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贵
代沟(外一篇)
□王德贵
逢年过节,外地的孩子们总是领着他们的孩子们来到我俩身边,跟前的那几个自然也如期而至,一大家子十几口欢聚一堂热热闹闹有说有笑其乐融融。我和老伴儿退居二线,由着她们去厨房忙乎。有时候孩子们偷懒,就张罗着掏钱去饭店。我俩坚决反对,她们就联合起来对付我们说:“平时都听你们的,今天就听我们一次还不行吗?”结果一顿饭下来,少则五六百多则上千。他们高兴了,我这心里不得劲儿。也不光是心疼那俩钱,总觉着不值得。花十个钱吃五个钱,还得扔一半,犯不上。但当看到孩子们吃得开心玩得乐呵,心里也就坦然了。再说穿衣服吧,隔三差五就买一件新的,有的还奇形怪状的,说是时兴这个。都大人了,也没法儿说,穿就穿吧,反正也不差钱。每到这时候老伴儿就埋怨:“净乱花钱,我们这衣服还挺好的呢!”埋怨归埋怨,买了也不能不要。于是,老伴儿就把衣服搁起来,时间久了,衣柜和床下都满了,清理的时候,好多衣服都过时不能穿了,只好送给农村的侄男甥女们当劳作服用。吃饭穿衣的消费观念不一样,其它的更别提了。
这就是所说的代沟吧!
孙子辈儿和他们的父母之间的沟通比这还邪乎。为了残酷的应试升学,儿辈们要求孙子辈儿绝对不许看电视不许玩电脑。可是每到节假日闲下来,孩子们不但能讲电视剧情节,能叫出明星的名字,说出他们的星座,还能熟练操作键盘玩电脑、做游戏。什么时候看的?什么人教的?咋学的都不得而知。我们这一代同孙辈儿的交流更困难了,网上的雷人哪、卖萌啊、屌丝之类的话,我们根本不懂,加上见了面之后寒暄几句就各自玩起手机、电脑,或者插上耳塞听音乐,根本没机会谈心唠嗑,怎么交流?
小时候,不算十分贫寒的我们,夏天一人一件单褂一条裤子,男孩子连条裤衩都没有。衣服脏了或是溻出碱嘎巴,晚上洗了早上穿。有时一宿干不透也得将就穿上,用身子焐一会儿才干。家织布抗造,一时半会儿穿不坏,换新衣服的机会就很少。到了冬天就惨了,一件棉袄一条棉裤,没有衬衣衬裤,扎上腿带子,系上绳或布条做的裤腰带,光身穿上棉袄,胸前一排扣儿,冷风直接顺缝儿吹到肚皮上。日子一久,棉袄里子就有了一层油渍,刚一上身儿,就觉着脊梁骨凉飕飕硬邦邦的。母亲心疼我们,每当起床时就拎着棉袄在火盆上烤一下然后再穿到我们身上。就那样也不敢耽误事儿,照样上学照样拾柴捡粪上山捉雀儿。手和脚冻出裂口子是常有的事,一
旦冻出裂口,就捡点儿家雀儿屎用热水调成糊状涂在裂口上,说是能治冻伤。记得有一次冒雪上学,大雪没脚脖子深,矮腰儿的棉鞋灌满了雪。白天坚持了一天,晚上回到家,脚后跟已经冻出裂口子。再看鞋,里外都湿透了,于是放到火盆边上烤。临睡觉,不知道是谁闻出一股糊巴味儿。仔细一看是鞋烤糊了,赶紧拿下来,已经不行了,鞋帮都刷圈儿了。就这一双鞋,明天还得上学呢,急得我大声哭了起来。南屋的老婶儿闻讯过来,问清情况,把她的一双旧棉鞋送来救了急,以后不管棉鞋湿成啥样再也不敢烤了。最难过的还是春天和秋天,脱下棉的换单的太冷,脱下单的换棉的太热,只好穿上单的,胳肢窝夹件棉的。农村有句俚语:清明不脱裤子死了变兔子。人们怕变兔子,一到清明,纷纷脱下棉裤换上单裤,小孩子更是积极得很。春风刺骨,得坚持二十来天才能过去。
秫小米饭是常年的主要食品,有时候贴点干面子(现在叫大饼子),不是苞米面是谷子面做的。每逢学校开运动会,大人们为了脸面上好看,特意用碾子轧点儿小米面再掺点黄豆面儿,那样贴出来的干面子又香又甜又可以在人前炫耀。大米白面没有,馒头是考初中那年才第一次见到。除了节日,平时很少吃熟菜,偶尔吃顿小豆腐也算改善生活。农村老家馇的那种小豆腐是把菜剁碎煮烂,放到锅里加适量的水,边烧火边往水面上撒黄豆面儿,用勺子不停地搅和。撒上豆面儿的锅很快就开了,那叫假开锅,不算熟,得多煮一会儿才行。煮熟的小豆腐盛到碗里,放点清酱,那滋味美极了。去年我和老伴儿为了品尝久违了的小豆腐,按照程序又特意多加了点豆面儿做了一顿,可是咋也吃不出当年的味道来了。到了三年困难时期,情况发生了严重改变,每人每天几两粮食,其余的要用野菜补充。屯中的景老爷子幽默地说:“鸭子见着我就追,为啥哩,因为吃菜吃的我肚皮都绿了。”后来,国民经济略有好转,城里人凭本儿供应粮食、蔬菜,按人发布票、肉票、线票、豆腐票。每月每人三两油,做半锅菜放不了一匙儿油,人们掐票排队买肉争着让售货员给来点肥的回家当油水吃。农村的生活也稍有变化,好的生产队可以每人吃到360斤毛粮。人们仍然在为温饱奔波着。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种状况才得到了改善。
儿孙们不知道这些事儿,让他们忆苦思甜也不现实,没经历过,没有记忆忆什么?说到甜,那是由不甜比较出来的,是由苦衬托出来的。他们生下来就在蜜罐里泡着,可谓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也。责任在我们这一代。代沟是社会发展的产物,这种沟填是填不平的,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尽量往沟里多填几锹土,让沟浅一点。譬如说,经常跟他们说说过去的事情,让他们也知道我们小时候就知道的那些话:我们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是无数先烈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是一代又一代前辈们在艰苦的环境中努力拼搏打造出来的。同时还要适应他们,满足他们的孝心欲望,出去旅旅游,学学电脑等等。
我和老伴儿近年来进步了不少,孩子们出钱,我俩就会同几个驴友出去旅游。避暑山庄、北京长城、华东五市都到了。去年又到港澳、毛主席故居转了一圈儿。新衣服来了,当场试穿,穿上就不下身。孩子们给我俩一人配一台电脑,原先对电脑不怎么感兴趣的我俩,现在都能简单地操作了。看新闻、玩游戏、种地偷菜、对话聊天都可以了。我的“二指禅”打字功夫差点劲儿,但是,想写点东西慢慢地也能鼓捣出来。我俩用电脑的本领都是外孙和外孙女教的,他们成了我们的老师。孩子们给了一部车,我就去考驾照,拉着老伴儿到农村去赶集。人们说我俩挺新潮,同下一代的代沟没有那么深,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开支加大浪费严重。孩子们
又说:“那是拉动内需支援国家建设!”让我们哭笑不得。
当年抗美援朝时,全国人民上下一心同仇敌忾,勒紧裤腰带,节省出钱来捐献飞机大炮。当时我们是小学生,省下有限的零花钱再卖点儿废品统统捐上去。架不住人多力量大,最终打败了敌人。打败侵略者是需要钱的,所以我们必须节俭,支援国防打败敌人,保住我们的民族尊严。前些日子和孩子们一起吃饭,我宣布:“谁也不许买日本货!你买货他挣钱,挣了钱造枪炮打咱们,你傻不傻?”这条建议三代人一致通过,这一点,没有代沟。
二哥
二哥是煤矿工人,在井下工作近三十年,直至退休。磕磕碰碰不少,大的伤害却没有,是他本人之福,也是亲人们之幸。退休之后,打打麻将,玩玩扑克,养鸽养狗,有时也做点零工,挣点外捞,倒也清闲自在。二哥是个顾家的人,对父母特别孝顺。打参加工作那天起,就每月给父母往家捎钱。后来,我上中学,学校离二哥很近。父亲就说:钱不要往家交了,直接给你弟吧!从此,我念书的费用就由二哥供给,一供就是六年。我高中毕业后,参加工作了,二哥还继续给父母钱,直至二老双亲相继去世。从小聪明乖巧的二哥,深受父母喜爱。无论大人支使什么活儿,只要摊到他的头上,总能爽快地答应下来,先让老人高兴,至于做不做那是另外的事。我则不同,摊上不顺心的任务,不是扭头别棒就是闷声不响,常常惹得大人不高兴。
二哥心灵手巧,什么东西都会做。他能做漂亮的弹弓:先把铁丝弯成弹弓把儿,拴上大车内胎割成的条状胶皮,再加上皮革后兜,弹弓就做成了。山区的石头子儿俯拾皆是,挑好的装上半挎兜儿,边走边打。我在后面屁颠屁颠的跟着,也帮着捡石头子儿。偶尔能打下一只家雀儿,我们就像猎人猎获一只鹿一样高兴。他能做弓箭,把顺溜的柳枝弯成弓状,一根细绳拴在两端,高粱秆当箭杆,箭杆一头匝上带尖儿的薄铁片儿,就可以射箭了。给我做的箭没有箭头,怕我没准头误伤了人畜。而是把箭杆一端固定在弦上,另一端嵌上泥丸,拉满弓射出去,箭杆不离弦,那用黄泥做的坚硬泥丸便飞了出去。泥丸得提前制作,把和好的黄泥抟成玻璃球大小,用箭杆扎个半截眼儿,成小窝头状,晾晒干了便可以使用了。我们那地方管毽子叫欠儿,二哥制作的欠儿在屯里是出了名的。别人做欠儿用鸡毛、羊毛、马鬃、马尾,他做欠儿用的是狗尾巴上的长毛。先用豆包或骨头把狗哄住,然后用双腿夹住狗头,拽起狗尾巴,迅速剪下尾部长毛,不管是自家的还是别人家的狗,每次都能得手。把狗尾毛理成一撮一撮的,用梳子在根部梳去绒毛,留下长的攥成一绺,穿入叠在一起的三个铜钱的孔中。再把竹筷子削成的楔子从中间钉进去,用快刀贴着铜钱削平背面,欠儿就做成了。这样的欠儿踢起来稳当,一点也不贼。和他一个年龄段的小伙伴们纷纷效仿,狗毛欠儿多了,屯子里的狗尾巴可都豁牙露齿了。二哥还是踢欠儿高手,不仅踢得多,而且能踢出很多花样,什么压、打、跪、踩、掏、返掏等等,自个儿命名,自个儿玩耍。有时人多,便分成两伙,对垒比赛,全都是腿脚功夫。二哥打嘎儿是最拿手的,他削的嘎儿都是硬杂木的,比普通嘎儿要沉,打得更远。只是打嘎儿常常受到大人们的限制,因为嘎儿飞起来速度贼快,两头又都带着尖儿,弄不好会伤到人。二哥还能自制铁夹子,能灭鼠、能捕家雀儿山雀儿。捕雀儿的夹子与灭鼠夹子原理一样,只是稍大一些,夹子上下
颚都要编成网,夹鼠在于消灭,捕雀在于活捉。
二哥对我呵护有加。平时,我做对了他不表扬我,做错了也很少批评。但若是有人欺负我,那是绝对不可以的。有一次,春节抢“行头”,明明是我抢到了“行头”,却被一个比我大的小子从我手中抢走。二哥跑过来,啥也没说,抡起拳头照那小子腮帮子就是一下。那小子闹个仰八叉,捂着脸爬起来悄悄地溜走了。关于“行头”,很多人不知道是什么。那是早年全屯人共同玩的一种像足球似的东西,表面用褪了毛的羊皮缝制,留有口儿,内胆是把猪尿泡塞进去吹饱气扎住嘴儿,再把留的口儿缝上,就成了一个很像足球但没有足球那么标准的球,这就是“行头”。人们把它踢向空中,落地后大家争抢,抢到后再踢向空中。大年初一到初五,全屯老少爷们聚集屯中广场,踢“行头”取乐的同时,为的是见面相互问候,像是团拜。说些“见面发财”“过年好"之类的话。由于人多,抢到一次“行头”不容易。抢到后再踢向空中是很光荣的事。我好不容易抢到手,却又被人抢走,二哥很生气,便动了手。又有一次,二哥背着粪箕子领着我去滑冰。与另外三个人相遇,不知为什么,我与三人口角起来。那三人是一伙的,动手要来打我。二哥见状,抡起粪叉子把儿,“嗖”的一下向其中一个后脑打去。那人应声倒地,其余两个撒腿就跑。吓得我浑身哆嗦,害怕把人打死,不料那人翻身站起,揉揉脑袋,也一溜烟地跑了。人这一生得知道感恩,倒不一定非得用物质去回报对方,感恩之心是必须得有的。有人说,大的带小的是应该应分的。那是他不懂“情理”一词的真实含义,情是仁爱之心,理是天经地义。人生不能只要天经地义,不要仁爱之心。大的有了仁爱之心,便会尽心尽力地呵护小的;小的如果不懂这种仁爱之心,不知感恩,只说这是天经地义,岂不是知识浅薄?如果故意亵渎这种亲情之间的仁爱之心,那他的良心一定是感冒了。
二哥十来岁就能跟父亲上山砍柴,他的胆儿很大,独自在深山平坦处看守毛驴,拢些柴火烧烤干粮,边割些柴草边等待爬山砍柴的父亲。傍晚,毛驴驮了满满一驮子,俩人又各自背回来一捆。不多日子,院子里码了一大垛烧柴。有一次,父亲因事没去,二哥便随屯中人进山。太阳压山了,砍柴人陆续回来,唯独不见二哥踪影。傍晚的时候,母亲着急,便颠着小脚顺路去接。离家三里远的地方,只见二哥没劲儿搭撒地一步一步艰难地往家走。背上的柴只剩下五六根,母亲很诧异,便问这是咋回事?原来二哥好强争胜,人家砍多少,他也砍多少。人家背起柴往家走,他也背起柴往家走。可是没走多远,就压得喘不过气来。歇了一气再走,仍然背不动,只好忍痛扔掉一部分。再走一段还是背不动,又扔掉一部分。就这样走走停停,停停扔扔,最后连剩下这几根背着都很吃力了。母亲接过那几根柴,教训他:“你才多大?这么不自量力,以后可不许这么干!”
解放战争年代,人们纷纷到附近村屯亲戚家躲避战火。二哥嫌我们老的老小的小,不愿意跟我们一起走,自己骑着毛驴随着几个年轻人往山里跑。枪声炮声不断,时不常的有子弹“嗖嗖”地从耳边飞过,他也没觉得害怕。那年雪特大,风餐露宿好几天,跟头把式地总算回来了,真难为了刚刚十岁的小孩子。二哥喜欢文艺,由于没钱买票看文艺节目,经常会同中学时代的同学去看戏尾。就是演出进行一半左右时,收票人回去休息,几个人便溜进去,贴墙站立看完演出。二哥曾经自制二胡,拉得有模有样,只因经济条件限制和基础理论匮乏,艺术细胞被埋没在萌芽状态之中,没有向高深发展。
二哥是有责任心的男人。矿上井下工人
为免得家人惦记,下了班就得急匆匆地回家。不然,每耽搁一分钟,家人的心就多悬一分钟。有一次,下班赶上下大雨。二哥怕家人惦记,穿上雨衣骑上自行车就往家赶。当经过一个无人看守的铁路道口时,雨势增大,他以为没有火车经过,便骑车冲了过去。其实火车已近在咫尺,只是他没发现而已。自行车后轮还没离开铁轨,就听“哐”的一声,连人带车飞了出去。车子变了形,人被摔昏在路旁壕沟里,好久才醒过来。他慢慢坐起,甩甩胳膊揉揉腿,除了有些疼,并没感觉骨折,便忍痛顶雨扛起自行车回家了。人们都说他命大,他自己说:“命不该绝。”第二天,他修好自行车,没有耽误上班。说起修自行车,那可是他的绝活。在我的印象里,二哥没买过新的自行车。他能把旧啦吧唧的自行车检修得利利索索的,骑起来既稳当又轻快。修车时,打开每个轴承,该换的零件换掉,重新抹油组装,平好圈紧好条,擦拭干净,一丝不苟。除了外观,其余哪儿都不比新车差。那个年代,买辆新自行车价格不菲。能骑一辆得心应手称心如意的二手车,心里也挺得劲儿的。
到了晚年,孩子们都已经独立生活。虽说二哥二嫂老两口退休金不算高,但比年轻时宽绰多了。一贯谨慎花钱的二哥突然大方起来。他相信报纸上的广告,说那是国家出的报纸,不能有假。他还相信卖保健品人的宣传,说人家讲得那么真切,说得那么动人,还起誓发愿的,不像是糊弄人。于是,用大把大把的钱买广告产品和保健品。有一次,他摸着穿在身上的衬裤说:“这是人家卖保健品的人白送的保暖裤,市面上买不到的。”殊不知那是人家挣足了他的钱,奖励他的。
前年,二哥感到身体不适住进医院。体检时发现胃部有肿瘤,医生说是癌症。如晴天霹雳,全家人都被震惊了。我和姐姐不相信他会得那种病,决定到沈阳大医院给他确诊。由我陪同侄子、侄女护送二哥到省城专业医院,诊断结果不但与原诊断相同,权威专家还告知:鉴于年龄和肿瘤所在位置的原因,此病人不宜手术治疗。大家沉默无语,心情沉重。当着病人的面还得强颜欢笑,装作轻松的样子,说没事了没事了,炎症而已。在二嫂和孩子们的精心护理下,二哥与病魔斗争了一年多。患病期间,谁也没向他吐露真实病情,他也谈笑风生,不失平常时的幽默。到临期末了,姐姐才告诉他得的是癌症。其实,凭二哥的聪明才智,早就应该知道自己得的什么病,只是大家心照不宣罢了。二〇一二年四月十三日,二哥走完了他七十五岁的人生路程,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第三天是发送他的日子,大家都去为他送行。大约是送二哥升天的时刻,他家挂在墙上好几年停用的老式挂钟突然当当地响了起来。绝不是错觉,因为留守家中的是两个人,二嫂和我老伴儿都听见了。前些日子是二哥的周年忌日,我们会同侄儿、侄女们去祭奠他。二嫂告诉大伙:一年来根本没人动过的挂钟,周年时又当当地敲响了。奇哉!怪耶!是纯属巧合,还是什么?
责任编辑 董晓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