个捉住咬一口，那个捉住咬一口。羊娃馍狗娃馍猴娃馍之类，蒸不蒸，蒸多少，皆取决于这个年是什么年。是羊年，羊娃馍就卧满了锅笼，是猴年，猴娃馍就排列成行。与剪窗花相类似，猪永远都是缺席者。猪肉可以上席面，猪馍却不行。
动物馍，五官清晰，表情逼真。在动物的眼睛和鼻孔处，嵌入两粒绿豆；在动物的嘴巴处，嵌上一粒黑豆。如此这般，动物就有了灵性，仿佛你吃它时，它正睁大着眼睛，咄咄逼人地盯住你看呢！兔娃的耳朵一定要捏大，捏成迎风耳，那样兔娃就有福了，吃了兔娃馍的孩子更有福了。
蒸完馍，女人开始做菜以及炸麻糖。按照村里代代沿袭的老规矩，过年的菜，一定要做成七大碟八大碗。然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手艺再精湛，规矩再铁打，没有原料皆枉然。由于穷困，大多数人家哪能顾得上讲规矩？于是，只好以烩菜代之。烩菜的主角除了萝卜，还是萝卜。萝卜被切成方块，扔进锅里，舀几勺煮肉时储存的腥汤泼进去，再倒进半桶水，撒一些颗粒盐和胡椒粉五香粉等，然后把少许的白菜叶子，以及豆腐粉条等，掺入其中。柴火慢慢地填，风箱缓缓地拉，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温火熬煮，萝卜糜烂，烩菜的香味便从锅盖的缝隙溢了出来。萝卜出自于自家的地里，廉价而实用，一直陪伴着农家的餐桌，也一直滋养着农家孩子的成长。过年前，村妇们在厨房里忙碌的最后一件事，也与萝卜有关——她们要把萝卜放进锅里，一个劲儿地熬煮，直至把萝卜熬成黑漆漆的糊糊，糊糊又凝结成黑油油明溜溜的酱板，以便于招待客人吃酸汤挂面时使用。
麻糖是一种油炸食品，近似于麻花，却又不是麻花。炸不炸麻糖，村妇说了不算，得由瓶子里的菜油说了算。菜油如果尚有些许，就拉开架势烹炸；瓶子里如果快要底朝天了，就忍痛割爱。
男人们在年关逼近时多半都会去一回城里，主要是为采购一些爆仗和零碎品。步行二十华里，来来回回都要经过一道悠长悠长的斜坡路，等暮色降临，返回村里的疲惫身影，一个，或几个，黑爪爪地闪现于村头。走进家门，未放下肩上的褡裢，孩子们就围拢了过来，一个父亲的怜爱与幸福，此刻弥漫了心底，亦写满了脸庞。手伸进左口袋，掏出几颗洋糖，一人散发一个；又伸进右口袋，掏出一把爆仗，摊在掌心里，拨拉着数一数，按人头分发。男孩子总能占到便宜，领到的多，女孩子领到的少，却也默认自己低人一等，不争不吵。手头即使再拮据，爆仗却总是要买的。因为繁杂的过年，经孩子大脑的简化，仅留下了三项内容：穿新衣，吃肉饭，放鞭炮。有无爆仗放，关乎于短不短孩子的精神。家境好的人家，买一串爆仗；家境不好的人家，买的是零碎的爆仗。那时候的爆仗，红巴巴的，很是瘦小，形似火柴棍，只是比火柴棍略粗一些。即使是一串鞭炮，也仅有擀面杖那么长。一串爆仗，向人夸耀起来似乎显得更有面子，但真正燃放起来，却也和零碎爆仗差不了太多。一串爆仗，源于零碎爆仗的串联——把零零碎碎的爆仗用一根细线串起来，便变成了一串爆仗——燃放时，将那一串截断拆分，分成好几段，并特意剥离出一些零星爆仗来。因为仅有的一串爆仗，不足以应对不同时段的燃放需求。除夕要放，初一清晨要放，孩子玩耍时也要一个一个地放。
除夕的下午，多数家庭都会煮挂面吃。天微微发暗，村子里这儿一声脆响，那儿一声脆响，过年就算开始了。在门外给祖先们烧一沓火纸，然后女人们就张罗起包饺子来。饺子当晚并不吃，只是为第二天早上做着准备。每一个家庭，少则六七口人，多则十数口人，因此，饺子要包很多很多。
过年的滋味
在渭北，或者在关中，除夕那天不算过年，真正的过年，是农历的大年初一。
天还未亮，公鸡甚至还未引吭鸣叫，可钻在被窝里的孩子，睡了一个囫囵觉，又一个囫囵觉，早已激动得无法继续沉眠了。对于孩子们而言，过年是一年当中，最为幸福的一天。起床后，跑到院子里，从口袋里摸出一个爆仗，插进墙缝，颤颤巍巍地擦着火柴，蹑手蹑脚地移近爆仗。火苗还未挨住爆仗的引线，自己却已惊慌失措，赶紧扔掉火柴，双手捂耳，躲得远远的。一次又一次，浪费掉十几根火柴，爆仗才终于炸响。于是，这儿咚地一声，那儿咚地一声，贪睡人的酣梦，硬是被这咚咚声敲击得七零八落。
孩子们的新衣，大多是经过染色的旧布。能在过节时给孩子购买新衣的人家，实在是寥寥无几。多数人家都是靠着给旧衣染色，从而让孩子滋生出一种穿戴新衣的幻觉。染布是农村妇女的一项基本技能，它与做饭织布一样平常。主妇们把买回的一包染料，撕开一个口子，将那些黑色的粉末抖进偌大的饭锅里，让粉末与锅里的水相溶。搜罗来全家男人的旧衣，一件一件地浸泡进去。盖上锅盖，坐在灶前烧火，拉送风箱的咣当声很有节奏地响着。等锅里冒起了蒸汽，烧火停歇。但此时并不能马上揭开锅盖，而是要将其捂住，让衣物在锅里焖上半个小时。衣物着色后，拎着湿淋淋的衣物，搭在门外的树枝上或摊在毛糙的草垛上晾晒。衣服风干后，硬邦邦蓬扎扎的，宛若一片片烤焦的锅巴。主妇收拢了衣物，将其强行折叠，放于捶布石上，并跪于捶布石前，举根棒槌，反反复复地捶打。
生活很是原始，穿衣靠织布，犁地靠耕牛，烧火靠风箱，磨面靠石磨。家里除了那盏垂吊在半空的十五瓦灯泡，与现代生活基本上毫不搭界。家里泥地泥炕，剔除掉锅铲和镢头铁锨等少许的铁器，满眼都是土。一种自给自足的表象，掩盖着的，其实是既不能自给又不能自足的窘迫现实。不说别的，单收割碾打的粮食，一粒不剩地吸纳进生产队的粮仓这一点，就能将自给自足的美梦击个粉碎。满满当当的粮仓外面，游荡的皆为面黄肌瘦的面孔与羸弱不堪的身躯。
农村的男人女人，十之八九，穿的都是自家的织布机上织造的粗布。没有棉花，就在后半夜去邻村的棉地里偷摘棉桃。可以肯定的是，每一位家庭主妇都做过小偷，不然，就无法解释她纺织棉花的来源。做小偷毕竟不那么光彩，于是妇女们三五个人结伴去偷棉花，却也这拨人提防着那拨人，那拨人回避着这拨人，唯恐被对方发现知晓。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胆子过于小的人，只好无棉可纺，无线可织。家里人的穿衣，于是便成了一个大难题。粮食是吃，棉花是穿。在物质极其匮乏的年代，所有的吃穿，全得凭自己。棉花的用途极其广泛，除了织布，还要做棉衣缝棉被，然而，奇怪的是，生产队却鲜有耕种棉花的时候，自然也就谈不上分配棉花。我们村不耕种棉花的原因，说起来颇有几分滑稽——队长皮肤过敏，看见棉花会浑身发痒。
天蒙蒙亮，一家一户的饺子就端上了桌。我们家总是行动迟缓，母亲打发姐姐刚点燃锅灶，那些吃过年饭的小孩子，已像活蹦乱跳的皮球，纷纷地滚到我们家来串门了。小孩子们的脸上喜气洋洋，一边摩挲着身上的新衣，摇摆着头上的新帽，一边比画着手势，采取迂回战术，拐弯抹角地夸耀起他们家早上的饭食来——八道菜或十道菜，其中有两盘肥肉，吃起来很香很香，而且，全家的男女老少，个个都喝了酒。那个烧酒呀，比辣子都辣！他父亲喝得脸像一张红纸，他姐姐喝得连吃进肚里的菜叶都呕吐了出来，他只是用舌尖舔了舔，舌头竟都烧乎乎的。酒很辣很辣，很辣的酒才是好酒……呵呵，昨晚上，他硬是激动得睡不着，凌晨三点就爬起来放炮了，那个爆仗，像炸雷一样，咚地一声，吓得鸡窝里的鸡都扑棱着翅膀乱叫呢！还有，他父亲给他发了洋糖，还发了两毛钱的压岁钱，嘿嘿嘿，他成了有钱人了……孩子们攀比着新衣，比试着谁兜里的爆仗多，然后就在我家院子里戏耍了起来，时而点燃一个爆仗，时而狗撵兔子般地相互追逐。
一般情况下，吃饺子前，仿佛必经的程序那样，全家人都要围坐在炕沿，象征性地喝上几盅酒。没有餐桌，六碟凉菜就摆放在炕上，父亲取出那个生锈的铜酒壶，先斟上一盅，祭献给早已过世的祖父祖母以及曾祖父曾祖母等，说一些“过年了，都回来喝酒吃饭”之类的话。接着，他毫不谦让地自斟自饮了一杯，之后，酒盅就在各个人面前击鼓传花那般地转悠了起来。你递给我，我递给他，空酒盅空转着，鲜有人真正将喝进肚里。酒为散装的烧酒，两毛五一斤，是从供销社里买来的。喝酒时，母亲不在现场，她正在灶房里给我们煮饺子。不一会儿，饺子端了上来。与平时的吃不饱相比，这天的早饭完毕，每个空瘪瘪的肚子，都填装得鼓鼓囊囊。
饺子大多是白面做的，但有时，却要往白面里掺杂黄亮亮的玉米面。即使白面与玉米面搅混，过年的生活还是比平常好了许多。但也有连一碗“两搅”面粉也没有的时候。记得有一年，大年初一日日逼近，父母四处奔跑着，求爷爷告奶奶地借粮，差点儿给人下跪作揖。父母的期望值并不高，只是希望借到一斗麦子，将其从速磨成面粉，在过年这一天，让我们至少吃上饺子。但敲开了许多人家的家门，均无功而返。直到腊月三十，有一户人家总算开恩，愿意借给我家一斗荞麦。父亲把半袋子荞麦背回家，一家人齐上阵，轮流推着石磨转圈圈，把荞麦磨成了面粉。初一早上，无计可施的母亲，就给我们煮了一锅的荞面饺子。荞面饺子的皮擀得很厚，不然，就会开裂，难以包住馅料。每包一个饺子，母亲和姐姐都要捏弄好半天。饺子下进锅里，煮了又煮，捞上来后，吃起来依然有点儿发硬。但吃了荞面饺子，总比把嘴空挂起来喝西北风要好一些。
我家的这个年，过得很是凄惨，但还不是村里最惨的。记得饺子出锅后，母亲取来一个大号的老碗，满满当当地盛了一碗饺子，让我给一户人家端去。她对那户人家的详情，不但熟知于心，而且牵挂不已。那户人家是贫农成分，又是烈属家庭，一遇忆苦思甜，男主人的脸上就闪烁起了熠熠的光泽，但活动结束，就又复原回满面愁绪的灰青状。家里有十二个孩子，单双胞胎，就有三对。由于自小营养不良，那些孩子，个个都像冬青一样，怎么长都长不高长不壮。
我端着一老碗荞面饺子，推开他家的大门。院子空无一人，风从羊棚上吹落下来的一片片破塑料纸，撕扯着，缠绕在一棵椿树的根部，给人以荒芜之感。挑开那道褴褛而肮脏的布门帘，却见那家人全都蒙头而睡，没有起炕。那座大炕上，仅有一床偌大的旧棉被，棉被的一圈，露出了一个个的脑袋。父亲睡在这头，母亲睡在那头，两个人其实都已清醒，却故意闭目装睡。父亲听到有响动，还特意拉响长长短短的鼾声，以掩饰无饭可吃的尴尬。母亲起炕后，接过我的那碗饺子，所有的孩子，都瞪圆一双直勾勾的眼睛，盯着母亲看，妄想着自己能爬在碗沿，狠咬上那么一口。就在这时，一个浑身光溜溜的小男孩打算去门外撒尿，他拽过一件破旧的棉上衣，披在身上，敛着怀，猫着腰，赤裸着下半身，冲锋一般地冲向门外凛冽的寒风。小男孩返回后，脱去棉外套，又光溜溜地钻入了被窝，而另一个小男孩起身，又将那件外套披挂在自己的身上，以同样的姿势冲向门外……这户人家入冬后无衣可穿，几个人同穿一条裤子的传闻，曾被当作笑谈，在村里飘荡。如果不是我亲眼所见，我决然不会相信它是真的。
但两年后，过年无一碗面粉包饺子的这户人家，其生活状态，却神不知鬼不觉地发生了悄然变化，至少，再也不会为吃饭而眉头紧皱了。他们不但过年有白面饺子吃，而且即使是在春荒时节，诸多家庭面临断炊，靠蒸野菜煮萝卜勉强度日，他们家孩子们的手里，举的还是一律律雪白雪白的馒头，甚至还有黄灿灿的花卷馍。追溯源头，皆因男主人的裤带上，垂吊起了生产队粮仓的一把钥匙。男主人是村贫协主席，原来只是个名头，并无实权。但政策像莫测的天气，阳光终于照耀在了他的身上。新政策规定，村上的粮仓，要让贫下中农参与监督。作为贫协主席，他自然是不二人选。过去队上的粮仓挂有三把锁子，相应的，也就配有三把钥匙：队长一把，会计一把，出纳一把。现在，则变成了四把锁子四把钥匙，那增加的一把，无疑握在了贫协主席的手里。也就是说，四个人必须同时出现在现场，才能将粮仓的大门开启。
粮仓位于饲养室的前面。那座由我父亲亲手砌筑的四间大瓦房，在小小的村落里，与村民们简陋低矮的房舍相比，显得似乎恢弘了一些。我的六叔是队里的饲养员，为生产队喂养牲口长达十数年。有一天，六叔的情绪格外低落，惴惴不安，总有一种大祸临头的预感挥之不去。询问原由，在一次次的欲言又止后，六叔才向与自己私交甚笃的人透露了实情：后半夜，六叔摸黑从家里去饲养室，未曾料到的是，途中与队上的几位头头脑脑撞了个满怀。那些头头脑脑刚刚瓜分完粮食，有的拉着载着粮袋的架子车，有的肩膀扛着粮袋，正在往自家的方向行进。月光之下，那些人认出了六叔，六叔也认出了那些人，但彼此间未曾搭话，唯有队长重重地咳嗽了一声，显然是在警告六叔别嘴尖毛长。胆小怕事的六叔听到那声“平地一声春雷响”般的咳嗽，打了一个寒噤，腿发软，魂魄散，乃至于在很多天里，他都心有余悸，惶惶不可终日。队长官不大，但权不小。从工分的等级评定到分粮秤杆的虚实，哪一样不握在队长的手里……
吃过早饭，本族人要相互走动。那些男丁，或独自一人，或结伴而行，要一家一家地去磕头。步入某户族人的家门，不进入屋子，而是立于院子中央，面向房门或窑门，叫一声“五叔五娘，我给你们磕头了”，然后就折叠膝盖，跪下身去，双手作揖，行三叩首之礼。礼毕，起身，掸掸衣物上的尘土，退出大门，又去另一家磕头。
凡本年度嫁到本族的新娘，也被小姑子领着，要一家一家地串门，名曰“认门”。小姑子把年长者一一介绍给新媳妇，说这是三伯三妈，那是六叔六娘。新媳妇随着小姑子的尾音，羞怯地叫上一遍。在炕沿上稍坐片刻，拉扯几句闲话，三妈或六娘必会揭开柜盖，取出早已备好的一双袜子或一方手帕，交给新媳妇。新媳妇推辞几番后，将礼物揣进了衣兜，然后起身告辞。
中午时分，村子里要么唱戏，要么戏人。演戏的时间并不固定，要依据演员的闲忙来安排。有时一个主演感冒了，喉咙发炎，说不出话来，演戏就要往后拖延好几天。若不演戏，村民们就自寻其乐，其中的一项内容，就是骑牛。
谁家在这一年里抱了个“带把”的孙子，那可是天大的喜事，谁就注定要成为大家奚落的对象。而得了孙女的人，落落寡欢，无人贺喜。孙子和孙女，虽一字之差，但在乡村人的心里，重量有别，两者之间有着严格的区分。村里的妇女常常自己看不起自己，一说起女孩子，满脸不屑，动辄称其“烂把子女娃”，或“烂逼子女子娃”。
那些喜欢逗乐的男女，把新得了孙子的老头或老妪，推搡到村里的碾场里，自己则转过身去，缩进某户人家的灶房，在灶头被烟熏黑处，用手掌一蹭一抓。返回现场后，牵来某户人家的公牛，一伙人乱手乱胳膊地把老头或老妪强行推上牛背。然后，这个踮起脚跟在骑牛者的脸上抹上一把，那个伸长手臂在骑牛者的脖子上抹上一把。三下两下，骑牛者已变成了一个大花脸，显现出几分滑稽相来。然而，骑牛者并不气恼，只是咧着嘴笑。牛的脾气本来就犟，有人还要在性情高涨之余，忍不住地踢牛一脚，或抽牛一鞭子。无辜受罚的牛，越发地狂躁。牛努力地想摆脱掉背上的重负，冲出人的包围圈，于是一会儿扬着后蹄，一会儿蹬着前蹄，一会儿摔着头，一会儿摆着尾，甚至又蹦又跳，直至把那个骑牛的老头或老妪颠簸得跌落下来。跌下来，又扶上去，如此反复，如此折腾，只是为寻欢作乐。当骑牛者的脸被涂抹得花花拉拉，当骑牛者从牛背上重重地跌落，人群里总能爆发出一片哄笑声，一片喧哗声，一片叫骂声。平日里有点隔阂和矛盾的人，在推搡与联手中，面上的尴尬被抹去，心中的疙瘩遭消解。每个人的脸上，都笑得四分五裂。
拜年遭遇拦路虎
农村人的亲戚要比城里人多许多。亲戚多，拜年期限就拖得很长。城里人的亲戚，两代人过后，彼此已疏远陌生，相遇而不相认。但农村则大为不同，五代人过去，亲戚还是亲戚，十八代人过去，本家还是本家。“沾亲带故”一词，仿佛是专为农村人发明的。只要追溯起来，相互间有点儿拐弯抹角的交错与粘连，都可视对方为自己的亲戚。
一切亲戚，皆是婚姻的衍生物。有婚姻，才有亲戚。走亲戚，本是民间私人化的活动，但有那么两三年，拜年就突然遭到了来自官方的明令禁止。我记得清楚，大年过后，初二至初十，每一个出村的路口，都有四个民兵——本村年轻的男性村民——严加把守。两个民兵分站于路的两旁，拉一根粗壮结实的牛皮绳，每人手里拽着个绳头。另外两个民兵背着两杆枪，既为拉绳的民兵壮威，又时刻准备着追击那些漏网之鱼。有谁一旦突破绳子的阻拦，慌忙逃窜，背枪的民兵就撒腿狂追，决不能让那些人拜年的图谋得逞。枪看起来挺吓人，但实则，却是一杆木枪，类似于稻谷地里用于吓唬麻雀的稻草人。这些经过凿刻的貌似枪杆的粗木棍，其主要功能，用以民兵军训时的操练。
禁止拜年，却禁止不住一颗颗翩翩欲飞的心。有人要趁过年的机会，探望病中的舅父；有人早已给父母精挑细选好了厚礼，打算回娘家孝敬父母……诸如此类的奢望，都不得不在一根绳子面前止步。但总有一些人不死心，不甘于就此作罢，企图蒙混过关。先是求情，说一堆套近乎的话；继而强闯硬拼，一旦摆脱束缚，就兔子般地撒开双腿奔跑。几乎每一个关口，天一放亮就开始了喊喊叫叫，骂骂咧咧，拉拉扯扯。有人看见自己的点心，或抛落在了地上，或被民兵偷咬了一口，便如被激怒的狮子，不惜动起了拳脚，与民兵纠缠扭打在了一起。
天天吵，天天追，把路者也厌倦了，懈怠了。被人指着鼻尖或脊梁杆子骂，心里终归不那么舒坦。时间一长，民兵们打起了盹，看见了装作没看见，懒得再去追，懒得再去拽，任凭人们冲栏破关。再说了，一旦闹出了是非，邀来队长评理，队长的“滑头”表现，也让民兵们心里冰凉冰凉的。队长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颇为得意地炫耀自己的为官之道：脚踩西瓜皮，手抓两把泥，能溜就溜，能抹就抹。队长来到现场，哼哼哈哈，打着圆场，说着八面不撞的话，不分对错，不论长短，其情其态，仿佛戏里的县官断案：你二人说的都有理。队长一方面叮咛民兵要严防死守，决不能让一条鱼漏网，另一方面给这个开恩，给那个放行，让民兵唱黑脸，自己唱红脸。当民兵被大家恶狠狠地咒骂时，队长却大获颂赞：就二牛那个挨木锉的可憎，把个麦枝枝子当拐拐子拄，你看人家队长多通情达理！或者：三娃子就不是个好东西，队长让他把路，只是意思意思，谁知他那个驴日的，硬是不让我过，把我布袋的绳绳都给拽断了，还抽了我一耳光。那驴日的真是个驴日的！
禁止拜年的规定，仅遵照执行了两年，便如昙花那般，悄然地枯萎了。拜年在农村人的眼里，是一项不能简化更不能裁剪的活动，比天大，比地重，那是非拜不可的。
亲戚间的人情冷暖
当拜年重新活跃起来以后，那些宽宽窄窄的大路小路上，人流涌动，南来北往者人人都拎着或背着一个布包，或疾走，或慢行，除个别人骑着一辆自行车，大部分人依赖的都是自己的两只脚。
初二舅家，初三丈人家，初四姑姑家，初五姨姨家，初六以后，就变成了赴远亲拜年。舅是群山中的巅峰，名头最高，分量最重，在排序中永远首屈一指。分家要靠舅舅来分，订亲要靠舅舅出场，母亲病故要靠舅家的人摆一桌祭饭和在棺木上钉那“三斧头”。舅舅酷似亲戚中的高衙门，须时常进贡，勤于烧香，才能水到渠成。平时疏远疏忽，到了关键时刻，舅舅或舅家的人就会表情结冰，大摆其谱，纵然三番五次地出面恳求，也未必能够搬动他们的腿。拜年时，给舅舅家和丈人家的礼品是最重的。但所谓的最重，也不过是一斤点心或半斤点心。一斤点心八个，半斤点心四个。那年月，一个县仅一家县办食品厂，那里面出产的点心，硬若鹅卵石，但啃得动与啃不动，都得购买。村里人说起那点心，都要前面加上“干蛋蛋”三个字，总是“干蛋蛋点心”如何如何，“干蛋蛋点心”怎样怎样。吃点心近乎于奢侈，多数人只能可望而不可即。说点心为“干蛋蛋”者的言不由衷，显而易见。村里人一说起点心，嘴馋得口水都要流下来了，却要故作不屑，自我安慰和掩饰道：干蛋蛋点心有啥好吃的？咬一口，都能把牙磕掉！对点心质量不满引发的调侃，一直持续到八十年代中期，依然余音绕梁。有人将点心做成谜语，供人猜测：一曰，把点心打一个国家的名字；二曰，把点心打一个外国领导人的名字。猜谜者尚在云里雾里浮游，出题者却已迫不及待地亮出了底牌：前者的答案是刚果，后者的答案是铁托（坨）。
给舅舅丈人拎半斤点心，给姑姑姨姨以及其他人，拜年的礼物均是一把挂面。挂面不是买的，是自己手工制作的。有很多人家，既买不起那四个点心，也没有那一把挂面，于是就暂且按兵不动，静候着亲戚来上门。亲戚放下的礼品，就成了他们转送出去的拜年之物。礼品巡回着，周转着，像击鼓传花那般，你送给我，我送给你——我前些天才送出去的礼品，几经倒手，几经周游，也许今天又返回到了我的手里。有些礼品，竟然游走了好几年，等主人解开捆绑的绳子，剥开包装纸，打算尝一口新鲜时，却兀自发现点心已发霉，浑身长满了灰毛，毛茸茸的。
前去拜年，或前来拜年，一定要吃饭。拜年表达着一种敬意和亲善，但在这种冠冕堂皇的理由背后，潜藏着一种无法说出口的隐秘，那就是蹭饭。平时总是吃不饱，或者吃不好，利用过年，一定要把肠胃滋润滋润，犒劳犒劳。农村人给人帮忙，从不收取费用，但并非不隐含一点私利。有人就大声地将帮忙的缘由高唱了出来：管它挣不挣钱，先要落个肚肚圆。肚肚圆，就是帮忙的初衷。同样的，肚肚圆，也是拜年的动力。
家家都不富裕，主人招待客人，虽然已足够慷慨，甚至是倾其所有，但能端上桌面的东西，实在屈指可数。几盘凉菜，薄薄的一层，连碟底都苫不住。接着抱来一个泥砌的火炉，点燃后，把一个砂锅架于其上。砂锅里盛着烩菜，而烩菜的主体，则是萝卜疙瘩。烩菜的表面，覆盖着三两片肉。烩菜在干柴的燃烧中，咕咚咕咚地冒着泡儿，一圈人干咽着唾沫，紧盯着那几片肉看。等主人发了话，说一句“吃吧吃吧”，一眨眼，那几片肉便不翼而飞了。眼疾手快的人，筷子早已搭在锅沿，一看到主人喉结蠕动，立刻对肉下手。其他人反应过来，急忙操起筷子，却也只能捞着萝卜疙瘩吃了。萝卜疙瘩也是数量有限，经不住筷子与筷子的磕碰，三下五除二，砂锅里只剩下了些许的汤汁。
领压岁钱，也是孩子愿意跟随大人前往拜年的一个重要因素。一般家庭，对那些十岁以下的孩子，都要发一毛钱。稍好一些的家庭，则发两毛钱。一毛钱两毛钱，在孩子的眼里，都宛若巨款，促使着那两条小腿，撒欢似地奔跑，乃至于走十里八里的长路，都不叫苦喊累。
我祖母和母亲的娘家，都是在一条名为“锦阳川”的川道里。那条川，离县城很近，在我家乡那一带，相对而言，算得上是富庶之地。川里有一条四季流淌的小河，水浇沃土，气候温润，属于国家定点的蔬菜区。种植蔬菜，比种植粮食显然更有收益，这使大部分农户的手里，不至于彻底地空空荡荡，尚有一些零钱可自行支配。
小时候，我是家里外出拜年的主力。但实际上，我并非那么喜欢走亲戚。亲戚之间，也充满了势利。你的日子过得好，或者你在外工作有地位，亲戚就待你热情；你家若穷苦不堪，又来自于偏远地带，亲戚对你只有搪塞敷衍。
人是代代沿袭的。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长辈。等我能跑着拜年时，父亲的长辈只剩下了一人，那是他的姨姨，也就是我祖母的姐姐。那个被我叫做姨婆的小脚女人健在时，每到初三，我都要随父亲去给她拜年。她是父亲心目中最为重要的人，父亲一定要亲自前往。父亲年幼丧失双亲，姨婆对他关照有加。姨婆待他若亲儿，他视姨婆如亲母。时年，姨婆已八十多岁了，大概是腿脚不便的缘故，我见到她时，她总是坐在炕上，倚墙盘腿，面相亲和。她个头很高，只是略略显得有点儿瘦削。其体态，其风采，即使已枯朽老迈，依然显得素雅干练。姨婆每次见到我，都要揭开身后的席子，取出几个核桃和几粒洋糖，和颜悦色地递到我的手里。我从未见过自己的祖母，这当然是一个缺憾。年少时，我特别富于幻想。去坡地里割草，如果独自一人，就不急于动手，而是坐在飘浮的白云下，来一通漫无边际地胡思乱想。我的祖先们前赴后继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他们的不辞而别，把我的父亲由一个名门之后，沦落成了一个孤儿，也使我一降临到这个世界，就感受到了自己身后的虚空。我想象着曾祖父作为官宦的威仪与荣耀，也猜测着祖父祖母的长相与脾性。一经想起了祖母，我的脑子里总会浮现出姨婆的影像。
外公在我五六岁时，离开了人间。自此，母亲在这个世界上，仅剩下了三个直系亲人：一个弟弟，一个叔叔，一个姨姨。母亲的叔叔，我称其为小外公；母亲的姨姨，我称其为姨婆。给小外公拜年，十之八九，任务都落在了我的肩上。对姨婆拜年，母亲总要亲自前往。母亲幼年丧母，姨婆照顾着她的吃穿，看护着她的成长，因此，她与姨婆之间的感情，深厚得形同母女。初二至初七，我家里的亲戚往来不断，母亲总是忙忙碌碌地招待着客人，脱不了身，于是总把给姨婆拜年的时间，推至正月初八之后。母亲每次去，几乎都要牵着我的小手。姨婆拖着一双裹缠的袖珍小脚，仁善慈祥，姨夫爷不但个头大，嗓门大，而且心胸亦大，他们早就不把母亲当外人，对我自然也是怜爱有加。临告辞时，姨夫爷总要把手伸进内衣口袋里，取出早已备好的两毛钱，塞到我手里。两毛钱，那算是享受到最高级别的礼遇了。
拜年真正让我印象深刻的有两户人家：一是我父亲的舅家，也就是我祖母的娘家；一是我姨姨家，姨姨是我母亲的亲堂妹。
我祖母的娘家人，只剩下了一户人家，那户人家姓田，男主人我叫其表叔，女主人我称其表婶。每年的大年初二，我都要携着礼品前往，因为父亲一旦去世，作为父亲的舅家人，唯有他们才有资格为父亲的棺木敲打那至关重要的“三斧头”——在已合拢的棺木的四角竖起的长钉上，举起钉锤，象征性地敲打三下——按照习俗，女人去世了，娘家人钉“三斧头”，男人去世了，舅家人钉“三斧头”。表叔与我父亲的命运差不多，也是年幼双亲尽丧，他和我父亲同时委身于我的另一个姨婆家，同睡一张炕，感情笃深。姨婆担忧唯一的侄子打光棍，致娘家香火中断，于是在她的操控下，我姑姑被许配给了一户张姓人家，前提条件是，那户人家的女儿，必须嫁给我表叔。也就是说，表叔娶的妻子，是我姑父的亲妹妹。
表叔是个忠厚之人，但很早就去世了。从我记事起，从未中断过去给表叔家拜年。但每一次挑起门帘，脚跨进门槛，坐在炕上被窝里的表婶，斜睨着眼睛，所问的第一句话总是“你是哪里的”？这样的询问让我难堪，也使我感受到自己的无足轻重。年年去，但年年都不能走进她的记忆里。这等情状，类似于一下课，黑板上的粉笔字便被板刷擦掉那般，荡然无痕。
枯瘦的婶婶似乎装有满腹的冤枉，急需找到一个倾诉的对象，我的到来，恰逢其时。婶婶蠕动着薄薄的两扇嘴唇，脸上的肌肉时不时地抽搐那么一下。整整一个漫长的中午，她都在给我数落着某个人的种种不是。今年她谴责着张婶，明年她唾骂着李妈，后年她控诉着赵嫂。她所骂的那些“不是人”的女人们，没有一个我认识，对她们，我甚至闻所未闻。我木呆呆地瞅着她，装出一副耐心听讲的样子，但其实，却心不在焉，根本没有将她说的话吸进耳朵里去。我的厌烦情绪，不足以影响她絮絮叨叨的兴致。她说张婶某年某月偷了她家的一颗鸡蛋，说李妈某年某月在她家的地里拔了两根葱，说赵嫂才丢人呢，嫁到夫婿家，硬是早晨不给她的公公倒尿盆，反过来还要让公公给她做饭时拉风箱。
认识老太太的人一提起她，直摇头，说她很难缠，比某些女人天生的那双鹅掌脚还要难缠。言说者还给她贴了一个标签，曰“是非包子”。对包子，我们恐怕再熟悉不过了，但何谓“是非包子”呢？望文生义，无非是说，她像一个包子那样，只是面皮所包，不是韭菜粉条，不是南瓜冬瓜，不是豆沙桃仁，而是是是非非。是非就像馅料一样，鼓鼓囊囊地填满了她的腹腔，像肿瘤一样重压着她，像猫爪一样抓挠着她，像蝎子一样蜇刺着她，以至于使她若不往外倾倒，便憋闷不堪，无法承受。
大千世界，如森林之无疆，如海洋之浩渺，什么样的人存在，都算不上稀奇，且都有各自存在的理由和价值。数落人，既是表婶的优长，也是她活着的乐趣，更是她活着的目的——正是她没完没了地撇嘴与数落，我对人性的认知才得以丰富。
另一个令我难忘的人是我的姨姨。姨姨是一个极其小气的人，很在意于一颗米粒的大小，很计较于一根牙签的短长。也许是紧日子过久了的缘故，致使她总是愁容满面，忧心忡忡，唯恐自己吃亏。很多时候，我去拜年，脚跨进姨姨家的门槛时，姨姨正在送客出门。她把客人送走后，转身回到屋内，面朝门，努着嘴，朝着客人的背影，一边用手指着客人放在柜子上的礼品，一边对我和姨夫说：你看看，他都拿了些啥嘛！丢死人了，就半斤“天鹅蛋”（一种糕点），一把挂面，亏他好意思往这里提？我让我的娃们去他家，提的都是一斤点心，可他的娃来我家，却拿的是半斤“天鹅蛋”！唉，皮薄得跟个婊子一样，害不害臊呀？精明得能在骨缝里剜肉吃！我不，我绝不学他，人家给你的是一斗，你给人家却是一升，你咋就那么会算计呢？我不那样，我大方着呢！你提半斤，我就让我的娃们提一斤，看谁的脸发烧？
姨夫制止着姨姨，呵斥着姨姨，让她少唠唠几句。姨夫的性格与姨姨刚好相反，很大度，也很慷慨——当姨姨弯腰在地面的砖缝里捡拾撒落的馍屑时，姨夫早已把一个完整的馍，塞到了别人的手里——但姨夫的脾气不大好，经常性地当着来客的面，指着姨姨的鼻梁叫骂。骂多了，姨姨也就变成了一只橡皮篮球，任凭你怎么咆哮，怎么拍打，她都感受不到疼痛，也不会轻易受伤。姨姨簇成一团的袖珍小嘴，似乎未有片刻闲歇之时，总是一个劲儿地唠唠叨叨。她的唠叨，是姨夫发火的起因，更是姨夫的火气越来越旺的助燃剂。姨夫由怒吼升级为叫骂，挥着手，跺着脚。当姨夫的骂声还不怎么高亢时，姨姨依旧在自顾自地唠叨；当姨夫的骂声渐渐高扬时，姨姨这才压低了嗓门，但唠叨却没有中止；只有当姨夫猛拍桌子，暴怒得宛若一头疯狂的狮子，姨姨这才紧闭了嘴。但片刻之后，等姨夫停歇下来，姨姨的唠叨又“涛声依旧”。
姨夫对姨姨很不客气，但对客人却非常热情友好。我每次去拜年，姨夫都发给我两毛钱，是我领到的压岁钱里，少有的数目最大的一笔。
当姨姨极尽挖苦与嘲讽在我之前离开的客人的礼品过于轻薄时，说实话，我如坐针毡。因为我给她提的礼物，远不如那位客人。我猜想当我一旦离去，姨姨会不会也指着我的后背，历数我家人的皮薄呢？
正月里，有很多忌讳，比如某天不能动刀子，动了刀子会招致血光之灾；某天不能动针线，动了针线，针头会戳瞎眼睛；某天不能吵架骂人，骂了人嘴会歪抽到耳根上去；某天不能动土，动了土家庭将会不平顺等等。而且，每天都有一个动物，与日期相对应，比如今天是狗日，明天是鼠日，后天是猴日，大后天是蝎日等等。到了属于某动物的那天，这个动物是万万不能招惹的，更不能伤之害之，猎之杀之。如果犯了忌，那就意味着这个动物必将与你为敌，啃你粮食，蛰你皮肤，咬你脚跟，染你疾病，绝对会让你此生不得安宁。这些动物在人的眼里是害虫，但越是有害，越是要投其所好，避让三分。
初七是人日。人日主要体现在吃拉魂面上。传说中，由于猛然受惊，由于四处奔跑，人的魂灵常常会脱离身体，四处飘落。魂飞了，魄散了，人就变成了行尸走肉，而虎视眈眈的阎王，对行尸走肉有着莫大的兴趣。于是，父母在关注儿女身体是否健康的同时，时不时地要留意儿女丢没丢魂。一旦发现孩子魂不守舍，三心二意，精神恍惚，就断定孩子丢魂了。魂一旦丢失，就得招魂叫魂，使其回归孩子的身体。母亲左手端一碗清水，把孩子领到村外，然后她在前面走，孩子像影子一般地尾随其后。母亲一边迈步，一边挥着右手，用拇指、食指和中指在水中一蘸，弹指往高空一扬，嘴里一声声地念念有词道：猫娃吆——回来！猫娃吆——回来！跟在后面的孩子，伴随母亲的呼唤，一声接一声地应答着：回来啦！回来啦！走几步唤一声，唤一声应一声，直至把孩子领进自家的大门。接下来，右手的食指蘸着碗里的水，抛淋在孩子的头上身上，并说一些“魂你就进去，就进去”之类的哀求之语。叫魂完了，取来三根筷子，将其直直栽立于碗里的水中，接着发话道：“他三婆（或者他三爷，他四娘），你看在娃身体虚弱的分上，暂且饶了娃吧！你就利利索索地走吧，我送你走！”话音未落，母亲挥起右手，猛抽过去，筷子被击打得崩落于地。最后，母亲把碗端往门外，将碗里的水猛泼出去。
人日又名人七。这天的傍晚，家家厨房的烟囱里，都是炊烟袅袅。主妇们弓身于案板旁，揉面团，使擀杖，拎大刀，切出一束束的面条来。面条要切得长，切得细，然后将其煮进锅里，捞进碗里，浇些臊子，调些盐醋，并放入油泼辣子，面条便油汪汪红亮亮的，看着都香。这碗面，名曰“拉魂面”，人人皆须吃。面条象征着绳索，据说，吃下拉魂面，等于绳索就把人的魂拴牢捆住了。
初十刚过，队长就立在崖畔，吹起了上工的哨子。吹一阵子，见人们磨蹭地不肯出来，队长便放纵喉咙，骂了起来：不出工咋啦？是还没吃够得是？是吃得拉稀了得是？吃多了是要得噎食病的，你们就窝在屋里吃吧，吃吧，跟猪一样地继续吃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