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7年12月26日地点：西北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教研室主持人：(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周燕芬参与者：(西北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在读博士生)魏文鑫、窦鹏、李斌(西北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在读硕士生)孔吕磊、慕江伟、冯阳、刘青、魏沁琳、杨晨洁、刘璐整 理：刘青、魏沁琳主持人：今天我们讨论乔叶的两部长篇小说《认罪书》和《藏珠记》。2013年《认罪书》被认为是目前为止乔叶最有分量的长篇力作，四年后新长篇《藏珠记》出版，乔叶自己说有一个明显的轻重变化。每一次我们讨论当代作家的新小说，我都特别想听到同学们在完成阅读后的感性表达，希望同学们首先讲出自己的初始感受，然后逐渐进入理性的思考和学术的论证。这次还要注意的是，既然我们拿出乔叶的前、后两部小说，那么难免要在相互联系和比照当中讨论问题。或许还要放大到对70后文学话题乃至当下文学动态和走向的关注。学习和研究中国当代文学，保持一种介入性和现场感是非常重要的。70后创作群体还在持续发力之中，乔叶是其中很有代表性的一位，她的最新小说写得怎么样？变化的意义在哪里？通过这两部小说的对比解读，进一步把握作家的创作个性及其走向丰富卓越的可能性，期望这次作家作品讨论能有新的有价值的收获。
一、 关于小说的阅读体验
1. 历史深处的人性拷问——读《认罪书》
李 斌：读完《认罪书》，我想起了《狂人日记》中的一段话：“吃人的人，什么事做不出；他们会吃我，也会吃你，一伙里面也会自吃。”以及《圣经》里说，上帝造人伊始，人类身上便带有罪，即人与生俱来便是有罪的，人生是赎罪的过程。《认罪书》中多次出现基督教、福音书、原罪、忏悔等宗教元素，小说也在此向度上具备了深层的宗教情怀。小说在“罪恶的循环”中层层展开：梁知对 “我”所犯下的罪；“我”对“青春痘”、生身父亲“哑巴”、梁知和梁新所犯下的罪；婆婆、梁文道、梁知、梁新、秦红、王爱国、钟潮对梅好、梅梅犯下的罪……罪恶如一张巨网将每个人连接起来，谁都不是清白者。所有人的罪恶导致了最后的悲剧，而这悲剧又具有明显的震撼效果和净化心灵的作用。《认罪书》同时又让我想起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和列夫·托尔斯泰的《复活》。《认罪书》在“认罪与救赎”的主题上表现出了与这两部小说相似的艺术探索，只是在缺乏宗教信仰的文化背景下，《认罪书》的宗教气息没有那样浓郁深刻。杨晨洁：《认罪书》是对“文革”这场浩劫的反思。作者将每一个生活着的人都纳入小说的叙述轨道上，让“文革”的每个亲历者都来诉说“文革”的原貌。借助不同声音去展现“文革”那段历史，在每个人自己的声音中去挖掘属于每个个体的“平庸的恶”。“文革”作为一场旷日持久的政治事件，不仅给整个社会造成了难以估量的灾难，也让身处其中的人借着时代的名义去宣泄自己内心的“平庸之恶”。阅读作品最令人心痛的不是王爱国类造反派的嚣张与凶残，而是如同梁文道此类“文革”受难者所表现的，潜藏在人性深处的恶。铁卫红对李老师“毛”字写法的指证，带头对自己的老师大打出手。这种人性深处“平庸的恶”造就的是一场集体的大混乱和时代的大动荡。而这些“未被承认与反思的恶”仍旧对日常社会生活造成恶果，我们目前面临的很多社会问题，比如食品安全问题、环境污染问题、腐败问题等，都是每一个个体对于“平庸之恶”的不自知不自省的汇集后果。刘 青：我认为《认罪书》的后半部分更可贵，作者的反思和批判指向了普通大众。普通大众也是“文革”的受害者，但是否无辜？由此引发我们深思：普通民众在这场狂热的集体运动中究竟充当了什么角色？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会承认罪恶并且自我忏悔，在金金探访历史真相的过程中，几乎每个人都在尽力回避罪责或为之辩解，甚至将过错推到时代和集体的身上，让历史来背锅，全然忘却他们每个人都是历史的参与者和推动者。这才是小说中表达的最可怕的现象。作者指向的正是面对历史时人性所表现出的懦弱态度，并试图表达自己对于罪责的看法：只有正视自己的罪，才有可能得到救赎。魏文鑫：对于乔叶这样的70后作家来说，描写“文革”，无疑是一种历史想象，而所叙写的，也必然是一种想象的历史。问题是，没有“文革”记忆的一代要怎样去书写“文革”历史？《认罪书》中申明作为一名60后，同样未经历“文革”的切肤之痛，从是否亲历的角度来说，申明想象“文革”的方式或许最契合作家；而作者构想出的80后金金，则是作者对“文革”在未来叙事中的臆想。申明的忏悔，源于社会土壤之恶。而金金则揭开了社会之恶的根源，并亲身证明了申明的论断。乔叶对于历史的叙述是结合了60后的申明与80后的金金，对于“文革”的共同想象而形成的，这两个不同代际的人物，都是作者思考“文革”的不同侧面。作为写作主体的乔叶，宣示的是70后作家介入历史的方式和姿态。80后作家张悦然的小说《茧》中也有同样的历史表达，1982年出生的主人公李佳栖，用自己祖辈、父辈的“文革”故事构成“我”这一代人的成长背景，主题同样关乎伤害与救赎。如果说，《认罪书》讲了一个知罪、赎罪的故事，那么《茧》似乎讲了一个复仇而和解的故事，在其间个人、家族、历史是一体的，无人能够独存于外。毫无疑问，乔叶与张悦然在写历史的过程中都无法离开写“自我”。自叙传体确实表达了个人化的历史感受，但借助家族叙事写历史，难免会缺乏亲历感，甚至会有历史材料的罗列感，与情节产生脱节。窦 鹏：是的，小说中的人物刻画也很有意思。金金认为世界上不存在爱情这种东西，“在我最低的底线处，便是这样一个念头：如果能有一个合适的男人，那做他的外室也无妨。男人都是那么回事，生个孩子再有个房子才是千秋基业”。她始终拒认生身父亲，亲近情人梁知的弟弟梁新获得婚姻从而向男性世界复仇，最终造成周遭家庭和人物的毁灭，包括自己和孩子。小说通过女性与男人的斗争、探秘和厮杀，反思并揭开前代人遗忘已久的“文革”以及其个人行迹对他人命运带来的创痛甚至死亡的隐秘。乔叶的多部小说都出现过主人公认母而不认父的情节，一个家庭中的兄弟姐妹存在同父异母或异母同父的关系。小说似乎有意将人物与父亲的关系模糊处理，表现出作家对现代社会失序的反思以及对现代人伦社会秩序的怀疑态度。冯 阳：我在读完《认罪书》后，始终有个疑问，小说中的金金为何如此不遗余力地去探求梅好以及梅梅的那段历史？即使乔叶在小说中给了各种解释，但都未免过于牵强，对梁知的仇恨不必大费周章地去反思“文革”，与梅梅外貌的相似又过于玄幻，经不起认真推敲。仔细分析金金的地理位置移动轨迹，可以发现一条清晰的进城之路，即“杨庄—县城—郑州(德庄)—源城”。但从杨庄逃离出来的金金始终没能建立起一种明确的城市人的身份认同。在县城，金金得到县医院护士的职位是以出卖身体、欺骗感情为代价，当谎言被戳破后，她只能被迫离开。来到郑州，金金住在德庄，她并没有真正融入郑州这座城市，德庄低廉的物价，热闹的街景使她暂时安稳下来。金金作为城市人的身份认同是与梁知的爱情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期望感情归属的背后，其实是想确立与梁知同等的城市人的身份认同，所以当感情出现问题时，金金也随即出现了身份认同的焦虑。在源城，金金发现自己是作为梅梅的影子存在的，主体身份并没有得到承认。此后金金不遗余力地去揭露历史真相，有复仇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因为她深知“我必须彻底了解她这个来龙，才能决定自己的去脉”，从而缓解金金对于自我主体身份认同的焦虑。最后，随着梁知身亡，金金所寻求的家的归属感也被证明只是一场徒劳，离开源城后又来到了德庄，在这样一个既不是城市又并非农村的地方，恰好能够承认金金夹于城市人与农村人之间的尴尬身份，在这里她不再是梁家人，不再长得像梅梅，她就是金金自己。2. 穿越套路下的现实关注——读《藏珠记》窦 鹏：乔叶的小说《藏珠记》追溯唐李亢《独异志》、唐戴孚《广异记》等唐传奇故事的“胡人买宝”主题而演绎的一位长生不老的千年女郎的故事，来书写其经历的人世沧桑和感情经历表达对情感和生命的体悟。文学总能给人以不同的思考和多种可能性，尤其是小说。《藏珠记》有点玄幻色彩，也有对于人性感情的哲思。肉体的永恒，青春不老，生命体验的缺失。做千年女郎对于“我”来说，不如痛痛快快有血有肉地平凡地活着。小说通过唐珠之口透露出题旨，“人最多的地方最好藏人，也最安全。相顾不识，满城陌路。繁华且荒凉，热闹而苍茫。我在这人世，仿佛初生，又仿佛末日”。人物情绪充满了对时间的感悟，透露出人生虚妄之感。《藏珠记》力图对人类历史，尤其是中国古代历史文化以科普的方式予以揭示，如生活用品镜子、交通工具、女人月经用品、服饰等发展演变，以及多个章节描绘豫菜烹饪方法、古代食品安全法规、节庆仪式活动、诗词经典等等。从中不难看出作家有意在尝试以百科全书式的知识来为小说的故事和情节增添佐料，通过作品来传达知识信息使得文学的社会性价值得以彰显。魏沁琳：《藏珠记》的故事类似穿越，按作者的话说，这是一个千年处女和帅哥厨师的故事。长安城的女主人公唐珠被赠一灵异之珠。此珠能长生不老永葆青春，前提是不能与男人情爱交合。她始终恪守这条清规戒律，直到与金泽相遇，她冒着将死的危险去爱，至此，一千多年来“失即死”的咒语被打破，唐珠终于回归到普通人的生活。爱带给她的不仅仅是身体的重生，更是心灵的涅槃。活了一千多年，最终她又回到了原点。书的腰封上印着的“我爱你，爱死了”似乎预示着某种结局，唐珠一旦决定对某个男人以身相许之时，那便是她的死期。所谓藏珠，也是藏起自己，藏起真心。或许作者的本意在于，千年的不老之身，只为等待那一个对的人。唐珠之于我们而言，她纵使拥有无穷的时间，不被自己和他人拥有，永生永世地活着也是虚无。生命的极致，敌不过至死不渝的爱情。反观当今，爱情在利益面前变得患得患失，家世、金钱等因素一步步侵蚀了爱情的纯粹性，《藏珠记》的出现不仅满足了作者和读者内心深处的少女心，更在潜移默化中批评了当下存在的爱情拜金主义等现实问题。多少人梦寐以求想长生不老，小说的女主人公拥有长生不老的肉体，却并没有获得长生不老的快乐，反而对生命的感觉日渐麻木和冷却。或许正是因为生命只有一次，时间一去不复返，才会更加珍惜现有的时光，体悟到生命本质的意义。乔叶用想象中虚拟的生命体验启发我们来思考生命的价值，活着的意义。刘 青：阅读《藏珠记》，给我的第一感觉是这位作家很年轻或者说有着非常年轻的创作心态，她选择当下网络流行的穿越题材构架文本，用美食与情爱的元素进行填充，显得非常时尚。此次把《藏珠记》和四年前的《认罪书》放在一起讨论，对比之下《藏珠记》的分量就轻了许多，作家自己也说《藏珠记》是一本休闲式写作，虽然行文轻松，但作家笔下应该不存在无意义的写作，从《藏珠记》中我们仍然能读出作家独到的感悟的思考。乔叶小说的故事性都很强，无论是沉重的“文革”题材，还是比较轻松的穿越设置，都能吸引读者很快进入小说的故事中。《藏珠记》中一颗神奇的珠子让女主活了上千年，由此演绎自己人生的爱恨情仇。《认罪书》中用古典小说的前世今生、投胎转世的方式创造出了相貌如出一辙的金金和梅梅，金金自己在小说中也说梅梅就是她的前生，这和《藏珠记》中的不死之身无形中也形成了一种对照。如果剥开题材的外壳，乔叶的小说还是以日常生活为芯子，正如作家在后记里所说，除了那颗珠子让她拥有青春的外表，这个看起来最不平凡的女孩其实也是平凡的，依靠自己普通的生活，最终活成了被时间和岁月所藏之珠。孔吕磊：《藏珠记》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便是散文语言的大量铺排。这本不是问题，小说与散文这两种文体已经出现互融的现象了，在散文创作中用到小说笔法，在小说写作中一些散文写作的特点也会带进来。重要的是，能不能有效地融合，成为一体。《藏珠记》这部小说里有大篇幅的饮食描写、心理描写等，语言都是散文化的。若这些篇幅独立出来，它们会是一篇篇文笔优美的散文。但我的阅读感受是，这些篇幅与小说的内容明显脱离，并没有融在一起。然后是关于小说中女主人公的设置问题，唐珠虽然活了一千多年，可是文本中她的生活经验、人生智慧等，基本上还是当下一类女性的所思、所想，看不出阅历的积累、智慧的沉淀。受制于我们只能活不到百岁，只能活在当下，在处理一个活了千年人物的时候，自己的生活经验显然有限，难免力不从心。但小说创作除了依托自己的经验之外，便没有别的办法了吗？显然不是，我们还可以借助别人的经验、书本的经验，借助想象；而作者依旧囿于自己的生活经验来处理一个明显超越自己的角色，显得这个人物很空，不能说服读者。活了千年只像是一个噱头。人物轻浮地飘着。不加“千年女郎”这一层外衣，故事也能成立。人物的眼里，没有前一千年，更没有后一千年，思想、眼光并没有任何特殊的地方，只是活在短短的故事发生的这一时间段。作者怎么来证明女主人公活了千年呢？她会背书，会背诗词歌赋，会背食谱，就足够了吗？主持人：我理解《藏珠记》还是重在写现实的，“穿越”只是一个机关，或者还想走走通俗小说的路子，但作家注入小说中的思考，应该还是与她之前的创作有一惯性的，也即落笔在人的命运和人性的幽深地带。所以，大家不要被作家的自述给误导了，她说要写一个好玩的东西，你就以为真的只有好玩。所谓小说的轻与重，不只取决于题材本身和故事套路，作家创作中是否有所埋伏，是否提供给我们足够的探索空间，都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另外，孔吕磊说到的散文化倾向，如果你了解到乔叶是由一个知名散文家转型而来写小说的，那么关于她的小说与散文的关系问题，可能成为进入乔叶小说个性研究的一个角度。这里提示同学们，作家的每一部作品都不是一个孤立的文学现象，我们从作家的成长经历和以往的创作经验一路探照过来，才有可能获得比较到位的把握和接近准确的评价。
二、 小说的结构与叙述方式
李 斌：就《认罪书》这部小说来讲，不仅有女性作家独有的敏感触觉和细腻的心理描写，还运用了“侦探小说”式的悬疑结构。首先，金金的“犯罪心理”推动了整个故事情节的发展，正是这些微妙的、幽暗的，甚至扭曲变态的、隐藏在人性深处的心理活动的充分展示，使得小说中的“罪”被十分细致地表现出来。这也完全体现了作为女作家的乔叶在塑造女性心理时的独到之处，并与男性作家所刻画的女性心理和女性形象明显地区别开来。小说中金金微妙的、阴暗的，甚至扭曲的想法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示。我们也由此想到了小说《金锁记》中的人物曹七巧，她的心灵扭曲和性格乖戾在张爱玲的笔下也被刻画得细腻、逼真、活灵活现，令人震撼，这正是女作家在塑造女性心理时具有的天然优势和独到之处。可以说，《认罪书》通过人物心理描写来塑造女性人物形象和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手法运用得相当成功。其次，小说故事是以“剥洋葱”式的方法逐层展开的，有着类似于侦探小说的结构，谜底在故事将要结束时才最终揭晓。不同当事者对同一事件的不同叙述互相证实和证伪，每一个当事者想极力掩盖的罪行渐次被揭露出来，真相一步步浮出水面。而小说正文中插入的“编者注”和“碎片”部分，使得小说形式耳目一新，也在不同程度上起到了强化主题的作用。刘 璐：读《认罪书》我发现书中陈列着大量的巧合，初读时遇到巧合倍觉兴奋，接下来巧合不断出现时，让人不免怀疑故事逻辑的合理性，以及写实小说的真实性。正所谓无巧不成书，小说戏剧诚然需要巧合来勾连情节，推进故事发展，但如果过于刻意，即使结构上严丝合缝，也难免机巧造作之嫌。《认罪书》的制造巧合和工于故事，我觉得存在着明显的分寸失当。关于小说的语言问题，因为作者曾有过相当长时间的散文创作积累，锤炼出优美细腻、流畅自如的叙述语言，如描绘金金来到源城找梁知再续前缘的一段，作者以女性敏锐的情绪感知力，把男人斩断情丝的决绝理智刻画得异常真实，将甜蜜的消失比作秋风萧瑟、野火突发，掺杂着羞辱、仇恨、不甘心等复杂情绪，被具象而生动地传达出来。杨晨洁：在我看来《认罪书》是一种日常叙事的典型，作者立足于纯人性，以日常生活为切入点，表达时代的病痛。通过对现代社会日常生活中普通女性内心深处黑暗的格外关注，以细腻深入的书写来关照笔下的女性，给以关怀、呵护。从日常生活出发去展现变革时代普通大众的生活现实，并挖掘他们的人性，是这部作品得以最大程度展现主题的绝佳角度。而乔叶之所以能够在众声喧哗之中选取群体记忆，也正是得益于对于日常生活的细致描绘。乔叶曾说：“如果一定要探究文学对于我们当下生活的意义，那就在于它可以穿透物质表层，深入我们内心世界，探测人心的秘密。”而这一穿透所能实现的途径一定是日常生活的经验，对每一个生活着的人的深入挖掘与展现，在人的基本日常生活状态这一叙事重点上去打量人物的内在精神和生命本质。魏文鑫：我从乔叶小说的几处叙述中似乎看到了她对于未来一代人历史观的悲观看法：在陪同专家考察以“文革”为主打牌发展旅游业的拾梦庄时，80后的小乔显露了一副对历史以及当下、对社会责任感幼稚无知又自我的面孔，乔叶眼中的80后似乎因为和历史无缘亲密接触所以天生屏蔽历史的重大痛感。离“文革”越远的人似乎越无法沉浸在噩梦当中，自然也更少去斩断梦魇。但小乔的形象无疑是有符号化倾向的，她体现了作家对于新生一代的意气想象。毫无疑问，作为90后的我们，离“文革”记忆更远，除了基因中已经凝结的作为“集体无意识”的部分，根本谈不上还有什么直接联系。无须回避，当下青年愿意回顾历史的人越来越少，但我们每人都有责任去重视过往，那是我们所来之处。知所来，而将知所去。魏沁琳：小说《藏珠记》运用的是不同视角独白的叙事手法，唐珠、金泽、赵耀、金顺等人都是第一人称主观叙事，串联起整个故事，多线交错，更多地在表达自我，展现人物内心的流变。读每一章节，都能使读者站在相应人物的角度，去身临其境地体会人物内心的感受，心理动态刻画得很细致。叙述的语言是散文式的，烹饪食谱、选材标准穿插其间，诗词歌赋、古代风俗层出不穷。诗意般的散文语言，如涓涓细流沁人心脾。将一个个精彩的故事散文化，这一点得益于乔叶散文化写作的灵性。窦 鹏：小说《藏珠记》的叙事方式有其独到之处，采用多视角的转换叙事，可见其对古代戏剧“自报家门”、人物独白手法的运用。“‘自报家门’就是京剧讲故事的一种独特手法：角色出场向观众报出姓名，往往还结合唱(曲牌)、吟(引子)、白(定场诗)组成一套艺术程式，对人物的外在和内在作一番介绍。”《藏珠记》每章以不同主人公的名字为题，从不同的视角展开叙事，整部小说以人物登场转换叙事视角，采用戏剧独白的方式，讲述该人物经历过的事情，营造出生旦净丑纷纷登场的气氛，使得《藏珠记》在创作艺术手法上表现出向中国传统戏剧文学因素靠拢的风格。同时，也透露出作者对于个体生命的尊重，表现出以不同个体的眼光看待生活以及思考人生意味的理念。刘 青：其实作者的这种叙述手法不是这本小说独有的，而是一种写作经验的延续。《认罪书》中有三层叙述结构。第一层是由一名出版社的编辑完成的，没有直接介入主线故事，这层叙述的存在是给读者提供金金的书稿。第二层叙述者是金金，她既是故事的叙述者，也是直接的参与者。第三层叙述者则是小说中的其他所有人物，这些历史的亲历者通过金金的探访构成了最后一层叙述。而在《藏珠记》中，作者运用了多个人物分别叙述的方式，每一章都以不同的第一人称推进，相互对照，补充和发问。可见两本小说运用的是相似的叙述手法，不同叙述者的叙述构成小说的多层框架，多角度的第一人称叙述，真实而贴切。这样的叙述方式对应小说的主题内涵。乔叶的小说创作，始终注重对历史和人性的反思，对生命的严肃思考和独到关怀。作者曾在中篇小说《最慢的是活着》中探讨过关于生命的话题，她说：“对个人来说最短暂的生命，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将变得最为缓慢与长久。”《藏珠记》唐珠虽然活了上千年却没有感受到超出常人一生的乐趣和意义，她最终选择了爱情，告别了无意义的生命存在。作者在《认罪书》中写道：“最缓慢的是活着，最艰难的是忏悔。”将忏悔当作生命过程中的恒久主题，是作者以写作穿越世俗人生并升腾出的形而上思考。慕江伟：从《认罪书》中报复加探秘的沉重书写，到《藏珠记》中美食加爱情的轻松叙述；从《认罪书》第三人称的视角，到《藏珠记》第一人称的诉说。乔叶小说变化的是写作技巧和叙事方法，不变的是她对女性命运的深切关注，不管是《认罪书》中的金金、梅梅，还是《藏珠记》中的唐珠，她们都是小说的中心人物和聚焦点，所有的故事都因她们展开。乔叶在这两本小说中通过三位女性的爱情故事来揭示历史和现实的真相，发出对世道人心的叩问。金金对梁家决绝的报复，梅梅一生的悲惨遭遇，唐珠放弃坚守千年的处女之身，都是因为爱情，不同在于，对于金金和梅梅来说，爱情是其生命的一剂毒药，摧毁了她们的希望，带给她们无尽的失望与痛苦；而对于唐珠来说，爱情是其生命的一剂良药，修护了她受伤的心灵，也唤起了她对爱的渴望。主持人：今天的作品讨论，重点在乔叶的两部长篇小说的解读，无论是对小说阅读感受的直观表达，还是较为细致的分析和深入讨论，同学们都能找到了自己的切入角度，也发掘出了一些有待继续思考的问题。《认罪书》是乔叶下了功夫谋求创作突破的作品，面世后获得的持续好评正如作家所期待的，证明了乔叶作为成熟小说家的创作实力。“文革”题材无疑是这部小说引人注目的亮点，代表着没有经历过“文革”的70后一代人对历史的一种反观的姿态；而且小说对“文革”题材的处理可以说别出心裁，其艺术结构和叙事方式恰到好处地承载了历史反思与人性自省的深刻内容。《藏珠记》是作家有意尝试“轻小说”创作的结果，表现出这一代作家对文学市场的自觉靠拢，但却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通俗小说或网络写作，这部从唐朝讲起的传奇故事，其实更多用力在关注当下社会，其现实批判的力量还是很强的。不知大家发现没有，我们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常用的关键词比如“历史叙述”“人性探索”，比如“忏悔意识”“精神救赎”，还比如“成长记忆”“青春爱情”等等， 在讨论乔叶小说的过程中，出现的频率依然很高，这就会提出一个问题，乔叶的小说创作，或者还可以放大到70后一代的文学创作，究竟何种程度上刷新了我们思维定势中的这些关键词？他们与众不同的最有价值意义的文学贡献究竟是什么？我希望大家在今后的阅读学习和学术训练中，既能够紧扣文本进行精准的作品解读，又能够打开视野，以历史和现场为比照，真正把握作家思想艺术的创造性所在，同时也能够发现局限，揭示文学发展进程中的动向性问题。这个要求当然很不容易达到，但我希望每一次的读书和讨论都能上一个台阶，然后在每一次的进步中努力接近我们预期的学习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