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笔记
应高度重视乡村治理问题
在近期的《同舟共济》杂志上，于建嵘发文指出，当下农村的治理问题值得高度重视。于建嵘说，今日农村问题已不再是单纯的发展经济问题，也不再是简单的农民负担过重问题，而是在社会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社会治理机制失灵而呈现出的具有系统性的社会问题。其主要表现如下：
一、农村利益主体多元化，社会冲突加剧。市场化促使农民的职业分化程度不断提高，使得原来经济、社会地位相差不大的农民出现了利益和阶层的分化，加上社会利益分配机制的不完善，导致农村因利益矛盾引发的冲突不断增多。
二、农村资源外流，乡村社会进一步衰落。与上世纪九十年代不同，现在农民工流动不仅是劳动力资源意义上的流动，还包括整个生活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农民进城工作和买房，使得农民当中的青壮年劳动力和文化精英、商业精英都逐渐离开农村进入城市生活。这种趋势导致乡村社会进一步贫瘠化与空心化。
三、居住共同体的溃散。传统的村庄是以血缘或者地缘关系为基础形成的居住共同体，但现在的农村社区往往是将几个甚至十几个陌生村庄合并在一起组成的，原来的特殊主义取向的乡土社会结构被打破，代之以陌生的、不信任关系为主的社会关系网络。原来的熟人社会对村民行为具有的规制作用在迅速消减。
四、乡村治理主体错位。加强基层民主自治建设是中央对农村建设的基本精神之一。但当前农村社会治理存在一系列问题，其根本在于管理主体的错位，没有充分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农村很多资源都蕴含大量的经济利益，对其开发处置的过程也就变成了一个复杂的利益博弈过程。但农民作为农村社会的主体，却在集体资源处置的决策中没有制度化的表达渠道，他们的利益很容易被决策者忽略甚至牺牲。
五、地方权威异化，黑恶势力抬头。除了法律意义上的黑社会组织犯罪对社会的危害，黑恶势力对农村社会管理更为深远的危害在于它对基层权威的渗透腐蚀，导致国家基层政权的异化变质。
显然，当下村治问题是国家政权建设与社会发育双重不足引发的系统性困境。
于建嵘认为，应从如下几个方面努力来改善农村治理问题：
一、把经济发展交给家庭、公司或者合作组织。农村应因地制宜地选择经济发展模式，比如家庭经营、设立公司、组建经济合作组织等，它们都应是独立的市场经营主体。应把经济发展交给公司、交给合作组织，而不是交给村委会或村支部。
二、把公共事务交给政府，交给司法。德国和匈牙利都通过法律详细规定地方政府的责任，以及相应的决策权力和融资渠道。责任和决策权力分别属于哪一级政府，都一目了然。这样即便在一些空壳化的乡村，公共服务和公共治理也不至于空壳化。自治组织在没有强制权的情况下，应该学习如何依靠法律来行使自治权。
三、把社会事务交给社区组织和社团组织。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事务、公共服务等方面的积极作用还有巨大的潜力，这是目前和将来村级组织发展的道路。志愿者队伍的建立，可能是将来作为村庄管理的重要创新点，应该积极探索把志愿者和村庄管理联系起来的相关机制。
四、把价值引领、社会观念的提升交给党员和党组织。我国政治生活中的关键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好党政关系。农村党支部的活动方式应该在《村民组织法》框架内，通过宣传、教育、动员等方式，支持村民自治、帮助村民自治、保障村民自治。党员还应是社会道德的引领者，通过非强制性的示范作用推动社会道德的进步。
（廖述务）
短视的“三驾马车”理论
新近一期的《探索与争鸣》杂志刊登了吴敬琏论述经济新常态的文章。吴敬琏说，近年来大多数人已经认识到，中国经济高增长、低效率、靠大量投资支撑的旧常态已经不可维持。它必然要过渡到一种新的常态。
研究应对增长减速的方针政策，可以运用不同的分析框架。分析框架不同，得出的政策结论也会有很大不同。2009年起，开始流行“三驾马车”理论，即认为经济增长速度取决于消费、投资、净出口的需求强度。据此，中国经济的增长乏力是由于上述三项需求不足造成的。这一套分析框架有重大缺陷，具体表现如下：
首先，“三驾马车”分析法是凯恩斯主义的短期分析框架的变形。凯恩斯主义认为，需求的强度决定供给的规模，因此，产出总量等于由消费、投资、财政赤字和净出口四项需求构成的社会总需求。不过即使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也只是运用这一理论框架来讨论短期经济问题，把它用来分析长期发展趋势显然是用错了分析框架。
其次，这种分析框架得出的政策结论也是有问题的。因为消费、投资、出口需求有多大，归根到底是由一些客观因素决定的，并不取决于人们的愿望。以进出口为例，它最终取决于整个国际经济格局。过去中国对发达国家有大量的净出口，第一，是因为在高消费、高福利导向下，发达国家的储蓄率很低，在储蓄和投资之间有很大的缺口，需要靠从发展中国家净进口来填补；第二，是因为中国低成本的竞争力很强。全球经济危机发生以后，发达国家去杠杆化，提高了自己的储蓄率。随着中国劳动者工资水平的提高，中国产品的低成本优势也在减弱。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口自然受到较大影响。
在经济减速时，若用“三驾马车”的分析办法，得出的结论就是进行强刺激，多发钞票，多上投资项目。2009年用四万亿投资、十万亿贷款进行刺激，虽然造成了增长率的短期回升，但货币超发、负债增加等消极后果也同时发生，成为需要长期消化的负担。
吴敬琏说，研究长期增长趋势更可靠的方法，是对驱动经济增长的三个因素（劳动投入、资本投入和生产效率）的状况进行估量。过去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主要是靠大规模的投资。但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第一个因素是大量新增的劳动力，还有就是生产效率的提高。
现在的问题在于，以上这些有利于维持高增幅的因素，有的正在缩减，有的已经消失。在由现有资源状况和技术状况决定的潜在增长率降低的情况下，要短期拉升增长率，唯一的办法就是采取刺激政策。但是就中国的情况而言，长时期采取刺激政策已经使宏观经济变得十分脆弱，蕴藏着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危险。
在目前我国政府机构和企业资产负债表杠杆率过高的情况下，政府要做的是“去杠杆化”，控制和消解风险，而不是用加强“刺激”的办法维持高增长率。当然，唯一的出路在于提高所谓索洛余量，即“技术进步、效率提高”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就是说，要优化结构，促进创新，实现经济发展方式从粗放发展到集约发展的转变。
（张 沉）
法治是反腐最有效的进路
近期的《中国法律评论》刊载了任剑涛谈反腐的文章。任剑涛说，从现代国家演进史来看，反腐败是所有现代国家的一项重要任务。反腐败必须贯穿于整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全程之中，才能保证国家治理肌体的健全，和国家治理过程的顺畅、治国绩效的高企。
现代国家的反腐败殊为不易，可以说，“腐败乃政治之癌”。原因在于现代国家的结构复杂化定势，一方面，造成国家公权可以控制的利益极其庞大；另一方面，国家公权的自身结构日趋复杂。权力的运作始终存在疏漏。再一方面，社会的分化程度愈来愈强。分化为不同集群的公众，总是意欲和权力共谋，来赢得自己集群的最大利益。
自十七世纪逐渐建构起来的现代国家，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展现了不同的反腐败进路：有所谓道德反腐、制度反腐、教育反腐、顶层反腐等设计，也有所谓起点反腐、过程反腐、结局反腐的构想，还有所谓防微杜渐的细节反
腐、批量整肃的运动反腐、狠抓大案的典型反腐等举措。
不管什么形式的反腐败行动，都会赢得理性公众的欢迎。不过，对一个腐败丛生、较长时期没有得到有效惩治的国家来讲，各有效果的种种反腐败形式，究竟怎样才能收到让决心反腐的国家领导人与社会公众都满意的效果，还是一个未决之疑。
究竟从哪里下手，才能收到全面和长效的反腐效果呢？人们早就明白的反腐败系统工程，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系统工程？什么机制可以将各个独立的反腐败工程统合为一个真正奏效的反腐败总体工程呢？十八届四中全会立定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路，在一定程度上恰好回应了这个问题。
任剑涛说，对一个现代国家而言，法治是反腐败最为有效的进路。在缺乏法治平台的情况下，运动式反腐只是一时之举，教育反腐也只能短暂收摄人心。反腐败需要一个坚实的平台，以收长期效果。
法治何以能够成为反腐败的整合力量呢？这当然与法治的机制紧密相关，也与法治机制与腐败机制的内在对治功能直接联系在一起。腐败本身的构成，有一个敢腐、能腐、想腐的三方结构面。凡是在法治疏漏的国家，腐败治理绩效甚低。唯有法治，才能有效阻止“三腐”构成的腐败机制之成型。
现代法治之所以能够成为整合反腐败手段的机制，就是因为法治一方面让人不敢腐。法治将国家各种权力形态落定，明确其边界，划定其责任，限定其收益。法无授权不可为，便促使公职人员奉公守法；另一方面，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的建构，不仅让国家权力服膺于法，严格将权力限定在法律规则的范围内活动。公职人员基本上处在不能腐的工作环境中。再一方面，法治统合起人们的道德境界追求、现实生活调谐与公私关系调整，从而将引人向上的德性力量、导人上进的制度激励与促人利他的健康社会心态整合起来。从而营造出一个不想腐的社会大氛围。
法治整合了反腐败的种种进路，并不等于凸显了一条根治腐败的快车道。但确立法律主治的治国原则，确实是改变国家非法律治理的低绩效，实现国家依照法律治理的高绩效的一个必须。发达国家积累的相关经验，随时随地在给我们以启发；而我们自己国家坚韧推进法治，则是通达长效反腐、长治久安的内在动力。对此，不可不察。
（李 杜）
谴责恐怖主义无关反犹
2015年2月5日的《伦敦书评》上登载了斯拉沃热·齐泽克评论法国《沙尔利周刊》遇袭事件的文章：《在灰色地带》。同博科圣地组织在尼日利亚东北的屠村事件一样，《沙尔利周刊》遇袭事件带给人们的，恐怕更多的还是疑惑：博科圣地的意思，就是“禁止西方教育”，尤其是针对女性的教育，那么为什么这样一种大规模的社会政治运动，其主要目的却是对于性别关系的层级制管制？同样地，为什么遭受了殖民主义剥削、统治、欺辱和损毁的伊斯兰世界，会将他们的回应对准平等主义和个人自由——包括嘲弄一切权威的自由——等西方遗产中最好的部分？齐泽克认为，一种答案就是，他们的目标是经过精心选择的：自由主义的西方是如此令人难以忍受，因为它不仅实施剥削和暴力统治，而且还将这一残暴现实伪装为与之相反的东西：自由、平等和民主。
根据齐泽克的观察，《沙尔利周刊》遇袭事件发生以后，左翼的反映似乎陷入某种矛盾之中：事件发生之后，法国社会对此达成了某种自由主义式的共识，左翼怀疑这里有什么不对，这很正确；但是只有在加了冗长而且乏味的限定词之后，他们才能够谴责屠杀行为。齐泽克指出，认为旗帜鲜明地谴责屠杀行为，就会陷入伊斯兰恐惧症之中，这样的忧虑从政治上和伦理上讲都是错误的。这就好像当你谴责以色列在巴以冲突中的所作所为时，你并不因此就成为反犹分子一样。这也就意味着，当涉及巴以冲突时，我们需遵守这样一种无情而冷酷的原则，即我们需要无条件地拒绝将阿拉伯世界的反犹太主义“理解”为对于巴勒斯坦悲惨状况的“自然”反应，或者将以色列的方针“理解”为对于大屠杀的“自然”反应。事实上，在很多阿拉伯国家，希特勒依然被视为英雄，而初小的学生们则被教授这样的反犹神话，比如犹太人会用孩子的鲜血祭奠鬼神。说此类反犹主义以某种置换了的方式表达了对于资本主义的抵抗，并不等
于说它就是合理的。我们不能在大屠杀的背景下评判以色列防卫部队在约旦河西岸的行动，正如我们不能将法国和欧洲其他地方对于犹太教堂的亵渎评判为对于以色列之行动不太合适但却可以理解的反应一样。当任何对于以色列的公开抗议都被谴责为是反犹主义时——也就是说，当人们总是借用大屠杀来冲淡对于以色列之军事和政治行动的任何批评时——仅仅坚持说明反犹主义与对以色列具体政策的批评之间的区别还是不够的，我们还应该更进一步地说明，正是以色列在将大屠杀遇难者们的记忆化为为其当下政策辩护的说辞，并因此亵渎了它。因为在齐泽克看来，大屠杀和巴以冲突，乃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现象：前者是欧洲历史上对于现代化之右翼抵抗的一部分，而后者却是殖民历史的最后篇章。
齐泽克最后总结说，我们应该抛弃这样一种观念，即极端经验包含某种解放性，或者它能帮助我们看到某种境况的终极真理。这样的观念，可能正是恐怖教给我们的、最令人沮丧的教训。
（朱 杰）
非洲的生态农业与粮食主权
2015年3月5日，“全球正义”网刊载了一篇涉及非洲大陆粮食问题的文章，这篇文章以该网站关于非洲粮食问题的报告《从底层做起：生态农业如何养活非洲》为基础，指出非洲大陆粮食问题的解决之道，不在农业综合企业，而在农业生态。文章指出，尽管因为受到人为操纵，国际商业规则更加倾向于企业化农业，但是小农户才是解决整个非洲大陆粮食问题的关键。小农户生产了非洲所消费粮食的约70%，但他们所有的土地却不到非洲农业用地的15%。但是慈善家、发展机构和像受到英国国家发展部支持的“食品安全新联盟”这样的多边金融动议，依然推行着一刀切的产业化农业模式，而这正威胁着小农们的生存。
《从底层做起：生态农业如何养活非洲》由“全球正义”组织活动部执笔，所取样本来自坦桑尼亚、喀麦隆、乌干达及埃塞俄比亚的生态农业项目。它勾勒出了超越可持续农业原则的生态原则，且涵括粮食生产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面向。该报告显示，生态农业可以提高产量、减轻性别差距、提高就业和收入、增强农业多样性、改善健康和营养以及解决气候变化问题；该报告同时还包含针对英国政府在借助援助计划支持非洲生态农业方面的一系列建议。目前受到英国国家发展部支持并包含一系列跨国农业综合企业利益的“食品安全新联盟”受到该报告的批评，因为它强使某些国家受到资助，作为交换的则是该国在种子、贸易、土地和其他方面的改革，而此类改革在威胁到小农的生存及弹性的同时，却助长了跨国企业对于该国农业的控制。而到目前为止，英国国家发展部已向“食品安全新联盟”导入了六亿美元。正如这份报告所指出的，我们曾被引导着相信大型农业综合企业才是养活人类的唯一方式，但小规模的、可持续的农业实践告诉我们，它们不仅产量更高，而且对于降低温室气体排放、提高就业和减轻性别差距等有着更为积极的作用。因此，英国的援助应该优先考虑这些以人为中心的农业模式，而不是有助于跨国企业对于整个非洲粮食生产的控制。
来自乌干达的生态农业支持者表示，这份报告说明，大型农业企业的干预，并没有“解决”非洲的粮食问题——相反，情况反而进一步恶化。英国和其他西方政府应该停止将某种具有破坏性的农业模式强加到非洲国家头上，它们应该开始认识到非洲大陆传统农业实践的技术与弹性。
这份报告强调指出，生态农业不只是某种耕作实践——毋宁说，它更关乎谁来控制我们的粮食，而这就关系我们的“粮食主权”和“粮食安全”等一系列更为重大的问题。
（陆 鹏）
艺术：感受尤可贵
新近一期的《商周刊》上刊载了陈丹青的文章。他认为，艺术与文凭关系不大，而感受则尤为重要。陈丹青说，美术史就是一声不响的大规模淘汰。而文凭则是为了混饭，跟艺术没有太大关系。用人单位要文凭，决不会要凡·高。大艺术家没有几个有研究生文凭，不少甚至连高中都没
有上过。凡·高就是个病人，毕加索没有大学文凭。今天在中国从事艺术工作的，为了就业，都争着弄个文凭。
这样做有点本末倒置。在艺术当中，感受才是尤为可贵的东西。画出好的画，依靠的是感受，而不是形而下的技巧。偏爱、未知、骚动、半生不熟、半自觉等，是绘画被带向突破的最佳状态。素描不是基础，常识健全才是基础，现在的素描教学是反常识的。中国传统绘画就从来不画素描。陈丹青说，他的同学中，那些把大卫石膏像画得最是逼真的人最终都没有大的造化。
尊重艺术感受的人才会有一种艺术的痴迷。在这个意义上，艺术家是天生的，学者也是天生的。天生不是指天才，而是指这个人非要做这件事，什么也阻拦不住。中国人大多习惯于讨巧。而美国同行则一个个憨不可及，做事特别投入、认真，甚至死心眼。好的艺术家在性情上也有类似处。比如鲁迅，他骂人、斗争，但是孝顺、善良、心软。西方一些艺术家也是如此，有点惊世骇俗，但私下里很纯朴、真实。而眼下中国的艺术家要么惊世骇俗，人不可爱；要么人可爱，但没有锋芒和骨头。
我们出现的问题许多与教育有关。当今教育的问题可以归纳为四句话：将小孩当大人管；将大人当小孩管；简单的事情复杂化；复杂的事情简单化。回顾过去，蔡元培任北大校长，胡适任中国公学校长，徐悲鸿任北平艺专校长，这些人都无需像当下的教育官员一样，在行政级别上伤脑筋，经受层层报批、讨论、谈话、任命等无比繁杂的程序。在这样功利环境下产生的教育管理者，多向利益看齐，很难有大担当。
对艺术而言，真正有效的教育是自我教育，没有谁能培养凡·高和齐白石。
陈丹青说，在具体教学中也要特别注重培养学生的感受能力。老师与学生不是上下级关系、有知与无知的关系，而是尽可能真实面对艺术的双方。双方以一种无休止的追问精神，探讨画布上、观念上、感觉上，以至心理上的种种问题。那是一种共同实践、彼此辩难的互动过程，它体现为不断的交谈，寻求启示，提出问题，不求定论，有如禅宗的公案，修行的细节。
（刘 艺）
刘慈欣的科幻世界
2015年3月6日《纽约客》上刊载了约舒华·罗斯曼针对中国科幻小说家刘慈欣的评论文章：《中国的阿瑟·克拉克》。罗斯曼介绍说，刘慈欣在中国的知名程度，就如同威廉·吉布森在美国的知名程度；人们时常将刘慈欣比作中国的阿瑟·克拉克，而前者也的确将后者视为自己的影响源之一。刘慈欣最著名的作品《三体》，刚刚被翻译成英文，中国也在准备将它拍成电影。在刘慈欣致罗斯曼的一封电邮中，他这样说道：“在我的想象里，像以光年为计量单位的距离，或者宇宙的直径这样的抽象说法，都变成了可以激发我们敬畏之心的具体形象。”
根据罗斯曼的说法，美国的科幻小说从美国文化中取材甚广——独立战争、狂野的西部、黑色电影、反叛的六十年代，等等——因此人类所想象的未来，看起来时常很像美国的过去。对于一位美国读者来说，阅读刘慈欣作品的乐趣之一，就是他的小说取材完全不同。《三体》的大部分场景都设置在“文革”期间。在《赡养人类》中，天外来客要求对地球的财富做重新分配，因为他们那里逃之夭夭的资本主义几乎毁灭了他们的文明。在《赡养上帝》中，亿万年前创造了地球生命的高度发达的外星人，从他们的宇宙飞船中走出，他们拄着拐杖、留着花白的长胡子，希望地球人能够懂得孝道、赡养其造物主。罗斯曼认为，此类“孝道”主题，还没有任何西方的科幻小说曾加以探讨。
但是罗斯曼指出，使得刘慈欣的作品特殊的，并非其文化差异：他的故事，都是关乎人类进步的寓言——它想象具体，却有着抽象的、寓言式的架构。比如《中国太阳》里，水娃的进步，即代表了人类的进步。另一方面，在想象人类未来的时候，他的罗曼蒂克式的甜蜜，常常被严厉的客观性所中和：在《流浪地球》中，拯救地球的计划，同时也就是暂时使得地球上一切生命消亡的计划。
刘慈欣认为，在遥远的未来，如果人类文明幸免于难且能够在宇宙中扩张，那么人类必须在极大范围内创造出科技奇迹。在致罗斯曼的信中，刘慈欣引用了徐志摩的诗歌：“他们相信天堂是有
的，可以实现的，但在现世界与那天堂的中间却隔着一座海，一座血污海，人类泅得过这血海，才能登彼岸，他们决定先实现那血海。”在刘慈欣看来，未来人类一定能够达到科技高度发达的阶段，但在达到这样的阶段之前，可能会有诸多的困难甚至血腥需要面对。
但是这样做的目的何在？人类不可能从一切浩劫中幸存；《三体》三部曲的结尾，就被设置在宇宙的“热寂”期。在刘慈欣那里，人类生命可以一方面被视为争取生存的巨大斗争，一方面被视为在有限范围内束手束脚的各种行为。但这并非“悲剧”，因为正如刘慈欣致罗斯曼在邮件中所说的：“万物有始有终，因此对不可避免之事的描写，不应被视为悲观。”
（郑 晓）
智能手机到底如何影响了我们的睡眠
2015年2月24日的《大西洋》杂志上登载了奥尔加·卡赞的文章：《智能手机如何伤害了我们的睡眠》，在文中，卡赞借助一系列研究，说明了智能手机具体是如何对我们的睡眠构成了影响的。人们一般认为，智能手机和其他电子设备的出现，扰乱了几个世纪以来人们安闲的睡眠，但这样的说法也许值得商榷——比如，正如有人所描述的，1750年凌晨1到2点之间的伦敦，宛如集聚着疾病和伤残的可怕集中营，那里的人们正经历着病痛的煎熬，并祈祷着白昼的降临。实际上，在人类历史的大多数时候，人们的睡眠并不安稳。然而，考虑到我们是如此地依赖技术来使得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那么有趣的是，被技术变得更糟的人类领域之一，正是睡眠。
智能手机似乎的确对我们的睡眠状况有所影响，这一点在年轻人中尤其如此：比如，2012年“时代/高通”的一项涉及七个国家（包括美国）、4700名受访者的调查显示，年轻人似乎更倾向于表示因为总是与各种高科技绑在一起，所以他们睡得不好。这可能是因为年轻人更喜欢在睡觉时将智能手机放在触手可及的地方：根据一项调查表明，18—45岁之间的人，最喜欢这样做。
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之所以会扰乱睡眠，部分是因为它们能发射出“蓝”光，而我们眼球中的特殊细胞能够捕捉到这种光线，并且告诉大脑早晨到了（红光则表示我们该去睡了）。蓝光抑制了帮助睡眠并协调昼夜节奏的褪黑素，到了晚上，我们身体内的褪黑素数量应该上升，以期待睡眠的到来。2013年，伦斯勒理工学院的科学家做了一个实验：十三个实验对象在睡前被要求使用平板电脑两小时，实验结果显示，使用平板电视时佩戴了蓝光过滤设备的人，其褪黑素水平较之没有佩戴过滤设备的人多。不仅如此：蓝光所造成的侵害还被一再复制——哈佛大学的一群研究者比较了两组人群，一组暴露在蓝光中达6.5小时，一组则暴露在同样时长的亮绿光之中，实验结果显示，蓝光对褪黑素的压抑达到绿光的两倍；其对睡眠日程的修改达到三小时之多，而绿光的影响为一个半小时。
那些电子阅读爱好者，也能弄乱身体的睡眠系统。2014年《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的一篇文章指出，电子阅读爱好者的褪黑素不仅会遭抑制，他们的快速眼动睡眠时间也会减少，而此类睡眠被认为是最具有恢复功能的睡眠形式。最近，麻省理工学院一篇发表于《儿科》杂志上的文章表明，四年级和七年级的学生，凡睡觉时靠近手机或电脑屏幕并且有更长手机或电脑使用时间的，一般会倾向于觉得自己在过去的一周没有得到足够休息。这不仅是因为孩子们会在小便时间禁不住诱惑抓起手机玩游戏或者聊天，而且还因为他们的电子设备会整晚报警，影响睡眠。有意思的是，较之白人，这一现象在西班牙裔和非洲裔美国人之中更为普遍。
（林 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