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 灯
故乡是美好的。千百年来，故乡对外在的游子而言，无不成为他们精神和情感的寄托之处。对我而言，故乡更是我的生命之根和情感之源，尽管出外求学多年，对故地的牵挂和想念却是一点也没有减少，无论再忙，每年的假期我都尽量要回家呆上一段时间。
令我惊异的是，近年来，我发现自己回家的渴望竟不像以前那样强烈，故乡对我而言，仿佛无形中多了一层隔膜，至于这种隔膜到底来自何方，在我眼前竟然朦胧一片。我得承认，年少时代对故乡那份浪漫的想象，固然是我心态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她近十年来的变化确实令人触目惊心。在此，我无意从文学的角度对故乡作些描述，而只是作为一个见证人，说说我所亲历的故乡的一些变化，在现代化无所不至的社会进程中，我只想对故乡鲜活的生存情状作一简单的勾勒。
河水脏了，青山秃了
2005年腊月初十左右，加叔（爸爸的堂弟）跑到我家，和爸爸商量，说是要找志癞子算账。志癞子是老家所在村原来的村支书，前几年以办福利厂的名义和乡政府联合搞了一个纸厂。办厂之初，由乡政府出面，将加叔几兄弟靠近河边和马路的那片农田征收了过去，做了厂房，以优先招工为条件，答应每亩补助三千块，但那些钱一直没有兑现。找乡政府，乡政府说是厂子现在已经归到了志老板名下，和政府没有任何关系，找志癞子，说是钱早就给了乡政府，政府没有将钱补到位，怪不得他。
姑且抛开农田每亩是否真的只值三千块的补助金这个前提不说，只说说造纸厂给亲人带来的伤害。显而易见，加叔和他的兄弟是直接的受害者，由于家乡的田地本来就不多，纸厂将他们的田地征收后，粮食生产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尽管可以到纸厂上班，但每个月付出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后，所得也不会超过五百块，更何况这种工作并不稳定，有活干时，可能加班加点，没活干时，则可能分文不取。更令我们痛心和遗憾的是，由于纸厂的安全设施差，我一个堂哥在上夜班时，由于过度劳累，竟然不小心将整个大腿卷进了碎浆机中，在三十六岁的时候就永远失去了自己的左腿，成了一个高位截肢的残疾人。尽管最后协商的结果赔了八万块钱，但这种锥心的伤痛是什么都无法弥补的。然而，从长远看来，纸厂对村人的最大伤害主要还在于对环境的破坏。故乡那条无名的小河在纸厂没有开办之前，终年水质甘甜，清可见底，总能看到活泼的鱼儿透过阳光的照射，藏在礁石的阴影中自由地嬉戏。自从纸厂开办后，由于乌黑的废水没有经过任何处理，就直接排进河水中，河水不到半年就变得昏黄污浊，臭气熏天，村人甚至连鸭子都不敢放养。靠近纸厂的河岸更是成了一个巨大的垃圾场，旁人只得掩鼻而过。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纸厂显然给某些人带来了巨大利益，首先得利的当然是老板。志癞子每年由此获得的纯利至少超过三十万元（因为是福利厂，几乎不用交一分钱的税，加上曾经和政府合办的背景，更可以省掉很多麻烦事），他因此也在短短的时间内成为村里的首富。其次得利的当然是乡政府，尽管难以确定他们之间分配利益的具体方式，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乡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是纸厂的后台和靠山，没有乡政府，志癞子的纸厂不可能开得这么顺利，他拖欠的征地补贴也不可能一拖再拖，甚至不了了之，自然，作为回报，他也不可能不给乡政府任何好处。
从少数人的角度而言，纸厂所获得的利润当然是巨大的，但如果从整体看呢？这种收获与付出相比，也许根本就不值一提：利润可以计算，可以成为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政绩，可以成为全国GDP中的一个具体小数点，但纸厂侵占的农田给村民带来的损失、几万村民赖以灌溉和生存的河水被污染后的代价，以及整体生态环境的变坏对村人健康的潜在损害，又有谁来真正计算过呢？事实是，这些无形的伤害并不因为它分散到了很多人身上，并不因为某一群体在共同承担就可以忽略不计，相反，由于纸厂老板和村人错综复杂的关系（客观说，志癞子在开办纸厂以前为人也并不太坏，他在村里说不上人缘很好，但也没有留下多少难以处理的关系），很多本应摆上台面仔细研究和共同解决的迫切问题，反而就这样耽搁了下来。以上面提到的环境污染为例，纸厂开办半年后，由于河水变质太快，村里华叔的田地根本就没有办法灌溉，他找志癞子商量，志癞子由于一时也拿不出解决的方案，不可能在短期内将污水处理跟上去，他于是找到村上原来的队长全国叔，要全国叔和华叔商量。华叔和全国叔是堂兄关系，事情弄到这个地步，村里熟人熟面，华叔看在全国叔的份上，也就不好说什么。志癞子为了平息民愤，随便弄了一个污水处理设备，然后放出风来，说污水是经过净化的，对农田和饮用没有伤害，完全符合国家的相关标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个设备形同虚设，但又不可能再去和他计较什么，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结果呢？河水变得越来越脏，鸭子还是不能放养，农田灌溉只得从水库买水解决，河边的公共井也被废弃不用，村人直接用管子把山上的泉水接到家中。
泉水接到了家中，固然暂时解决了村人饮用水的难题，但没有人可以保证曾经取之不尽的泉水永远不会枯竭。绿水不再是绿水，青山又何曾还是青山？河水污染后，故乡的青山仿佛也慢慢变成了光秃秃的山岗，到处是黄黄的裸露的岩石，和岩石中间的土缝里被砍过的树桩。说起家乡的山，我不由得想起童年的时光，那时由于植被生长好，小伙伴们总喜欢到山上玩，春天采映山红，初夏端午时节采野草莓，秋天打坚果毛栗，冬天则到山上扒毛茸茸的枞树叶子做引火柴；不同的季节还能看到各种各样的动物，野鸡就不用说，我们总能在短短的灌木丛中看到它傻傻地将头埋进树叶中，以躲避行人的笨样子；还有野兔，灰灰黑黑的，速度很快，但也时常被我们打中；现在踪影难觅的麂子也时常看到，高高的腿，总喜欢沿着峡谷或在峡谷里一路狂奔；甚至还有狐狸，非常漂亮，大大的尾巴总喜欢摆在灌木丛中，露出机警的眼睛；松鼠和黄鼠狼更是常见，在树丛中间跳来跳去，快乐异常。但现在，随着山上的大树被砍光（村里的山分到个人后，个人自用，砍伐增多，加上前几年建筑业的飞速发展，对木材的需求量增长，也直接导致他人去偷伐树木），加上近年来煤气的涨价，乡亲们承受不起高昂的费用，只得从山上索取燃料，这样一来，那些矮矮的灌木未能幸免，山岗变山光就无可避免了。纸厂的开办对河水的污染直接导致乡亲们对山泉的依赖，但随着山上植被的减少，山泉也并非取之不尽的资源，由此看来，如果情况持续下去，总有一天，乡亲们连基本的饮用水也会受到严峻的威胁。山青水秀的地方在无尽的掠夺下，就这样一天天变得贫瘠而又满目疮痍。
加叔说要找志癞子算账，可是这笔账是否真的就只能算在志癞子一人身上呢？
跑江湖的婶子回来了
除了生存环境的改变外，故乡最明显的变化莫过于常住人口结构的改变。
大年刚过，正月初一，父母带我们几姊妹挨家挨户给本家的叔爷叔奶、堂伯堂叔拜年。本家的亲戚几年来变化较大，以前的土砖泥瓦房有一些已被新修的钢筋混凝土楼房所取代，房屋的设计不再是以前的老式样——堂屋带连三间，或者是堂屋带连两间，而是全部变成了目前流行的套间，和城里时髦、实用的房屋结构没有半点差别，装修也一样，用鲜亮的瓷砖铺地板，组合家具，挂窗帘，清一色的席梦思床，电器更是齐备。当然也不是所有亲戚都修了新楼房，加叔的女儿长得漂亮，并且生得聪明伶俐，到长沙打工没多久，就通过别人的介绍到一个赌场上班，专门负责看场子，由于赌场较大，常去的人都很有钱，她嘴巴乖巧，办事灵活，总能获得客户较高的小费，加上她通过认识的一些客户还做做小生意，诸如夏天推销空调，冬天推销毛毯，总能赚一些“炮火钱”，刚2005年就给了家里两万块，极大缓解了家里的经济压力。我们挨家拜年过去，不久就到了知根叔家，刚近门口，看到一个鲜亮而又熟悉的身影从那闪过，姐夫眼亮，我们还没反应过来是谁，他就开起了玩笑“跑江湖的婶子回来了”。我们一笑，方知道刚才门口闪过的那个身影是小甑叔（在老家，只有对男性的称谓），知根叔的老婆。这几年随着老家打工潮的兴起，青壮年劳力大都南下广东，家里主要留下老人和孩子，开始两年还有一些生了孩子的妇女也留在家中，统称为“三八、六一、九三”部队（当时有人戏称，村里如果真的有什么丧事要办的话，只怕连八个顶用的丧夫都难以找齐；万一有火灾发生，更没有年轻的劳力能够赶到现场去处理灾情。幸亏近十年来家乡几乎没有出现过这些紧急情况），没多久，年轻的媳妇生完孩子后也紧接着背井离乡，加入到了南下打工的行列。据我所知，家乡过来的男劳力主要是搞建筑、搞装修，体力活和简单的技术活都干，并没有固定的工作，工资收入也不稳定，忙时，一个月加班加点，可以拿两三千块，闲时则可能要吃老本。以我叔叔为例，他带着两个已成年的堂弟南下广州五六年了，主要跟我一个表哥干装修，到现在，没有存一分钱，家里的田地自然荒了，老屋由于长年没人居住，早就倒塌废弃，根本就没有办法住人。而女工则主要进工厂干活，玩具厂、鞋厂、电子厂、制衣厂是她们常去的地方。我2004年到叔叔租住的地方过中秋，老家过来的婶婶聚在一起。她们都抱怨工厂的劳动强度太大，季叔说“太累了，真的吃不消，又没有半点空，还以为出来日子好过，没想到这么难受”；和国叔说“最主要的是眼睛受不了，一进厂房就流泪，缝纫机开起来眼睛就发昏，现在要是退还押金，就辞工”；美叔则说“真是在家千日好，出外时时难，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无论如何，就出来遭这一次孽了，不如在家将伢子带好”。说是这么说，真到过完年，看到有人准备出来做事，那些体力好、孩子又已经断奶的妇女又禁不住心痒，最后还是决定出来干。她们也算过一笔账，出来干再苦再累，一个月正常上班五百块钱还是能够挣的，一年下来，除了自己的开销（一般工厂包吃包住，她们的开销也小得可怜）外，最少也能存四五千块钱（当然是在她们身体好，并且家人也平安的前提下），趁年轻干七八年存几万块钱，修房子，送孩子念书就有了一定的保障。
小甑叔就是其中主意最坚定的一个。比起那些年轻的媳妇，她的年龄比她们要大一轮，现在大约是四十五岁左右。在进城打工还没有兴起来前，她嫁到老家后，曾是村里公认最能干、最勤快的媳妇，生育了一双儿女后，她做了结扎手术，但不久又怀了一胎，又生了一个男孩。三个孩子围着她转，辛劳的程度可想而知。村里有人出去打工后，她是第一个主动提出来要到外面做事的女人，家人都建议她在家带好孩子，她主意已定，在最小的儿子三岁还不到的时候，义无反顾地加入到了打工的行列。刚开始，她和别人一样，进厂上班，过着辛苦但有规律的生活。一年后，她嫌工厂上班太累，工资低，辞职不干，在广州耗着，到后来据说跟了一个包工程的老板，时常出去跟他做一些杂事，自此以后，小甑叔在村人的嘴里就变得暧昧起来。再后来，又听说那个老板出了事，死了，小甑叔还是没有回家，在此以前，她曾经回来和知根叔交涉过，想离婚，孩子一个也不要，东西也不要，知根叔没有答应。旁边和她年龄差不多的女人提醒她，要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年轻时候在外面放浪也就算了，崽女毕竟还是亲生的好，老了还是要靠他们的，凡事不要做得太绝，小甑叔将这些话听进去了，再也没有提出过离婚，知根叔生性懦弱，也懒得管她，就由着她去。客观说，小甑叔也说不上是一个生性风流、没有良心的女人，每年过年，无论如何，她都要回家，总要给知根叔和孩子准备一些衣物和钱。妈妈曾经和她开玩笑，“在外面过得怎样？”她浅浅一笑，很久才说上一句“在外面过惯了，真的没有办法呆在家里”。长年在外的生活确实改变了她的性情，也改变了她的装束和气质。可以想象，在广州，尽管她长期都处在社会的底层，但和从来没有出过远门的女人比起来，毕竟见识要多一些，对生活的要求也要高一些，我还记得有一年她带回来了一个相机，亲戚一到她家，她就热情地问，“照相不？”神色很诚恳，还带了一点小姑娘的期盼和娇羞。
不知为何，在亲人有意无意对小甑叔的指责中，我对她更多的是一种理解的同情。她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家里困难，将她早早嫁给了老实巴交的知根叔。知根叔是一个老实人，勤快，但也真的只有勤快，两人之间要说精神上的沟通，是几乎不存在的，加上孩子多，她难以承受祖祖辈辈可以忍受的困苦生活，完全可以理解。使人感到遗憾的是，在论及农村剩余劳力进城打工时，很多人只算经济账，而忽视掉了他们生活方式的变化对其生命质量的影响，以及由此带来的精神困惑。春节过后，很多年轻的夫妻由于急着进厂上班，往往大年刚过，就将年幼的孩子留在家里，每年正月和孩子分别时，没有一个孩子不是撕心裂肺地哭喊着挽留母亲，年老的父母也躲在一旁抹眼泪，这种和亲人分别的情感折磨是一般人难以体会和难以承受的；夫妻之间的分居就更常见，很多年轻的新婚夫妇，往往是举行完婚礼后，就劳燕分飞，外出谋生，怀了孩子，就抽空回来生孩子，孩子断奶，又出去了；孩子的早期教育当然说不上，年老的父母能够照看好孩子的基本生活就算万幸，要谈对孩子的学习指导简直是一种奢望，当然，他们一般也没有这方面的意识，在他们看来，能够给孩子赚来学费才是当务之急；至于年迈的父母，同样承受了极大的压力，随着年岁的增长，这些老人的行动本来就迟缓了很多，有些连自己的生活都无法照顾，但现在却不得不照看年幼的孙子，体力上的辛劳可想而知，这些无疑极大地增高了留守家中的老人和孩子的生存风险，由于他们没有可以依赖的组织，一旦有什么意外发生，在现有的情况下，将没有能力和办法来补救和处理。除了这些实际困难外，他们的精神困惑同样不能忽视。在农村，他们被叫作农民，在城市，他们被称作民工，但无论被叫作民工还是农民，他们对精神生活的需求是真实而又强烈的，他们希望获得尊重、获得关注的愿望并不亚于他们要迫切改变自己的经济地位的渴求。在地域、文化、社会地位、经济差异的强烈碰撞下，他们的精神世界正承受着难以觉察的煎熬：城市尽管不属于他们，甚至还会无形中给他们带来屈辱，但他们却热爱城市，希望能做一个光鲜的城市人；农村尽管是他们的出生地，做一个农民尽管是他们与生俱来的命运，但在见识了外面的世界后，在目睹农村的真实情况后，他们早就彻头彻尾地对农村生出了一种隔膜甚至是厌恶的感情。这种情感上的煎熬真实而又磨人，理想和现实之间产生了很深的矛盾，却找不到解决矛盾的办法。农村是他们的家园，他们无法对此产生一种天然的归宿感和家园感；城市不过是他们讨生活的人生驿站，他们却渴望能够在这个并不属于他们的驿站做多一分的停留。现今的学者对农村问题的研究，对农民命运的关怀，往往更注重从经济的角度进入，但只要有过真实农村生活经验的人，都可以发现精神生活的困惑和匮乏，对他们而言，也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在我看来，叔叔和堂弟的选择正来源于精神上的困惑，叔叔曾在1980年代因承包工程赚过一笔大钱，挥霍掉后，再也没有东山再起，自此以后，他总是梦想着在城里能够再次发迹。其实，按照爸爸的想法，像他那样聪明的人，只要老老实实地过日子，哪怕在农村，也不会过得太差，可他宁愿蜗居在广州那间又窄又暗又潮的小房子里，就是不愿回乡。他并非不知道广州生活之艰难，但还是执意选择这样一种活法，这种固执的坚守与其说是他好逸恶劳的脾气对生活压力的一种逃避，不如说是他对城市机会的强烈渴望所导致的结果。小甑叔的困惑更与精神上的迷惘有关，她没有实现自己上大学的梦想，没有办法来到城市生活，赶上了打工的浪潮，可以留在城市过一种卑微的生活，但现实总是制约着她做出选择，她不能做一个彻底的城里人，也不心甘情愿地做一个村妇，放弃了对孩子的母爱，获得的只有误解，她两头跑来跑去，过一种自己都无法理解的生活，不管别人的眼光，顺便承受一下道德的洗礼和审问。在亲人的口中，她被戏谑成了一个“跑江湖的女人”，她的回乡过年也就只能被姐夫说成是“跑江湖的婶子回来了”，至于她浅浅一笑背后的伤痛和无奈，是不会进入亲人体察中的，当然，也不会进入任何学者的研究视域中，不管他们研究的是三农问题，还是农民工对城市发展带来的影响这些冠冕堂皇的课题。
老满被他的儿子放倒了
故乡人口流入城市所带来的最深远的变化，并不是故乡的房子变得越来越新、变得越来越时髦，而是他们所带回的新的生活方式对村人已有生活的震荡。在传统的价值观念已破坏而新的观念尚未扎根的前提下，这些“舶来”的想法冲击了故乡的根基，也极大地败坏了故乡的风气。
市场经济的无孔不入，直接改变了村人的价值观念，在和他们的交谈中，穷怕了的乡亲们口口声声谈得最多的是钱。我漫长的求学生涯结束后，他们和我的父母一样，总算松了一口气，在乡亲们看来，我毕业之日，恰似他们开春捉来的小猪出栏后应该计算成本之时，每次回到家中，他们总是理直气壮地问我一些问题，而最有兴趣的就是：你每月能挣多少钱？在得到我的如实回答后，他们怎么也难以相信竟然只拿这么一点工资，“呵呵，那还比不上雄伢子一个月赚得多”，雄伢子是我小学的一个同学，小学毕业后没有接着念书，在家乡开了一家保险柜厂，专门生产银行所需的保安设备。那些纯朴的乡亲当然不会注意到我的尴尬，我当然也无法向他们解释，我和雄伢子所干的工作完全不同，但在他们眼中，最能衡量人价值的标准毫无疑问只有金钱。能不能赚到钱，能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赚到最多的钱，已经内化为他们行动的最大理由和动力。
在我记忆中，故乡虽然说不上富裕，但绝对是一个山青水秀，人情味极浓，而且有着良好风气的地方。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农村总是流行“严打”，但“严打”的对象从来就没有在故乡这块土地上出现过。但最近几年，我却深刻地体会到故乡变了，故乡烂了，烂到骨子里了，只要一踏上故乡的土地，谁都能感受到这块土地的无序、污浊和浮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