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宗奇
我说：山西榆次车辋常家，是中国走得最远的商家，同意吗？假若有人反驳，等我把话说完。
首先是，外贸腿长。相对来说，外贸是个新名词。外贸是对外贸易的简称，亦称国外贸易或进出口贸易。是指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之间的商品、劳务和技术的交换活动。这在远古社会就开始产生和发展，到现代社会，发展更加迅速。外贸，这可是一种高级阶段的商业活动，它不仅把商品生产发展很高的国家互相联系起来，而且通过对外贸易，使生产发展水平低的国家也加入到交换领域中来，使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深入到他们的经济生活中，从而使这些国家和民族的劳动产品日益具有商品和交换价值的性质，价值规律便逐渐支配了他们的生产。随着各国的商品流通发展为普遍的、全球的商品流通，作为世界货币的黄金和白银（如今不提白银了，成了美元）的职能就增长了。这黄白之物除去具有货币一般性的购买手段之外，还被用作国际支付、国际结算和国际信用的手段。它们成了世界货币，便产生了形成商品世界价格的可能性。世界价格一形成，表示价值规律的作用已然扩大到世界市场，为各国商品生产和交换条件进行比较建立了基础，这就促进了世界生产和贸易的发展。通过外贸活动，参与国际分工。节约社会劳动，不但使各国的资源得到最充分的利用，而且还可以保证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加速社会扩大再生产。你瞧瞧，这外贸多了不起，满世界跑动，是不是腿长？
据史料记载，榆次常家是晋商中最早从事茶叶外贸的商家。康熙二十八年（公元1689年），中俄签订开放边贸的《尼布楚条约》，从此中俄贸易拉开帷幕。而常氏一门，得风气之先，迅速转向专门从事茶叶外贸经营，历康熙、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八朝不衰，沿袭了两百多年。尤其在嘉、道年间，常家已成为中俄茶叶贸易中的“外贸首户”。以张家口为中枢，在江南茶叶产区和恰克图之间买茶山、办茶厂、设商号，开辟出一条常字号“万里茶道”。据统计：当时，晋商每年从恰克图运往俄罗斯的茶叶不下200万两银子，其中常氏占四成。“独慎玉”是常家的茶叶分号，与大升玉、大泉玉、大美玉并称常家“四大玉”。“四大玉”在库伦（今蒙古乌兰巴托）和俄罗斯的伊尔库茨科、赤塔、比西克、新西伯利亚、莫斯科等地都有分号，发展到巅峰时期，常家的大德玉、大德川、三和源、独慎玉等字号，为进一步扩大对外贸易和筹集资金，在18世纪80年代末，又深入到俄国其他许多城市如多木斯克、克拉斯诺、亚木斯克、巴尔纳多、巴尔古金、上乌金斯克、聂尔庆斯克等地，使中国陆上直接对外贸易从恰克图一直向北向西延伸，抵达欧洲腹地。《山西外贸志》说：“在恰克图从事对俄贸易的众多山西商号中，经营历史最长、规模最大者，首推榆次车辋常家。……常氏一门，堪称为清代本省的外贸世家。”这结论也未免太小家子气了，什么“清代本省的外贸世家”？依我说，常家堪称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外贸世家”！民国大学者潘吟阁说：读中国书而未读《史记》，可算未曾读书；读《史记》而未读《货殖列传》，可算未读《史记》。《货殖列传》最可贵之处在哪儿？就在于司马公勇敢地向“重农轻商”挑战，破天荒地为春秋末期至秦汉以来的大商家树碑立传，如范蠡、子贡、白圭、猗顿、卓氏、程郑、孔氏、师氏、任氏等等，从此商史留名。然而你看看，在这些古代大商家中，有经营外贸行当的吗？就算有，那时的国与国不就是我们现在的省与省吗？尚且冲不出神州，遑论冲出亚洲？秦汉以来，史载元末明初有个“大财神”沈万三。吴晗先生曾说：“苏州周庄沈万三一家之所以发财，是由于做海外贸易。”孙迩在《云蕉馆纪谈》中说.沈万三“尝为海贾，奔走徽、池、宁、太、常、镇富豪间，辗转贸易，致金数百万。”其实，沈万三是靠地产起家，拥有了相当的经济基础之后，才兼营点对高丽、日本和南洋等地的外贸生意，而且根本说不上是“外贸世家”，沈万三刚当“海贾”没多长时间，就让朱皇帝给充军云南，整死在那儿了。进入清朝，中国倒是出了几家搞过外贸的著名商家。比如有个伍秉鉴，其父伍国莹活着时，就开始参与外贸，到他手里发了大财，被一些西方学者称为“天下第一大富翁”。可他是如何大发的呢？公元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朝廷要“闭关锁国”，仅留广州一地作为对外通商口岸。凡是外商购买茶叶、丝绸等国货或销售洋货者，都必须由“十三行”这一官商集团经办，而官商集团的头羊就是伍秉鉴。他借官商之身的优势和独家口岸的地利，在1834年以前，每年的对外贸易额都达数百万银元。说穿了，这位“商业奇才”，做的不过是外贸代理生涯，与常家的民营资本和外贸实体经营，简直不可同日而语。我说官商命短，伍家两代而亡，又是一例明证。比如，不是还有个“红顶商人”胡雪岩吗？胡家倒是经历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且以钱庄、当铺为依托，开药店什么的起家发财，既与洋人做生意也与洋入打商战，成了“中国首富”。也算它是个“外贸世家”吧。可这位著名徽商，却是依仗湘军权势，结交权贵显要，纳粟助赈，为朝廷效犬马之劳，才得以构筑了以钱庄、当铺为依托的金融网，从而圆了“中国首富”的梦。结局怎么样？还不是应了那“官商命短”的天咒，最终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钱财散尽，黯然离世。再比如，还有一位人称“滇南王四”的巨商王炽，以昆明“同庆丰”钱庄为龙头，分号开到香港、越南、马来西亚等地，数年经营，成为滇中富商，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三代一品红顶商人”。李鸿章称：王家“犹如清廷之国库也”。考其“外贸”，不过钱庄票号，并无实业实体；虽然任过矿务公司总办，也为筹办云南铜、锡矿业，苦心筹划十余年，可也是个典型的官商，由云南矿务督办大臣唐炯一手委任操纵。更不能算“世家”：青年时期的杀人犯——富甲天下的“钱王”——人亡业息的又一个“短命”官商而已。如此看来，说常家堪称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外贸世家”，谁持疑问吗？有国人以“一万里茶路，两百年常家”为题，挥洒笔墨说：“山西榆次常家，以取财天下之抱负，逐利四海之气概，制茗于武夷山，扎庄于恰克图，拓开万里茶路，经销蒙俄北欧，绵延二百余年，遂成富甲海内之吾商巨贾，中国对俄贸易之第一世家。常家的经商史，就是一部高度浓缩的清代对俄贸易史。而常家开辟的万里茶路和汉唐的‘丝绸之路一样，是我国商业史上的一个奇迹。”诚如斯言！我说常家走得远，就仅仅因为“外贸腿长”吗？外贸腿再长，比不过常家教育。在西方，教育一词源于拉丁文educate，前缀“e”有“出”的意思，意为“引出”或“导出”，意思就是通过一定的手段，把某种本来潜在于身体和心灵内部的东西引发出来，，从词源上说，西方“教育”一词是内发之意，强调教育是一种顺其自然的活动，旨在把自然人所固有的或潜在的素质，自内而外引发出来，以成为现实的发展状态。中国的教育观有中国特色。《孟子·尽心上》：“君子有三乐，……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第）三乐也。”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解释：“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这是往里灌的一种教育观念。中国现代之教育，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奠基人何子渊、丘逢甲等有识之士开风气之先，成功创办并大力推广了新式学堂。清政府迫于时势，于1 905年末颁布新学制，废除科举制，并在全国范围内提倡新式学堂。1 909年，地方科举考试废止，西学逐渐成为学校教育的主要形式。现代汉语中“教育”一词的通行，与中国教育的现代化联系在一起，反映了中国教育话语由“以学为本”向“以教为本”的现代性转变。
那么，什么是教育？中外的教育家、思想家尽管“语录”各异，但所指教育之本质，理应是相通相同的。这就是：其首要功能是促进个体发展，包括个体的社会化和个性化；其基础功能是影响社会人才体系的变化以及经济发展，为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提供良好背景，提高受教育者的潜在劳动能力，形成适应现代经济生活的观念态度和行为方式；其直接功能是影响政治友展；其最深远的功能是影响文化发展，不仅要传播文化，还要满足文化本身延续和更新的要求。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国家需要最好的教育，一个民族需要最好的教育，就是一个商家，也同样需要最好的教育。得之者倡，失之者亡。常家之所以走得最远，外贸是其一，教育则是其二，极为重要的一条。
据现有公开资料显示，榆次常家是山西商人中主张儒商融汇的典型，其子子孙孙都受过良好的儒家教育，世世代代都把儒家仁义观贯彻到商业中去，促进了商业的兴旺发达。因此，可以这样说，常家在两百年的经商中，走了一条儒贾融汇、道德与商业相结合的良性发展的道路。常家第一代创业者常威，从小就受儒家教育。常威的两个儿子常万玘、常万达，自幼入学读书，而且聪明好学。学而优则贾。自此兴起大办私塾热，到清咸丰年间，家族所办私塾多达17所。塾师呢，无不是特聘省内外名士大儒。家规铁定：各门子弟都要入塾学习，“一个都不能少”。其教育成果呢，从清末到民国，常家取得秀才、举人、进士等功名者，以及大学毕业和出国留学者，不下170余人。其中佼佼者不乏其人，如第12世常麒麟，以拔贡出身经商，有同辈学友为他惋惜，劝他弃商入仕。常麒麟说：“子贡亦贤人也，吾以子贡。”子贡作为孔子的学生，学问出众，却经商致富，发了大财，受到孔子的称赞，说他“经商有道”。遂有司马公为其立传。所以，常麒麟浩浩然曰：“我从子贡”。其子常维丰在京都国子监深造结业，由于“学业有成，词章俱美”，仕途似锦，皆论前途不可限量。常麒麟却对儿子说：“‘邦有道，穷且贱，耻也。汝应继承祖业。”意思是说，孔子认为国家政治清明，社会安定，自己却很贫困，这是最可耻的，所以你应该继承祖业，去经商致富。噫吁嚱！常麒麟父子不有司马古风乎？正因为常家的经商者大多受过良好的儒家教育，并深谙教育之三昧，所以做人则堂堂正正，持学处世；经商则以义、诚、信为宗旨，真正做到了“诚召天下客，义纳八方财”。据有人考证，常家在长达200多年的经商过程中，从没有出现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等欺诈行为。在与俄商经久漫长的茶叶贸易中，一直保持质量优等，信誉卓著，在异域享有极高的声望。这也是常家外贸腿长的根本保证。
前面提到，教育的最深远的功能是影响文化发展，不仅要传播文化，还要满足文化本身的延续和更新的要求。前面也提到，常家之所以走得最远，外贸是其一，教育则是其二。那么，有没有其三呢？答案是，不仅有，而且是最重要的一条，”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正是因教育而发育起来的常氏文化，使得常家独领风骚三百年，成为中国古今商界一奇葩。所以，归根结蒂，文化腿最长！
同样，“文化”一词，也来源于拉丁文cultura。原义是指农耕以及对植物的培育。自公元1 5世纪以后，逐渐引申使用，把对人的品德和能力的培养也称之为文化。在中国的古籍中，“文”既指文字、文章、文采，又指礼乐制度、法律条文等。文化一词的中西两个来源，殊途同归，今人都用来指称人类社会的精神现象，抑或泛指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物质产品和非物质产品的总和。英国人弗思认为，文化就是社会。社会是什么，文化就是什么。他在《社会组织要素》一书中指出，如果认为社会是由一群具有特定生活方式的人组成的，那么文化就是生活方式。另一位英国人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说：“文化或文明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伦理道德、法律、风俗和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通过学习而获得的任何其它能力和习惯。”美国人克罗伯和科拉克洪在《文化：一个概念定义的考评》中说：“文化存在于各种内隐的和外显的模式之中，借助符号的运用得以学习与传播，并构成人类群体的特殊成就，这些成就包括他们制造物品的各种具体式样，文化的基本要素是传统（通过历史衍生和由选择得到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其中尤以价值观最为重要。”……我的妈呀，这一大堆外国话说得让人头晕。照我的理解，只借用他们一句话就足够了：文化的基本要素是传统思想观念和价值，其中尤以价值观最为重要。而且，一定得抓住“人”这个根本要素。吐痰不是文化，吐痰入盂才是文化，关键是吐痰的人；水不是文化，水库才是文化，关键是修水库的人；石头不是文化，石器才是文化，关键是打磨的人。所以，有什么样的人，才能创造出什么样的文化；文化又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动态过程，既是一定社会、一定时代的产物，是一份社会遗产，又是一个连续不断的积累过程。这都得靠人！每一代人出生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之中，便从上一代人那里继承了传统的价值观。同时，每一代人又会根据自己的环境、经验和需要，对传统文化加以改造，注入新的内容，形成新的价值观。这里，最要强调的一点是，价值观有先进与落后之分。秉持先进价值观的文化腿长，可以不断发扬光大，历久而不绝；死守落后价值观的文化腿短，暴发暴亡，一代即亡，顶好也就“三世而斩”。一个国家如此，一个民族如此，一个家族又何尝不是如此。故而，要看一个国家、民族、家族的文化是否先进，不是光看它的GDP、地盘、外汇储备、军力之类如何如何，更得看它秉持着怎样的价值观。那么，怎么看呢？有个简明办法，就是看它拥有多少秉持这种先进价值观的文化精英、文化名人、文化巨人。人是文化的最佳载体！
现在，就用这个办法，数一数常氏商家的文化精英。
有人这样结论：常家是商业世家、外贸世家，到了第12世的时候，已经是书香门第，成了文化世家。其依据如下：
12世：前文提过的常麒麟，不再重复。常炳，少习柳少师书法，很有造诣。常佶的双钩字，称为“独一无二”；常惺善作七言绝句，无论写景与抒情均佳。常龄深通医理，医术高，免费出诊，“济世活人”。
13世：常立教，字敷五，清代举人，学识渊博，贯通经史，并研习天文，舆地之学，对《左传》，《孙子兵法》都有独到见解，作诗效陶渊明；戊戌变法时，在北京参加康有为领导的“公车上书”，为山西仅有的三名参与者之一，变法失败后，返乡隐居东山寨，致力于兴办新学，培养新型人才起。常立屏，长于史学，擅长书法，学颜真卿和董华亭，极有造诣；常立方也酷好史学，且钻研金石学和词章学，珍藏碑板书帖甚多，书法追欧阳询，篆字习石鼓文，作品多有传世。常立德既好藏书，又长于考订，对清印《雪轩随笔》、《曾国藩文抄》等，都有释语和考订；常立爱也藏书甚多，精研史学、理学之外，也喜数学，书法作品亦有传世；常立豫善绘画，画蝶尤为擅长；常维丰精于书法和绘画，珍藏有很多书画名品。
14世：常麟书，字绂章，号味经、约斋。是清末省内外享有盛誉的教育家和经史学家，常家学者的代表人物。少有神童之称，县试、乡试皆名列第一，被户部尚书兼国子监祭酒翁同龢亲选入国子监南学深造，学识大进。有趣的是，他开始潜心学习“西洋史”及代数等新学。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895年），他返乡将族中私塾合并，开办新式教育，又租到太原上马街黑瓦关帝庙办学，率族中弟、侄辈常赞春、常旭春、常麟图，常运藻等人赴并向学，进行“封闭式”教育，一时声誉大隆，有与晋阳书院齐名之势。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897年），他赞春、旭春、麟图三人同榜中举，一时传为三晋佳话。山西巡抚岑春煊，英人李提摩大曾亲自到黑瓦关帝庙，邀请他出任新创办的山西大学堂中斋部主讲。第二年，常麟书会试中进士，被任用为户部度支部主事。但他醉心教育，以“丁忧”告归，创办笃初学校，后又增设女部、中学部，改名为“常氏私立中学兼高初两级小学堂”。后受聘为榆次“凤鸣书院”堂长，开创了榆次现代教育的先河，为常氏及榆次培训实用人才，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常麟书一生著作甚多，有《外史歌略》、《诗经述义》、《礼易简录》、《中学知源录》、《读史大事辑》、《近代文略辑》等56部（卷）著作传世。有意思的是，他还写过剧本《再生缘》。
常赞春，字子襄，清代举人，北洋政府众议院议员，清史征访员，以其人品和学识，成为清末民初山西学术界的重要领袖人物。善篆书，曾在京师大学堂专研“毛诗”，学识渊博，文章简炼，深得桐城派意韵，后在山西大学任教，暇时以书法自娱，对历代碑贴均有考究，篆书并被称为“三晋一绝”，省内外名人碑碣，都以由他“篆额”为荣耀。奇绝的是，他的指画（以手指代笔作画），在清末民初名重一时。此外，他还是个著名的金石家，收藏品达千余件，其中不少堪称稀世珍品。曾为《山西献征》、《榆次县志》（民国版）主笔，身后著作有《金石谈》等。
常旭春，字晓楼，清举人。曾任礼部员外郎、山西众议院副议长，为清末民初著名书法家，与太谷赵铁山齐名。其书法初由魏碑入手，后专门学李北海，笔风凌厉、宛转自如。京晋许多大商号之匾额，能由他题写而引以为荣。所写碑铭，每被拓印，做为字帖，供青年临写。亦能诗，诗多熔铸史事，但毫不呆板，别具神韵。辞世时，名人挽联中有“书宗李北海，诗步王海洋”之誉。尚有经商才略，曾任山西保晋矿务公司第四任总经理。存世著作有《藏山老人诗稿》等。他与其兄赞春被当时人称之为“常氏二贤”、“常氏双子星”。
十五世：常风，字镂青，笔名常风。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西语系，毕业后曾任太原平民中学、北京艺文中学教师。从1 943年开始，先后在北京中国大学、北京大学、山西大学任教，兼任山西大学外语系系主任多年。现已91岁高龄。他博学多识，不仅国学功底深厚，而且对西洋文学也有深入研究。旅京期间，与著名文学家朱光潜、沈从文、周作人、朱自清、萧乾、李健吾等往来十分密切，切蹉学问，造诣日深，从而成为一位颇负盛名的文学评论家，对鲁迅、老舍、茅盾、朱自清、李健吾等作家的许多作品，都写过书评。《读书阅世丛书》主编吴小如先生评论：常风专攻西方文学而又潜心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乃是立足于我国民族文化的立场，一方面把西方文化（包括文学创作和文艺理论）介绍传播给国人，一方面更借鉴和利用西方的各色理论武器，来分析探讨我国古典文学中未经前人道破的奥秘和精髓。他的治学途径以及研究的力度和深度，大有与钱钟书先生平分秋色、异曲同工之势（常、钱二老原是当年清华西语系同学）。常风有文集《逝水集》、《弃余集》、《窥天集》等行世。
十六世：常乃德，又名士忱，字燕生，号仲安。毕业于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系，毕业后游学日本，回国后历任北京燕京大学、上海知行学院、大厦大学、河南大学、四川大学、川康农工学院、齐鲁大学、华西大学等校教授。并先后主编《新中国日报》、《国论》、《醒狮周刊》、《工学》、《山西周刊》等报刊。常乃德为新文化运动主将之一，与鲁讯、陈独秀等过从甚密，并有多篇文章在他们主编的《莽原》、《青年杂志》、《新青年》上发表。
据统计，从清末到1946年，榆次县的大学毕业生共有105人，而车辋常家就有25人。另外，有4名留美、留日学生。常家的这些大学毕业生，半数毕业于山西大学以及山西医专、政法专科等，半数毕业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辅仁大学、山东齐鲁大学以及南京中央大学等，他们所学专业，涉及机械、冶金、采矿、文史、政法、外语、医学等，当然也没丢了祖业，也包括了经济、商学等专业。常家作为一个商贾家族，代有成批的文化精英出现，其中不乏文化名人，历久不衰犹盛，绵延近300年，这在中国的商业史上极为罕见，如果不说独一无二的话。常家走是最远，这才是根本所在。
现在，我接着文首的话茬说：山西榆次车辋常家，借助外贸、教育、文化这三条长腿，力压群雄，高歌猛进，一举成为中国走得最远的商家，同意吗？假若有人反驳，是时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