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弢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正值西德畅销书低谷。1985年德语文学界却爆冷门地出版了一本有影响的小说——《香水》。
因《香水》一举成名的世界级畅销书作家居斯金德，除了作品的离奇情节外，被人炒得更热火朝天的是他的性格。其超级内向的性格在欧洲众多知名作家中可以说是空前的。他害怕见人，不愿见人，更不愿意让人拍照。媒体上流传的为数极少的几张照片均是偷拍而成。
这么一位幽深莫测、千金不谋一面的人物，我曾有幸对他进行了一次家访，而这种珍贵机遇，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
从1985年起，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以及外事交流的需要，我每年频繁地穿梭于中国与西欧国家之间，尤其是对四个德语国家的多次访问，有机会结交了众多德国文友，包括屈指可数的大作家、名作家。只要有计划安排，我们都能如愿地与他们见面。像伯尔、格拉斯这两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大家，还有棱茨、洛德曼、肯珀夫斯基等。
按常情，作家无论是否出名，都会乐意接受访问和采访，以宣传自己，扩大影响，提升自己的知名度。然而寓居慕尼黑的居斯金德是个例外。
1989年10月，结束了中国作家团对汉堡“中国文化周”的访问，参加完法兰克福书展后，我把中国作家团送到西柏林，将他们送上飞机，为老作家邓友梅单独办好了去美国的登机手续，自己留在了德国开始了访问学者的生活。
那个年代，西德盛行发放奖学金，不但政府有不少机构提供奖学金，如德国学术交流中心、洪堡基金会、赛德尔基金会等等，各党派的奖学金更是不胜枚举，像阿登纳基金会、艾伯特基金会、诺曼基金会都是人尽皆知。
当时，只要是对中德两国文化交流有所贡献的，就有了申请奖学金的资格。如翻译了德语书籍，来西德作短期的文化访问，就可以向有关基金会、特别是翻译基金會提出申请;已有译著付梓的，一般申请都会被批准。
那时在德国很少能见到中国人，只要能说德语的，都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由于慕尼黑汉泽尔出版社出版了张洁、王蒙、张抗抗众多中国作家的书，所以我们出访时，慕尼黑这一站新书发布会、作品朗诵会尤其频繁，我也有机会结识了众多的文化友人。
第一次上台翻译，慕尼黑文化官员听说我的德语是在中国大学所学，感到极为诧异，我也为母校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北京外国语大学）深感自豪。在得到认可后，他们主动提供奖学金，还不断强调自己的奖学金有哪些优越条件，生怕我们提不起兴趣。
1985年我已得到邀请，但我非常热爱自己的工作，干得不亦乐乎。现在看来没有马上应邀是对的，否则就没有了以后几年跟众多作家交往的机缘。
因为繁忙的外事工作，跟德国驻京使馆和文化机构往来甚密。
德国艾伯特基金会有个常驻北京的办事处，当时急需一名会德语的中文教员。一次在北京国际俱乐部，德国驻华使馆举行招待会，经文化参赞海顿的引见，我认识了该基金会的负责人。他们正需老师，讲好每周两个晚上由我教中文，每次三小时。
在北京秀水街外交公寓住着德国《南德意志报》常派北京记者达尔先生。艾伯特基金会总部也在那里。此人在台湾学过汉语，夫人是台湾人，育有一女一儿。1985年以记者身份携家来到中国，入住北京秀水街外交公寓，负责给《南报》的文艺、文学栏目写稿。我是在北京国际俱乐部的一次外事活动上认识他的。
达尔先生约我在北京饭店喝咖啡。我胸有成竹地去见他。出乎意料的是，他带来一本我心仪已久的小说《香水》作为见面礼。我在单位订阅了德国《明星》《南报》和《明镜》等刊物。《明镜》的图书目录里总有这本书，往后一直雄踞畅销书榜首十年。书评虽然常见但从未细细读过，反正弄不到书，就没有特别关注。这回书一到手，我通宵达旦读完，第二天跟出版社打了电话，之后马不停蹄地开始翻译。
1988年留德后，住在慕尼黑郊外的文化部基金会，除了偏远，生活条件还算优越，每周还会收到文化部寄来的各种文娱活动入场券。就在一次新书发布会上，通过文化部主任的介绍，我认识了巴伐利亚电视台文化处负责人，一位非常慈祥友好的长者。
这位老人对中国知识分子相当友好，当他听说我翻译了小说《香水》，又是巴伐利亚州文化部的客人，当即就跟我敲定，第二天上午在电视台见面，说要帮我两个忙。
我如约而至。共进午餐时老人说，一是要安排我给电视台录制一个文化节目，阐述中德文学的交流，谈谈翻译《香水》的心得。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有机会进主播室，而且还是外国电视台。其实也就是半个钟头的录制，剪辑后充其量也就是十分钟的节目，但他事后开出的稿费单，弄得我在银行转账时都不得不咨询缴纳所得税的问题。
电视台长者想帮我的第二件事，是要把我推荐给《香水》的作者帕·居斯金德，因为我是他的译者。说起当年我能抢先在国内将此小说译成中文，还得感谢那位达尔记者及时送我的书。
居斯金德家住慕尼黑市中心，四十岁单身。有机会去家访，是千载难逢的事。后来读到大量媒体报道，才知道他素来深居简出，不合群，不见人。那时他崭露头角，羽翼未丰，后来因此书连年雄踞畅销书榜首不衰，声誉日隆。
家访时，我把译作送给了居斯金德，他回赠了他的作品，并且留下了手迹。考虑到采访稿需要一张他的照片，我把三脚架都背去了，然而他死活不让拍。
居斯金德少言寡欲，惜字如金，他的两句话让我终生难忘。既然他不会多说一句没有必要的话，甚至一个没有必要的字，那么他说的这两句话必定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
第一句，当我把我的译本送给他时，他说完“谢谢”二字又说：您可以联系瑞士出版社。这句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话，让我苦思冥想了十三年，直到2001年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我才茅塞顿开，他让我接洽瑞士第欧根尼出版社的意思，那是因为版权。
当然，就如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对西方版权问题一无所知那样，居斯金德对中国当时的国情也是孤陋寡闻。他无从知道，作为“世贸组织”之外的中国，跟版权国不存在制约，就像1985年慕尼黑汉泽尔出版社出版再多的中国书，没必要支付一分钱版权费一样。
第二句是，在我的翻译过程中，始终为小说离奇的情节、超越常人的想象力而愕然，这也是译著印行后不少读者向我提出的困惑：作者何来这样的创作念头？我将这一问题直陈于他，期待的是如同提问其他作家那样，回复的是一长篇滔滔宏论。没想到他的回答竟是：也许当时我还年轻。
如此一句“也许当时我还年轻”，跟小说的创意何来这问题之间的逻辑性和有机关联，想来让人很难捉摸。这种离奇抑或正是其“物以稀为贵”的价值所在。他的小说出了名，多少导演想拍成电影，多少经纪人想跟他交易版权转让，他三缄其口，沉默了二十年，直到2005年才同意出让《香水》版权，并为此得到了两千万欧元的版权费。
有关《香水》的一些花絮让我无法忘怀：
一是初到德国，曾跟我的博导去中餐厅吃饭，话题谈到了我翻译的《香水》。邻桌的一个德国作家听到后，便与我们攀谈起来。他是时任捷克总统的作家瓦·哈维尔的挚友，也是《香水》作者居斯金德的莫逆之交。一听说我翻译过《香水》，他马上起身向我鞠躬，表示敬意。
无巧不成书。后来我有了自己的酒楼，一次他携文友来我酒楼吃饭，被我一眼认出。他说自己跟居斯金德一直过从甚密，还向他提及见到了《香水》的中文译者。这一回我向他展示了我的《香水》中译本，并当即请他转达我对作者的邀请。时光过去十年，我深信不疑，《香水》作者对我那次采访一定留有印象。然而，斗转星移二十载，他一直杳如黄鹤。
二是1989年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德国“欧洲翻译中心” 举办国际翻译研讨会，我作为中方代表出席。来自世界各地的二十六国与会者中，有十八人翻译了《香水》。十八名《香水》译者还特地举行了一次翻译《香水》的专题讨论会。
三是2005年夏天的一個晚上，天气异常炎热，客人们都去了啤酒公园。我百无聊赖地看着报纸，进来一个美艳绝顶、二十上下的金发姑娘，要买两瓶啤酒带走。我们自然而然地攀谈起来。
我问她，怎么没见过你？这一带的客人我都认得。她说她在我们那栋楼（就在我们餐厅花园侧面的楼上）临时借了一间房子。她不是慕尼黑人，这次从外地来是为了当配角拍电影《香水》。
我说，是居斯金德的小说《香水》？她说正是。我说你今天来买啤酒是来对了，这部长篇小说就是我翻译成了中文，我还采访过作者本人。她看了我的《香水》中译本，觉得实在太不可思议了，决定留在店里喝她的啤酒，跟我聊下去。
她是一个乡下姑娘，家住科隆附近的一个小村庄，慕尼黑这个大城市她是第一次来，她文理高中还没毕业，仍住父母家，叫狄安娜。她给我留下了手机号和她父母家的电话，这张纸条我一直收存至今。
几年后，我从报纸和电影杂志上得悉，她成了德国的大明星，电视连续剧《医生日记》的主角，红极一时，被誉为“德国有史以来最性感的女演员”，一直闯到了好莱坞。我打电话，祝贺她事业取得非凡成功。她说，那天晚上一起喝啤酒的情景，仍历历在目。
喝完啤酒的第二天晚上，狄安娜又来了，这次她不是来买啤酒的，她要用二十欧元买走《香水》的中文译本，是电影《香水》的导演艾兴格让她来的。
世界是那么小，人生又是那么奇妙：我在1986年于北京巧遇记者达尔，意外得到《香水》一书，接着得到德方奖学金来到慕尼黑，一住就是三十二年;因为翻译了《香水》，被引见与作者认识并采访了他;与教授在中餐厅吃饭又巧遇《香水》作者的挚友;狄安娜姑娘又碰巧借住在我们楼里，来买啤酒从而得知了我是《香水》的译者;之后我的译本又被《香水》的导演艾兴格买走，他可是德国出了名的大导演，除了过世的法斯宾德，他在德国的盛名至今可谓空前绝后。这么多巧合难道不是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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