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吉
一、我的建水老师们
我进本村小学校读一年级，是 1971年秋天。我的启蒙老师是一位从外乡来的哈尼族中年男子。不久，新来了一个汉族男老师，名叫周家宏。当时，红河县从建水、石屏两县招进大批老师，都是些毛头小伙、青头姑娘。周老师是其中的一员。他家在建水曲江——1970年发生大地震的地方。村小设五年级，但老师只有两三个，都是交叉上课。周老师主要教高年级，同时也给我们班上课，语文、算术、唱歌、图画都上过。这是我跟建水人的第一次接触。
周老师二十几岁，但头发几乎白完了，瘦瘦小小的个子，脸色红润，脊背稍稍驼。那时上课很少使用普通话，刚来时，他的一口弯弯扭扭的曲江腔，很难让学生听懂。学生们的年纪不比他小几岁，个子多数比他高，不太把读书当正事，吊二郎当，还对他搞些恶作剧。他上的有篇课文《半夜鸡叫》里的主角叫周扒皮，便给他取了绰号“周扒皮”。当面不敢叫，一出教室，嘴上嘀嘀咕咕“周扒皮，周扒皮”。周老师家访时跟父母反映，他们才有所收敛。
有天早上有个学生迟到，上木板楼梯悄无声息，周老师问，某某，你是鬼走路嘎？结果这人得了个“鬼走路”的外号。
我的父亲是生产队会计，算是小秀才。周老师爱到我家玩，在那种人生地不熟的环境，他可谓找到了知己。他们俩人吹着散牛，但十句中是否有八句听得懂呢？因为我的父亲讲汉话只到扫盲阶段，且讲的是本地方言，周老师讲的又像是另一个世界的口音。
周老师在的时间不长，调到另一所学校。村里派几个汉子帮他背东西。之后，我见过他许多次，我依然很尊敬地称呼他“周老师”，他喊我的名字，教导我好好读书，将来会有出息。
他哪年调回建水，我不清楚了。现在可还健在，六十多岁的人了！
周老师对我的学业有多大影响，谈不上，但像我们村盖民房，土基一块块砌上去一样，他对我的成长，肯定砌进了几块土基。
这期间，调来了建水南庄一位叫祁保华的老师，头发营养不足，干草似有些卷曲，缺颗门牙，年纪跟周老师不相上下。祁老师也教我们几门课，脾气不太好，他叫学生都是“小鬼”，哪个不听话，他要么是做出要拿粉笔砸的手势，要么是轻轻揪下耳朵。要是有人扑桌子睡着了，他走下去当当敲几下。年纪稍大的同学跟小伙子瞎跑，不来上课也不请假，被父母赶来时，祁老师把他叫到黑板下站的，批评教育一通。他的严厉，使学生既害怕，又遵守纪律，成绩略有上升。以这种看似过于严格的方法教学，不一定严师出高徒，弟子们懂事后却明白，他是出于为他们好的一片苦心。
有年放暑假，祁老师不回老家，留在村里，刚好正在收稻谷。村里的梯田大多在河谷热区，祁老师跟村民一道，拿一只大口袋背谷子。赤日炎炎，山高坡陡，他的脖子上挂一块毛巾，一趟不少于一百斤，一路嘿哧嘿哧，流汗如雨。大家都非常感动，“祁老师脾气怪，但心好得很。”能得到朴实如泥巴的村民的“心好得很”的赞美，这是很高的评价了。村里想给他发点钱，他不接受，实在过意不去，送点米，当时粮食是定量供应，对这样卖力气的年轻人，根本不够透支。
听祁老师的话比周老师的容易多了。闲时，哪家门开，他随便摸进去。村民热情有加，抬凳子，烧开水。他爱喝酒，碰着主人有酒，他就加入酒席。他跟村民的感情，就这样渐渐加深。
他有个弟弟（家里只有他俩哥弟），我记得叫祁保全，比我小些，是个淘气、可爱的家伙。有年哈尼族过苦扎扎，他也在我们村，我们一起荡秋千，摘桃子，玩“打死救活”游戏，骑牛背，吃节日的好菜，好不快活。
有次，不知是什么原因，他被祁老师吓唬，跑后躲起来。村里出动好些人，打电筒找，找了好几趟，才在村边的一堆稻草里找着。没有几年，听说他死了，年纪小小的怎么会死呢？
有年我们村从外地引进“三七”种植，卖得六千多块钱。村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么大数目的钱，个个惊出一身冷汗。这是卖几十头肥猪的钱啊！祁老师用左手飞快地在黑板上写数字，大讲特讲哈批村发大财了，教育我们做事情不能只凭力气，要会使用脑子。
他没能完整地带完一个班到毕业，大约两年吧，也调走了。之后在本乡换来换去，像一只失群的鸟。一个致命的弱点，他喝酒已经不是喝着好玩，正餐喝，睡觉前喝，带着这样看不怪那样不顺眼的情绪，一喝就容易误事。教书，也就不能以“教书育人”的正常的职业良心教了。每逢全公社（后来的乡）教师集中开会，他必是挨批评的对象。他的身体也出现了毛病，教书成了次要事，却是医院的常客。在医院，酒瘾来了，也会偷跑出去喝。
前些年，祁老师又调回我们村。他当年的学生，大多是做父母做爷爷奶奶的人了。我有次回家，几位教师叫我去吃饭，刚好祁老师也在。我多想跟恩师叙叙旧，但我们师生话不投机，我只有敬酒，说些感恩的话。他调回来其实是凑数字，上面的意思是不好安排到哪里，他对我们村有特殊感情，在得住，作机动人员使用，主要是让他养好身体。
他整日在山上树林里钻，找草药。这是他多年的嗜好。
早年招进来时，年纪被他报小了五岁，所以，接近退休年龄，尽管教不好书，也退不了。但多苦熬了几年后，他还是回到了建水。有关他的消息，我有时从别人的嘴里听到一些。不知他现在怎么过？
沈志礼老师在我们村时间最长，有五、六年。他是建水东坝（临安镇）田军营村人。出生于 1954年。他中等个子，壮实得像好斗架的公牛，他本身也喜欢练武术。他手劲大，扳手跤（腕）村里没有一个汉子是他的对手。他爱说爱笑，讲课灵活性强，常插些妙趣横生的故事进去。他跟学生相处融洽，还会拿每个学生的特点，开舒心的玩笑，并学会了不少哈尼话，能够用一般的生活用语跟村民交流。
他和我的父亲是敞亮心扉，有着手足之情般关系的朋友。他们经常吹到深夜，有酒一块喝，有肉一同吃。俩人都好酒量，但从来不失控。有年沈老师领师母和才出生几个月的儿子来村里，第一餐就在我家办隆重的欢迎伙食。1977年我平生第一次出远门，就是到沈老师家过春节。
石灰墙、瓦顶的学校只有两层，教室不够用，沈老师带我们班，在空闲的民房、集体猪圈的二楼上过课。冷得水牛也怕出门的冬天，烧一塘火，暖融融的青烟缭绕知识的香火。
他跟我们还养过猪，猪草丰盛的很，放学后，师生轮流招呼。这是劳动的直接体验，并不影响教学。
在所有教过我的老师中，他跟我的感情最深。好些细节不一一罗列了。他从三年级把我们教到毕业，毕业时只剩下六个同学，去某乡照了毕业相，但说是照废了，成为此生的一大遗憾。
沈老师是 1979年离开我们村的。放假回去，说是生病了，在外边医病。村里人谁也不知道具体清况，天天盼着他回来。然而，他一去不归，只听说是调到外乡了。他的东西是祁老师悄悄帮着带走。
1986年，我已经到城里工作。借去建水出差的机会看望他。正巧他放假在家。师生多年不见，我们的眼睛都潮湿了。老师和师母的容貌变化不大，每天围附近的田地转转，干干轻活，身体没什么大碍，儿子也长大了，日子平平静静地过着。上年纪的师奶，事隔多年了，一见着我就喊出我的名字。
我为那年春节在田军营生活一个月的经历，写过一篇习作：1977年春天的建水之行。表达我对这家人、这个村庄的依恋、念想之情。
后来几年，我又去看望过几次恩师和家人。
沈老师说，在他所教过的学生中最看重我，他以我为荣。这过奖了。一个老师，教出来的学生不可能都一样，各有各的人生方向，各有各的作为。我并没有什么远大的志向，不过是从未放弃自己想做的那点小事。
我们村里不少人会问我，给见得着沈老师，想念他了，叫他来村里玩。我多次向沈老师转告，他似乎有难言的心事，不愿对我吐露。他跟我的父亲通过电话，叫我的父亲来建水玩。老人也请他来红河，他又吞吞吐吐。就是他当年在村里很铁的同龄人，他也没有再见过。
沈老师参加工作时报大了两岁，得以提前退休，落叶归根。
2011年，沈老师到我城里的家玩，住了一夜。他原本不喝酒了，出于师生情谊，吃药似的沾了一小点，劝我不要贪杯。我们师生回忆了多少往事，人世沧桑，感慨万千。他说，他要求调走有两层意思：一次他路过田边时遇到一只大莽蛇，吓了一大跳，再呆下去搞不好魂不在了，只有一走了之；一次他在塘子钓鱼，有个男子从树林扔颗石头过来，以为要暗害他，生命安全无法保障。其实两种都是疑心过重而导致的。他说，他很想回哈批看看，这么多年怕回去，是因为当年他连气也不吭一声，偷偷摸摸走掉，老是觉得对不起村民们，没有脸面见他们，这团心里的疙瘩一直解开不了。他说，今生怕见不到哈批了，只有在梦中回去。
临走，我送他两本我写的书。算是交一份虽不出色但认真完成的作业吧！
有几年没有联系沈老师了。
潘为新老师来自建水东山，现在好像划给了李浩寨镇。他中上个子，小白脸，脑门头上的草地面积正在减少，油光水滑，苍蝇休想在上面停留一秒钟。他胃口好，食量大，每餐煮一大锅菜，吃得啧啧有声，旁边的人跟着食欲旺盛。他穿塑料鞋，除了上课时，裤脚总是卷到膝盖。一闲，操起锄头，就在学校背后的勤工俭学基地干劳动。潘老师胆子小，从来不发火，某学生在课堂上捣蛋，他就细声细气地说，某某同学，读书是你自己好，没得文化，你长大以后出门路都摸不着。他的字，就像他的模样，憨厚可爱。
1976年 1月 9号早上，上课时潘老师神情凝重地说，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昨天早上九点五十七分在北京去世了。我们隐约听说过有这么一位大人物，但官有多大就糊涂了。课间，他的情绪一直低落。四十年了，这事我还历历在目。
潘老师的老婆倪永英是农民，有文化，代过一段时间的课。我印象最深的是她教我们唱歌。一到她教歌，我们全部拢来，满脸兴奋，却静悄悄的。或许，这跟我们没有见过女老师有关。她教唱的《咱们的领袖毛泽东》、《火车向着韶山跑》等红歌，到现在我还可以一句不漏地唱；她还教过不少儿歌。
俩口子离开我们村子后，我再也没有见过。
我们村子，村民和学生都对老师极为敬重。过年过节，必定要叫到家里吃饭，家家叫，搞得他们不知要到哪家。平时，家里的蔬菜、果子、花生、黄豆之类的，都会拿给老师品尝。谁家偶尔杀鸡杀猪，同样把老师当作最大的贵宾请来。
上面的几个老师，是我走进汉语大门的领路人。在中国，一个乡村的少数民族，能讲完整的母语，但不会讲汉语，出门寸步难行。不丢母语，会讲汉语，这应该是多元文化的完美结合。
向正平是我在石头寨小学附设初中班读书时的班主任和语文老师。他来支边的时间早了，我忘了他是建水哪个地方的人。向老师个把高，结结实实，一脸络腮胡，话不多，声音大。他看中我是刚开学不久，学校搞大批判文章展览，我的一篇狗屁不通的到处拼凑而来的文字，竟然在全校引起了轰动。一个憨头傻脑的小子，一下子成了“明星”，想躲没有躲处。这得益于我们村里订的报纸由我的父亲保管，我有条件随手翻翻。
在班上，我并不偏科，几门课都还过得去。语文和后来我的写作职业生涯会有多大关系，我更是脑子里糊满泥巴。相比较，只是觉得语文比其它科目有趣些。
向老师上我们的课，像保姆认真细致，叫我们先预习，他念一遍，然后带我们朗读，讲解时，当然他也逃不脱教每篇课文下来，讲时代背景、中心思想、段落大意等套路。
我们从远处来的同学，先是住在教室，晚上自习结束了，把课桌搬拢。天蒙蒙亮起床，赶紧把桌子拉齐。向老师担心我们夜间吹牛，耽误上课，总是亲自来关灯。第二天我们还在打鼾，他又咚咚咚敲门：“起床了，不要睡懒觉。”我们搬到油毛毡房子后，他还是天天关心我们睡觉、起床。
两年下来，我也弄不清向老师教给我们的语文知识到底有几碗或者几桶。要说具体受益，就是为我打开了一小扇偷看文学的窗户。
1978年，全公社（乡）达到中等专业学校录取分数线的只有我一个。向老师和母校都感到脸上有光。谁知，等待多时，变成黄粱梦。我就此断了学业，在村里跟一个牛老倌放一群水牛，成了地地道道的牧人。
但过两年，我以十六岁的年纪，在红河县招考小学教师时，高分考取，分到本乡最偏僻、走路比我们村去县城还吃力的么勺小学当老师。我每逢上学去开会、学习时，常见得到向老师，虚心向他求教。
向老师前些年离世了。
教书两年后，我换过不少行业，像一股野风，浪迹在人生的旅途上。
谨以此文，敬献扶持过我书本知识和做人之道的五位建水老师！
二、多泥坝里的甸头
甸头，建水县一个汉族小坝子里的村庄 ，建村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三百多户人家 ，这个小坝子叫多泥坝或拖泥坝。最初名叫龙窝寨，只有姓徐、许、段三家 ，官厅土司在此设立粮点。
如今，胡、沈、张是大姓，另有零零散散的姓氏。村南面有座小山包叫胡家坟，以家族的姓氏命名。胡家坟与村子间的小河上有一座石桥，石头都磨得坑坑洼洼，前些年倒塌后又重新修理。
像许多汉族村寨，甸头有座叫焕笋的寺庙，坐落在村子中间的高处，宽敞的院子，里面有几棵粗大、苍老的柏枝树。两百多年的寺庙，设有“关老爷”等几个殿，朝日有人供奉，香火旺盛。解放后，改建为学校，有四个村子的学生就读。眼下，这里是村里办丧事、喜事就餐的地方，由老年协会管理，收取一点碗筷、桌子费。七十六岁的张荣，是老年协会的头，他热心公益事业，受村民敬重，他还时常为寺庙的修葺到外“化缘”，守住了这唯一的公共福地。
我的妻子家族姓欧阳，只有几小家，周围村庄都没有这个姓。谁也说不清他们这支少得可怜的，在当地可以塞进牙齿缝，在武侠片里却经常出现高手的复姓，究竟来自何方，数到五代就数不上去。他们的祖先，是否当年从中原充军而来，或者从哪个地方逃荒而来？
岳父在几岁的时候，父亲去世，母亲远嫁，受尽了人间的屈辱，但又像残余在土里的沙莜，在风吹雨打日晒中糊里糊涂地长大。他的性格慢于时间和生活几拍，从外貌到心灵都像埋头苦干的水牛老实巴交，跟上过学、性情急躁、做事风风火火的岳母形成鲜明对比。如果这种人都不能算老实人，那世上就不好找老实人了。
岳父有自己独特的处世方式，就是靠这种不会害人但不被别人害的方式，使他慢腾慢腾地在命定的分内，干活、流汗、积累微薄的家产、吃饭、抽烟、小小心心地苦钱、花钱。他不喝酒，闲了抱支竹子烟筒，咕嘟咕嘟地诉说谁也不明白的心事。在方圆几十公里，他认识各民族的很多人，那些比他精明的人，因为他的心诚，跟他友好往来。他的儿女们于是有了常来常往的干哥哥、干弟弟。他会些草药，医牛马、猪，自家用，也给别人用。他一辈子爱马，离不开马，马是丰厚的一笔财富，身边没有马，吃饭不香，睡觉不甜。马已经成了他生活的乐趣和支柱。有次上县城卖菜，马拴在一边，去办事，被人家偷走，性格本来就闷坨坨的他，这下像丢了魂，只差没有撞墙。每天，只要出去干活，他跟马形影不离。夜晚少不了起床，为马喂食。他穿衣服不讲卫生，给他穿好衣服，不出三天，成“难民”的样子，但他的马干净、肥壮，吼起来地动山摇。
他不识一个字，听不懂普通话，看不懂电视上动去动来的人们在忙哪样，因而，来城里我们的家，除了在熟悉的大街上瞎转转，在家里简直是受罪。令人肃然起敬的是，在饥寒交迫的岁月，养大了三个儿女。为了女儿升学，两个儿子读了几年小学便辍学，断了往前走的路，跟父母亲挖田种地。女儿得以受良好的教育，走进机关工作，在当地人眼中俨然是“体面”的人。由于缘分，这位像他的父亲一样本份、善良的女人，我们彼此拴在了一股线上，蚂蚱好，鸟也好，跳跳唱唱，哭哭闹闹，都是同一个命运。
岳父和岳母，女的话多，男的话少，磕磕碰碰中过完了平淡的一生，先后走到山上。俩人是隔壁邻居，不知他们每天都见面没有？
我的孩子，在她的外婆还在世的时候，经常去甸头。村里有几个她同班同辈的娃娃，喜欢跟她一起玩。她们，有的上过几天学，觉得上学没有什么出息，被家里叫回，帮着干些家务、放牛、浇菜水，有的差不多小学要毕业了，往上读，家里得拿一笔笔钱，于是小小年纪出去城里找工。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生活是这样现实。过些年，找个人嫁掉，这就是许多农村孩子的命。有个叫建芹的，比我的孩子年纪大几岁，智力有些障碍，读过书，算不清一加二到底是三还是四。村里跟她一样大的，成了大姑娘，都跑了，只有她还在那里，她跑不了，朝日跟在牛后边，在田边地角、山坡上，瘦瘦的身影，总是洗不干净的脸，孤孤单单地飘动。对于她，最快活的时候，就是孩子偶尔跟我们去甸头。她的消息很准确，我们才到，她就跑着来了，高兴得眼晴像鸟煽翅膀，人还没见，声音就到，“金枝，金枝。”从个头，我的孩子才会走路不久时，她已经可以做家里的小帮手了，后来，她却总是那么一副样子，俩人在一起，她足足矮一个头。她没完没了地说话，究竟说什么，我很少听得懂。但她们就是能在拢一起，又闹又笑，一起吃饭，串门。这是缘分。我们要走了，建芹就守在门口，重复一句话，“金枝，你要走了嘎。”回头，她站在路边，目送，直到看不见我们。下一次见面，是几个月以后的事。她还得放她的牛马。
建琼还是嫁向了外乡。2016年春节，我们回去，她也回家。一听说我的孩子在，她跑来了，人还没见，又是一声声“金枝，金枝！”这时，我的孩子已经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了。她们之间，是怎么沟通呢？我们走时，像以往，建芹站在一边，神色茫然地望着我的孩子，叫声名字，挥了几下手。
甸头村的东南方向，是一山高过一山的有别于平缓的内地的山脉。往山头爬过去，越往里面，森林越多。但在村里看得见的几堵大山，跟内地的很多山一样，不会长树，只长山草。春天来临，发出一些青草，可以放牧牲畜，秋冬季节，草枯了，山顶上露出一块块闪光的面目狰狞的岩石。山腰上的土地尽管不比坝子，营养不太充足，几个村子每家都有几片，栽包谷、红薯、花生、豆类、南瓜等作物，用来喂牲畜。全靠老天开恩，雨水足了，庄稼就丰收，好在雨水没有轮到还不到猫尿多的地步，因此，一到收割时节，人挑马驮，家里堆成山包。貌似榨不出一滴油的土地，竟然慷慨救助苍生，这不得不使人们对土地抱着无限的感恩。
再下来，是一座村子紧靠的上千米的山，长一些孤苦无依的树。
我爱爬山，有个夏天，在家里闲得发慌，冒着烈日，我在甸头的山上像一只窜来窜去的野兔，紧跟着野兔后面的无形的狗撵出：
夏日的白天
我游荡在异地的山上
难得见到一棵树
树是否跑向了别处
山上能吃的只有石头
石头的营养已经榨干
鸟只好去寻找生路
只有荆棘
是靠什么活着
从石头缝挤出绿手臂
天上是烧的
地面是烧的
我的全身也像着火
几座衰败的坟墓
鬼魂早已逃亡
我冲了一泡尿
还没掉到地上
被渴得要命的风喝干
前些年，山路上常见得到赶马驮东西的，人背货物的，他们是下来赶街。面对面碰着时，我会问“你们是哪儿的？”他们是普雄那边的，拖着疲惫的身子，一早出来，下午返回。有次妻子家办事，她的父亲同母异父的弟弟（火灾中丧命）留下的孤儿寡母，就是从这条路寻亲而来。交通发达后，来赶街的都从其它地方坐车走，山路沉寂下来。
山上有草地，走累了，索性一屁股坐下来或躺着，呆呆望着蓝天上各种形状和色彩的云朵，做飘渺的白日梦。草地又是天然的观景台。下面坝子里错落有致的田园，仿佛精心描绘的钢笔画。有绿的，绿的是蔬菜；有黄的，黄的是菜花和野花；有亮的，亮的是田水。看得清阡陌上和田里晃动的人、牛马。这时候，我的胸中焕发出某种难以言喻的激动。但要用语言赞美如此丰富和美丽的画面，我使出背石头的力气也办不到。
据说，三十多年前，山上树林浓密，娃娃们不敢单独进去。雨季，林子到处都冒出菌子。正如歌里唱的“采蘑菇的小姑娘，背着一个大竹筐，清晨光着小脚丫，走遍森林和山冈……”从我认识甸头起，目睹的却是每去一次，林子又薄了。我无数次上去转，这次见的稍稍粗壮的树，下次去就只剩无力控诉的树桩。也许是没有专门的护林员，像守护自己的子女，守护这么一片面临永远消失的树？
人们为什么对跟自己息息相关的林子，不抱有一颗爱心，从叶子开始爱起。这片林子是水源啊！在日益减少树木的同时，箐沟里叮叮咚咚欢歌的泉水，渐渐沉默了，乃至即将枯竭。
树林空去，鸟便没有了歌唱的乐园，只好集体搬迁到其它地方。
我的故乡，山上都是茂密的森林，“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面对甸头山上的树，我有时会产生欲哭无泪的心绪。
我喜欢甸头门前的那片田园。
每天早晨起床、晚上吃饭后，或者大白天，我都要放放松松地漫步几次。顺着穿过田园的小河，一直走下去，走到一座小石桥旁，又往回走，一个多小时。那时，太阳从剃成光头的山顶钻出，像山上的红土红红的，灰蒙蒙的，日上三竿就咝咝咬人。人们不伤害鸟，它们迎着初升的朝阳，在空中飞舞，在果树上鸣叫，在新挖翻的湿土上觅食。粮食成熟了，鸟就过上富足的日子。我有次遇到一只大鸟，比鸭子大，白色的，可能是天鹅，但天鹅怎么可能到这儿呢？如果不是天鹅，这么大的鸟又是什么？奇怪的是，这儿没有湖泊、沼泽地，它究竟为何而来。这只大鸟警惕性十分高，离我还有一大截，突然惊飞，在半空盘旋一阵后，煽着巨大的翅膀往北边飞去。河里经常有鸭子，以不同的河段，分别放养不同人家的鸭子。人路过，鸭子们就“嘎嘎嘎”地望着人点头欢迎或抗议。河里很少有花鳅鱼之类的美食，鸭子还是改不了倒立身子，脚朝空中猛蹬，把长长的脖子伸进深水的表演特技的本性。上百只一群鸭子，只有几只公鸭，穿华丽的衣服，头上戴特殊的堂皇的冠冕，它们是说一不二的部落首领，本来一只公鸭统率那么多只母鸭，该心满意足才是，但谁也不服谁，难免彼此头碰血流的争斗。也时常可见一两只翠鸟，蹲在河边隐蔽的草丛，眼睛尖得很，水里一旦有异样的动静，“嗖”地一射，难说就捉住一只小鱼，改善生活水平。
另外，还可以在田埂上随便穿行。见到的最多的鸟是点水雀。休闲和找食时，它们的尾巴总是点个不停。人在面前只离几步，“唧”的一声惊飞。它们在干燥的土块下做窝，是守护田园的精灵。人们干活的旁边，还会有老少几条水牛，站的站，躺的躺，眼神憨痴痴的，知道你不会伤害它们，打声响鼻表示问好。某只不安分的狗，时而屁颠屁颠跑，像要办什么急事，时而站着不动，像是构思什么诗篇。它隔几丘田看见你，唔，哇哇，以为你打搅了它的雅兴。
水稻只栽一拨，其余季节都是放干田水种蔬菜、麦子。出门就是田地，比起山区来活计轻松多了，村民们从早到晚都有忙不完的活。每天第一件事是雷打不塌的扛起锄头，在一天天的围绕田园的弯腰流汗中，一年过去，又一年到来；小的长大，老的死去；长大的又老去，老去的又成土。日子和生命就这样以命定的规律轮回不停。与这些含辛茹苦的人们比较，我是不折不扣的大闲人。我是山区的农民出身，我的父母七十多岁了依然在遥远的山村，在石头从山头一滚就会滚到谷底的山坡上，顶着烈日、风雨为生计操碎心。但在甸头，我是生活的旁观者。也许有很多人不知道我来自何方，也许我去的次数多了，少数人知道我是这个村子的姑爷，却不会有人明白我在这块他们祖祖辈辈劳动的田园，为何总爱无所事事地溜达。在商品化、工业化时代，田园是不值钱的，可以任意践踏的，对田园的迷恋，显然不合情理。可我天生对田园有着难以割舍的眷恋。如果不是这样，世上就不存在我这么一个“大地之子”了。
热爱田园，就是热爱大地。这是热爱一切的根本。
我为春天的每一株秧苗感动。
我为每一棵蔬菜感动。我为秋天的每一粒谷穗感动。我为每一个劳动人民和大地上的事物感动。
傍晚，人们收工回家。不管有无月亮，对于我，夜晚的到来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如今，很多很多的人在城里的高楼大厦，假模假样地怀念蛙鸣虫声。这些优美的天籁并没有在我们的生活中灭亡。我在甸头的夜晚，置身其境，耳朵不掏也是清的，听了一晚又一晚，听了一遍又一遍。只要在甸头，我每天晚上都要在田里呆好久，偶尔，天上悬挂一小弯米黄色的月牙，凉爽的空气中弥漫小生灵们的合唱。我用不着怀念，沉浸于细细丝丝的密集的“此曲只应天上有”的音乐，我总会忘记自己是在被利益腐蚀烂了的人世。这种跟钱无关的大自然的声音，不仅在甸头可以听个饱，一个人只要有心，在很多来不及污染的乡村，都还在真真实实地水淋淋地回荡着。
三、坡头下去
从红河谷一直气喘吁吁爬上来的坡，爬到山顶后，便累倒了，人们就把这里叫做坡头。内地建水县的一个乡以此为名。从下面上来坡头，是一道奇景。从坡头下去，又是一道奇景。晕头砸脑的拐个大弯，红河大峡谷就在眼前豁然大开。不知受什么神秘力量的支使，所有的高山，都纷纷给峡谷躲开身子，慌乱中撕出伤痕累累。
峡谷，是大地创造的杰作中的杰作。
红河大峡谷，一眼望去，百山百岭次第让路，闪电似蜂拥而来的景致，忙得眼睛不知所措；一泡尿，可以喷到红河南岸的山上；吼多少声，都被狂啸的风浪轻轻捻灭。
人在大峡谷面前，特别是在大峡谷的烈日云彩的影子下，只不过像一片枯叶，你无法冒充好汉，你只让渺小的自己，身不由己的漩裹于巨大的虚无中。
从区域，坡头虽不属于边疆，地理、村落、农耕、习俗乃至方言土语等，更接近少数民族文化独具色彩的红河南岸风格。如果不是区域所限，谁都不会说从坡头开始就是内地。
这不，那道因出奇不意的神态和车祸出名的大拐弯，旋转一圈扭直弯，猛冲下去，冲到黄草坝的头上，一个哈尼族村子。这个村子，差不多像攀附在悬崖峭壁上，却不知被哪个人安上跟事实如此不沾边的村名，且与哈尼族的语言特性风马牛不相及。
三十多年前，没见过世面的怯生生的少年的我，第一次到建水，路过这个村子。看见路上有背柴的少数民族女人，房子也有点像我们地方，当时曾有过这里是不是哈尼族村庄的瞬间念头，但没往下想。那时，还在牛背上的我，根本不可能关心民族不民族这些后来让我彻夜失眠的事。我只想车子哪下到建水，火烧屁股似的急于看看对没有离开过深山和梯田的我来说，比梦还奇特的另一个天地。
后来，路过黄草坝村，少说也有几十次；特意进去村里，只有一次，是一大窝人热烈、隆重的去采风。我是去的人当中唯一的哈尼族人，也是这些人中最容易被感情俘虏的人。我遇到一位八十多岁、双目失明、无人照顾的 Aqpiq（奶奶），拄着拐杖，走一步喘一阵气。我拿哈尼话跟她交谈，她哭了，连满脸的皱纹都在诉苦。
我跟同胞们只讲哈尼话，相互完全可以沟通。在他们眼中这些有身份的人，突然有人讲起哈尼话，男女老少跟我的距离一下子消失了。“是我们哈尼人呀 ！”亲切感顿时炊烟般袅袅冒起。有的问我是哪个地方的，有的问在哪里工作，有的问我是否认识黄草坝村在外面的某人，年纪大的还问我的父母还在吗，娃娃有多大了……我是乡下人，进入乡村，尤其是哈尼族的村子，用不着采什么风。风每时每刻都吹，我用得完吗？
黄草坝的生活环境，比我的故乡要苦些。水的来源少，还有怪里十气的地形，无法开垦大片的田，但人们还是穷尽脑汁，在山背上，山的胳肢窝，峡谷的胸部、腿上，雕刻出并不雄壮，却想象无比丰富的梯田。站在山头之间的田，可以对话，山头之间又被万丈深渊阻隔；村子到田的路，是滚下去的，上来呢，犹如登天。在日复一日的滚下、爬上中，人的骨头是硬了，日子也被汗水浸湿得苦苦咸咸。像随风土而生长的植物，一块天地，需要一些人生存，不论多么艰辛。生活只能在这里，而不在别处。所以，条件好的地方的人，用不着嫌弃条件艰苦的穷乡僻壤的人。你那里就不可能有这么美丽的自然风光，还有新鲜空气一样纯的人情。
在一滴汗一颗饭的同时，黄草坝村的同胞占着公路在村边的优势，卖些柴、竹子，换点滋润日子的钱。年轻人们，跟着远去的车子，到外面世界，卖力气，走运了，兜里鼓鼓的，回来被人称羡；倒霉了，连回家的车脚钱也掏不出。
这就是现实。我不可能为黄草坝去做什么改头换面的壮举。让我的心一阵阵滚烫的是，他们就像我们红河南岸，在一棵叫哈尼的大树下的土壤里，民族的根紧紧地缠绕着，即使日子过的酸不溜秋，啃石头也活下来了。
因而，当外人摇摇头感叹这儿的人怎样可怜，或者，赞美这儿怎样保持民族文化，我干脆躲开张牙舞爪的人们，冷冷地不屑一顾。
黄草坝往下和周边，有彝族，傣族。彝族住山上，土掌房，我去国家一级文物保护单位纳楼土司衙门，从村子穿过，房顶上晒包谷、豆子，有的人家正在盖钢筋水泥房。纳楼土司旧时管到红河南岸的许多哈尼族地盘，其面积之大几乎等同于如今的一个县，曾经势力大得土司跺一脚天都要塌下来。这么偏僻、闭塞的一个角落，建起这么赫赫有名的衙门，简直叫人摸头不着脑。我听了很多当年如何如何不得了的介绍，偌大的衙门，一间间的转过来，这间是哪样，那间是哪样，可见主人的奢靡与威风，达到了何等的不可一世。世道的确难以说清，当年靠榨取贫民百姓的血汗，赢取一方霸王的土司，门口石狮子张开血盆大口，贫民百姓平常没有机会进入，只有莫名其妙被抓进来严刑拷打时才得见一眼的衙门，现在却以珍贵的文物和文化被当作宝贝津津乐道。土司犯下的累累血债，反而忘记得一干二净。我们为什么只注重已经死去的房子的历史，而对那些用血肉之躯支撑起房子的亡魂，引不起丝毫的怜悯。纳楼土司衙门，脚下不远是红河，当我听到建盖衙门时，那么多笨重的木材、石头，都是红河南岸的老窝泥 （对哈尼人的贬称 ）背上来，死伤无数，我感到身为哈尼人受到自尊的伤害，有股愤怒在嗞嗞冒火。但那是历史了，历史是谁也负不了责任的。强者当王，弱者作奴，这是没有办法的事。而且，就是哈尼族的那些土司，难道不也是在百姓头上作威作福，巩固他们统治者的地位吗？
在纳楼土司衙门的回新村，我从石狮子张开哑巴嘴的大门走出，眼前的彝族人，在灿烂的阳光下，孩子在街上快乐的游玩，老人们坐在街边的石头上聊天，抽烟筒，劳动力们忙于秋收。呼吸着从知了的沙脖子的歌声中习习吹拂过来的有些热烘又夹杂凉意的空气，丝毫感觉不到土司时代的血腥，而是，人们都在恬静、悠然、安宁地生活着。偶尔几声公鸡啼鸣，更使我对这个村庄和父老乡亲，产生了一种敬慕和难舍的心情。我来不及走进谁的家，只是那么懒洋洋地跟同行的人们呆上两个小时，东拉西扯的吹些嗑子，内心里却好像已经在几处农家坐过了。我，回新村民，我们都是少数民族兄弟啊！
傣族耐热，凉爽的山上很少有傣族居住，他们总是依恋着河水，别的民族适应不了的堆积炎热的河谷，便几乎无一例外地生息着一群群皮肤白生生，说话软绵绵，内里又极为强悍的人，土地肥沃，瓜果翻滚，粮食遍地，一棵死了多年的枯树早上插进土里，晚上就可能复活。他们还有一项便利，河水暴涨的时候，从高处捎来一棵棵的树，留在平坦的沙滩上。去捡，得大堆柴。在红河谷，我们进去过一个傣族村子，好像叫雨尼。正值八月，高温的高峰期。尽管绿树成荫，河谷却真的是熊熊燃烧的火炉，把河水也烧的冒泡，夸张点说，我连烟也不敢抽，怕把干飘飘的风点着火。傣族妇女勤苦，难遇闲的，倒是挂条短裤，袒胸露肚的可能是喝晕了的汉子们，在芒果树荔枝树下，躺在石头上打鼾。如果不是这样热得不合情理，这个河谷里深藏不露的村落，的确近似世外桃源，是急于躲开喧闹的我的好去处。好比简朴的懂点诗词的古人，半文半农，半耕半读，自给自足，自在自乐。只可惜我是山上人，沾不得热气。这不，身上每个毛孔都成了汗眼，胸闷心慌。隐形的小黑虫，看准了进攻的目标，无声无息地，只觉得身上的某处像针刺，手拍下去时却已溜之大吉。不要一会儿，手上，腿上，脖子上，甚至裤裆里，到处起辣乎乎的疙瘩。
对于我来讲，无论是我最迷恋的母语，我能熟练讲的异族的语言，还是会听几句、听不懂但能稍微领悟的某种很少接触的语言，只要是红河南岸的语言，都像过节时坐在一桌的各民族朋友，彼此亲密无间。
到了南岸，我又可以吃到与内地化肥浇灌出来截然不同的饮食。一碗或几碗，根据不同的菜做的辣出眼泪的蘸水，是南岸人饭桌上的中心。多么简单、粗糙的菜，筷子伸进蘸水碗，吃得满头大汗淌。更何况每季都有不同的来自树林的菜蔬，野生似的肉类。那些南岸蘸水，内地缺少作料，有作料他们也做不到位。任何菜，只要围绕蘸水转，都会升值百倍。如果是街子天，在草皮街上，蹲在铺棕树叶子的烂呼牛肉汤锅边，拿土碗喝酒，旁边还有些半生不熟的人，各说各的话，各舔各的舌头，那滋味真是妙不可言。如果在野外田间，烧竹筒饭，烧泥鳅、黄鳝，煮田里的水菜，更是渣渣都舍不得吐掉。
一条条路，爬上森林簇拥的山岗上的村庄。
我去过的，想念着；没有去过的，向往着。我的家也在山上。头枕大山的胸膛，两手搭在山的臂膀，寨子
躺在山的肚子，伸出脚就够着梯田。早上，我还在坡头，下午就到了故乡。一路上，我唱了许多遍哈尼族情歌《咿呜
瑟》。身旁没有爱听我唱歌的哈尼姑娘睁亮眼睛，为我入迷，我是自醉。唱着这么优美的情歌，无论是回到故乡，还是遥远的异地，人是幸福的，人生不会老去∶
咿呜瑟
满山遍野开鲜花
见到鲜艳艳的花朵
想起人家的姑娘
山上开鲜花我用心摘
摘来的鲜花
很想送给人家的姑娘
……
责任编辑 张庆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