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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棋:民间,风情万种

  • 作者: 美文
  • 来源: 归一文学
  • 发表于2023-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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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和民间文学》,汪曾祺提倡作家读点民间文学,好处是“涵泳其中,从群众那里吸取甘美的诗的乳汁,取得美感经验,接受民族的审美教育”。深以为然。

      来自民间的。包括神话、传说、歌谣、民间故事、民间戏曲、民间曲艺、乡村俚语等,是有真营养的,养眼,养耳,养心。

      只说说民歌。

      在新疆伊犁尼勒克诗会上,甘肃诗人郭晓琦兴头上唱起了民歌,其中有这么两句:

      “黄河的水啊干掉了,流浪的人啊回来了……”

      当时有点懵了。

      “黄河的水啊干掉了”,这还了得!出大事了!黄河这一汪大水的意义,在华语语境是“叠床架屋”的。现在,黄河的水干了,这就不仅仅是环保、生态的事了。

      都到这个份上了,流浪的人回来了。

      我宁愿相信这是闻知消息后自觉回来的。之前在外流浪,再苦再累再委屈,心里还是有根有魂的,家乡的黄河水是内心深处最稳妥最坚实的倚靠。这回,水干了,魂不守舍,没有了北,于是回来了,留下一堆白,等着补空。

      回来干什么呢?

      消极着想,是哭诉,是凭吊,是祭奠。

      积极着想,是赤膊上阵,是绝地反击,是向死而生。

      简单的两句,平常的字,并置在一起,蓄满了张力,真正的张力。民歌,朗朗上口的旋律之间,藏着的是浓浓的情与思。

      日头哥哥快下山,

      我打长工好艰难:

      一日三餐糙米饭,

      一粒豆儿下三餐。

      这是我老家流传的民歌。“一粒豆儿下三餐”,这语言太厉害了。

      民间自古有高人,民歌亦是“才子歌”。

      单身汉,好伤心。

      出门一把锁,進门一盏灯;

      灯也望着我,我亦望着灯,

      冷水洗冷脚,冷被盖冷身。

      单身汉,太苦了,“我看灯盏多寂寥,料灯盏看我应如是”。

      曾经的民间疾苦都是通过民歌唱出来的。

      甘肃陇南市康县。流传着一部长篇叙事体民歌《木笼歌》。讲的是清道光年间,康县对山上的花儿姐长得俏,被恶人看上了,不从,再被诬陷坐上木笼囚车,到县衙受审,途中斗智斗勇,历尽千辛万苦,与恋人林秀终成眷属的故事。

      受审时,花儿姐唱:

      见官说话凭理讲,

      公鸡夺食靠嘴争,

      要学松柏站着死,

      不学豆芽跪着生。

      被押解途中,花儿姐的唱,像摄影机镜头,定格百姓的生活状态:

      木笼抬到平洛街,

      半年无雨遭旱灾,

      皇粮一颗也不减,

      十家九困把牙歇,

      穷到什么程度?牙齿都歇息了,“免开尊口”。可想而知。

      木笼抬过热死湾,

      路边热死一老汉,

      临死没喝一口水。

      舌头干成瓦片片。

      热到什么份上?舌头成了“瓦片片”。此刻舌头不由得一凉。

      坏人登场了:

      邱五德来性子急,

      碰着蜂子就想蜜,

      寅时买麻织成网,

      不到卯时就想鱼。

      邱五德就是那个恶人,成县把总邱文炳之子,遇见花儿姐就傻眼了,寅时和卯时只相差一个时辰。就猴急着要把花儿姐娶回家。这人实在是太坏了,不过倒也映衬出花儿姐的风姿与神采。

      花儿姐不仅貌美,而且有能耐。“关公的刀李广的箭,花儿姐的牙齿咬断线。”面对贪官污吏,花儿姐能言善辩,大快人心。

      “南有刘三姐,北有花儿姐。”在民歌界,刘三姐是个标杆。相传湖南郴州嘉禾县有个罗四姐,也跟刘三姐比试过。

      一个唱:

      倒唱顺唱都是歌。

      两岸青山都是药。

      岭上黄牛都是马,

      百鸟下堂都是鹅。

      信手拈来,张口就是,嘴巴跑得比脑袋还要快几步。

      一个不示弱:

      鸡婆崽,矮婆梭,

      三岁女儿会唱歌。

      不是娘爷教会的,

      自己肚里意思多。

      脑袋里的歌儿已经满了,要溢出来了。

      罗四姐的老家嘉禾我是去过的,这里盛产伴嫁歌。

      我姐生得白如银,

      瓜子脸来爱死人。

      走在路上有人爱,

      坐在家里有人来。

      这是夸新娘子的,毫不手软。

      还有一首名字就叫《八看姐的美》,包括头、脸、眉、眼、牙、手、衣、身,扛得住“显微镜”,也不怕“探照灯”,对姐就是这么有信心,让你看个够。

      夸起来,不含糊。骂起来,不落俗:

      死媒婆,瘟媒婆,

      吃了好多老鸡婆。

      你初一吃初三死,

      初三埋在大路坡。

      牛一脚,马一脚,

      啃出肠子狗来拖。

      这也太狠了。没法再狠了。“你初一吃初三死,初三埋在大路坡。”这句最厉害了。想想初二这天媒婆过的是啥日子?

      还是多一点欢乐的为好:

      女呀,喊你早晨回来呀。

      娘呀,早晨回来露水大呀。

      女呀,露水大上午回来呀。

      娘呀,上午回来太阳大呀。

      女呀,太阳大就借把伞回来呀。

      娘呀,借把伞借不出来呀。

      女呀,借不出来就下午回来呀。

      娘呀,下午回看牛娃子多呀。

      你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更无法唤回一个心跟着姑爷远走高飞的出嫁闺女。还是湖南,桑植有首民歌,《马桑树儿搭灯台》,有这么几句:

      你一年不来我一年等,

      你两年不来我两年挨哟,

      钥匙不到锁不开。

      曲调好听,特别是“钥匙不到锁不开”这句,耐人寻味。

      《我和民间文字》里边,汪曾祺收录了一首桑植的土家族民歌:

      姐的帕子白又白,

      你给小郎分一截。

      小郎拿到走夜路,

      如同天上蛾眉月。

      “我认为这是我看到的一本民歌集的压卷之作”,汪曾祺说。



      《浅处见才——谈写唱词》,汪曾祺说他在张家口遇见过一个说话押韵的人。这个人冬天把每天三顿饭改成了一天吃两顿。汪曾祺问:“改了?”得到的答复是:

      三顿饭一顿吃两碗,

      两顿饭一顿吃三碗,

      算来算去一般儿多,

      就是少抓一遍儿锅。

      汪曾祺发现,这个人的语言除了押韵。还富于节奏感,“‘算来算去一般儿多,如果改成‘算起来一般多,就失去了节奏,同时也就失去了情趣——失去了幽默感”。

      打油詩自有风致。

      翻读《第三届中韩日东亚文学论坛作品集·中国卷》,收录莫言的《与校友漫谈》。莫言自我评估,如果说他有什么长项的话,就是喜欢写打油诗。他给一个笔名为“彦火”的朋友的会馆写字。计划写“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落笔却写成了“星星之花”。于是就将错就错:

      星星之花原上开

      引得凤蝶联袂来

      莫道会馆地面小

      高朋满座皆贤才

      当时莫言展望,将来可以以写打油诗为主,没准儿过两年出本打油诗集。

      他追溯,自己之所以拥有这项才华,要感谢父老乡亲,“在农村,很多农民都有这个才能。我们村子里面有很多一字不识的人,却能出口成章,字字押韵。从小就跟他们在一起。受了影响”。

      我在老家也遇见过这么一位。80多岁,无儿无女,吃低保,算是“拾荒老人”,喜欢编顺口溜,用他的话说是“表上一表”。他的姓名中有个“爱”字,大家按照当地习惯喊他“爱爹”。

      1998年,江西九江是洪水重灾区。“爱爹”把自己看到的、听到的“表上一表”:

      九八洪水超百年,

      鄱湖受灾半边天。

      住的房屋都倒塌,

      没有饭吃没衣穿。

      水无情来人有情,

      遭的损失数不清。

      各项物资般般有,

      送到灾民的手中。

      国家政府言在先,

      移民建镇来搬迁。

      各行各业节省钱,

      每户一万五千元。

      老人家始终在状态,村里修路了,乡里的小学盖新楼了,乡里的企业效益好了,他都要说上几句。有时还要自谦一下,说自己不过是“粗言粗语说一篇”。

      如此这般,我不跟着凑个热闹就不好玩了——

      是花不香色也欢,

      是人自有八两才。

      高手就在村头住,

      脑袋快些低下来。

      这不是虚话,常言道:“成熟稻穗多低头。”

      不过,这些打油诗在韩复榘面前都要低下头来。

      远看泰山黑乎乎,

      上边细来下边粗。

      有朝一日倒过来,

      下边细来上边粗。

      “这是咏泰山诗的压卷之作!”汪曾祺说。



      《滇游新记·大等喊》,汪曾祺写了在云南瑞丽一个傣家村寨住了几天的所见所闻。“等喊”是傣语,意思是堆金子的地方。恰好当地有两个寨子,都叫“等喊”,这带来‘诸多不便。于是,就各在前面加上一个字,以示区分:大等喊、小等喊。

      此类思维方式,典型的“简单粗暴”,有点欺负人!

      我也算个“受害者”。

      上小学时,跟同班同学重名了。我年龄小一些。老师先是让我写名字时在后边缀上一个括号,标注一个“小”,字体也要跟着小一号,也就是这个样子,“王国平(小)”。后来觉得麻烦,直接让我更名为“王小国”。直至上初中,那位同名的辍学了,我才重新捡回我的名字。不过,留下个“后遗症”:至今同学相见时,还是称呼“小国”。让我一顿恍惚,缓不过神来。

      也有处理得不错的。

      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胡集镇,就是每年正月有胡集书会的地方。这里有两个村子,一个是“徐”村。一个是“许”村。一个阳平,一个上声,读起来特别是用方言读分不清。

      按照惯常的路子,可以从方位人手,东南西北,这个好办。如果要分大与小,则要定个标准。至于怎么定标准,各有千秋。比如,哪个村子的面积大,或者人口多,再不济打一场群架,以拳头定输赢。——那天在北京东花市大街上走着,眼瞅两辆车有了点剐蹭,两位司机竞相大吼,拼着嗓门,肚子都贴在一起了。一骑车的路过,拉车闸,右脚点地。亮起纤细的嗓子:嘿!别介!哥们!这算什么事!打呀!×!右脚收回,用力一踩,走了。

      民间处理或大或小的纠纷,办法总是有的,有时还很激烈,放大招。

      岳南的《那时的先生》,写了抗战期间一批知识分子流亡到四川宜宾李庄的来龙去脉。说历史上李庄有张氏、罗氏、洪氏三大家族,张家和罗家总是磕磕绊绊,结下梁子,经常口角相向,继而互殴,恩怨难解,无休无止。洪家想着张家顶子多,罗家银子多,就出了个馊主意,“即以武林惯用的华山论剑之法予以办理”。具体方案,就是在李庄对岸桂轮山一个高处平台,张家备好朝廷命官,罗家备好银子。双方向江中扔活人与白银。张家扔下一个官员,罗家扔下一筐白银,直至一方宣布败北才鸣锣收兵。

      这就野蛮了。哪知盛气之下,张、罗两家同意了。还真玩起了这个“游戏”。结果张家耍了滑头,令罗家举手投降,从此趾高气扬。

      整个看下来有点像民间传说。

      汪曾祺写有一篇《水母宫和张郎像》,也讲了一个“不可信”的民间故事。说山西太原有一股很粗的泉水,名为“难老泉”。东边和西边的村子都要饮用这个泉水,怎么分,是个问题。两个村子连年打官司、打架,刀光剑影的。后来一个地方官脑袋发热,熬了一锅滚开的热油,扔进十个铜钱,让两边各出一个人。伸手到锅里捞,哪边捞出几个钱。就分几股水。

      ——这要是路遥笔下的金富在场,就不在话下了。《平凡的世界》详细写了金富向王满银传授偷盗的功夫:伸开两只手,将突出的中指和食指连续向砖墙上狠狠戳去。每天清早起来,在吃饭和撒尿之前,练五百下。一直练到伸出手时,中指和食指都一般齐,这样夹钱就不会拖泥带水。另外,弄一袋豆子,每天两只手反复在豆子中插进插出几百下。练好了基本功,再加码,上更难的,那就是在开水里放上一个薄薄的肥皂片。两个指头下去,练着把这肥皂片夹出来。因为水烫,速度自然就要加快,肥皂片在水里又光又滑,能夹出来,就说明功夫到家了。

      扯远了。回到泉水的事。东边村走出一个后生,伸手到油锅里捞出七个铜钱。一锤定音,东边用七股水,西边用三股水,认了,不再有争端。

      再回到徐村与许村的事。当地有高人支招:一个叫双人徐村,一个叫言午许村。

      天下太平。

      关键是还有点意思。

      本文标题:汪曾棋:民间,风情万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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