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羽茜书香燃已尽，唐音韵不绝
——记古典文学大家霍松林先生
文｜陈羽茜
2017年2月1日中午，著名中国古典文学专家、文艺理论家、诗人、书法家、陕西师范大学终身教授霍松林先生在西安驾鹤西归，享年96岁。
先生一生致力于文学事业，他在生前曾说：“我这一辈子很简单，就是围绕文学，做了读书、教书、写书三件事情。”一生做了三件事，但每一件都经先生苦心耕耘，每一件都做得登峰造极，以至于文学界人士听闻先生之名，无不肃然起敬。著名作家贾平凹就曾说过：“我父亲看霍老的书，我也看霍老的书，两辈人都是霍老的读者。在西安的空气中，到处都有霍老的味道，能与霍老生活在一个城市，真是幸运。”他还称，自己初中毕业那会儿翻父亲的书，里面就有霍老的《文艺学概论》，可是那时的自己还看不懂，并笑称“在霍老面前我就是个娃”。
而今，先生虽再也不能阅读、创作和教学，但他为学界遗留下来的大量文化瑰宝，将化作一缕清绝的塞上唐音，影响着后世一代又一代的学者。
从父受教，结缘于诗
霍松林字懋青，1921年9月29日出生于甘肃省天水县琥珀乡霍家川。他曾任中国诗词学会副会长、陕西师大文学研究所所长等职，曾获“改革开放三十年陕西高等教育突出贡献奖”“中华诗词学会终身成就奖”等重要奖项，著有《文艺学概论》《历代好诗诠评》等30多种专著，主编了50多种著作，如《中国古典小说六大名著鉴赏辞典》《辞赋大辞典》等。
在天水读中学时的霍松林
霍松林的父亲霍众特是一位熟稔儒家经典的饱学之士。他因家境清贫，13岁才上学，经过刻苦攻读，16岁即中秀才，且名列前茅。接着入陇南书院深造，颇受山长任士言的赏识，在写作方法、治学门径等方面都得到教诲。可惜的是，霍众特虽胸怀治国理想，却生逢乱世，壮志难酬，科举制度废除后，便回乡下教书、种田、行医。因此，他对资质不凡的幼子霍松林寄予了很大的希望。
从3岁起，霍松林便跟随父亲认字读书，直到13岁才进入当地的新阳镇小学就读。按照传统的教育方式，父亲先教他背诵《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积累了大量的汉字；然后通读“四书”及《诗经》《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等著作，打下了扎实的古典文学基础。日后，先生在回忆往昔时，亦谈到自己从记背的硬功夫中获益匪浅：“记和背是需要的，关键是记什么、背什么。通读、背诵重要的古籍和诗文名篇，似乎很笨，其实最巧，巧在用力省而收效大，既提高阅读能力和理解能力，又扩大了知识面，研究、写作、记忆和艺术感受能力也得到了培养。”在从父受学的时光里，年幼的霍松林不仅能熟读“四书”“五经”等古籍，还站身姿、练书法、临帖运笔，十余岁时便能为众邻里写春联。六七岁时，霍松林开始学作诗文，从五古、七古、杂言体到律诗，均得通晓，12岁时已能成诗。他自幼在文学领域显露的聪颖天资，使其以“神童”之誉闻名天水。
先生在93岁高龄时回忆往事，还能清晰地记起父亲教给他的第一首诗：“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在幼年的先生眼中，“一首诗把从一到十的数字巧妙地组织在诗句中，有景有情，好认易记，平仄也合律”，不仅有趣，甚至奇妙。也正是从彼时开始，他与古典诗歌结缘，并与之相伴一生。
当然，霍松林从父亲处受教的远不止文学知识，还有踏实严谨的治学态度。有一次，他和父亲一起登家乡的骆驼峰，登临山顶时，只见渭水波涛翻滚，群山丛岭低头。父亲告诉他，一个人从幼年开始就应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志向，然而“行远必自迩，登高必自卑”，躬行必须脚踏实地、循序渐进——父亲的谆谆教导，鞭策着他在未来漫长的文学路上笃志前行。
到霍松林13岁时，父亲认为已将毕身所学尽数传给了儿子，便到处打听天水最好的学校，将爱子送去求学。从此，霍松林对文学的执迷与狂热更是一发而不可收。
文学之路，上下求索
霍松林就读的初中是天水中学。那时正值抗战初期，沦陷区的文化人和失学青年大量迁来天水。为了填饱肚子，他们不得不把珍藏的好书廉价出售，霍松林因此获得了大量的图书资源。无论是“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品，还是外国文学作品，他都通过或借或买的方式进行阅读。那时，他还替《陇南日报》写专栏，每个月领到的稿费亦全数用来买书。此外，天水中学的前身是陇南书院，图书馆藏书颇为可观，但浏览者不多。霍松林到了馆内可谓如鱼得水，每读至妙处，不禁轻声吟诵出来，恍若进入无人之境。这是一段清贫的时光，由于交不起学生食堂的伙食费，他只能从离校80里外的家中背米面、木柴到学校，自己烧饭吃。但是，这段艰苦的岁月，在霍松林看来却是最值得怀念的时光。初中三年的勤奋苦读为霍松林换来了免试直升高中的特殊待遇。但进入高中后，学校里的训导员多次批评他“读书太杂，思想不纯”。霍松林有读书人的傲骨，在此番批评下拒不退让，因此令学校贴上了“侮慢师长，不堪造就，开除学籍，以儆效尤”的布告。然而，霍松林并未因此气馁，随后考上了教育部在天水办的国立第五中学，不仅免交饭钱，还遇上了许多从西南联大毕业后来教书的老师。在中学时期，心系祖国的霍松林开始通过发表大量杂文和新旧体诗宣传抗战，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1945年，霍松林赴兰州参加高考。他除了报考自己心仪的中央大学中文系之外，也听从了父亲“学而优则仕”的建议，报考了政治大学法政系，不料被两所大学同时录取，且成绩均名列榜首。最终，他因难以割舍文学情结，选择了中央大学。进入大学后，他师从汪辟疆、陈匪石等教授，同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除了日常功课外，他还跟随汪辟疆先生学诗，随陈匪石先生学词，随卢冀野先生学曲。在日复一日的文学熏陶下，他刻苦钻研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哲学、美学、诗学、词学、曲学以及文学理论批评史等多门学科，对诗、词、曲学有了全面深入的了解。此外，通过汪辟疆、卢冀野等先生的举荐，他还结识了商衍鎏、陈病树等社会名流，在《中央日报》和《和平日报》上发表了不少文章和诗词。
有一次，在监察院开会间隙的聊天中，汪辟疆先生向国学大师于右任介绍了这位来自西北的少年，并请求于先生为其介绍工作。于右任马上说：“学生做工作影响学业，你让他来见我，我供他学费。”自此，这位自谦为“穷乡僻壤放羊娃”的西北年轻人便受知于于右任先生，时常拜谒，谈学论诗，在于右任的指导下“日进千里”。每次谈话结束后，于右任都会用宣纸写一张条子，让年轻的霍松林去财务室从他的工资中领一笔钱，并亲切地称他为“我们西北少见的青年”。
唐音小阁，尺素风云
霍松林对文学的涉猎虽十分广博，但最为偏爱和擅长的当属唐诗。一次，他在主持唐诗讨论会时，提到“唐代诗歌由于意境雄阔、情韵悠远，具有独特的时代风貌和艺术风格，因而被称为‘唐诗’‘唐音’”，他的学弟、著名古代文史学家程千帆先生立马挥毫写下“唐音阁”三个字，赠予霍松林，作为斋榜。而霍松林最爱待的地方，也正是“唐音阁”。在那里，唐诗、宋词、元曲似在耳边萦绕，挥之不去；在那里，他可以潜心于自己的内心世界，与古人神交。霍松林创作的唐诗内容丰富、题材多样：有国计民生，亦有个人际遇，还有山川胜迹……浩浩荡荡的诗篇如波涛奔涌，雄放不羁，或深沉浑厚，境高意远；或含蓄蕴藉，一往情深。正如程千帆先生所言：“松林之为诗，兼备古今之体，才雄而格峻，绪密而思清。”在诸多的诗篇中，不乏霍松林对恩师于右任先生的吟诵，例如《访于右任先生故里》（二首），其一云：“嵯峨山下白渠滨，毓秀钟灵降伟人。爱国热忱燃笔底，诗豪草圣冠群伦。”其实，“爱国热忱燃笔底，诗豪草圣冠群伦”二句虽出自于先生笔下，又何尝不能用来形容霍松林自己呢？在字里行间，不仅可以读到他对恩师的无限敬仰，他和于先生长夜对坐、促膝而谈的忧国忧民之景亦可想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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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唐诗以外，霍松林在“唐音阁”中最常做的事是练书法。他曾说：“书法嘛，还是要写自己的。我没有刻意学习于先生的字。”“变化固我在，成家非一蹴。”正如霍松林所说，他练书法并非单纯的模仿，亦非刻意的拘泥，而是在数十年的广采博取中将众家之精华转换成自己的艺术语言，并借此倾吐心声。
霍松林的书法作品拙中见巧，朴实内美。他行笔如“逆水行舟”，铺毫充分开张，八面出击，将墨运送到点画的各个部位。这既是一种向内聚拢的运动，又是一种向内生发之势，因而能产生一种沉实饱满的内劲，静中寓动，增强点画的生命意味。从单字到整体，稳健洒落，一任自然而顾盼有致，没有丝毫的矫揉造作和刻意逢迎。“作书如做人”，在先生血浓骨老、内劲充盈的书法作品背后，是夯实厚重的文学基础和内在品格、阅历、胸襟、气度等在书法上的展现。
在《论书诗》中，霍松林写道：“六书造文字，八法创艺术；实用兼艺术，神气贯骨肉。骨健血肉活，神完精气足；顾盼乃生情，飒爽若新沐。刚健含婀娜，韶秀寓清淑；浑厚异墨猪，雄厚非武卒。或翩若惊鸿，或猛似霜鹘；虎啸助龙骧，风浪起尺幅。变化固我在，成家非一蹴。入门须切正，一笔不可忽；功到自然成，循序毋求速……”这就是霍松林对于书法的见解：终生模仿不已、毫无建树地“临”，是只满足于“象”的初浅层次，而书法作为一种传统文化，随着时代的更迭和人情的推移，需要不断吐故纳新，才能得到坚守和传承，也方能写出自己独特的韵致。
霍松林生活照
当代文心，再续雕龙
霍松林毕生挚爱文学，但他对于文学的爱却不仅仅局限于“唐音阁”中的自我陶醉，他还致力于文学的教学和传播。1949年，他从中央大学毕业后，先后任教于重庆南林学院中文系和天水师范。其中，在重庆任教期间，他结识了日后成为自己妻子的胡主佑。二人常在校园内携手同游，作诗相和。之后二人一生相伴，1953年至西北大学师范学院（今陕西师范大学）同学同教，合著共研，相濡以沫，共挽鹿车。霍松林刚到西北大学师范学院时，就承担了文艺学、现代诗歌、现代文学史三门课程。在参考资料极其短缺的情况下，他只能边学边教，自己动手整理知识点，拟出提纲，一节一节地编写讲义。到了1953年秋，经过几番补充和修改，终于完成了26万字的《文艺学概论》。该书起初由学校打印装订，先后作为高等学校的交流教材和函授教材。后因供不应求，由学校推荐给陕西人民出版社，于1957年正式出版。至此，才有了我国最早的一部新型文艺理论专著。而霍松林本人从此也走上了一条致力于教学与科研的崎岖坎坷的人生之路。
著名文艺理论家陈志明教授在其《霍松林的文艺理论研究述评》一文中说道：“《概论》不仅开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国人自己著述系统的文艺理论教科书的风气之先，而且发行量大，加之其前已作交流讲义与函授教材流传，影响及于全国，大学师生、文艺工作者、中学语文教师以及文艺爱好者，不少人都从中得到教益，受到启发。上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前期的大学中文系学生，其中有些今天已成为专家，还不忘《概论》在当年如春风化雨给予他们心灵的滋养。”由是观之，霍松林的《概论》一书有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不失为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
1982年，霍松林经过对《文艺学概论》的增删修订，终于完成了37万字的《文艺学简论》，与其之前的《文艺学概论》合称“两论”，既是他的文艺理论研究力作，又是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研究领域的力作。作为教材，它将一代代学者引入文艺理论的殿堂；作为理论专著，霍松林构建了一套体大思精的理论体系，对许多重大理论问题都阐明了自己独特的见解，不随波逐流，不蹈袭他人，成为一家之言。
往事波澜，身历沧桑
虽然德高望重的霍松林先生早已蜚声中外，但他也曾经历过荒芜的岁月，曾走过布满荆棘的道路。1958年到1976年的这段时光，对文化界人士来说，如同一场浩劫，尤其是“文革”十年，更使知识分子的身心受到巨大创伤。霍松林刚正不阿、勇于独抒己见的学术品格，自然使其不能幸免。1956年，霍松林在《新建设》5月号上发表长篇论文《试论形象思维》。这是国内以专题形式论述形象思维的第一篇理论文章，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反响，启动了有关形象思维的第一场学术论争高潮。而从1958年开始，他就因曾经出版的《文艺学概论》受到冲击，身怀傲骨的霍松林不但不承认有罪，而且辩若悬河，直至对方理屈词穷、哑口无言。至于学术研究和立论著文，他更认为应当实事求是，而不该随波逐流，应敢于钻研，敢于冒风险。也正是因为这般执着，他才受到了极大的牵连。
“文革”前夕，有人发表文章否定形象思维，称它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体系”的，纯粹的学术问题一下子上升到重大的政治问题，文章中不合实际地批评和歪曲“形象思维”是“不用抽象、不要概念、不依逻辑”的；霍松林也被批评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被扣上了“为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思潮提供了理论基础”的帽子。与此同时，他个人被抄家，经历了游街、挨斗、扫马路、扫厕所等一系列坎坷，到最后甚至被关入牛棚，进行劳动改造。其间，他因哮喘病发作几次陷入昏迷，被送至医院打强心针才得以救醒。而夫人胡主佑和孩子也均遭株连，被下放十年之久。陈志明教授对此评价说：“（20世纪）50年代中期出版了一部广有影响的文艺理论教科书，60年代后期因为早年发表过形象思维理论而险遭灭顶之灾，仅仅这样两点，就足以使建国以来的文艺理论批评无法抹去霍松林的名字。”
然而，蹲了十年牛棚的霍松林没有改变自己的学术个性。“文革”后，学术界依然人心惶惶，大多数人因尚未抹去这场浩劫留下的阴影而不敢发声，霍松林却义无反顾，以“前度刘郎今又来”的气概写了《再论形象思维》。这样的气概和情操，用早年他写给夫人的诗句“浩气由来塞天地，高标那许混风尘”来概括再合适不过。20世纪70年代末，全国文艺界对形象思维的大讨论进行得如火如荼。时任《陕西师大学报》主编的谢振中先生力邀霍松林撰写一篇关于形象思维的长文。霍松林应允后，焚膏继晷，每天的写作时间都在16小时以上。8天后，一篇题为《重谈形象思维——与郑季翘同志商榷》的两万多字的长文面世。此文在学术界反响非凡，比如，中国著名美学家、复旦大学教授蒋孔阳先生在读过此文后给霍松林来信说：“读君作，大有暑天饮冰之感！”
唐音重铸，骚坛新风
霍松林在获得彻底平反后，重拾旧业，笔耕不辍，继续为中国文坛注入新的活力。他在“唐音阁”内创作诗词，用自己慷慨激昂的笔触记录下民族的灾难和社会的变迁，用手头的一张纸、一支笔代万民发声，为时代作诗传。如“文革”前的《卢沟桥战歌》《闻平型关大捷》等诗作一样，“文革”后他也写了《“文革”书感》《“文革”中潜登大雁塔》等作品，记录自己的人生轨迹，也记录着时代的脉搏。而且，这些作品一如盛唐时期杰出诗人的动人诗篇，总是充盈着真实、饱满、充沛的感情。1988年，霍松林把陆续搜集到的旧作和抄家后的新作编为《唐音阁吟稿》，约600首，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随后，台湾百骏文化事业有限公司用繁体字直行排印出版，改名为《唐音阁诗词集》。如此，一部用诗作见证国家兴衰和个人际遇的皇皇巨著才最终完成。学术界对于霍松林诗作的评价亦层出不穷。王子江将霍松林的诗歌概括出四大特征：大爱、大情、大理、大气。“大爱”即最纯朴高尚的生命态度，是“至尊无上的爱”，是对祖国和人民深沉而神圣的执着热爱；“大情”即先生笔下始终流淌着的饱满、充沛的大感情；“大理”即诗作言理、妙理、哲理，且理不与人雷同；“大气”则为学术界所公认。吴调公先生在《读霍松林先生〈唐音阁吟稿〉》一文中便对其作了评价——“才胆识力，大气包举”。其诗作的“大气”具体则表现为题材大、胸襟大、气魄大。张济川先生也在为《唐音阁诗词集》作序时评价说：“霍兄为人方正，固恂恂儒者，初不知其笔下风云、胸中丘壑，若此其雄奇壮阔、幽邃深秀也！况交游既广，阅历亦丰，赤子之心更跃然纸上。其诗其词，不特声情并茂，抑且熔铸万象、牢笼百态，诚少陵之诗史、时代之强音也。”
的确，读此般诗篇，直让人在“唐音阁”中流连忘返，尽兴徜徉。而霍松林的这一成就，也是学术界有目共睹的。2008年12月20日，在由中华诗词学会主办的“中华诗词终身成就奖”颁奖大会暨5位诗家作品集首发式上，霍松林成为5位获奖人之一。中华诗词学会顾问周笃文教授认为，《霍松林诗词集》共收录诗词1200余首，时间跨度70余年，可说是历史的实录。
除了诗词学上的成就之外，霍松林也有一些其他学科的著作，如他于1986年主编的《古代文论名篇详注》和《中国近代文论名篇详注》两部国家教委“高校文科教材”付梓，还有2007年出版的《中国诗论史》、2011年出版的《霍松林选集》以及2014年出版的专著《松林回忆录》等。
有时候，霍松林也会为志同道合的好友作序。一次，南京大学文学院拟将已故教授吴文治先生除学术专著以外、散见于学术刊物上的学术论文合为一集，付梓出版，邀请霍松林作序。当时的霍松林已然年老力衰，早就谢绝各类作序之约，但他出于对吴文治先生这位学术同道的敬佩和对自己学术研究之路的怀念，破例作了序。这一方面，足以看出他对文学研究用情至深；另一方面，也可见他实乃性情中人，以赤子之心为人处事。
霍松林晚年坚持练习书法
师者仁心，桃李满园
除了做好学术研究，霍松林也致力于文学的教学工作。到了晚年，他可谓桃李满园，弟子们纷纷成为各大高校古典文学教学和研究领域的中坚力量。而霍家子弟们之所以有如此卓越的成绩，离不开霍松林先生的指点和传授。在霍松林的教育理念里，通读、背诵古籍和诗词名篇看似笨拙，实则巧妙。他认为这既能提高阅读能力和理解能力，又能开阔知识领域，还能培养写作能力、记忆能力和艺术感受能力，可谓一举多得！背诵记忆是基础，他在为本科生讲古代文学时，要求学生背诵一定数量的诗文名篇，并精读古典名著。背诵的篇目越多越好，只有博闻强记，积累大量的“存货”，才能成就斐然，流光溢彩。对此，霍松林曾打比方说：“如果货架上只有几样货，不管你选用什么方法，怎么左摆右放，也还是那几样货。只有货多货好，再分门别类、讲究摆法才能摆出名堂，才能琳琅满目。”在学生们的记忆中，霍松林讲古文、诗、词，根本不看书本。讲起《三国演义》《红楼梦》等长篇小说，常常将四五个人物的对话结合表情一一复述，一字不差。有这样的老师做榜样，学生们也纷纷以背诵大量经典为傲。
对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生的培养，霍松林有八字箴言：“品学兼优、知能合一。”对于“知”，既要求“博”，又要求“精”，而对于“能”，则要求学生们做学问必须多动笔，且学会运用传统样式进行创作。有了个人独到的创作体验，才能比较深刻地解读文学作品，为讲课和研究打好基础。用他的话说，就是“搞古典文学研究的人，应该搞一点创作，至少要有一点创作经验、创作甘苦，才能较深刻地理解作品”。他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有时竟似不太近人情”。每一个博士生的论文无不经他提出意见后再三修改，凡内容单薄或缺乏新意者，均不能参加答辩。在他的严格把关下，所有学生的博士论文均高质量通过。从1953年至今，已培育了无数人才，门下有60位博士、22位硕士，荦荦不凡，如武汉大学尚永亮教授、清华大学孙明君教授、首都师范大学邓小军教授等，无不是学界栋梁。
霍松林在学术上对学生严格要求，却并不意味着他为人苛刻死板，相反，和自己的恩师于右任一样，他有一颗对困难学生施以援手的仁爱之心。2010年4月，天水师范学院收到了他的一份厚礼——为学校捐赠的3000余册其珍藏的图书和77件艺术珍品、100余盒音响资料。为表达对学校的感谢，年迈的先生慈祥地笑道：“这些书在我这里是‘死’的，到了学校，放在图书馆供学生借阅，就能发挥一定作用，就‘活’了。有些重复的书籍还可免费给贫困生。”而至于奖掖后进、扶持学人，在先生的教书生涯中更是不胜枚举。“乐育英才浑忘老，秾桃艳李竞芬芳。”在《九十自寿二首》中，先生用这般深情又开阔的诗句表达了自己育才的豪情与对三尺讲台的眷恋。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幽幽南山，雁塔之畔，虽再也见不到霍松林先生的身影，但其渊博的学识、高深的修养和严谨的治学风范，却深深地流淌在一代又一代治学之士的血液里，使未来文学路上的开拓者，能够在先生的感召下，笃志前行。
责任编辑／胡仰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