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成
校园的围墙
我到大学报到的第一天，就发现学校有一道那么长的围墙，而且还那么高大坚实，委实吃了一惊。说真话，这有点出乎我的意料，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壮观”的围墙，甚至连后来也没有。我和父亲是在长江码头坐母校接新生的汽车直接进的校园。校门内侧有市百货公司特意来设的货摊，正在人潮涌动之时，摩肩接踵。我们挤进去买了点日用品，随后就按照别人的指点，走到一号楼进了学生宿舍。放下行李，与先来的同学互相认识了一下，这时天已过午，我们实在是饥肠辘辘，而校园里却看不到就餐的地方或拿着餐具的学生。我和父亲商量了一下，决定上街去解决午饭问题，于是循着来路走出校门，来到了街上。但打眼一看，也看不到有卖食品的商店。我们只得再往前探索，又怕迷路，便沿着校围墙一路走去。走啊走，而前方一直没有饭馆之类的建筑，我们只得继续往前，走得我都感到绝望了，围墙却还看不到尽头。我真是又累又饥又困，恨不得立即就返回宿舍休息，但看回程也已远，只好再打起精神接着走下去，连父亲也不由感叹这围墙“怎么这么长”……多少年后，我读到了意大利诗人蒙塔莱的一首诗《夏日正午的漫步》：“田园的红墙衬映着绿荫沉沉……一阵莫名的辛酸涌袭心间/嵌立着锋利的酒瓶碎片的高墙/环绕它无休止地踽踽而行/莫非就是全部苦难和人生”，不禁感慨良多，第一次绕着母校围墙行走的情形重现眼前，我也就仿佛觉得自己终生都在这围墙之下踽踽而行了。
不过，我们学校的围墙倒不是红色的，而是黑色的，差不多快有三米高吧，上半部还可以看出一块块砖形的方块格子，下半部约一米高是水泥筑成，两者接合处有微凸的一道棱线——不久，我就发现这道棱线恰有妙处。
一道高大而漫长的围墙把喧嚣的市声隔开，校园里的世界便安静多了。我们一号楼就最靠近围墙，在二楼以上，可以看见墙外绿树浓荫的街道和对面的邮局。邮局是我尤为注意的地方，因为我知道，在那里可以买到杂志。只不过刚在学校里安顿下来，校园里的一切就足以引起我的好奇，我还来不及去围墙外的街上逛逛，何况高墙深院，走出去那么费事。但我很快发现其实另有办法。先是有一天，也是过了正午，我不知因为懒还是有事耽搁了，没能及时上食堂去吃饭，而此刻，通往食堂的路上已看不到几个人，大约也买不到饭菜了，怎么办呢？我正为此犯愁，却从后窗一眼瞥见有几位同学正趴在围墙上——围墙很高，但宿舍区一带地势也高，故围墙只及人的胸脯，这几位同学正用绳子往墙外边垂吊什么。我赶过去一看，他们的绳子一端系着一个网兜，而网兜里却安然放着一只瓷碗，碗里面是面条，原来同学们是这样从街上买面吃的。这真是个好办法，我立即如法炮制，找来绳子、网兜，把钱放进去，喊来街对面一爿小食铺子里的当垆妇人，也很快解决了饭食问题。从此，我再也不用担心错过饭点，而且一来二往，和那些卖面条的都有些熟悉了，偶尔在街上玩，也会拐到这里吃上一碗面，和他们有了更多的交流。
这些卖面条的小吃铺，已经靠近校园侧背的一条僻静的小街，而每当夜晚来临，校园正面的围墙外大街上反而格外的热闹。原来，有许多卖小吃的来到了这里，就公然把食摊设在了学校围墙下。他们的食摊大多很简单，有的就是一两只锅灶，锅里煮着牛肉、鸡蛋和豆腐干，也有的设一口油锅，用来炸臭豆腐，还有的是煮面条和馄饨。墙根下堆着几箱啤酒。有人不知从哪儿牵来一根电线，吊一只灯泡照明，其余就借着路灯和校园里的灯光，到处热气腾腾，香气四溢，人来人往，声音嘈杂，好一派喧腾繁华景象。校园里的同学听到这一片市声，闻到了食物的馨香，当然口舌生津，尤其是到了晚上九点十点，许多同学已下了自习，正肚空腹虚，自是按捺不住，都想赶赴围墙外的“盛筵”。要走那么漫长的一段路出校门，再折返过去，当然是不耐那个烦也不“经济”（从时间上说），于是只剩下一途，那就是越墙而过。好在校园这边地势虽不及宿舍区这一带高，爬上墙头虽然费点力，但并非大难事，而翻到那边，只要转过身扣紧了墙头，把脚搭在那围墙中间凸出的棱线上，再往下轻轻一跃就可以稳稳落地，何况同学们还可以互相帮忙，一切便都不在话下。我也和同学们一样，多少次翻过墙头，下到那边找一家食摊，坐在一只小马扎上，就可以点上几味食品，有滋有味地吃起来，偶尔还和同学凑在一块喝一两瓶啤酒，那就更是酒饭俱足，快何如之。好在那时根本不须考虑晚上吃了东西会造成积食或导致“三高”。
就是白天，也会偶尔看到有同学翻越墙头的。我就曾在白天往书包里放上几本书，翻过去，跑到邮局买来一两本杂志，然后溜达到镜湖边的迎宾阁。那是一座公园，而园中的“阁”上开有茶楼，游客可以叫上一杯茶，坐在那里一待几个小时。我便常常在这里读书、写作，才思枯竭时，便到湖边走走，手攀柳丝，凝眸远眺清粼粼的湖波细浪，或在园中的花木丛中散步。游人并不很多，四下里十分安静，而景色怡人，清风拂面，让人有遁入桃源甚至飘飘欲仙之感。我在这里写了好多篇诗文都发表了，而得了稿费又可作来此小憩的茶资，不亦快哉。在我一生当中，大学读书这几年是最快乐的，而来迎宾阁，更是让我感到无与伦比的惬意。
喜欢翻墙头的，一般都是男生，只有极少数女生才敢一试，而且大多还需要男生在边上助力护持。大学四年，我也干过这样一件“蠢事”。那一年，我受艺术系一位同学的委托，给她妹妹补习文化课，也许是为了答谢我一段日子的辛劳，这位妹妹邀请我去她家乡——江南某小城去游玩。我们收拾好行李背包，准备赶赴火车站，因为带着东西，要走很长一段路出校门，感觉甚累，我便贸然决定“犯险”，带她去翻墙头。好容易把她连哄带拉地拽上了墙头，没想到，她一看墙外的街道地势是那么低，她顿时胆怯了，不敢再往下攀跃，而这时我已跳到了墙外，她也不敢再返回，遂进退失据，在墙头上磨蹭起来。不巧的是，正值夏天，她穿的是一条长裙，自然要被风一再掀起边幅，她要不时地按捺她的裙子，于是更加手忙脚乱，而此时街上的几个时髦小青年见到这样一幅“西洋景”，自然不肯放过，有人哗笑，有人吹起了口哨，这让她感到十分尴尬，而我也更加紧张，便不停地呼喊、指点、示范，终于，她横下心来，转过身用手扣住墙头，而身体仍然悬吊着，我引导她用脚踩住了棱线，并把她接到了地面，一场危机才算化解。想想那时可真是“少年孟浪”啊！
虽然总有同学喜欢这么翻来翻去，尤其是夜晚，差不多成为街头一景，但是从来没有一位同学真的摔下来过，更未曾有摔伤的。大约十几二十岁的青少年，身体轻盈、敏捷，虽然围墙比较高，到底不在话下，何况还有中间那道棱线可以蹬脚。写到这里，我真的想说，那道棱线简直就是特意为我们翻墙留的。想起来，还真是要感谢母校的领导和老师，他们几乎从来没有禁止过我们翻墙头，甚至没有说过翻墙起码是不文明行为，有碍观瞻，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包容，显示了母校恢宏的气度。是呀，都是成年的大学生了，又何必拘束得太紧，何况就是一堵围墙，即便限制住我们的脚步，又哪能限制得了我们的心。
我还记得我毕业那年，正面临街的围墙一侧，学校建了个小屋子，我起初以为是用来监视和禁止同学翻墙的，其实不是，是用于储藏什么物件的；如果记忆没错的话，我见到有人往里运过一捆捆旧书刊，我还跑去帮忙过。从一堆旧刊物里，我发现有一种比较老的杂志——大约是上个世纪50年代什么机构出版的，也叫《读书》，比当时我买过几期的三联出的《读书》开本要大，是十六开本，好像还是繁体字，我才知道，三联的《读书》杂志不是首创，它是有“前身”的。
我从内心感激母校的围墙，它像母亲的双臂围护着我们，又没有把我们拘束得过紧，让我们偶尔“逃逸”一下，翻越过去，放松一会儿，舒缓舒缓，这在某种意义上也保护了我们的一份生动活泼的天性……
母校的图书馆
有些知识是从课堂里得来的；有些知识则是从图书馆里获得的。后者对我的影响似乎还要大些。我们一入学，学校就专门安排图书馆馆长给我们新生做过一场报告，介绍校图书馆的馆藏历史、现状及使用图书馆的相关知识。我尤其记得他曾自豪地告诉我：我校图书馆藏书有180万之巨，在全国高校当中都是数得着的；有一批珍本孤本，为世所罕见或绝无仅有。我们听了当然也感到自豪。
从此，我们开始频繁地出入图书馆，在这里度过四年当中的无数美好时光。
校图书馆大约位于校园的西北部，与几栋教学楼既有一段距离又不算太远，地势也比较高，环境相对安静。尤其让我这文学爱好者感觉亲切的是一入馆门，就会看见一尊鲁迅先生的塑像，虽然不大，是座胸像，放在半人高的白石底座上，但先生那戟指的头发与凌厉地望着远方的样子，令人神往。据说这座塑像出自本校艺术系青年教师之手，显示了创作者不凡的功力。走过塑像就是楼梯口，左右摆放着两列长玻璃柜，陈列有本校教师的著作。我们中文系的老师作品较多，宛敏灏教授的有两部，一部是出版于五六十年代的《张于湖年谱》，一部是《词律》，后一部不是正式出版物而是纸样，因“文革”爆发而未及出版（值得一记的是我毕业后，这部著作终于正式出版，我还买得一部），另外还有祖保泉教授研究《文心雕龙》的著作，好像也是有两部。历史系我记得有万绳楠教授（陈寅恪先生的弟子）的《魏晋南北朝文化史》等，其他还有徽商研究方面的专著与资料，此外的印象已不深——应提及的是，那时候不像现在，出版一部专著是很不容易的事。而更令人敬佩的是其中一个柜子陈列有我校杜宜瑾校长发表于英、美等顶级科技刊物上的学术论文，是用英文发表的，看了以后更感到我们学校学术力量的强大。杜校长后来出任本省主管文教方面的副省长，我一方面为他高兴，觉得所选得人；一方面又觉得他不搞科研了，多少有些可惜。
转过楼梯口，就直接上到二楼。二楼左手有一间阅览室，是在大厅一角用报架围成一个独立空间，架子上插放着当下的文学期刊。这当然是我“光顾”最多的地方，仿佛置身一大片带露的鲜花，我们这些小蜜蜂一飞进来，就直顾肆意地采汲花蜜。可以站在这里翻阅，也可以拿到座位上细读（好像要在入口处做个登记）。全国各地当下发表的作品一一进入我们的视野，而毕业于本校的作家、诗人的作品，更是引起我们的注意。我曾站在那里读我几位师兄发表于《十月》《北京文学》等名刊的大型组诗，内心自是受到一种冲击。进入二年级，我们自己的作品也开始登上一些刊物，当然也是在这里第一时间读到，那种喜悦自不待言，甚至盼着同学们也能够看到，从而获得一点成就感——少年人的这点虚荣心似乎亦不难理解。
我已不能十分清楚地记得我们是如何借阅图书的了。印象里，最初图书馆是把每本书也都做了资料卡片，盛在柜子里以备查阅，然后填上索书单，交给管理员到库里查找。我们还需把索书单放到一只竹篮里，然后让竹篮沿着一根铁丝线滑动，传到管理员手里，再由管理员进到库里寻找，找到书后再放到竹篮里传到我身边，方法有点“土”,程序有点繁琐，往往要等很长时间。这种办法好像没有多久就废除了，手续简化，有许多书就放在报刊阅览室对过的借阅处，用一道玻璃墙隔着，透过玻璃，我们就能看到书架上的书脊，看中哪本就指示管理员去取，然后在书签上做个登记，留下书签就可以了。我最初借阅的几本书都还记得，《汤姆叔叔的小屋》《沈从文小说选》《沈从文散文选》《杂拌儿》，前两本读得比较认真，都写了读后感。这两篇读后感也可以看作我后来写书评的试笔。而《杂拌儿》中的许多篇章我却读不进去，除了那锦绣般绮丽的《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其他都引不起我的兴趣，直到多年后，我才能体味俞老夫子文章的妙处。我读的《杂拌儿》似乎还是初版本，竖版，一页没排多少字，这也让我感到不太习惯。
三楼是过期杂志的阅览室。一本本合订本，都加上了黑色或绿色、红色的纸板封面，典雅厚重，我自是不少借阅。借得最多的是1980年前出的《诗刊》，因为自1981年起的《诗刊》我都曾订阅或零星买到了。1980年《诗刊》举办了第一期“青春诗会”，参加诗会的几乎都是名家或因参会而成名。那一期“诗会专号”，我不知读了多少遍，还摘抄了一些。还有我以前在乡下只闻其名而从未能谋面的一些地方性杂志，这时也可尽情地浏览一下了。而四楼也用木板或玻璃隔出了一个独立的小间，那里陈放的是“内部借阅”书刊，所谓“内部借阅”就是只能在当场阅读，不能借回寝室，主要是港台图书，也有一点古籍。我在这里读得最多的是台湾出的“新文学大系”，在上面我第一次读到诗人余光中的散文，那时还只有四川诗人流沙河向内地介绍过他的诗歌，而他的散文只零星地由《散文选刊》《台港文学选刊》转载过几篇，在这大系里载有他的几篇长文，如《咦呵西部》《逍遥游》，我读后真是爱不释手，遂一字一句工工整整地抄录下来。抄过的台湾散文还有王鼎钧、张晓风等人的作品，都觉眼界一新。至于古籍何以也算“内部借阅”我倒不是很明白，大概是书的部头大，馆藏只有一部两部吧。我竟然也有兴趣读了一些如《康熙起居录》这样的枯燥文字，甚至同样摘抄了一些片断。我至今还记得其中一节记有康熙痛斥遇见的一位和尚，认为他不事生产而蛊惑人心，当时觉得康熙还颇“英明”。
我从图书馆里借得最多的倒是台湾远景出版社出的一套“诺贝尔文学获奖作家丛书”。我借的是精装本，红色封面。同样是台湾出版的，这却不算“内部借阅”，可能这套书所收的都是外国作家吧。我读了法国诗人米斯特拉尔的长诗《米赫尔》、狄奥·蒙森的《罗马史》、显克微支的《你往何处去》等都印象深刻，颇想一读再读。读我一直热爱的大诗人聂鲁达的作品也由此开始。后来还专门找来大陆的译本《聂鲁达诗选》，为他所创造的诗的世界所深深折服，觉得那真是五光十色绚丽多姿，让人惊叹不已。我甚至拿出卡片，摘录他所用的一个个意象，可惜抄不胜抄，最终半途而废。古典文学读得不多，一部《珂雪斋近集》倒是读得兴会淋漓。古典文学读得不多的原因，还在于我平时就从书店买了一些普及性选本，似乎并不需要从图书馆借阅。
因为去图书馆还比较勤，我跟图书管理员也逐渐熟络起来，我记得过期杂志部有位管理员孔老师，是位五十岁左右的女士，对我们态度和蔼，喜欢和我们说话，她问我是哪里人，我告诉了她，她就说起在学校里工作的我的同乡。她后来调到“内部借阅”处，自然也常常见面。这“内部”还有一位三十多岁的年轻职员，他见到我手持杂志上刊有自己的文章，说这对以后评职称有好处，他哪里知道，评职称常常是不看发表不发表或在什么地方发表文章的。
我跟图书馆的关系一直是和洽的，这中间也发生一件小插曲，但照样没有影响我对图书馆的亲近感。那是有一回，我从图书馆借来一本海外作家所著长篇小说《我们的歌》，大约是写台湾青年五六十年代留学海外的事，我读后很感动，觉得他们是追求理想、意气奋发的一群，便推荐给同寝室的一位同学读；他读了也很喜欢，但他不该激动之余还在书里又是画线又作“批注”。我拿回书后就觉犯难，侥幸还回去后仍惴惴不安。果然不久，通知到了系里，让我去图书馆一趟，我一听就知与这书有关。果然如此，借书处的老师让我回去写检查，我回来写了检查，说明了情况，并检讨自己不如羊羔之知跪乳，乌鸦之知反哺，受图书馆嘉惠之多，却不懂得珍惜，实不应该。大概检讨得还算深刻，递上去后，图书馆的一位领导还出来找我谈话，大意说，图书馆的书里如果都被画或被涂写，别人还怎么看？这是损害文物。他还说，是的，主席、郭老（郭沫若）路过芜湖，都曾从我们图书馆调阅图书，并在上面留有墨宝，那是领导人手迹，弥足珍贵；一般人不能允许的。最后他要我下不为例，这次就免除罚款了。我嘘了一口气出了图书馆，少年人的心性让我在心中赌气说：说不定哪一天，我留在书上的文字也成了墨宝了哩！说是这样说，其实我并没有多少底气，果然没这本事。
那时候，同学们上晚自习，都把图书馆阅览室的位子占得满满的，去晚了连座位都找不到。（估计现在高校还是如此吧，学生还是以读书学习为天职的嘛。）大家都屏气凝神在那里阅读，做作业。我偶尔也在那里写篇文章或小诗什么的，心情是很愉快的。尤其是春末夏初或仲秋，风日甚好的时候，看了一会儿书，到校园里随意走走散散心，或跟同学聊聊天——谈的也是当前的文学创作，现在想来，更是觉得那是神仙一般的日子，是一个人一生中最美好的经历，有了是幸福，没有多少是缺憾。
还记得有一度，我跟艺术系一位漂亮女生来往比较频密，别人以为我们是在谈恋爱，其实我们连手也没有拉过；她比我大，早已名花有主，只是对象据说在上海读博士。我们常常一道去图书馆，每当我们走入阅览室，好一片目光就“刷”投过来，就像一盏盏探照灯似的，照得我抬不起眼来。我的这位女同学却若无其事，因为习以为常。我们在看书时，我的同年级诗友，现在已成为知名评论家的洪和他的艺术系女友也在那里自习，总是能在稠人广座当中发现我们，很快一羽折叠的纸条就飞了过来，上面画着漫画，有一次是一头大象卷着长鼻，甩着长尾，鼻子上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祝你们晚上好！”我们看了，不禁莞尔。
这真正是一段青春浪漫的岁月！而这一切因为学校的图书馆是我们共聚的舞台。相信这里也曾经发生许多爱情故事。我刚上大学不久，我的一位学兄就在一个春夜找我出来散步，见他神情郁郁，欲言又止，我便问他怎么了，他索性抱着头在荷花池边坐下来，吞吞吐吐告诉我，他爱上了一位年轻的图书管理员，可是她家里不同意，从此她不再理他，他感觉十分痛苦，不能接受。面对这种状况，我能说什么呢，当然只能竭力安慰他，说还有好姑娘在前面等着他哩。其实，我心里很感动，我觉得爱上一个人是一件十分美好的事，何况她是一位图书馆里的管理员！
现在想来，我觉得如果说母校是我们成长的摇篮，那么图书馆简直就是哺乳我们的乳母，精神上的，甚至是情感上的！
1990年我工作两年后考研究生，因第一志愿录取有困难，我回母校探询是否有可能作为第二志愿重返母校，得知同样有难度后，只得凄然而别。临行前，我特意跑进图书馆，在几层阅览室门口都转了转，看到一切物是人非，想到自己不知是否还有可能重新回到母校走一走，不知还有没有机会再来图书馆，两汪湿热的眼泪顿时夺眶而出。
校园浪客
离开大学校园已有二十余年，我不太了解当下大学生的生活了。模糊的印象是他们年龄似乎都显得很“小”，都还像个孩子，大多非常乖巧非常安静地待在校园里、教室中，沉浸于书本和网络世界。我们那时没有网络世界可迷，只能读些书籍和报刊。但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的大学校园是非常富有激情与生机的。正值如火如荼的改革年代，社会上激动人心的大事新鲜事也比较多，而我们因为从小所受的教育和社会影响，“以天下为己任”的意识在头脑里还根深蒂固，有时还比较强烈，所以社会上的思潮和一些发展动态总是能够在我们当中激起回应，虽然有时候也不免有一些偏激。我是在江南某城的一所普通高校读书，虽说城市很小，同学们一样非常热情关注国家的命运前途，关心社会上发生的大事。有时候议论甚至很热烈。但我总觉得，毕竟地处一隅，相对还是闭塞。虽然我们向往外面的世界，但许多都不过出于想象。我非常希望与外地名校的学生建立一点联系，了解他们的生活与所思所想及写作的情况，以便提高自己。我曾经与在北京大学读书的一位高中同学通过信，在信的结尾还提到他的一位经常发表散文的女同学，我的这位同学将信出示给她，她还主动给我写来一封信，我也回了信，可惜我到底谈不出什么，此后再无下文。
到了第三学年的那个秋天，社会思潮仿佛愈加激荡，我尤其想知道那些大城市里的大学生的一些情况，仿佛天随人愿，不久我竟意外地遇见了一位在高校与高校之间漂流的“浪客”。
说“遇见”似乎不太准确，说他来找我，倒更符合事实。其时，我正担任本校诗社的负责人，在校园里，大小也算是个“名人”吧。偶尔会有校外的人慕名来访。如果记得不错，那一天傍晚，我正好待在宿舍里，却见外系一位同学把一个陌生人引了进来。来人中等身材，不胖不瘦，穿着一身比较破旧的衣裳，头发既脏且乱，背着一个帆布挎包，整个一副风尘仆仆的样子，一看就是个流浪汉，而且年龄明显比一般在校大学生要大一点。但他自称是浙江抑或福建某校大学生，刚从北京的几所高校游历过来，还要到各地高校进行联谊活动。他还说他是个诗人，所以就来找我了。
客人来了，我当然就得接待。我让他坐下，倒水给他喝。稍事休息，大约就到了吃晚饭的时间，我便带他去食堂就餐。晚饭后，我们便坐在校园操场边的台阶上闲聊。他再一次讲述了他到北京几所大学游学的观感。他并没有多谈政治、学潮什么的，这倒是让我放下戒心。我们交谈最多的是当时的文艺思潮以及高校学生的诗歌创作。我问到他我所知道的几位大学生诗人包括有神童之誉的田晓菲的近况，他都能一一回答。他谈得较多的是理论家，如以《性格组合论》等轰动一时的刘再复及其女儿刘剑梅，说刘剑梅在父亲的影响下，在北大读书如何用功，写作也有成绩。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刘剑梅这个名字，后来我知道，田晓菲、刘剑梅都去了美国，都在文学研究上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成就，我也读到过她们的著述。
这个校园浪客自称“江帆”，我疑心是个笔名。我们互相交换作品，我记得我读到他的一两首诗，似乎也未见精彩。我不免有点怀疑他的身份，但总不好当面质疑。他给我建议：不仅要读万卷书，还要尽可能做到“行万里路”，尤其应该像他那样到外地高校去串串门，以增广见闻、学识，眼界和境界。对这一点，我当然是毫无疑义地表示赞同。他还说到他认识一些报刊的编辑，可以帮助我发表作品。我虽然对他是“何许人也”都不大能确定，但发表作品对于我有很大的诱惑，便心存侥幸，狠狠心，就将自己的一组诗歌和几篇散文交给了他，郑重地予以托付。诗作有底稿，而散文是工整地抄在活页纸上的，一时也来不及誊抄，就这样交给他去碰碰运气，我真的是没有一点把握。果然，这些作品后来都与江帆其人一样泥牛入海，毫无音讯了。这些散文里有我用心写成的《秋风起的时候》《信》等，都还没有投出去过，所以我至今还觉得有点可惜——我时常念及我还有几篇作品失落于江湖，也不敢奢望它们还有可能存于天壤之间。
且说当初我们闲谈了好一会儿，他忽然就向我打听：本校师生当中有没有成就突出的教授、作家、艺术家一类人物。他这一问，让我加深了对他的好感。我想了想，便告诉他：我校艺术系有一位叫李xx的女生打扬琴打得极好，前不久刚获得了文化部的一个奖项；另外，艺术系的郑震教授是国内著名的版画家。他顿时表示出很大的兴趣，便恳求我安排与他们会面。我虽然并不认识这两位艺术界名人，但觉这位远道而来的客人用心诚恳，也就不愿拒绝，何况我也想借此机会一睹他们的风采。我当即表示：好，今晚我们就去找李同学，第二天再去拜访郑教授。
没费多少周折，我们就进了女生宿舍区，经打听找到了李同学的宿舍。但不巧的是，李同学上自习去了，寝室里只有她的两位室友。一个正窝在床上看书，对外界没什么反应；另一位姓张的女同学不仅长得非常漂亮，反应也颇为敏捷，她听说我们的来意后，就热情招呼我们坐下。我和江帆互相看了一眼，虽然李不在，但我们也只是想了解一下艺术方面的知识与讯息，那么就跟张同学谈谈也一样。于是，三个人就坐下来聊开了，谈本系的情况，谈对音乐、绘画的感受，谈读过的书。关于书，那时大学校园里流行读西方哲学家的著作，我们虽一知半解，甚至连这也谈不上，但还是谈了萨特、弗洛伊德、叔本华等。我记得这位张姓女同学说她不喜欢叔本华，江帆问为什么，是因为他看不起女性吗？张点头答是。我对叔本华一无所知，心下惭愧，对他们的对话插不上嘴，但心中有了对二人的敬意。话题接着又回到音乐上，张说她本人是学古筝的，并谈了她的学习体会。江帆对民乐也略知一二，不时插话和询问。我正是从这次谈话中第一次听到音乐家“谭盾”这个名字，张同学说到谭在美国的创作，言语中不乏热羡与崇仰。我也谈了谈我所了解的当代诗坛。这样一谈不知不觉就谈到快十一点了，我们不好意思再逗留，便告辞出来。下楼的时候，恰巧在楼门口遇见了我们原本要拜访的李同学，张在过道昏暗的灯光下，匆匆给我们作了一下介绍，我们就说因时间关系，再找机会拜访她，这样我们就离开了女生宿舍区，返回我的寝室，稍稍议论了几句各自就寝。不知江帆对于这次访问是否满意，在我看来还是比较成功的。因为这次拜访，后来我与张还有多次交往。此是后话。
第二天上午，我陪江帆在校园里转了转，参观了一下校图书馆。下午，我们按计划去拜访郑震教授。经多次打听，我们找到了郑教授的住处。那是校园后山边上一座相对独立的小楼，周边是高高的绿树形成一个小树林。今天我的印象中似乎那座绿树掩映下的小楼里面，只住着郑老师一家而没有其他住户，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但这说明当年那里是十分幽静的。我们大约爬了三四层楼梯，在一扇门前停步，叩开门来，见到一位身材较高、略显清瘦而行动敏捷，颇有大文化人气度的老人，他正是郑老师本人。听我们说明来意，他把我们引进他家客厅，客厅虽然不大，但非常整洁，墙上还挂着一两幅中国画（我不记得是不是郑老师本人的作品）。我们就在一张小四方桌边坐下，交谈起来。郑老师介绍他的人生经历：出生于合肥一个没落的封建官僚家庭，早年也从事过文学创作，发表诗歌、散文、小说，40年代初，到乡下当抗日宣传队员，唱歌、写作、演话剧，在抗战机构里当过办事员，还在中学里做过美术教师，在战乱中辗转各地，在旅途中结识了一些很有才华的朋友，在他们的影响下，后来专攻版画，又来到高校任教，“文革”中受到冲击，到干校……郑老师一边回忆往事，一边还偶或从内室取来作品集让我们翻阅，我们也偶或插话，比如我问他与著名画家赖少其（其时他正担任本省的文联主席）的交谊，赖少其的艺术特色与成就等等，此外我还可能提到我知道的一些名版画家古元、莫测等。不知不觉，一两个小时就过去了。那一天，阳光灿烂，但因为郑老师所住的楼房周围绿树成荫，又给人以清凉的感觉，何况郑老师的娓娓舒谈不时地把我带到江南山山水水如画的风光，带到版画那美妙的意境，更觉心旷神怡。
拜访郑震教授回来，江帆便收拾行李——其实就是一只背包，离开了我校，再次踏上了他的浪游之路。黄鹤一去不复返，从此，再也没有听到他的任何消息。他的来访，便成为一个小小的插曲，在我的大学生活中一闪而过。但是，迄今已过去三十年了，我仍然不能忘记他，不知他是否还在人间——因为从来都是“江湖风波险，恐有失舟楫”，这样想也很自然。我想说的是，虽然只有短短一两天的接触，虽然我搞不清他真实的身份，但我必须承认他还是给身处一个封闭环境的我带来了一些讯息，正如所谓的空谷足音，让我知道了一些外面的情况，同时他这种浪迹天涯的游学方式似乎也颇令我向往。要不是他，我很可能连我校艺术系的同学都很少接触，所以我还是要感谢这个校园浪客。希望他还好好地活着，并且能看到我的这些文字。
月光下的棕榈小径
我一直算不得是一名多好的学生，那原因似乎也“情有可原”——就是从小喜爱诗歌，因此而耽误了许多功课。幸好还能考上大学。在大学里，我也没有好好做学问或为将来做学问作准备，而是继续东涂西抹，写那些被自己视为“创作”的东西。但母校的文科学系师资力量是素称雄厚的。就在我就读的中文系，也颇有几位在国内学术界知名的教师。其中的一两位从前我就听父亲提起过。他们大多住在校园里的后山上——母校背依赭山，一道墙垣之外就是赭山公园。墙垣势若游龙，随山坡缓缓起伏，而墙内墙外都是绿树葱茏，几成一体。学校的艺术系也设在那里，时时听到琴音笛韵悠悠传出，自是有一种幽深神秘的意境。
这是我敬重向往的地方。它的左右两侧也有几条小径可以通达，小径两旁还生长着一株株茁壮挺拔的棕榈，长长的树叶辐射开来，几可拂拭一级级向上的台阶。我在课余也曾在这几条小径上溜达，并向散落在各处的教师住宅投注好奇崇敬的目光。但那时我感觉学术之于我是那么的遥远。
一天晚上我在寝室里自习。说是自习，也不过是乱翻翻当时出版的期刊或诗集而已。忽然，从敞开的寝室门口，径直跨进一个清瘦而高的身影，我定睛一看，竟是正教我们秦汉文学课的潘老师。我早已知道他是一位有名的才子，不到四十岁就在许多的国家级学术杂志上发表论文，引起学界的瞩目；现在，他从我仰望的讲台上来到宿舍，来到我的面前，我不禁感到惊喜。我请他坐，他也毫无犹豫地坐到我对面的床铺上，并与我交谈起来。他问到我的姓名，是哪里人，对文学研究有无兴趣，我如实相告喜欢创作，以为可能会引起他反感，没想到他会说：好嘛，年轻人就应该写诗，我年轻时也写过；有人说，中文系不是培养作家的地方，我看未必，许多作家也正是中文系出身。他问我写了些什么，我拿出一个笔记本给他看，他认真地翻阅起来。我正为自己的稚嫩之作感到惴惴不安，他却指点着一页页说：这首还不错，这个题目好，这首立意不差，只是题目“塑一座精卫鸟”，“精卫”二字怕引起人联想到那个汉奸，不太好办。最后，他竟提出要将我的这本习作带回去仔细看看。已在学术界崭露头角的青年才俊如此重视一个大学二年级学生的“创作”，真是出乎意外，我感到既惊且喜且惭。但更令我感到惊讶的还在后头：一个星期后，潘老师在讲课当中竟然停下来谈起了我的“创作”，大加赞赏，大约说有才情，有基础，有的已相当成熟，如果加以努力，当会取得成就云云。我在下面听着，自是满心欢喜与感动，但没有出息的我却没有好好地洗耳恭听，不是因为我谦虚，而是因为有一件事分了我的心——那天早晨，我刚准备从寝室里赶往教室，却目睹校园里一件意外事件发生，我正急切地想告知我的同学，并鼓动他们去一探究竟，竟没有顾得上细致地听也没有认真思索潘老师对于我的评点，可见，当年我是多么的幼稚和孟浪啊！
也许是出于内心的歉意，过了几天，我便一边打听，一边沿着那通往西山的小径摸到了啸龙老师家。他开开门来，笑容满面地把我延至他家客厅。稍一坐定，我们的谈话便无拘无束地展开。我对他怎么走上学术道路感到好奇，他告诉我，他出生在上海，从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分至皖北凤台，担任过中学教师，后又到教育局工作，上个世纪70年代末考入本校，师从卫仲璠、蒋立甫先生攻读先秦两汉文学。他介绍了他的两位导师（我都不认识，因为年事已高，他们都不再执教）的学术门径和成就，说：“正是在他们的耳提面命，谆谆诲导和勉励下，我才逐渐懂得做学问之道，开始了对《诗经》《楚辞》《史记》，汉诗和建安文学的研究。”他也说到他几篇论文的写作情况与发表经过，时隔二三十年，我记得的篇名只有《〈九歌〉六论》了，因为这篇他提得较多，可以感觉到是他影响较大的得意之作。我还记得他说，写论文也跟文学创作一样，要抓住读书时的直觉，勇敢探索，迅速用文字记录下来，以后再扩展、补充，这有点像胡适先生提倡的“大胆设想，小心求证”。他还讲到他在学术上的愿景，从《诗经》《楚辞》《史记》顺流直下，打通整个文学史。我为他的学术抱负肃然起敬，更非常羡慕他有这样勇猛精进的精神。他还从卧室里抱来一大叠文章剪贴，说是他在研究学问之余发表的杂文，最初是应他在《市场报》做编辑的同学之邀而写的，还将继续写下去。他一边谈话，一边招待我喝茶，不知不觉过去了一个多小时，我朝室外的庭院望去，见那里已经洒满正午的阳光，而室内更是充满生机。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一个真正做学问的人，从潘老师那里，我感受到学术也并不是如我所想的那样枯燥，而也是可以充满激情的。这当然是因为潘老师本来就是很有激情的人，这一点在往后两三年内我进一步感受到，他无论对学问还是世事都保持着不随人俯仰的独立的见解与批评的姿态，这一点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从此，通往西山的那些棕榈小径在我看来，不仅变得熟悉了几分，也变得亲切起来。我多么想能不时地迈上这些小径，去拜访潘老师及其他老师，但我深知，他们都忙于教学与科研，也不便经常去打扰，同时，才疏学浅的我也无法与他们交流啊。有时，甚至在深夜，我走上小径，也不过独自徘徊，但闻一闻坡道上草木的气息，心情也觉得是那么的舒畅。
但第三学年接近期末，却因为一门“唐代文学”的考试没有及格，让我一时冲动，在一个月夜一路疾行来到这山麓，冲上小径，跑到了同样居住在这里的刘学锴老师家门前。刘学锴老师是著名的唐诗研究专家，他的《李商隐诗歌集解》煌煌五大卷，已由中华书局出版，而我在中学时代也就曾读过他的《唐代绝句赏析》。这一次，我竟可笑地抱来了自己发表的几十篇作品剪贴。我叩门，来应门的正是刘老师，一个个子不高而清癯的老人（其实那时他不到六十岁），得知我是他班上的学生后，就将我延入唯一还亮着灯的他的书房，看得出来，他正在灯下忙于著述。我向他陈述我来的理由，说他这次考题出得不合理，很大部分都是默写诗句，显然有失偏颇，我们为什么就必须记得这些唐诗呢？唐诗那么多，我们可能记得这个不记得那个；班上有那么多人都没有及格，而且，据我所知，及格的未必就真的是唐诗学得好的同学，亲眼所见的是卷子发下来，坐在教室后面的同学纷纷翻书，这次考试显然有失公正，应当作废。刘老师以他一贯的平静神色听完了我的倾诉，对我说，系里已注意到有关现象，所以很久才公布成绩，但既然是考试，就得算数，不及格的可予补考。我向他呈上我的那些“作品”，并说我从小就读他的“唐诗赏析”，还不由分说就背诵李商隐的一首《无题》（“来是空言去绝踪”），意在说明我是喜欢唐诗的，也能背许多唐诗，怎么能连考试也不及格呀（考试不及格在我学生生涯确实是破天荒的事）。也许是这一番慷慨陈词起了一点作用，刘老师竟说：“我们可以再考虑一下，你的作品留下拜读，过几天你来取。”我遂辞出。走在那条因月光照耀而留下斑驳树影的小径，我没有觉察自己行为的冒失、可笑，心情仍如来时一样沉重，只觉脚下的台阶也参差不齐，高高低低，而清风拂来，棕榈叶一片沙沙作响，却似在安慰我。我遂踏着月色加快脚步回到宿舍。
大约一个月后，我的心情也平复多了。我再去刘老师家。这次我除了见到刘老师还见到正在择菜的师母（师母似乎比老师年轻得多）。这一次，我们好像都没再提考试的事。刘老师还回我的作品剪贴，告诉我：也没有工夫细看，感觉还是不错的，既然发表了许多。你说喜欢唐诗，应该的。推荐你看看我的老师林庚先生的《唐诗综论》，会有启发，林先生也是诗人，后来在楚辞和唐诗研究上成就卓著。他一边说，一边从另外一间屋子里取来《唐诗综论》，我接过来翻阅起来，浏览了几页，就感觉到一种亲切有味的文风，直觉告诉我，这确实是本脍炙人口的好书。说着话，刘老师又从书架上取下一册他和另一位老师合著（注释）的《李商隐诗选》，说你既然喜欢李义山的诗，就送给你。他还打开书页，在扉页上题上“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录香山句”等字样并签名。我提到他的《唐代绝句赏析》，他又问我读了其“续集”否，我答没有，他复从书柜里找到一册，也在扉页题上了“转益多师是汝师”几个字，一边念着这句诗，一句解释其出处和含义，并说希望我也能如此，广泛学习，最后形成自己的风格、特色。
拿着刘老师送我的书，虽然考试不及格的疙瘩在我心里并没有解开，但走在小径上的脚步无疑也轻快了许多。后来，我虽然与刘老师再没有单独交往，但我积极地选修了他的课，并把他送我的那本《李商隐诗选》读了一遍又一遍，以至都有点迷恋李义山那一首首缠绵悱恻、深情绵邈的诗歌。
此后，我也多次往返于这几条棕榈小径。我登门拜访过翻译家力冈先生，他翻译的《静静的顿河》《日瓦戈医生》刚由漓江出版社出版，这位在“文革”期间饱经磨难的翻译家正声誉鹊起，他推荐我读艾特玛托夫的小说，还送了我一本译著《别林斯基传》。
往事如烟。大学时代生活日渐模糊在岁月的深处，说真话，现在要我准确地说出通往西山的那几条小径的方向以及各位我尊敬的老师住宅方位，已十分困难，但是，我始终记得那清幽的小径上棕榈树“嗖嗖”垂落的碎影，那一级级上上下下，甚至忽有忽无的台阶，那洒落在小径上的阳光与风声，尤其是那天去刘老师家去“陈情”，回来时所踏的一路月光——似乎当时没有多么注意，而后来这月光却在记忆里越来越清晰，以致让我觉得我似乎一辈子都行走在了这条幽邃深远的月光小径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