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微娜
上世纪60年代末，父亲因“右派”问题，全家被遣送下乡，接受监督改造。
一辆解放牌大卡车，在一户农家院前卸下我家全部家当，在准备返回的时候，我的6岁妹妹哭喊着不肯下车，要跟车回城。我妹妹揪心的哭声，招来许多围观的人，他们像看怪物似的看着我们。
这时，一个大眼睛的人走过来，上车拉住妹妹的手，把她抱下车来，温和地哄着。
后来知道，这个人在村里辈分很高。虽然30出头，但比他年龄大的人都叫他老叔。他是我家的房东，我们住在他家的西屋。晚上，父母心事重重，还没做饭，老叔端来了热粥热饭，并帮我们把炕烧热。乡下的第一晚，在如豆的油灯下，我们全家在温情中度过。
“右派”的帽子把父亲压得抬不起头，村人们见了他都躲得远远的。
老叔看到后不忿地说：“右派怎么啦？右派也是人啊！”在那种气候下，这出格的话也只有老叔敢说，也只有老叔敢和我们家人亲近。
我们姐妹从小生活在城市，根本不会干农活。老叔就不厌其烦手把手地教我们。到了种菜季节，母亲只要一句“他老叔……”老叔就会来帮我们家把菜地种上。
黑五类的子女是受人歧视的，每当妹妹受了欺负，老叔会挺身而出。我们不敢想象没有老叔的保护，我们的日子会怎样。老叔成了我们的保护神。
几年后，父亲平反恢复了工作。
一个春暖的日子，一辆解放牌大卡车拉着全家人回城。父亲把养的鸡鸭鹅全留给了老叔。
告别时，父母两眼泛着泪光拉住老叔的手：“他叔，以后有时间一定到城里找我们啊！”
老叔搓着两只大手，一个劲地点头嘿嘿笑着：“会去的！会去的！”
记得我家在城里安顿下来半年后，老叔上我家串门来了，全家人高兴万分。尽管家里居住条件有些挤巴，可父亲还是留老叔住了三天，陪他逛了滨城有名的景点。
老叔临走，母亲知道他家孩子多，粮食不够吃，给他装了半袋米和面（那时米面还是定量供应），又买了些点心蛋糕。父亲还给他买了一条大重九香烟。老叔也不推辞，拿起烟闻了又闻，连称“好烟”。满意地走了。
年底时，老叔又来了，带来些地瓜和苹果。
老叔在我家住的其间，父亲托人买了40斤白面给老叔，看快过年了，母亲给老叔两口子买了新的毛衣，老叔说：“别花那冤枉钱买新的，旧衣服就行。”母亲又把我们穿的半新的衣服装了一包送给他。临走老叔问父亲还有烟吗？父亲忙给他买了一条。
走时连父亲桌上抽剩的半盒烟也被老叔揣在兜里。
老叔走后，妹妹没好气地说：“这人怎么这样啊！”
从此，老叔来我家的次数更频了。来的次数多了，就更不见外了，见什么要什么，看好什么拿什么。有一次，老叔竟然看上了父亲的大国防自行车，说，“这车结实抗骑，我去乡下赶集卖鸡蛋，骑着方便。哥，送给我吧。”刚开始父亲犹豫了一下，但还是答应了。
我开始有些反感了：“老叔也太贪了吧？这两年咱家没少给他东西啊！”
妹妹也接话说：“他再来，别给他好脸！”
母亲生气地批评我们说：“你们这叫什么话，咱家最困难的时候，是你老叔帮了咱家啊。”
岁月风一样刮走，一晃，十几年过去。改革开放以后的几年，老叔来我家的次数少了。后来我们家换了大房子。
母亲常叨咕说：“换了大房子，可他老叔又不来了。”
一天，老叔的儿子来电话了，说他父亲得了肝癌，日子不多了，老叔想看看我父亲。
父亲急忙来到医院，病床上的老叔瘦成了一把骨头。父亲心疼地握住老叔的手说：“病成这样为啥不早告诉我？”
老叔已处于弥留之际，他缓缓地睁开眼，弱着声说，“哥，那些年没轻折腾你，对不起了。”
父亲说：“别说这样外道话，谁都有困难的时候，应该的。”
老叔浑浊的目光游离着，眼角沁出泪水，看着父亲说：“没有谁对谁应该不应该的，哥，我心里懂。”
说完，老叔咽下最后一口气，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