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卫
一
村庄有头、有尾、有腰、有腿，还有五脏六腑。
儿时的村庄叫大队，它的心脏就是大队部。
那年代穷，大队也没有专门的办公地点。半脱产的干部有三位，书记、大队长、会计，每月有3到6元的现金补助。在一个劳动日10分工仅值8分钱的年代，这几块钱，是笔很大的收入。好多人家，一年没见过现钱。
他们从没有集体办过公，书记把公章吊在腰带上，会计把账本装在一个印有“为人民服务”字样的帆布包里，他们还得参加集体劳动，挣工分。仨人在地头田边一蹲，嘀咕一阵，算是开了小会，决定大队的重大事项。大到斗争谁，小到民事纠纷处理，比如婆媳吵架、邻里相骂、张家的牛啃了王家自留地的麦苗等等。
他们蹲的那块地，就是村庄的心脏。
那时的大事，就是开批判大会，狠抓阶级斗争。所以凡是见他们三人蹲在一起，地富反坏们就心悸，胆小的会打颤，生怕这次又斗争他。
到了1970年代中期，才有了大队部，成为真正的心脏，而不是移动的心脏。
维修大队代销店，作为公社供销社的分支机构，负责供应油盐等日常用品，还要收购鸡蛋等农副产品，保障城市居民生活，顺带修了间大队办公室。这房子小，和学校老师的办公室差不多，没有10平米。平房，青瓦，砖木结构，地皮用的三合土，就是石灰、砂子、黏土筑的，很简陋。那年代的干部，绝不奢侈，也没条件搞个人享受。
大队部平时锁着。可是，这间小屋，是大队最神秘的地方，甚至令人恐惧。
比如，决定撒销聂瓜瓜民办老师的事，就是在这间屋子作出的。
聂瓜瓜是大队小学中唯一读过一年高中的代课老师，教高年级算术。快30了，未婚，在当时的农村，已是很大龄了，有当光棍的危险。他班上有个女生，小学留了4次级，这样读5年级时，就有了16岁，是少女了。
她叫张红，读书不咋的，但人漂亮，而且极懂事，比如她常给聂老师擗教鞭，常主动给聂老师抱作业本，劳动课格外认真等等，虽然成绩差，仍然选她当班长。
师生二人接触较多，竟然产生了恋情。那年代，谈爱色变，君不见《红灯记》中祖孙三代全单身吗？《杜鹃山》里女党代表柯香也是单身，《沙家滨》里，阿庆嫂虽然有男的，但不在家。
聂老师当然明白，师生恋，还是和小学女生师生恋，那是犯忌的。但是，爱情能让人疯狂，即使面对刀山火海，也在所不辞。果然，某天二人放学后在教室幽会，被人告发。其实他们啥也没做，仅仅牵了下手。
撤销个小学代课老师的职务，当然不算啥。问题是还要把聂老师打成“生活腐化堕落分子”，全大队开斗争会。
那时我读小学三年级，我幺姐读小学五年级，正是聂老师教。据她讲，班上一半多的同学都哭了，特别是女生。聂老师书教得好，从不骂女生，也极有耐心，而且从不岐视成份“高”的学生。成份高，是指学生的父母，或爷爷奶奶，是地富反坏右，或是解放前当过土匪、袍哥。
聂老师被游斗，他竟然不低头，满眼的清澈，也看不出后悔。
聂瓜瓜回到生产队，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因为没劳力，只能干妇女的活，一天挣8分工。别的男人，则是10分工。好在他会绘画，还有部海欧120相机，会照相，加上肚子里故事多，从《水浒传》到《白娘子传奇》《宝莲灯》，听得大家哈哈哈，根本不在乎聂瓜瓜干不干活，反正是集体磨洋工。
张红只能辍学，20岁，嫁给了聂瓜瓜。1981年平反，聂瓜瓜又当民办老师，再后来转为公办老师。
俩人生了对龙凤胎，幸福像花儿一样绽放。只是他们对那个大队部，还是不能释怀。
包产到户后，大队改村，那个所谓村庄的心脏，在一个风雨交加的日子坍塌，成了断壁残垣，供耗子和蟋蟀们居住。
二
包产到户后，村民们再不怕村干部，有没有村部，并不在意。可是村子怎么能没有心脏呢？只好在小学校那里，挤出间房作村部。
这个时期，村部重要，因为有两大任务，压得村干部们跑断腿、说破嘴。一是收提留，二是撵大肚子。
按说，提留是皇粮国税，天经地义。可是总有些人交得不积极，更有甚者抗拒不交。原因主要是：当年受了灾，种庄稼，看天吃饭。风灾、水灾、旱灾、冰雹，四大灾时不时地袭来。比如风灾，它可能没有形成大规模，但刚好你家的地在山沟，峡谷风把玉米秆吹折了。减产了，但干部们不管，交提留时就心有不甘，对抗一下。
国家年年有救济，但救济谁，村干部们说了算。村干部的舅子老表就沾光了，尽管不过是一件棉大衣，或是100斤粮，并不多，但人们不患寡而恨不公。
村庄的心脏，与村民渐行渐远。如果不是必须要去办事，比如婚嫁打迁移证明，儿女上学要开粮油关系证明，或是批宅基地建房等等，村部，就像古人的坟地，谁也不愿多张望它一下。
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可是，大多生女儿的家庭，都想生个儿子传宗接代，还有农活需要劳力，没男丁很艰难。于是躲着超生二胎甚至三胎的，就和村干部打起了游击战。
农民心中，没有儿子，是断子绝孙，祖宗不可原谅，死了进不了祠堂，進了祠堂也没有后人供奉。
当然村干部们也不是吃素的，他们的队伍壮大了，有村支书、村主任、副主任、妇女主任、计生专干、团支书等等。他们常在村部办公室商量晚上行动。令他们积极的，除了责任，还有超生罚款，部分留在村这级，村干部们拿来作津贴和生活费开支。
1980年代，人们吃饭的问题解决了，但经济不发达，农村现钱难找，特别是没有手艺，又不会做小生意的。村干部有补助，令人眼红。
当然，撵大肚子，还得有线人，给他们传递消息。
当时的口号很硬扎，叫“超生一个，毁掉全家”“多喂一头猪，少生一个娃”啥子的，令人喷饭。村这一级，任务具体。每位育龄少妇，都是重点防范的对象。有个笑话讲，村支书见了年轻妇女，总要盯人家的肚皮，看有没有货。久而久之，眼睛只能从腰际看人，不能往上翻。吃了好多药，都医不好。最后辞了村支书，过了几年，眼睛才能往上翻。
这时的村部，权力大得像战争年代的前线司令部。搞得最火的时候，动用了村里的民兵。对大肚子们围追堵截，清拿追剿，甚至把大肚皮女人的男人弄到村部，女人不出面，不放男人回家。
于是逃走的不是一家两家。我们那儿离六顶山近，那里是羌汉混居，以放牧和养蜂为生，胡华根就是为了超生个儿子，逃到那里，直到十年后才回家，仍然被迫交罚款，光利息就有好几千。
躲着超生，有致伤致残的。比如二队张明清的老婆，就是晚上躲计生干部，结果慌不择路，从坎上掉下，孩子流产，女人腿断。好好的一个家，就成了困难户，至今还住木竹结构的草房子。
村干部们早换代了，新官不理旧帐。
乡里说，自己摔的，怪谁？
县里说，这种事，应由乡村解决。后来张明清的老婆评了残，每月有了微薄的补助，这事儿才算搁平。
村干部不被人爱戴，他们也充满委屈。
中国的资源养活不了更多的人口呵，当时的粮食产量低，农业科技不发达，农业生产全凭手工。计划生育政策，是基于国情制定的。
村庄的心脏，那个一间屋子的村部，被人诅咒。甚至有人扬言，会一把火把它烧掉。
当然，它没有被烧掉，村庄的心脏还活着，并正常跳动。
三
村庄有漂亮的心脏，是2000年后。
村里新修了办公大楼，三楼一底，足足有8000多平方米。当然用不了那么多，底层出租，开日杂百货商场，顶层租给别人做农家乐。二楼三楼，村干部们一人一间办公室，还有会议室和图书室。当然，图书极少，是城里人捐献的，大多过时了。
好在乡下人不挑剔，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看书，看电视就满足了。乡村喜欢读书的人，被称为书呆子，被嘲笑，尽管他们拼命把孩子送进城读书。
村里有了电话，不必请示汇报骑自行车跑路。
村级经济有了发展，村里的主要经济来源，除了上级拨款，还因为有了座公墓山。
1990年代后期，农村殡葬改革，不准土葬，必须火葬。于是村里开发了一座公墓山，意在节约土地。可是，每个墓地要给钱，而且不是几百，是几千。
几千对还不富裕的农村，是不小的负担，加上火化的钱，又需一大笔，于是很多人不乐意，人死了不发丧，悄悄土葬。村里组织人去掘坟，搞得干群关系特别对立，还发生过多起械斗。天水村的一位副主任，被丧家直接锄掉了脑壳。
在农村，入土为安，再动死人，就会受老天爷惩罚。
村部作为村庄的心脏，不仅活着，而且跳动的频率正常，甚至超常。比如村里修公路，村干部们为啥积极？原来支书家开了个红砂场，红砂卖给再生钢铁厂，用农用车运输。以前的泥巴路，一落雨，就坑坑凼凼，还常塌方。村里集资，修成碎石路。人均300元，无论老少。虽然村支书的出发点有私心，客观上还是做了件好事。后来，市里拨款硬化了村级公路，村民们出入更加便捷。
再比如农村人畜饮水工程改造。村里用这个专项款，建了家自来水厂，每家安上自来水管。水厂承包给村主任的堂弟，每吨水要收6元钱，受到村民的抵制，宁可吃不卫生的井水、泉水、沟水，也不喝净化后的自来水。不到两年，水厂垮了。
村庄的心脏病了，得的不是常見的呼吸困难、心悸心慌、咳嗽、胸痛、发绀等毛病，而是心衰，心肌梗死，是要命的病。病因么？是被金钱毒化，心脏被腐蚀霉烂。
有位叫刘德成的老人，讲了他的亲身经历。他家是特困户，他儿子在大集体时代，到公社小煤窑挖炭，冒顶了被砸死。那年代没有保险，也没有工伤死亡补偿。给100块钱安埋了死人就了结。刘家因为缺少劳力，沦为特困户，至今没有脱贫。作为特困户，过年时上级都要来慰问。这个村的主任，竟然在给他发的500元慰问金中，要去100元作回扣，如果不给，下年的特困户就不姓刘了。
村干部们待遇低，这是不争的事实。于是，总有村干部雁过拔毛，小利也不放过，已是常态。人们对村干部，越来越厌恶。
上级也发现了这些问题，搞了些矫正，比如村财务乡托管，异村交流干部，派大学生村官，村支书由乡脱产干部兼任等等，不能说没有作用，但收效甚微。
耕地直补，退耕还林补助，上级要求给农户建卡，直接打入农户账户，就是规避村干部经手。
村干部中总有些人侵犯农民的利益，根本原因，是机制，就是村干部们虽然是民选，但受到各方制约，大姓或上面有关系的人，才能当选，有些品质不好的人，甚至在地方有恶名的，也混进了村级班子。还有就是没有完善的监督体制。
村庄带病工作的心脏，何时才能更换？
乡村广袤的大地，正经历着一个脱胎换骨的嬗变。希望未来的乡村，有个健康的心脏，焕发出勃勃生机。
责任编辑 王冬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