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泉
一 阅读《德川家康》的方法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资本论》在西方世界再度畅销，欧美的指导者和青年们希望能从马克思那里再度得到答案和启示。大约在相同的时间，同样笼罩在经济危机阴影下的中国读者开始孜孜不倦地阅读比《资本论》还要厚一倍的《德川家康》，以及《织田信长》、《丰臣秀吉》等日本战国题材的小说。以销量最好的《德川家康》为代表，到2008年9月第十三卷本出齐时，业已卖出近二百万册。③《〈德川家康〉畅销解码》，《新京报》2008年9月20日。而余波所及，德川系列的小说《德川家光》又于2010年7月高调上市。④《江户幕府续作〈德川家光〉以“天价”出场》，中国读书网，http：／／www.dusu.com.cn／News＿View.asp？ N＿ID＝825。《德川家康》被书商的营销和媒体的“解码”共同策划为“21世纪必读的政略宝典和商战兵法”。读者在购买书的同时，有可能也接受了这一种阅读的方法。这一“教科书”的形成背后，是有着若干个神话支撑的，首先是由战国所投射的冷战格局的想象，其次是日本战后经济奇迹的神话，还有所谓日本文化元素的神话。那么，问题的关键也许并不在于这些神话是如何被生产（捏造）的，而是今天的中国为什么需要这些神话。近年来，主要是因为在经济上的成就，伴随着中国国内“大国崛起”的冲动，隐含着一种对世界格局再冷战化的想象。同时，中国式的经济发展模式被定义为一种特殊的“中国经验”，这种经验不仅可以超克西方式的资本主义模式，而且作为一种价值观可以输出到世界欠发达地区。作为日本战后反思和冷战格局下的产物，《德川家康》在今天的中国应运而生，与其背后所谓“中国崛起”的身份诉求和在资本全球化的格局中谋得利益与争夺话语权的冲动暗中契合。如同一个政治寓言，德川家康隐忍的哲学使他在战国时代诸侯纷争的夹缝中顽强生存下来，并且最终征服了更强大的对手，更重要的是，对内忠诚和服从，对外诡诈和杀机，以谋略和权术经营起来的德川家族，仿佛是一个在世界资本运作中成功的“株式会社”典范。
而自从“亚洲”作为一个概念被“西方”生产出来后，它就无法摆脱不断将自我对象化的命运。一切被论述为相对于西方的经验、价值、逻辑都可以被挂到“亚洲”这个空洞的能指之上。相对于韦伯指出的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发展的驱动作用，亚洲（泛东亚）经验（或价值），主要指涉为一种庸俗化的儒家伦理，其普遍表征为威权政治指导下的市场化，被认为在与资本主义的合作关系上同样有效甚至更为有效。在新的世纪，当具有市场乌托邦冲动的新自由主义潮流遭遇到严重挫败后，中国式资本主义急切需要隐藏新自由主义的面孔而戴上一副华丽的面具，被一再生产为克服西方资本主义药方的亚洲经验又被拿出来生产并不崭新的版本。
二 从日本经验到亚洲经验的制造
19世纪末，福泽谕吉在《文明论概略》中比较了日本商人和西方商人的经营策略，他批评了日本商人不如西方商人那样信守契约，但是同时又指出西方商人的诚信不是由衷的诚信，而是为了获得长远的利润，他称之为“卑鄙的贪婪的诚信”。①［日］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119页。有意思的是，当代英国学者格雷在观察日本经济的发展时，认为日本的市场机构遵循的是“彼此信赖的人际关系”，而不是西方式的“契约文化”②［英］格雷：《伪黎明：全球资本主义的幻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215页。，这对于发展资本主义更为有利，仿佛是对福泽一个遥远的补充。由此来观察小说《德川家康》在日本20世纪60年代经济起飞阶段的流行，诸如集体主义、亲族结构、家长制、忠诚等概念，被认为更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财富积累，而克服了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西方式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危机。而两者思路的背后，都是同样强调了建立一个亚洲伦理价值的必要性和有效性。在这里，从日本价值到亚洲价值的转换似乎是无需论证的，其原因是无法摆脱西方作为一种普遍性话语的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主义幽灵。正是因为把西方先验地认同为一种普遍性的话语，任何外在于西方的价值只能够被动地成为一种特殊性，于是日本的特殊性和亚洲的特殊性似乎是非常自然地变成一种一体两面的存在，而亚洲如何建立起自己的论述则被完全忽略了。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拥有《资治通鉴》和《三国演义》，在智谋权术方面更为博大精深的中国，对《德川家康》及其他背后日本战后经济奇迹的神话产生了兴趣。这种日本特殊性的经验对于想摆脱政治变革的困扰单向追求经济利益的中国式资本主义特别具有吸收力。一旦将日本特殊性作为一种非西方（这个西方既是普遍的同时又是实体化的）的亚洲特殊性，日本战后体制中民主建设（西方式的）的环节就被空洞化了，而诸如儒家伦理基础之上的日本文化元素便可以被用来填补这一空洞。于是，当日本战后产物的《德川家康》通过中国版《资治通鉴》和《三国演义》完成这一话语转换，从而将这一已被证明成功的日本经验放置在亚洲的思想资源范围之内接受。上个世纪后期，亚洲经济的崛起，并被描述成（假想成）儒家资本主义的模式，很容易被传统儒家的中心中国转接到自己的经验中。而在当下中国的视野中，日本明治维新对西方式现代化亦步亦趋的经验，通过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模仿和借鉴，已经完成。新世纪的中国式资本主义要创造自己的内在价值，而日本六十年代的高度财富累积以及有别于西方的企业文化，这样一个所谓亚洲经验的版本正是中国所急需的。这一经验将被整合到贴上中国特殊性标签的“中国经验”（“中国模式”）之中，最后有可能被想象成可以和西方普遍性进行对抗的另一种普遍性。
三 被资本全球化承认的亚洲经验
是否真的存在一个亚洲经验暂且不提，尽管在西方式现代性方案的焦虑之下，亚洲国家在近代化的过程中不断制造亚洲认同的幻象。亚洲价值的不断转换生成，不论其本土性的诉求和多元文化主义的立场在表面上如何抵抗全球资本主义同质化的潮流，事实上都是为了符合资本主义的需要。在拯救或替代西方资本主义的话语背后，“反西方”只不过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修辞，其背后的逻辑是为国际国内的资本所喜闻乐见的。正如德里克所论述的那样，“对东亚或亚洲认同的寻找似乎最受那些从未放弃过传统的人欢迎，但同时也最受国家和资本的青睐，因为他们在那些传统中感受到的不仅是一种自我认同的方式，而且还有一种控制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获得成功的混乱的影响之手段，而后一种方式则根本不去怀疑资本主义本身”。①［美］阿里夫·德里克：《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后殖民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2页。正是“不怀疑资本主义本身”极其背后不公正的世界秩序，使得种种试图独立于西方的亚洲论述成为不可能。在亚洲经验的表述中，对共同体的价值和集体的观念强调试图建立起一套非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尽管这样一种价值否定了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但是隐藏在这种个人主义背后的社会等级秩序却被原封不动地继承下来。也就是说，亚洲价值表面上是对西方式资本主义的反动，而事实上却和其背后的逻辑紧紧拥抱在一起。由西方主导的全球资本主义，它的强大并不只是在地域范围内或是在人的精神领域之内开疆拓土，并且它能够收编甚至召唤出各种地域的、文化的特殊性，来配合它开疆拓土。它一边为他们制造出种种自足幻像，一边吞噬了一切。同时，亚洲价值也只会成为中国式资本主义推行霸权的意识形态工具，而中国式资本主义绝不会去改造资本主义本身，它的野心仅仅在于取代美国的地位，从而由它作为主导者来推进资本全球化。这一图景是否有实现的可能姑且不论，至少在《德川家康》热的背后可以发现，诸如此类的冲动在中国并不罕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