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君峰
题记：谨以此篇小说献给那些为洛川牺牲的革命烈士，献给在洛川历史百年进程中默默献身的无名英雄，献给我光荣而神奇的村子。
“我已经很老了，很多事情已经记不清楚了。早些年的事情得让我好好想想。”爷爷说。
我的家乡洛川县历史悠久，原始社会即有人类活动踪迹，后秦姚苌建初八年（393年）设洛川县。我们洛川这个县是因为洛河穿境而过得名的，这个我上中学时就从老县志上知道了。自己家乡的历史还是得知道一点的。县志上有红军活动的记录，我后来才注意到。到我们村子里去问一下我爷爷吧，他也许知道。
爷爷和奶奶两人住在老村的窑洞里，不肯到我们家在镇子上的楼房里来。他们像两棵固执的老树，土地里有太多他们的根梢，他们离不开老村子。在老院子的浓浓树荫下，爷爷给我讲起了往昔的故事。
一道赤色的云彩从东边日出的山脊一直拖到西边，几乎把天空覆盖严实了。我爷爷说，好多事他是从我老爷那儿听来的，他那时候还小。我想叙述者不止我老爷，也许还有我们村的其他人，这毕竟是村庄几代人的集体记忆。我老爷说：“这种云彩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它是那么的红。”
关于这道云彩我后来还知道了其他的描述。大意是：这是由无数只东边飞来的赤色小鸟组成的，这些鸟合成了这样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大鸟。它们的翅膀在天空扑扑作响，它们的啾啾鸣啭响彻村子上空。它是盘旋翱翔的，是低飞高去的。它是被很多人亲眼看见的，那神奇的红色光芒映红了所有见过它的人。
那道红色的云霞真是奇特啊！这云彩从塬上飞过，它的身姿诡异而奇怪，刚从睡梦中醒来的人揉着还没睡醒的眼睛看着它，有人说像龙，有人说是凤凰。他们不知道这预示着什么。我猜测我们洛川县所在地凤栖镇就是因此而得名的。据说这只赤色大鸟最终落在了县城所在的位置，隐去身形不知所终了，而此地日后的繁华更是有了让人说不清楚的神秘莫测。
“那时候还没有我们现在的村子，那时候现在村庄的位置上长满了玉米，绿纱帐一样的玉米发疯般生长，不知疲倦。我们小孩子整天在田野上跑来跑去，仿佛那些玉米就是我们的兄弟。这些玉米包围着我们的村子。”爷爷说。爷爷说这话的时候胡子晃动着，他那个旱烟锅子被他吸得滋滋响。“过去村庄的位置现在全是苹果园，几十年的时间一晃就过去了。这大概就叫沧海桑田吧。”爷爷年轻时候在村里当过会计，说话也是一套一套的。
我知道，老村子没了，新村子建起来了，老村子虽然没了，但原来的那些事却不会消失，人们怎么会忘记历史呢？
“红军，你们说红军？当然来过啊。红军在我们的西厦房住了十三天，我知道。”爷爷得意地说，“红军首长徐海东就住在我们家西厦房里。”
“红色的云彩有啥奇怪的？不是天天有吗？”我是这么想的也就这么问。爷爷说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他还说：“第二天红军就来到了我们村子。红军来了，可不就红了嘛。”
我们坐在窑洞门前，这时天边的夕阳已经西沉，夕阳染红了半边天。我说是这样的云彩吗？“不是，不是，这怎么能和那个云彩比呢？”我从爷爷的眼睛里，从一双年近九旬老人的眼睛里看到了一片奇特的、神秘的云，云里，有我爷爷的奶奶。
我印象中，我的太奶整天踮着小脚，晃晃悠悠地走路，然后就是坐在大门口的楸树桩子上。夕阳下太奶眼睛一眨不眨盯着村口，她苍老的脸和佝偻的身影被映得红红的。
据说我太奶的寿命是村里最长的，她陪走了我的太爷，陪走了我的好几个老爷。太奶一生不识一个字，如果文字是光明的话，那么，太奶一生就活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她一生没有去过洛川以外的其他地方，可就是这样黑暗的太奶，却诞下了红色的儿子。
不知道是红色的云彩带来了红军，还是红军带来了这奇特的天象，总之，红军来了。
在此之前，段狗子从县城提前回来过。段狗子是老财主段老九的儿子，他是县民团的小头目。这些人骑着自行车从西边马连沟坡路上回来。村中庙门口大榆树上的铜钟被拉响了，全村人几乎都挤在了庙门口。我爷爷当时还是小孩，没见过自行车，他们一群孩子想摸摸人家的自行车，却被一个拿枪的吼了一声，都吓跑了。段狗子扯着嗓子大声喊话，大概意思是：“南边要来一批红毛鬼子，这些红毛鬼子是要吃人的，这些人共产共妻，厉害得很。大家能跑的赶紧跑吧。”大家你一句我一句的：有些说红毛鬼子有啥怕的；有些说红毛鬼子还能有黄龙山的土匪厉害呀；有些说红毛鬼子还拉壮丁吗？不怕，要跑也是躲进老寨子……老寨子在村北边的沟畔上，三面临沟一面有十几丈高的城墙护着，这是村民们祖祖辈辈躲土匪的地方。大家一有紧急情况就想到老寨子，还是有几个人躲起来了。
爷爷说：“我父亲胆子小，他和村上另外两个年轻人就跑了，躲在村子东南的扁担梁上。他们是害怕被抓了壮丁——国民党抓壮丁，段老九派任务，逃进老寨子也不行，村里好多年轻人都被国民党抓了壮丁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爷爷说的他父亲就是我老爷。这三个人亲眼看到了红军和东北军的血战。
村里人在看到“红云”后的那天晚上就听见了轰隆隆的雷声，可是院子里没有下雨，天上没有云，星星密密麻麻。窗棂子上的纸被震得呲啦啦响，窑背上的土块震得向下掉，有人恍然大悟说是枪炮声。我太爷、太奶，我老爷、老奶，我的几十年前的一家子人，当然没有我，我父亲估计还没影呢。我们全村人都看见南边的天空几乎被炮火照亮了，天上的星星瑟瑟发抖。跑吧，村里好多人都躲进了老寨子。我们家院墙高，没跑。段老九也没有跑，他们家有枪，他们家院墙比我们家的还高。
第二天，红军就来村里了。第三天，我太爷把红军首长安排在我家的西厦房。太奶带着人给红军烧水、做饭。“为啥要给红军做饭呢？红军逼你们了吗？你们不是跑红军了吗？”我好奇地问爷爷。我当然不相信，爷爷所说的“当年”大概就是1934 到1935年之间的事。我当然怀疑，当时红军大部队正在爬雪山过草地，毛主席他老人家估计还不知道要到哪里去哩。我们这的红军是从哪来的？我们洛川县的这个偏远小村子向南四百里是西安，向北二百里是延安，红军要来也是从北边，怎么是从南边来的？这个问题我爷爷也解释不了。我查百度、翻县志了解到：这是“鲜为人知的红军小长征”，我们村子就在这条曲折的红色的路线边上，徐海东带领的红二十五军在此斗争过，县志明确记载“红军二十五军在我县县北一带活动”。我的天哪，我信了。
“当时很多村子已经有地下党活动，那时候村子就已经变红了。要不然，人们为什么会帮助收留红军呢？”爷爷说。
“那时候，村子中间是涝池，涝池里的水清波荡漾。涝池边是参天大树。里边有一颗老楸树是咱们家的，枝繁叶茂，长得直溜溜的粗，我爷爷脾气暴躁，他指挥着我大伯和几个叔父打树。”爷爷讲。打树就是伐树。
“你不要急，打树要慢慢来。”爷爷的父亲，也就是我太爷说。
“我的伯父年轻气盛，有力气，经验不足。打树的时候我爷爷说了我伯父。但是我伯父仍然完美地把树打倒，解成截。这些木头会用来给我爷爷做棺材。”
“我伯父在灶台烧火，柴有些湿，冒烟，很快屋子里烟气弥漫，我爷爷很生气，他跳下炕骂伯父，还不解恨，找了根棍子打了伯父一下。伯父正在灶口吹火没注意，人一下子就晕过去了。事情麻烦了，伯父肺炸了，不几天就死了。”
“对于我爷爷来说，我的伯父留在人世间的唯一念想大概就是他打下来的那棵楸树。他对于这个儿子终生有愧啊。”
红军把几根楸树桩子当柴烧了，我太爷在院子里号啕大哭。
“红军首长徐海东看见我爷爷如此痛哭，了解到这棵楸树的非常悲惨的往事后，就亲自给我爷爷敬礼，赔礼道歉，还亲自把七块银元赔给了我们家。”爷爷抹着眼睛里的一点泪水说，“七块银元在当时是相当大的一笔巨款了，它安慰了一位失手犯下大错的老人心中的内疚。”
这是一种说法，这件事终于平息了。
“而做过棺材，烧过火以后还剩下的几段木桩子就堆放在大门外，再也没有人愿意挪动它们了。后来啊，后来，人们生活水平好了，谁家还愿意自己请木匠做寿木，都去店里买，还都要用柏木料子，这楸木桩子就变成人们的凳子了。”爷爷说。他给烟锅续上烟丝，我急忙给他点火。烟锅里的烟丝被爷爷吸得通红，一口浓烟吐了出来，顿时烟雾缭绕，我被呛得直咳。
我从来不吸烟，也不会吸，受不了这烟气。鼻涕和眼泪模糊了我的视线，蒙眬中，我仿佛又看见我的太奶踮着小脚，晃晃悠悠地走过来，然后坐在大门口的楸树桩子上。夕阳下，太奶眼睛一眨不眨盯着村口，她苍老的脸和佝偻的身影被映得红红的。
藏在村子东南扁担梁上的我老爷他们三个人看见了一场激烈的大战。县保安团埋伏在驴蹄子洼的半山坳，繁星满天，枪炮声先在南边远一点的地方，慢慢向村南边的驴蹄子洼逼近，接着驴蹄子洼枪声大作。离得不远的扁担梁上的他们三人基本把这个事看清楚了。红军一边跑，东北军一边追，在村南驴蹄子沟红军被包围了。炸弹一个劲儿地爆炸，枪声鞭炮一样噼噼啪啪。人的断胳膊断腿在亮光中飞上了天。形势对于红军极为不利。可是，一会工夫红军好多人就蹿上了他们藏身的扁担梁。扁担梁大石头多，便于隐藏，东北军的枪炮失去了目标。在石头上乱蹦的子弹差点没把躲在那里的我老爷吓死。
这段叙述是我老爷讲给我爷爷的，他给很多人都神吹过。我对此有所怀疑，黑灯瞎火，繁星满天，炮火连天，你几个人能看见个啥？难道根据枪炮的声音就能判断出红军、东北军和县民团吗？但爷爷坚信：“你不信到村子南边驴蹄子洼和扁担梁上看看去，子弹孔现在还很多。”爷爷还说：“红军谁不认识，和电视剧里一模一样的。”我大概知道了，无论是爷爷还是老爷，他们对所经历过的事，总是喜欢添油加醋，总是把自己的想象和喜好加进去。我对村庄历史的追逐何尝不是加进自己的诸多联想呢？但是大致情况基本一致。“那天晚上的战斗，很多红军战士牺牲了，红军的一个首长牺牲了，遗体堆了一长排，悲伤覆盖了这些红军战士。不是徐海东，徐海东在我家的西厢房待了一整天，一句话也不说，一口饭也不吃，眼睛红红的。我们一家子也很难过。徐海东找到了我太爷，要买我太爷的棺材。一口棺材给了三十个大洋。我太爷不要钱，可是人家不行，硬给了。新中国成立后就因为红军首长用了我太爷的棺材，我们家才没有遭受太大的罪名。”
“这些红军是秘密埋葬的，只知道在村子南边的战场附近，具体位置谁也说不清。当时不敢起坟头，你想，国民党随时有可能报复。”
这些牺牲的无名无姓不能留下坟头的人是真正的无名英雄，等到大地的颜色真正变红，他们生命的意义才得以彰显。
我太奶是地主的独生女儿，而我太爷则是从蒲城跑到洛川的一个揽工汉子。这种上门女婿的活本地人一般不干，于是我太奶就便宜了我太爷。家里土地虽不少，可是家丁极不兴旺，我家占全村多半的土地，后来多数被我太奶的父亲卖给了段老九。我太奶吃透了人丁不兴的苦头，她在和我太爷爷结婚后用了十几年时间生了一大堆孩子。那时候，医疗条件差，夭折几个很正常，长大成人的有八个儿子、三个女儿。
“我奶奶，坐在窑洞里的大炕头上，盘着腿，她的左手握着一把大剪刀，右手擎着大红油光纸，她剪出一朵又一朵精美的剪纸，那剪纸能吸引来蝴蝶哩！”我爷爷这样描述我太奶，“我奶奶剪的一幅最美的花解放后被县博物馆收藏了，那是一幅整张纸剪的花——无数只形态各异的鸟围着一只大鸟飞翔盘旋，无数朵花仿佛散发着奇异的香味，而这些花呀、鸟呀都是红色的。”我确乎在什么地方见过这幅剪纸，不知道用了什么办法，它看上去仍然红得鲜艳、红得耀眼、红得让人无法忘记，远远看去剪纸上仿佛一抹旋转的红云，只有近前才能看清是无数只姿态各异的鸟。
在我们村，红军建立了我们县第一个“红色苏维埃政权”，成立了第一个儿童团，我爷爷是儿童团员。在村西的马连沟和村南驴蹄子洼的树丛中，我爷爷和一群孩子放哨，他们拿着红缨枪，红缨枪的缨子是那么的红。
我爷爷说：“我们藏在树丛里一边玩一边注意着县城方向的路，县民团的人和东北军一出现，我们就去报告情况。”
红色的革命开始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各色标语贴得到处都是，庙门口的榆树旁，站满了人。每个村子都有很多穷人，我们村也一样，这些人举着拳头跟着台子上的一个年轻人喊口号。我村的财主段老九的大门被叫开，没收了枪支，一大摞毛边纸地契在烈火中熊熊燃烧。这个拥有全村绝大多数土地的大财主的土地被分给了全村人。这火光映红了每个在场的人。红色的烈火和血液在每个人的血管里燃烧和流淌。段老九的眼神灰白而黯淡。这个理所当然的富贵人再也不理所当然了。他代表的是历史的“灰”，众所周知，他这种“灰”不久就凉凉了。段老九的土地、粮食被分给了所有人。此后，段老九就溜出村子，去了他儿子段狗子的洛川县城。灰色在一瞬间就成为了历史。要知道这是1934年到1935年之间的事情，这件事情的划时代意义就特别明显了。
而我家因为没啥实质性的财富，因为太爷态度开明照顾红军，院子才得以保留下来。
还有一种说法，红军是这样把我们村征服了的——红军进村后，基本是个空村。我家和段老九家院墙高，门关着，除了一些孤寡老人没跑，大部分人跑进老寨子了。躲起来的人们偷偷地看着这些陌生人。院墙上的、门背后的、寨子城墙上的无数双眼睛看到了一个奇怪的事，红军战士也把胳膊袖子挽得老高，他们在水井上撅着屁股打水，井辘轳转得飞快，他们给没关门的所有人家挑水，看样子水缸很快就挑满了。这些人又开始拿扫帚打扫庭院，那时候不是水泥地板，院子里尘土飞得老高。大家感到奇怪，是不是把这当自己家了？还是准备打扫干净才开始杀鸡宰羊呀？
爷爷说：“我趴在院墙上偷偷看，我看到那些人给村里人挑水，扫院，我还看见他们给村里人劈柴。劈了很多，整齐地摞起来。大家都不知道这些人要干啥。”
爷爷说：“第二天，人们发现这些人蜷在庙门口的场地上或院子外边。他们支锅做饭，饭里却是简单的野菜和少得可怜的面糊糊。他们竟然没有动村里人的一针一线。村里的鸡们、狗们、猪们都安详地在这些人中散步。”
这能是吃人的红毛鬼子吗？没有一个头发是红的，只是背上刀把子上的红布红得耀眼，后来才知道这些人是红军。
红军把我家堆在大门口的楸树桩子当柴劈了。大家都知道这树桩子有一部分太爷用来做棺材了，另外几根他谁也不让动。我太爷很快知道了，他不顾大家的劝阻，打开大门，号啕大哭着出去了。这事的结果前边已经讲过了。这事的另一个结果就是村里人都出来了，不躲了，羊没少一个，鸡没少一只，躲啥？闹误会劈了的楸树，人都赔钱道歉，这些人讲理，躲啥？人们都出来了。我老爷他们三个是在五天后才摸回村子的，在村口被站岗的红军挡住了。
我爷爷绘声绘色地给我描述当时的情形：“你三个干啥的？我们是这村的。那怎么不在村里待着乱跑？我们到澄县去给人挖煤才回来。”后来被红军押回来问明情况全部放了。我老爷他们又冷又饿，是全村最后跑回来的三个人。
“晚上，红军在庙门口的台子上给乡亲们表演节目，还有许多女红军哩。她们唱的歌是那么的好听，她们跳的舞是那么的好看。还有个红军战士会唱秦腔。开始只有我们一群孩子看节目，大人们躲着不愿意去，最后村里人几乎都来了，黑压压一片，掌声一阵比一阵大。”
“人们把粮食、好吃的主动给红军送去，红军还给付钱。没人要红军的钱，大家说，你们给我们干活了，这点东西能要钱？”
“村里很多人要去当红军，我二叔也闹着要去当红军。我爷爷不让我二叔去，说是怕县城里的东北军报复，我二叔最后还是跟着红军跑了。”
红军在我们村子及周围的村子闹出这么大动静，县城里的段狗子他们不会坐着不管的，一场更为惨烈的大战在继续酝酿着。
“县城里的东北军据说两个旅还多，怎么可能让红军在眼皮子底下如此这般呢？又一场大战在正午时分打响。天上的太阳火辣辣地照射着大地，没有一丝风。这次红军占据着马连沟和驴蹄子洼的有利地形，而东北军则是大摇大摆直接进攻，东北军人多，武器先进，先是大炮轰，红军阵地被轰得稀巴烂。看到的人都说，完了完了，石头做的人也完蛋了。东北军大摇大摆一压而上，可是谁知道炮弹轰过的地方又探出很多杆枪，一阵噼噼啪啪地猛射，手榴弹一阵乱扔，东北军死伤一大片，一下子全退后去了。”我爷爷解释，“红军身经百战，打仗都成精了，大炮轰炸之前，先撤出来，炮击停止了又溜进阵地。东北军哪里知道啊，吃了个大亏就学乖了。”
我爷爷接着讲：“东北军猫着腰慢慢匍匐前进，渐渐地就前来了。等东北军快到阵地前，红军才一跃而起，挥舞着大刀杀出去。喊杀声响彻大地，到处是血，那个惨啊。那块阵地至今泛着红光寸草不生。”
“红军毕竟人少，东北军漫山遍野，不停地进攻。危急时刻，一支四五十人的骑兵出现在我们家大门口，徐海东给这些人敬酒，每人一碗酒，并没有摔碗，只是他们的马躁动不安，蹄子乱刨，打着响鼻。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马。红军战士年龄都不大，斜背着一支长枪，腰带上还别着一支短枪，四颗手榴弹垂在屁股后面，背上插着一把大刀，大刀上的红布在风中呼啦啦飘动，显得更红了。他们喊着‘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然后绝尘向北边而去。”
“这些骑兵从北边绕远路，很快袭击了东北军的物资队。没有弹药补给的东北军很快就撤走了。红军跟在屁股后面一边追一边打，捡了不少好东西。”
“东北军半路上又多次遭到红军骑兵的伏击，丢盔弃甲跑回了县城。自此再也不主动出县城了。”
爷爷眉飞色舞，给我讲述着一场大战。打仗的时候，爷爷并没有看见。他们一群小孩被我的小脚太奶关在寨子里的一个小房子里。太奶奶说：“谁都不许出去。”太奶奶提根棍子守在门口。我爷爷给我讲的多半是他从别人口里听到的。
我不了解开国大将徐海东，专门看了六集关于徐海东的纪录片。徐海东既是红军猛将也是抗日名将，他为共和国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徐海东的红二十五军小长征是最先到达陕北并和陕北红军接触的。
有必要解释一下：我爷爷是个年近九旬的老人，他胡子花白，头发稀疏，喜欢刮个光头，眼睛有些问题但是耳朵灵敏，我嘀咕他的坏话他一准能听见。我爷爷经历了我们村子近百年的历史变迁，他的经历再具体不过地反映了村庄的历史。新中国成立、“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一幕一幕艰辛倍至。新中国成立后土地才真正分给了农民，村里的庙宇戏台是在“文革”时期全部被拆除捣毁的，拆下来的砖头瓦片用来盖小学校的小教室。田野上的麦子、玉米变成了苹果树，一树一树的苹果红啊！人的生活慢慢富裕起来了。我的村子前后变迁，庙宇拆掉了，老村还田了，现在又把人集中到镇子上，村里的房子只有爷爷奶奶回去住，看样子拆迁也是迟早的事了。我父亲母亲在镇子上开了家超市，生意忙，很少回村。我在学校教书，回村的机会更少。我看我是有必要把这一切记录一下，不能让后来的人忘记村庄的历史。
村庄是有颜色的，整个抗日战争乃至解放战争期间，我的家乡一带被称为“白区”，意思是国民党统治区，县城里驻扎着国军还有东北军民团等等。这里是国共两党的分界区，这时候我的村子是白色的。距离村子不远的永乡界子河，向北，就是著名的红区，那里的村子是红色的。在今天看来，其实这种“白”和“红”在红军进村的那一瞬间已经起了变化。此后的很多年，虽然还是名义上的“白区”，实际上人们的心已经慢慢地“红”了。
在此之前村子又是什么颜色呢？应该是朦朦胧胧的“灰色”。我想灰色应该具体为：村里人一辈子种着土地却没有土地；太爷爷失手用棍子打死自己的大儿子；太奶奶那种小到三寸的小脚，那种一生都不到桌子前吃饭的奴性；还有段老九最后的眼神；还有那些经常光顾的土匪；那些被拉走的“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壮丁……
有黑暗就有追求光明的勇敢的心！这些勇敢的心从不惧怕流血，他们为了追求光明和幸福流了那么多的血！然而，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名字，可是，我们能忘记他们吗？
红军在十三天后撤走了，段老九的儿子段狗子以及大批的军队再次回到村子。不知道为什么，段老九没回来。村子的气氛和以往一样安详，可是无疑又有了一些奇怪。那些烧掉的地契被重新复制，他要恢复他往日镜子一样耀眼的荣耀。一些人家遭到报复，我太爷爷因为和红军“走”得近，被当众宣布有罪，并绞死在挂钟的老榆树上，他僵硬的尸体在风中摆来摆去。和我太爷爷一起摆来摆去的还有民兵队长段天顺、民兵战士王英武，本来还要绞死妇女主任，因为她是段老九的本家，又是女流之辈，就放过了。
怪事发生了，这三具尸体在一个晚上一起神秘失踪了。
还有更怪的事。虽然红军走了，可是住在段家大院的段狗子及一帮民团几乎睡不了一天安稳觉，三天两头就会莫名其妙地少一两个人。段狗子很生气，他怀疑是村里几户姓李的人家在捣鬼，一怒之下把村里姓李的几家人全抓起来。可是照样莫名其妙地少人。咋办呀？会不会是闹鬼啊？他越想越害怕，没几天就跑回了县城。
这件怪事无人知晓细节，我太爷的尸骨去向也成了一个谜。我猜想应该是共产党游击队干的活，又想我六老爷是游击队，他不可能不知道。还有可能的就是吃瓜群众神不知鬼不觉干的活。
一两年以后，也就是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张学良和周恩来多次在洛川会晤，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1937年8月，洛川会议在我们村子西边不到十公里的村子召开。红军被改编为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红军没了，但是我们这个名义上的白区村子实际上已经红了。前边我讲过：我的小脚太奶用了十几年的时间一口气生了十几个孩子，长成人的有八男三女。换一句话说，我太奶一口气给我生了八个老爷。三个女孩长大嫁人，生儿育女去了，我爷爷谈起他的这三个姑姑，直咋舌：“她们的脚大得很，个个都是家里的母老虎，我的三个姑父都像猫一样服服帖帖的。”我懂这个意思，即她们是家里的掌柜。我在心里赞叹，这又是一种别致的红啊！我老爷和另外一个兄弟年龄小，当时还没有资格折腾，多亏有他们后来承担起了赡养我太奶的义务。
我的这些老爷爷们的事情有必要和读者交代一下：老大死于我太爷的一记闷棍，这个大家都清楚。
老二跟着红军队伍走了，最后战死在山西的抗日战场上，尸骨无存。
老三跟着段狗子在县城混日子，终其一生不被我太爷承认，在洛川解放时随国民党部队南逃，有人说是战死了，有人说是去了台湾，还有人说在台湾卖洛川煎豆腐为生。
老四早年到三原读书，接受了新思想，到上海参加了共产党，回到陕西策划组织渭华起义，兵败后，在回洛川经白水半道上，被叛变了的“同志”用石头砸死，脑袋被砸得稀巴烂，面目全非。
老五本分务农。据说他和中国苹果第一村阿寺村的李新安关系极铁。
老六加入游击队，新中国成立后成为本县第一位县委书记。
黄昏时分，夕阳血染，我太奶常常坐在门口的楸树墩子上，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村口，等着她出走的儿子们回来。直到20世纪80年代去世时也没人告诉她儿子们的下落。
我和爷爷出了院门，我们在村边漫步。这个村子早已不是当初的村子，哪能看得见一星半点的老楸树？春天的时候，村里的老树几乎全被挖掘机挖起来，装上大卡车，运到大城市去了。村边田野里到处是苹果树，采收季节，苹果粉红嫩白惹人喜爱。
村边沟畔上的老寨子城墙依然挺立，只是没了城门，里边已经坍塌得面目全非了。爷爷说：“徐海东当年离开我们村之前，要挖城门，害怕段老九躲到里边攻不下来，我爷爷亲自去找徐海东求情，才留下来了。解放后，一扇城门掉到沟底，一扇被收破烂的偷走了。”
我认真地问爷爷：“爷爷，你说果园里的这些大红苹果，会不会和你们当初看到的红色云彩有关系呢？”
爷爷似乎没有听见。“你的话我听见了，我得想想。”爷爷喃喃地说，“任何东西都不会凭空消失的，他能跑到哪儿去？你看红军没了有八路军，八路军没了有解放军。你看那些红苹果一个一个在跳来跳去的，那不是红色的小鸟是什么呀？”
我诧异了。爷爷虽然声音容貌苍老了，但思维依然还是那么的活跃。那些为了民族解放为了国家富强而牺牲的没有留下名字的人，他们的英灵不会凭空消失，他们一定会以某种特殊的形式存留于世间。我洛川苹果的享誉世界会不会是这些红色精灵的祥瑞灵气的呈现？
看着夕阳云彩，爷爷眼中神采奕奕，恍惚中，太奶忽然又出现了，她像一只红色的大鸟，引领着她的那些孩子，啾啾鸣啭高飞低去，最后化作了天边的云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