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社会言情小说”已蔚为大观，在与新文学、武侠、侦探、历史等类小说的竞争中，已牢牢树立了自己的地位。这表明，先前的“社会小说”历经十余年的跋涉，终于从清末谴责小说和黑幕小说的阴影中走了出来，同时标志着这派“言情小说”业已摆脱“哀情小说”的纠缠。社会小说和言情小说的合流以张恨水那部轰动一时的《啼笑因缘》为标志，它空前未有的成功可能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书市上最引人瞩目的一件大事。该书曾数次被拍成电影，同时还被改编为评弹、大鼓、说书、地方戏曲。这种轰动局面在“五四”以来的我国小说史上从未有过。在北方通俗文坛上，以社会言情小说著称、堪与张恨水同领风骚的是天津的刘云若，人称“天津张恨水”。其代表作《红杏出墙记》最受郑振铎赞赏，认为它是中国现代章回小说中最出色的作品。而20世纪40年代言情小说创下畅销书最新记录的，是上海“孤岛”时期秦瘦鸥的《秋海棠》。这部书还迅即被改编成话剧、电影和其他剧种演出。1942年12月《秋海棠》被搬上了话剧舞台，历演150多场而不衰，其轰动效应类乎十年前的《啼笑因缘》。
（摘编自陈幼华：《畅销书风貌》，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