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献平
南太行的旧生活与新迹象
杨献平
“南太行”所在
2009年父亲去世之后，我已经六年没回老家过春节。但我知道，在南太行乡村人心目中，春节还是极其重要的，在外地的人，不管穷富，都要回去过年。年在母亲那一代人心目中，是一年中最大、最隆重的节日。今年我决定回老家过年。2015年2月8日，我乘火车回家。到邢台正是凌晨。早上买了一些东西，朋友也开车来了。出市区向南二十多公里，至沙河市白塔镇转而向西，越过十多公里的丘陵地带，入渡口村，车子便由低到高行驶。回头一看，雾霾好像一层厚厚的泡沫板，覆盖着冀南平原。迎面的天空是蓝色的，流云在奇崛的山峰之上飘逸如丝绸。我感叹说，因为这些年铁矿挖尽，石英石、硅石等矿产几乎告罄，南太行乡村才得以与雾霾“分疆而治”。朋友长期工作和生活在沙河市政府所在地褡裢镇，周末和假期时，也很多次进山。他说，蝉房乡的空气和水好，特产也多。市区的污染程度叫人心惊胆战，很多人假期和周末都开车来山里玩。
蝉房，即沙河市蝉房乡，总面积一百六十八平方公里，一万七千多人口，大致四千五百一十八户，分布在三十五个行政村一百六十八个自然村。其西南部与武安市的活水乡数个自然村衔接，北部毗邻邢台县路罗镇诸多村落。名副其实的三县交界，并接连山西左权县下庄乡多个自然村落。中有202、309省道穿过，可达邢台、邯郸、长治、左权、和顺等地。
说话间，车子进入峭壁，山峰拔起，红岩壁立。阔大沟谷之中，有一座结着一层白冰的水库。这是秦王湖，修建于“文革”时期，俗名石岭水库。《新唐书》记载，唐初期，李世民及其将领尉迟敬德、李世等人曾率军在此与刘黑闼作战。四周层峦之中，零落着三四座自然村，尚有漆泉寺、谎神岩、药山头、插旗垴、千佛壁、狐仙洞、跳水台、五仓峰等寨墙和文化遗迹。
沿途草木萧瑟，一派焦黄。风中虽有些许土尘，但比邢台市区清新了许多。远山之间，只有数片松树和柏树犹如漆墨，在荒芜的山坡时隐时现。这里四季分明，农作物以小麦、玉米、谷子、高粱、芝麻及豆类为主；土豆、红薯、花生、萝卜、白菜、莴苣、韭菜等也颇为适宜。绵延山上，背阴处多生长杨树、洋槐、
村庄零散，或在一座山坳里，或在山半腰，一些新的混凝土结构的房屋大都耸立在路边，有些是二层，多数为一层。二层的形状，犹如一栋完整楼房从中切开，上下两层，一侧有一水泥楼梯；一层的犹如倒扣的抽屉。屋檐特别宽和长，可以遮住斜打的风雨。一些以前的荒滩路边，也多了类似房屋，饭店、理发馆、超市、批发部、山货销售点等等，一应俱全。
我大为惊异，这种房屋六年前极少，一个村子里能有一两座，鹤立于灰败破旧的众多石头房屋之间，就算是一道很抢眼的风景了。朋友说，蝉房乡这几年很不错，开发了几个旅游点，发展农林和果木，农民收入比前些年要好一些。
乡政府设在蝉房村，当然是全乡的中心。满村子的新式楼房，从河滩边一直铺展到各道山坳里，各种店铺林立铺展，将公路挤得犹如乌黑的盲肠。以前的文化站和医院搬迁之后，竟然修建了一座广场。临近春节，狭小鄙陋的广场上堆满了售卖年货的摊点。乡政府还是二十多年前的石头结构。在各地政府办公楼越来越漂亮的大背景下，蝉房乡政府办公楼还能坚持“本色”，不免让人有点肃然起敬。
再行十多公里，才是我出生并长到十八岁的村子——南沟，位于蝉房最西部，人口一千七百多，分布在八个自然村。南、西两面，分别翻过一座山便是武安市活水乡辖域。据首部成书于康熙年间的《畿辅通志》及修撰于明万历年间的《沙河县志》载，此地有修建于明英宗年间的黄背岩、大岭关长城，与武安市活水乡长寿村、山西左权县塔铺村相邻的峻极关，邢台县路罗镇白岸村与左权县下庄乡上庄村为邻的货郎神关，同为明“真定十三镇”长城一部分。其主要目的是防止盛极一时的蒙古右翼土默特首领俺答汗大军越过太行山，南取中原，北危京师。1630年冬季，李自成军啸聚蝉房及武安北部，一代廉吏和将领、大名总兵卢象升带兵在小西天（即今蝉房乡境内的奶奶顶）将之逼走。抗战时期，刘伯承、邓小平、范子侠、陈锡联、秦基伟等将领及其所率的129师在这一带活动。
“散沙式家族”及乡村权力结构
我带儿子回家，母亲当然很高兴。儿子在城市和部队大院长大，但对乡村并不生疏。此前每一年寒暑假，我们都要带他去农村住一段时间。不一会儿，他就和弟弟的两个女儿、一个儿子玩在了一起。弟弟于2013年新盖了房子，也和沿途见到的一样，平房，但更宽更大。母亲说，弟弟的房子是咱们南沟村目前最宽的。弟弟盖新房子的时候，我回来三次，虽不能全程参与，但在经济上也出了点微薄之力。几个房间转了一大圈，只见房子修得结实、漂亮，感觉很舒服和通透。这也是母亲最大的心愿之一，即看着弟弟住上新房子，在村人面前觉得荣耀，自己才心安。这是村人普遍的想法，在他们看来，为人父母，一生有四件重要事情。一是修建新房子；二是孩子们读书有出息，最好能在政府部门工作，至少是个公务员；如果能做官，掌握一定的公权力和资源，那更是全家人乃至全村人的“福分”。实在不行，做农民聪明，能赚钱糊口，儿女双全，也是福气；三是儿女婚嫁得好。比同村一般人家各方面优胜一点，那就是最舒心的事情了；四是安度晚年，“打发”（为老人送终）好自己的父母及媳妇儿的父母。
晚上，邻村有人娶媳妇。按照乡俗，其他村人晚上可以去道贺。我在乡村时，此类事情也多在冬天操办，大致是因为农闲，食物不
会很快发霉等方面的因素。所送的礼也是以村为单位，几个人凑钱买一面被罩、床单、开水壶之类的。因为弟弟在外搞运输还没回来，母亲让我去，并一再叮嘱我说，上五十块礼金就够了！
这是一项新的变革，也可以看作是乡村效仿城市某些“规则”的一个例证。但母亲怕我装大方，上的礼金比别人多。我虽然多年不在家，但乡里的规矩和人情世故还没有忘记。同样的事情和对象，若是上的礼金比其他人多一点，不但讨不了好，且还会引起其他人不满，甚至受益者也会背后骂你傻或者说“瞎装蒜”。乡村世界始终有自己的一套游戏规则。
摸黑到村里，叫一位堂哥同去。堂哥和我弟弟一样，前些年在铁矿谋生，近些年已买大型卡车，往返于陕西神木、左权、和顺、阳泉和内蒙集宁等地拉运煤炭为主要经济来源。他的父亲，我叫大爷（堂伯），是村里目前年岁最长的老人，但并不是村里最有权威的。
我们村与附近其他自然村不同的是，全部杨姓，而且出自一支。先祖即明永乐年间从山西迁徙而来的同胞三兄弟及其家眷，逐渐繁衍成村，至今有一百三十八人口。几十家人同族同宗，但很难相互掣肘。也从没有家族大会，真正宗法意义上的“家法”和乡规民约更无从谈起。在具体事情上，多以现实利益取向为凝结点，几户或单个家庭站在各自立场上，进行斗争，取胜的一方，一是家庭人数众多的，二是掌握实际权力的。起初大家可以自由表达意见，甚至争吵，实在闹得不可开交时，多数采取暴力方式解决。谁的拳头硬，人口多，谁说了算。这是乡村由来已久的传统，尤其是北方。
从我记事起，村子的秩序就是混乱的，无论再年长，也难以说话算数，任由村人各行其是，男性人口多少是能否主导村里事务的主要因素。再向上，是村一级的支委会成员及支书、副支书、村主任、副主任、会计、支部委员和党员一类的村干部，但村干部多数除了党员身份之外，本质上还是农民，说话办事的力度在不同家庭面前，分量也不均等。如家庭中有人在市委、市政府及其下属机构、企事业单位任职的，村干部则会偏向或干脆听从于他们，甚至不用当事人暗示和明说。在处理乡间事务上，一是自觉屈从于比自己更为强势的公权力掌握者，二是在同等家庭背景之下，倾向于与自己沾亲带故或平素关系不错，甚至在经济上较优者。
日渐稀少的老人和年轻者的谋生之路
常年在外讨生活者回村，看望自己爷奶父母之外的同族长者，不仅是一种礼节，且还被认为是“懂事儿”、“不忘本”的优良表现。去堂哥家之前，我先去看望了他的父亲。不是象征性的，绝对真心实意。对于我这样一个少小离家外出参军，至今还在外省混生活的“外边人”来说，几乎每一次回到老家，就会发现村子里不知何时少了一个或者几个人，对于过早失去父亲的我来说，这是最大的悲伤。我愿意每一次回去都还能见到长辈和熟悉的人。村里老人，就是村庄的活化石，那些久远往事的蛛丝马迹，唯有他们记得，还能够讲述，特别是村庄那些由始以来的规矩、禁忌、风俗等等。堂伯腰身佝偻，须发皆白，见我来，非常热情。我询问了他的健康状况，说了些体己的话，又说起去祝贺他人的婚礼。堂伯说，现在上礼都是钱了。时代变了，啥都不一样了。与堂哥一起步行往邻村走时，他说，由山西、陕西、内蒙而河北拉运煤炭，间或长途拉运其他货物，如食品、棉麻制品、汽车和玻璃、汽车零配件，远走新疆、云南、海南等地，是蝉房乡民众近十五年来一项不衰的职业，也是多数家境尚还可以，且能够建起新式房屋的
主要经济来源，仅蝉房乡境内，至少有两百人以上从事这一行当。
我弟弟也得益于此。十多年来，他几乎都在从事这一行业。最初几年，是给其他车主作雇工，一月工资从三千八涨到六千左右。按常理，弟弟常年跑车，挣的钱该不少，但实际上落在他自己手中的钱却没有多少，多次被不同车主克扣工资，或者被人无故诓骗。我分析的原因是，弟弟太过老实，对人太实诚，好就好得不分你我，坏就坏得仇深似海。直到他2014年5月与干姐夫合伙买车，不久又因为性格不合分开，他自己原价将卡车置于自己名下，单独拉运煤炭开始，七八个月时间，就赚到十二三万块钱。同行业的其他人也和弟弟的情况类同，多数时间单独驾驶，到山西和顺、左权拉煤，基本上一天一趟，每趟净利润一千到三千不等。
堂哥还告诉我，咱这里，条件稍好一点的人家，一个是前些年在煤矿铁矿干活挖了一瓢的，另一个就是开大车拉煤的，再一个就是做点木材、山货购销生意的和承包荒山的。普通人家都栽种板栗树，基本上一年都能卖个两万到十几万块钱。承包荒坡栽种板栗树收益最大的一户人家，是邻村姓刘的一家，同胞兄弟三个。他们以绿化改善环境生态为由，持续申请并得到政府补贴；但最大的收入还是板栗销售所得。
南太行山历来产板栗，明时为皇室贡品，称“明栗”。这一南太行“支柱性产业”首先兴于与蝉房乡西北一山之隔的邢台县路罗镇，进而得到沙河市政府在西部山区的推广。南沟村虽然没有得到政府财政支持，但村人见他人栽种板栗树得益，便自发购买树苗，将先前自己荒坡上的苹果树、树，甚至紫荆灌木、洋槐树等伐掉，刨松土地，逐一栽种了大片的板栗树。大致三五年时间，板栗树才会开花结果，十年以上的板栗树一棵所收获的板栗可以卖到一百到三百元。
娶媳妇的那人在西沟村一色刘姓。进屋，已经有很多人来了，分别来自其他几个自然村，一色外姓。坐定，才从众人言谈中得知，新娘竟然是保定人。我很惊异，至少在五年前，很少有外地女子自愿嫁入南太行乡村，特别是以偏远、贫穷著称的蝉房乡。我们南沟村更不必说。
堂哥告诉我，这种情况这些年很多，不仅保定，还有湖北、湖南、四川、山东、河南等地的闺女嫁到咱这里来。多数是年轻人在富士康和外地各行业打工时认识之后恋爱带回来的。这个情况我曾有耳闻，但没想到这么多。大致十年前，我们南沟村有七八个半生光棍者，从人贩子手中买媳妇，不过一年，基本上都跑掉了。有几个生了好几个孩子，最终也还是连孩子一起没了踪影。那时候，老人们说，外边的人，看不上咱这穷得只有石头蛋子的山沟，不跑那是还没到时间。不过十年，情况完全不同了。而且，从堂哥及其他人的反馈看，那些外省甚至市区的媳妇儿都在这里很安心，夫唱妇随，不到半年时间，就是满口的当地口音。其中不乏年轻貌美、聪明伶俐者，家境优于男方者。
同桌的大都是年轻人，有的面熟，有的陌生。我在外二十多年，早又有两三代人诞生并长大。他们之间也相互聊天，主题是挣钱。谈论和相互打问哪里的活儿比较好干，能挣钱，哪里不行，老板操蛋、杂种，还相互询问对方去年的收益。我在一边听着，大致理出了三个与以往不同的迹象。一是邢台、沙河、武安、永年及石家庄、保定、承德、张家口等地的煤矿和铁矿被关闭后，先前以此为生的年轻劳力多数转向本市范围内的大大小小的玻璃厂、面粉厂、石子厂和煤场从事体力劳动；有一部分人以招工、托人等方式，进入先前的国营煤矿，现在的能源集团公司，下井或从事与采煤相关的职业；二是多数门路不广的年轻人选择在本村侍弄板栗树、农闲时就
近打工、做小生意、被卡车车主雇用协同其跑长途拉运输的生活方式；三是以养蜜蜂、学习果树栽培、修剪及农林禽畜病虫害防止和相关药物贩卖为主。
他们共同的一点是，不再到外县、外省常年打工，如砖厂、选矿厂、物流搬运等，而是不约而同地回到村庄。用他们自己的话说，不出去打工也饿不死，至少有坡上那些个板栗树顶着。这和我六年前了解的情况不同。那些年，每次回家，听到的都是谁谁谁在煤矿铁矿因为冒顶、瓦斯爆炸、塌方、地下水倒灌、触高压电等原因死亡的坏消息，我初中同学中就有三人因此罹难或终身残疾。死难者的妻子再嫁，因为财产分割、子女抚养与公婆亲人变仇家者比比皆是。私人开办的煤矿铁矿被关闭后，这类情况减少了许多，至少近几年内鲜有耳闻。
政治权利结构的本质触动
第三天去“送闺女”。这也是南太行乡村一个习俗。一家闺女出嫁，全村同姓者及直系亲属都要去“送”，是谓“送闺女”，即同族人并亲属将出嫁的闺女送到男方家，吃喝一顿再返回。这一次送的，是我们村另一个堂哥的女儿。我参军时，她还是一个穿开裆裤、吊着鼻涕乱跑的小妮子，现在却嫁为人妇，使我不由得感伤于时间的迅疾与不可思议。与嫁到本村的外省闺女相反，本村的闺女却很少嫁到外省和外县。这里面，自然有生活环境、文化背景和经济条件因素，也是村人闺女“嫁得近，守得住；帮忙多，照料容易”的传统观念所致。村人认为，孩子无论男女，距离近，就能沾上光，使唤得上，有个活计可以帮忙，老了不便的时候，儿女照看起来也方便。在此观念之下，村里的闺女嫁到市区、外县、外省和国外的，寥寥无几，除非考上了大学，在某城市工作。近半个世纪以来，蝉房乡境内仅有一户人家的闺女嫁到了美国，那是因为其父在邢台市委工作多年，她读大学时与美国一留学生相识相恋结婚，跟男方定居美国。几天后，在与一位同村大嫂聊天时才得知，闺女嫁的远近，不是只有这些旧想法，还有新潮流。她说了一个情况，2015年初，蝉房乡某村选举村主任时，一兄弟没有投亲哥哥的票，哥哥举家与弟弟一家闹，并声言从此恩断义绝，老死不相往来。
这也使我惊异。在我印象中，蝉房乡是沙河市最偏远、最贫穷的一个乡。尽管此前有乡干部以蝉房乡人均年收入五千元，因而擢升的事情，但实际情况人均五千块绝对达不到。那时候，村干部一年只有二千到四千元不等的“工资”，再加上各村情况不一，在公共事务上多以“人多势众”和“联合上层权力和资源控制者”为手段分高下胜负，村干部的实际作用几乎等于零。很多人对村干部这一“职位”不以为然，大都是乡政府委任。有些经济收益不错的人家，“给”也不干。
大嫂说，现在党员可吃香了。她的意思是，党员可以参与村支委会各项事务的研究和决策，并且在选举中有绝对发言权和投票权。按照她的话说，群众不投票没啥，即使投票也不过冒个泡泡而已，党员不投票，就是一个倾向、一种意见，再说，哪个党员不投票的话，别说村干部，就是乡干部也得掂量掂量。还有的，乡党委书记还得亲自做思想政治工作。
她的话未必符合党的基层组织选举程序，但也道出了一个真实情况，党员在乡村当中的政治作用和影响力较五六年前更突出，尤其是在参与基层党组织建设和村干部选举中的作用得以进一步体现和加强。
这也说明，选举这一民主方式的“缓慢介入”并融入到乡村基层组织基本制度之中，应当说是中国北方乡村一个从未有过的变化。它必将或已经对延续近半个世纪的，根据上
一级某个领导个人好恶“任命式的”乡村一级的权利结构形成冲击，甚至从本质上撼动乡村政治，进而影响到乡村的现实生活和精神文化层面。
在实际生活中，许多村干部也开始注意到这一点，日常生活中，多注意搞好与大家族、经济条件尚好、家庭有成员在省市县部门任职等几类人家的关系。当然，这样也会导致他们在处理事务中出现偏倚现象，牺牲小部分，特别是小门孤户家庭及其人员的利益，取悦以上人家。这既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政治手段，也是一个巩固个人在乡村社会中权利和地位的必要方式。稍后，在与其他人闲聊中，因为涉及到本村，很多人含糊其辞。本村人一道沟里生活，一片天空下烟熏火燎，抬头不见低头见，相互之间牵扯的人情事物太多，谁也不愿意就选举程序和结果、个人投票实情合盘直言。在选举上，我大致获得了以下几个方面的信息。一是政治力量团伙化。即在本村有一定经济、政治、文化影响力的人自觉形成一派；一些没有经济实力但有党员身份的人也与之呼应，或干脆联合与自己各方面条件差不多的家庭或其成员，采取正当方式与之抗衡；二是普通群众的政治权利得到增强，尽管没有其他有效权利，但拥有了投票权。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诉求和喜好，投出完全属于自己的一票。他们的票，不再是“做样子、装门面”，尽管最终结果并不怎么透明，决定权也不在他们，但他们终于有了这个权利；三是通过选举这一民主方式，群众基本上可以决定他们喜欢的村干部人选榜上有名。
送完闺女回来，我才又得知，在这位堂哥的闺女到底嫁到哪个村的问题上，也牵扯了村干部选举。堂哥的胞兄和胞弟希望他把女儿嫁在本村，并充当了媒人角色。婚事就要成功的时候，他闺女却看中了邻近武安市某村的一个小伙子，并征得了父母的同意。堂哥的胞兄和胞弟对此非常恼火。侄女儿外嫁邻县，就等于失去了本村一大家族势力的政治支持和“无比珍贵”的多张选票。因此，胞兄和胞弟便与这位堂哥闹僵，甚至大打出手。我为此唏嘘不已，并深感乡村的政治权利结构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普遍唤醒了乡村人的政治观念和“选票”意识，也深刻地反映了当下北方乡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一种新的自我政治权利认识，和正在调整的“中国式乡村民主主义”原始景观。
生活变迁和自发的“城镇化”建设
腊月二十五，年关将近，在外从事各行业的人陆续回乡，提着大包小裹，有的还开着皮卡或轿车，大多为十万块以下的长城、五菱、长安、普桑等。所带物品中，以肉类和烟酒居多。从这个层面看，我们村子的生活和经济水准确实长足进步。六年前，香烟普遍五块钱一包的“钻石”，最多七块钱的“钻石”。酒水一般二十块钱算是最好的了。现在香烟都是十块钱一包的“钻石”，再稍微好点的是十八块钱的“黄鹤楼”和二十二块钱的“云烟”。白酒价格一般在四十块钱左右，主要产地有山西、河南、山东和河北，各种牌子。六年前，春节燃放鞭炮只限于鞭炮和“两响”（即点燃后爆炸再腾空再爆炸一声），现在则增加烟花。以我们南沟村为例，腊月二十三后，仅有的两家小卖部前堆满了各种烟花，售价在一百元到两百元之间。还有一种长达一百米的大花炮，售价一百六十元一盘。另一个方面是，冬天的南太行乡村，新鲜蔬菜绝无仅有。而且，这一带乡村人们基本上不怎么热爱蔬菜，普遍认为面食、大米、肉类、鸡蛋才是上好的食品。近三五年以来，购买蔬菜的量非常可观，几乎家家户户都要购买，不仅节日，平素也是，并且因此形成了一种新的饮
食方式和生活习惯。与此相对的是，十年前，村人认为喝酒是一件奢侈和糟蹋钱的表现，是败家的行为。这次回家之后，因为乡邻和同学多，我几乎每天都要喝上一两场酒。地点在各人家里。炒几个菜、几瓶酒，边说边喝，有时候还“搂豹子”、“发扑克牌”、“划拳行令”，有点赌博的意味。过年期间无论到谁家，都要喝酒。有些观念陈旧或者家境不算好的，也就是让让，不真的开封。有些家境好的，不喝也强要你喝，还纠集来一帮平时相好的工友、乡友和酒友，来陪吃陪喝。
距离我们村五里的石盆村是一个比较大的村落，四个大小相当的自然村坐落在宽阔的河滩两边。改革开放之前，南沟只是石盆村下属的一个小队，现在则是南沟、南街、北街和梧桐沟等四个大队“分而治之”，石盆村是四个大队三十五个自然村的“中心”地带。学校在这里，主要的商品贸易也在这里。四个大队的人进出都要路过，因而成为沙河市西部山区一个“繁华”所在。
我母亲娘家就在石盆村。腊月二十八，我和妻子去看望还健在的二妗子和小姨妈小姨夫。还没进村子，就看到诸多的楼房沿着河滩曲折而建，一色的半片楼，之间夹着几座同样砖石混凝土结构的漂亮平房。众多的百货批发零售店、粮油店、银行（居然也有了ATM存取款机）一字排开，商品琳琅满目。就连楼房之间的小通道，也变成了缝纫铺、糕点房和补鞋匠等商业点。
我记得，这面河滩以前堆满大大小小的鹅卵石，流水潺潺；几乎每年夏天，都要爆发一次山洪，有几次还冲掉了石盆村的几座房屋。表哥说，现在三间房子的宅基地要花十几万，好的地方至少得二十万，还只是宅基地，不算施工和修盖楼房费用。在石盆村盖一座房子的费用，完全可以在沙河市区买一套一百平米左右的商品房。表弟也说，石盆村的房基地去年二十万还可以拿到一块，今年二十万已经不行了，至少也得二十八万以上。另一个颇具财力的表弟说，他准备在河滩上盖几栋楼房出售，这里的河滩已经被他逐步收购。
也就是说，石盆村已经开始了城镇化建设，而且在不知不觉当中。政府号召或者推行工作都省略了，村民们无意识地“实践”和“肩负”起了“农民的城镇化”建设。据我所知，十年前，河滩边上的一块宅基地值不到一万块钱；五年前，河滩一块三间房子的宅基地卖到了五万块；近两三年，一路飙升到二十多万。这是很多人做梦都想不到的事情，也是很多人发家致富的飞来“法门”。从已然楼房林立的河滩边走过，我百感交集，看着一个个陌生的面孔，来来往往的各式车辆，感觉恍若隔世。这一片曾经寥落的村庄，现在俨然有了繁华小镇的模样。
混乱的信仰和变化的风习
年三十，是南太行乡村人最为肃穆、庄重、喜庆和充满各种禁忌的节日。母亲没有皈依基督教之前，每年此时，蒸好第一锅干粮，首先要去村边的土地庙跪拜一番。土地庙修建年代不长，我刚记事时还没有，七八岁时忽然就站在了老村路口。村人有神就去拜，无一例外。大年初一到元宵节，鞭炮皮堆满庙门，香烛不分昼夜。现在想来，那时候的土地庙，有些类似祠堂的味道。在村人心目中，“土地”这一个亲民的“小神”，掌管了村人安全、生死并日常生活的诸般事宜。十多年前，基督教一夜之间传入南太行，邢台、武安、沙河等地很快耸立起诸多教堂，而且修得比校舍还好，更远超各村支部会议室。大年二十九上午，有人来叫母亲去听一个传道者讲道。中午，母亲请那人到我家来吃饭，目的是让我也听听。那人自称是邢台县前南峪人，一坐下，就开始滔滔不绝，讲的都是主的神
明和唯一，再加上死后上天堂之类的。我仔细听了一会儿，发现他讲的那些事例都站不住脚。譬如说，某村一个人患了癌症，就要死了，信了基督教后，几个月又好了。诸如此类，多玄虚。从他的宣讲中，我也适才明白，中国人是彻头彻尾的功利主义者，所有的宗教要想得以传播，收获信徒，必然要和中国人的世俗愿望、现实功利诉求有效结合。
我对正当、悠久的宗教无比尊重且心怀敬仰，甚至也信。但那位传道者只是发挥了他善于说话的功夫，并没有理解《圣经》真义。我有点不耐烦，他仍旧嘴角冒白沫。这样的教徒和传道人，还算是南太行乡村诸多基督教徒中的佼佼者，善思想，善表达，语言也很有蛊惑性。与之相对，还有一些秘密教门存在。纸币上，马路边，很多“某某功”的标语口号。乡、村两级曾专门组织人涂抹和清洗过，但仍旧“卷土重来”。2010年夏天，村子里曾出现过几个神秘的外乡人，有男有女。这些人昼伏夜出，行踪诡秘。村人大都采取与己无关、听而不闻、视而不见的态度。不久，公安部门突然搜查，当场捕获了这些全能神教的顽固分子。
乡村的信仰是混乱的，多种宗教甚至邪教竞相渗透。这一现象某种程度上也是整个时代的精神和信仰状况的缩影。相对于这些，我还是怀念和喜欢幼时乡村的“万物有灵”，甚至有些近似萨满教的朴素信仰。至今，一些老年人还恪守那些信仰和禁忌。如大年初一早上天不亮不能泼水、不能开抽屉、不能拿针；不能说“咋还不起呢”、“你就躺着吧你”等等不吉利的话。在村人看来，初一早起象征着一年身体健康，做事顺当；谁家起得早，放的鞭炮多，都是好兆头。
除夕夜，无论哪个房间，都要亮着灯。灯是生命的隐喻。看完春节联欢晚会，各自回屋睡觉。早上三点钟前后，就应当起床。男人先是在院子里燃放一挂鞭炮，再到院子里大鸣大放。女人则洗漱，生火煮饺子。不知从哪一年开始，村人不再以大年初一起大早为荣。现在基本上五点钟才起床。这令我有点失望，十分怀念幼时的大年初一凌晨哪怕冻得骨头打颤，手脚生疼，也还是到院子里燃放鞭炮。天不亮，就跟着父亲先去爷爷奶奶家磕头拜年，然后再到其他叔伯哥嫂家磕头拜年。那时候，村人都不富裕，给孩子们的，只有鞭炮和糖块，鞭炮是一枚枚地拆开的，一抓一把。到村里转一圈回来后，衣兜满满的，鞭炮和糖块都粘在了一起。
大年初一早晨五点多，我们一家并弟弟一家一起，给母亲磕头拜年后，我带着儿子到村里给长辈们磕头拜年，转了几家，儿子就有了一袋子小鞭炮，而且是整的。回到家，他和弟弟几个孩子一起，把二三十挂鞭炮连在一起，放在大门外的水泥地上点燃，噼噼啪啪了至少五分钟。
觉醒的无奈与无力
初五一大早，受大姨的孙女婿邀请，去爬石盆村附近的大寨山。孙女婿叫曹江平，人都喊他老江，但也就二十五六岁。听人说，这个江平很有能耐，在村里混得如鱼得水，人不敢惹，脑子灵活，一般村事都能摆得平。几次接触，我也觉得江平很会说话办事，还爱读书。大寨山与山西昔阳县的大寨同名，但名气却小了很多。虽然咫尺之遥，抬头可见，但我从没登上过。弟弟两口子和我爱人想去烧香拜佛，我也想借机去看看。这座山，应是石盆村海拔最高，名声也最大的。山上有巨型石崖，石崖下有建于明万历五年的佛岩寺，石碑还在。庙于“文革”时被拆毁，后又有人集资修建了简陋庙宇。沿途，江平指着满山的板栗树说，现在，咱这里的人就靠这树了。家家户户都栽。要不然，咱这儿还真是没办法挣到一分钱。
板栗树完全可以称得上蝉房乡人的“衣食父母”，让这一带的人有了“经济后盾”，获得了难以言说的心理安慰和精神支撑。站在大寨半山腰上俯瞰，起伏山岭上，莽苍乡野间，都是黑压压的板栗树。因是冬季，树枝还是光秃的。上山石阶路上，遇到几个熟人，他们都表示，佛岩寺的佛很灵验，上去就拜拜吧。其中还有几个中学同学，攀谈起来。他们一直说，要是能把大寨山开发一下就好了，北边邢台县、南边武安市都弄得人马不断，车辆成行，大小旅游景点一个接一个，要是咱这里也像人家那样的话，就不用一过年就想着去哪儿干活挣钱了。
他们的言语之中，多是渴望和无奈。说起村里的选举、公共事务，也都各抒己见，兴致高涨。我说，关于蝉房乡的开发，不是一人之力所为，需要政府的倡导和组织。这些年来，我也就蝉房乡境内的旅游资源进行了持续考察，几乎每次回去，都要去山里转转，找老人们聊天。综合起来，蝉房乡及其环山间，特点独具又有确凿传说故事的山有：大寨山及其佛岩寺，高山泉水，野生木耳、平坦如镜的山顶；与之毗邻有形似公驴生殖器的独山，当地人称之为“驴鸡巴山”。
我们家对面南山，森林遍布，野生浆果众多，水源充足，最高峰是由山顶独立拔起的和尚山，酷似一方丈向西合十。与之毗连的茶壶山半山腰上，有一天然石洞，石炕、石桌、石椅、石灶一应俱全，传说道家名人张三丰在此修行，朱德也曾在洞内住过几天。梧桐沟内五指山，犹如五指散开，惟妙惟肖；落日之下，红岩璀璨，伟岸峭拔；接连货郎神关并峻极关。南沟村有黄背岩长城，为省级保护文物，近年又出土铁剑、盔甲，明中期的官牒文书若干；石盆村西南五里处有大岭口关。蝉房乡境内有北武当山，张三丰与妖作战取胜，插剑在百米高的石崖，至今依稀可见；温家沟村境内有奶奶顶，即明大名总兵卢象升击退李自成部队的“小西天”。再向东两公里，便是秦王湖景区。
如果将这些景点统一开发，连为一体，再加上当地特产，并配套的服务设施，优化住宿、旅游条件，强化景点趣味，并组织人力搜集整理相关民间传说，大力宣传，再与邢台县、武安市诸多景点相呼应，当是一个比较好的提升当地经济自足能力的方案之一。在此基础上，就一系列的农产品进行深加工，并实验新的农林品种……对我的说法，他们都表示惊奇，也兴致盎然，很多同学说，在这里生活了快一辈子了，这些历史由来还是第一次听说。我笑笑。其实也知道，这不是个人力量可为。牵扯事务太多，如与林业、水利部门沟通，怎么让政府来主导？道路修筑、景点开发、配套设施等等势必影响到很多人家的实际利益，怎么妥善解决？都是问题。
中午吃饭时候，几个人说起癌症、子女教育、儿孙住房、粮食和农林等问题，一个个满心焦虑。他们说，现在十个死去的人至少九个半是癌症，宫颈癌、血管瘤、胃癌、肺癌、肝癌、脑瘤等等，啥癌症都有。再过四五年，以后生的孩子们都没地方盖房子了。现在娶一个媳妇，不仅家里要有楼房，市区也得买一套，最小也得八十平。村干部选举，选出来的大都干不了事，还有的只知道往自己兜里装……诸如此类，他们说了很多，但最终都只有摇头叹息。
几天后离家，有些不舍，看着众多新建的楼房和平房，奔驰来去的车辆，行来走去的乡亲，也觉得悲伤。这一次返乡，我真切感受到乡村正在变，从思维观念到日常生活，甚至文化习性和精神信仰，对我都是前所未有的触动。前五六年，乡人多数以打工谋生，零散在沙河市四周的矿山及乡镇；近些年，大都回到了自己出生的地方，娶妻生子，一日三餐，尽管板栗树可以聊做后盾，勉强有点“底气”，但仅此一项，肯定距离他们的“理想生活”还有
相当大的距离。作为转型期的北方乡村，一切问题的源头还是经济。唯有经济和教育，才能真正带动和开动这架彷徨无措的“老机器”，并使得它在各个层面“觉醒”，进而自觉“领取”原本就属于自己的政治权利，并加以有效地运用。但目前来看，这一切又是混乱的，没有头绪。他们有心使得自己的生存环境和经济能力更为理想，可总是从小处出发，自我利益至上。如今的村庄，几乎人人都渴望一种新的改变，但不知从何入手；人人都想借助既有优势，坐地赚钱，可又无从实现。他们没有方向，满是焦虑和不安；他们没有支持，只有自己挣扎；他们更没有“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互助意识和“全局观念”，只追求自己比别人强一点，就觉得很满足了。
混乱无序而又充满生机和可能性的故乡，我深深地祝福你！
杨献平，作家，现居成都。主要著作有《沙漠之书》《生死故乡》等。
《开放时代》（双月刊）2015年第4期目录
专题：抗日战争与中美关系
吕彤邻 抗日战争战争时期中美外交关系的转化及其理论基础——“抗日战争与中美关系”专题导言
章百家 不对称的同盟：太平洋战争时期的中美关系
周 勇 周昌文 70年后的再研究：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由来——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为基础的考察（1942—1944）
周祖文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对美政策的演进武 云 抗战时期中共民族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人文天地
周展安 探索中国共产革命的内在逻辑——以20世纪40年代延安哲学界对“力行哲学”的批判及其对“唯物论”思想的阐发为中心
经济社会
吕德文 灰色治理与城市暴力再生产——鲁磨路“城管”实践的机制分析宋 磊 格申克龙-道尔命题与中国实践
法学与政治
潘 毅 中国革命再探讨：阶级视角的回归刘建平 战后中日关系的“钓鱼岛问题”史——知识生产与传播战略再思考
王行坤 党国体制与后政党政治——基于中国社会主义经验的讨论
李翔宇 中国人大代表行动中的“分配政治”——对2009—2011年G省省级人大大会建议和询问的分析
“他者的世界”
周如南 歧视的地方性逻辑：凉山彝区家支整体主义下的疾病应对与意义生产
张 亮 从“占人后裔”到国家公民：三亚回族的身份认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