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树荣
盛斯才先生写的《必须找回真实这味药》中之论点，有道理。然而，我则认为关键在于言论自由。言论自由了，还需要撒谎吗？而言论自由，又是由制度决定的。王俊良先生在《官箴与官箴碑》一文中写得好：“若无制度支撑，法律再缜密，也是一纸空文。” 刘吉同先生的《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一文，好。好就好在读后自会在字缝里读出某人。只是不该加“？”，只能加“！”。 讲真话，这已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郑殿兴先生的《胡老教我们“讲真话”》，与盛斯才之文，有异曲同工之妙，当可共同释之。讲真话，本不是问题，而在我们这里却成了说不尽的问题，可笑，可叹，可悲！
此前，读2016年第4期《杂文月刊》（上）蠡人的《树皮、草根怎么吃》一文后，就想以亲身挨饿和眼见饿死人的经历写一篇反驳文章，今见李兴濂先生写的《我来告诉你树皮、草根怎么吃》一文，不禁拍案叫绝——“告诉”得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