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清
2016年3月的一个星期天，刘哥从贵阳开车送我去我的第二故乡都匀买清明前的毛尖茶。我之所以把都匀视为我的笫二故乡，是从一幅表现知青题材的国画《重返笫二故乡》得到启示。1971年我初中毕业时被招工离开贵阳到都匀一家三线厂工作，1997年由那厂调到市里的州文联当文学刊物编辑，2015回到贵阳定居。画家都能把知青生活过的农村称为他们的第二故乡，我在都匀生活了四十四年，我更有资格把都匀称为我的笫二故乡了。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中一毕业就能进厂工作，这是一大幸运。这幸运当然不单是指我本人，更是指那些1971年的初中应届毕业生。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只有在那一年省里才会大招工，在那一年之前和之后的许多年里，凡是从校门出来的初生毕业生，都要到响应当时中国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主席要“上山下乡” 的号召，去农村干农活几年才有可能进城当工人。而那一年的不同，是由于他老人家另有指示。他说：“三线建设要抓紧，就是和帝国主义争时间，和修正主义争时间。”他所说的“帝国主义”是指美国，“修正主义”是指前苏联。当时美国和前苏联在搞军事竞争，而我国与这两个国家的关系又十分地恶化。国际形势特别的紧张，战争随着都可能爆发。如果发生战争，那么侵略者就不会再像在笫一世界大战、笫二次世界大战那样用枪、炮、坦克、飞机这样的常规武器来作战，而是用导弹甚至原子弹这样高科技破坏性强大的武器来摧毁被侵略国家的有生力量。许多的重要设施，比如通讯、交通等，尤其是军工厂，一旦被摧毁，国家的生死存亡就可想而知。出于战备的需要，我国的军工厂就不得不选择重新建设在西南这样的大山深处。西南地区，是在以沿海及大城市作为一线、二线的前提下，被视为三线的。虽然那年招工不全是三线厂，但我所在学校首批分配工作的学生却是进三线厂的。进厂后才知道，被招工进这厂的，不仅有我们这些初中应届毕业生，也有下过乡的知青，还当过兵的转业军人。
当我们坐了几小时的火车来到都匀时，天已黑下来。我们被叫上停在车站门口接我们的解放牌汽车，经过一段平坦的公路行驶，进入坎坷的山路。车一到山路就开始往上，然后转弯，又往上，再转弯。这样不断地往前走去，最后在一个叫排田的农村山凹里停下，这就是我们的厂。我厂叫国营风光电工厂，距离都匀市六公里左右。本厂职工若与亲友通信，写的是：都匀506信箱。人们为了称呼顺口，就叫我厂为五0六厂。但对于相关部门，本厂还有另一个称呼：中国人民解放军笫四四三三厂。那时在文革中，单位还不是厂长责任制，而是党委领导厂，党委书记由军队干部担任。我厂的笫一把手是部队的一名团政委。他在全厂大会上就我厂的第三个称呼作出阐述，他说：我们厂为什么会叫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四三三厂？因为我厂是保密单位，生产的是军工产品，你们都是不穿军装的解放军。听他这样一说，我仿佛感到自己就是一名军人，心里顿时涌现出一种强烈的自豪感。
也许由于单位的笫一把手是军代表，他真的把我们视为不穿军装的解放军，所以厂里才对我们这些新进厂的学人实行军事化管理。厂里把我们这些刚招来的工人分别组成男学工连、女学工连，并任命了指导员、连长、排长、班长。每天起床、上班、下班、休息，都会按照高音喇叭播放出的不同军号来进行。
听先来者说，这个厂是1970年2月开始选点的。我进厂前，先来者就在这里修建了我们进厂时坐汽车来的那条狭窄、坎坷的临时通车路，还有供从北京老厂来的领导和老师傅们办公和居住的两幢楼房和生活必需的食堂、澡堂、锅炉房。而建筑厂房及宿舍，要等待我们这些后来者与建筑公司的工人共同建设。正是这样，我们这些刚进厂的学工，就不可能分工种，我们只能和被招来分在建设连的民工们一样，夜晚只能住在工棚里，白天要去从事体力繁重的基建劳动。不同的是，我们沒有和他们一起工作，等搞完基建后，他们要离去，我们却要呆下去，如果不出现意外，那可能会呆到退休，甚至会呆到生命结束。
首先，我们这些学工要铺一条比临时通车路更平坦、宽敞、坚实的山路。只有把这路铺好，那一车车的砖、钢筋、水泥等建筑材料，才有可能源源不断地运进来。而这条接通外面公路的山路虽然只有四公里左右长，但铺好它却是一个艰难的工程。铺路要挖出路面，用较大石块铺成路基，在这路基铺碎石，要用压路机把碎石压紧，接着铺石沙混经高温熔化的泥青，再用压路机压平，最后浇上熔化的泥青才大功告成。厂领导当然希望这条事关重要的路早日建成，所以我们就不只是在规定的八小时内工作，时常还要来进行义务加班。常常，晚饭时我们刚放下饭碗，就会马上被叫去干活，一直干到天黑伸手不见五指才罢休。这样一天下来，我们都会被累得精疲力尽。好在那时人年轻，晩上睡一觉，笫二天清晨起床又精神焕发。
铺路需要大量的石块和碎石，这些石块和碎石就由我们这些新进厂的学工去开山、放炮来取得。领导主要挑选那些强壮的转业军人和知青组成爆破排来干这活。这工作要有人打大锤、撑钢钎。打大锤靠力气，撑钢钎需胆量。为什么呢？因为这种活不是有体力就能干得好的，特别是那些从来没有打过大锤的人，一锤打下去没有打在钢钎头上，对撑钢钎的人来说就有可能会受到惨不忍睹的创伤。所以无论是打大锤，还是撑钢钎，工作时都会胆战心惊。等打好炮眼后，要往炮眼里填炸药和放装插着导火绳的雷管，然后用泥巴去封炮口，接着用点燃火的香烟头去点导火绳，然后跑到隐藏处等待爆炸。爆炸时要数爆炸声音是否和已点过导火绳数量一致，如果少于点燃导火绳的数量，那就证明还有没有爆炸的哑炮，就得去排除它。排哑炮会让人提心吊胆，搞不好哑炮会意外地爆炸。等石头炸开后，得用大锤把过大的石块破成需要大的石块，用手推车把石头推去倒在碎石机里轧成碎石。这些爆破手不仅要超负荷劳累，还要面临许多危险，受点小伤是常事，干这活就有人受伤并致残的。
等铺好那条通往山外的路后，运砖的车就一辆辆争先恐后地从远处开来。女学工们穿着劳动布工作服，戴着帽子、手套、口罩。她们有的上车用砖夹把砖递给车下的人，车下的人接过砖按横竖顺序码好。下班时她们端着碗正要吃饭，厂广播室的高音喇叭通知运砖的车来了，她们只好放下碗筷，拿起手套和砖夹又去工地。有时－顿饭因砖车不断的到来而吃好几次才吃完。男学工要配合建筑单位的挖地基，用手推车把搅拌好的灰浆推去倒在地基里，更多的时间是排好队把砖传送到正在建筑的宿舍或厂房的脚手架上供泥水工砌墙。干这些工作，不仅要体力，也要注意安全，有时还有惊险。用翻斗式手推车推运灰浆时，虽然旁边有几个人帮着撑握车把，上坡时大家就用力推，下坡时怕过跑得快而翻车就得控制车速往后拽。如果路上有小坑，或车轮压在一块小石头上，这装满灰浆的车就可能猛然扑翻而去。那不仅灰桨会翻倒在路上，还有可能会让推车人受伤。但记忆里，翻车是发生过，却没见人受过伤。为什么呢？大约是那时我们都年轻反应快的缘故吧。记得－次有一辆手推车翻扑在地，其他在旁扶推者一下往两边躲闪开，中间那个撑车人虽然被惯性猛地拉着腾飞起来，却像现在电影里见到有功夫的高人一样，落在翻车前面却居然能稳稳的站住，而且脸上没有丝毫的恐惧。把砖传到脚手架上，如果是正常的你递给我，我传给他，那无非是靠耐力。不过，当砖堆离建筑物越来越远时，递传人手不够，那得改为抛和接。抛砖者速度若过快，接砖人就会感到紧张甚至害怕，搞不好自己就会被砖头砸伤戓者自己砸伤他人。所以当遇到上家抛砖动作加快时，你就得赶快提醒他慢点。同时不能分心，还得心明眼快，当你手中的砖还没抛给下家，上家的的砖就向你抛来时，聪明的为明则保身就得赶快往旁边躲闪。当然加快速度也不是抛砖者有意愿这样做，而是砖太多，他恨不得马上抛完的心理导致。其实这砖哪里那么容易抛完呢？正如一个水泥工师傅所言：慌什么，悠着点干吧，反正活比命长。
而最能显现那时我们拼搏精神的是为厂里架的高压电拉线。拉高压线，若在平地还好办，只要双手捏紧电缆线往前奔走就可以了。但高压线要架在半山腰或山顶的铁架上，所以逢到上坡时，就得拼命往上攀登；遇到凹陷的地段，就要毫不犹豫地往下俯冲。在前面勇往直前的，多是那些强壮高大的转业军人和知青。特别是从高处往下俯冲时，弱者就会量力而行地让开。见到那些壮实者拉着电缆线勇敢地朝下俯冲去时，就感到他们仿佛是在战场上拿着爆破筒或抱着炸药包去炸毁敌人碉堡及坦克的勇士，从精神上感到了他们的高大，从心里对他们肃然起敬。而有些站在高处歇斯底里地鼓动大家加油的人，会让人想起电影里吹响冲锋号的士兵及给行军途中给战士鼓劲的宣传队队员。于是拉线这项工作，在我眼里仿佛就是与凶猛敌人进行较量的阵地争夺战或艰难的歼灭战，除了不顾一切地往向前冲别无选择。
我们住的工棚是用竹子、竹席搭成，屋顶盖的是石棉瓦。这样的住宿遮遮阳光挡挡雨还可以，但却无法遮挡严寒。在寒冬，夜里我们常被冻得睡不好觉，清晨起床洗脸时，毛巾竟被冻得硬硬的，敲起来邦邦邦地响。我们班里规定每天轮流去锅炉房打开水来供大家洗脸刷牙。我们的工棚到锅炉房之间有一段不算短弯弯曲曲的田坎小路。这天早上下着雨，路很滑，轮到十六岁的“北京鸭子” 去打开水时，他不小心摔了一跤。见到他提着空桶进门，身上、脸上沾着稀泥，露出一幅欲哭无泪的模样，就没有谁会为洗不上热水脸而去埋怨他，而是说下次轮到他时少提点，小心点。一天夜里，天上下起猛烈的冰雹，盖工棚的石棉瓦被冰雹击得千疮百孔，那声势是那么地惊心动魄，胆小的学工被吓得把头钻进被子里。
夜晚，望着工棚外的黑暗，想起在家乡看见外面的灯光，心里涌现出背井离乡的惆怅和寂寞。但－到周末的夜晚，这种惆怅和寂寞就自动会消除。为什么呢？因为每逢星期六夜晚，厂里都会组织大家去都匀看电影或演出。一个周末之夜，厂里组织我们到都匀看日本电影《山本五十六》、《哇，海军》、《日本大海战》。由一位军代表带队，他喊着一二一的的口号，用行军的速度，我们从山里走到都匀的电影院。看完电影回厂里时已是深夜两点钟，但大家却异常的兴奋。去工人电影院看朝鲜故事片《轧钢工人》时，由于车上人过多，车转弯时拉车厢板的铁链断了，导致车厢板滑脱，造成多人从车上摔下来受伤，尽管如此，以后坐解放牌车下山看电影或演出的人却有增无减。特别是看到在体育馆有李雪健参与的演唱会，去的人更多，因为大家知道李雪健演电视剧《渴望》的宋大成而走红，又知道他在当演员前也是贵州一名三线工人，就宁可冒险也不想错过目睹这明星风彩的机会。后来条件好了，厂里就去电影公司租影片来厂里放露天电影。那时放的电影都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影片，比如阿尔巴利亚的《宁死不屈》、《地下游击队》等战争片。由于别的三线厂也要租片子，所以要等厂里的摩托车多次把片子拉来放完时，一场不到两小时的电影，往往会断断续续地到半夜才能看完，有时还会更迟一些。放映朝鲜影片《卖花姑娘》时，片子久久不到，场上却坐满耐心地等待的观众，哪怕在寒冷里，哪怕等待很漫长，也听不到谁发出一声抱怨。后来影片到了，直到天亮了电影才放映完。为什么那时我们会对电影和演出怀有那么浓厚的兴趣呢？是因为那时电视还沒有普及，看电影或看演出就成为我们在夜晚唯一的精神享受。
住工棚的日子里，给我留下最美好记忆的事，是和刘哥的交往。刘哥叫刘六一，大我四岁，他下过乡当过知青。我和他不仅分在同一个排也同在一个班，更重要的是他的床铺和我的床铺仅隔一个过道。虽然在年龄上我们有差距，可由于他为人处世好，对人总是笑脸相迎，很有亲和力，我们相处就没有隔膜。加上他的高大英武，我们这些年纪小的总愿跟随在他的身后。星期天我们上街时，每人凑一元钱在都匀饭店摆满一桌菜，当大筷吃肉大碗喝香槟时，我们就成了梁山好汉，刘哥无疑就是晁盖或宋江。当酒饱饭足后，我们跟随着刘哥摇摇晃晃地从都匀走回厂里。更重要的是，他酷似电影《平原游击队》里的游击队队长李向阳，他一笑就会让你幻觉李向阳就是他演的，或眼前的他就是那个演员郭振清扮的，或他和演李向阳的郭振清就是难分彼此的双胞胎兄弟。回去过春节时，刘哥在前面走，我们就在后面踉。一个坐在座位上的乘客望见刘哥，情不自禁地说：“李向阳的部队来了，你还不让路？”那个乘客听了一怔，但见刘哥的这模样就会心地笑了起来。这让我们很得意和很开心。
闲下来时，我们感到百般的无聊，不知怎么打发日子。每逄这时，刘哥就会小声地唱着外国歌曲。他唱歌很投入，也很抒情，他常常坐在床上闭上眼晴唱，一副自我陶醉样。他唱歌时鼻音很重，声音富有磁性，会把你带进迷人的境界，让你沉浸在他的歌声里不感到夜的孤寂，得到心灵的充实。几十年后的今天，当我想到当年他唱的那首苏联早期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就仿佛回到了1971年的某一个夜晚，心里顿时涌现既难忘又美好的情怀。
一年多以后，我们先后分了工种。刘哥在动力科当电工，他到上海实习。我在一车间从事一种流水线工作，我去北京实习。回厂后，我和刘哥见面最多只是打个招呼，不过，那一年多相互留下的好感，导致几十年后他寻找我的电话并联系我时，我也会感到欢欣。2015年，当他得知我要回贵阳找车困难时，便主动开车帮我把生活用品拉到贵阳。并时不时打电话来问寒问暖，这让我感动万分和终身难忘。
不久，我和木工房一个叫李银芳的瓮安人成为好友。他大我两岁，只读过小学三年级，人却特别的聪明，只要他喜欢什么都能无师自通。我们能持久友好地相处是由于我们都喜欢画画。平常的夜晚，我们在屋里画静物或画肖像。星期天，我们就带上画具去野外进行风景写生。饿了，就吃带去的馒头和咸菜；渴了，就喝装在军用水壶里的茶水；困了，就闭着眼晴在草地上躺一会儿。慢慢地，我们的画在我厂的上级单位0八三系统的报纸发表，还在市文化馆及州文化局的橱窗及展览上展出。渐渐地，我俩在厂里有了知名度，厂里配合政治形势办漫画展和厂史展，也借我俩去画。于是画画不仅是让我们的精神生活过得充实，也让我们的生命产生了一定的存在价值和意义。
晚饭后，我喜欢在通往外面的山路上漫步，从这条通往市里公路的山路，我常常会走完山路走上都匀的公路才回头。那些来来往往的车辆引起的飞扬尘土，却让我烦恼。很多的时候，我更乐意走过生活区的尽头去登山。我厂在群山的怀抱里，这群山像一个盆，厂房装在盆的东面，宿舍装在盆的西面。无论是地面还是山峦，都是西面高东面低。当我沿着生活区的水泥路往西走，走过职工楼的尽头，就到了高山的脚下。我顺着山脚往上爬，越向上，回望生活区时，楼房就会显得越小。站在高山上，望着前面的远山，我的心仿佛变为一只雄鹰，飞向那远山，飞向深远的天空。
而真正让精神振奋的却是那道围绕着厂区的水泥墙，它是由大块的水泥块砌成。它环抱着整个厂区，它顺着山起伏而起伏，让我想起北京的长城。这个联想不仅在我的意识里产生，而且不少登上这座山的职工英雄所见略同地称这围墙为长城，甚至一个来厂的西面山上遥望的法国人，也情不自禁地称这围墙为“中国长城”。 这让我深信，这道围墙就是我们这些工作和生活在大山深处三线人心中的长城。如果说中国历史上的长城是古人用来抵抗外来侵略的坚固防御工事，那么我们的这道“长城”的形成也是战备的需要。一想到长城，仿佛我们这些在深山围墙内厂房里生产的三线人就是守卫边防的军人，仿佛这里就是战场，仿佛我们随时准备战斗，不，仿佛我们是在守护我们美好、和平、幸福的生活。
让我欣喜的是，我对厂区围墙“长城”的主观想像，被客观现实证明它不是虚幻。在全厂职工大会上，领导面带喜色地告诉我们，我厂的产品用在我国发射的导弹和卫星上。这让我感到自己的脸上顿时有光，一种自豪感从我心里油然而升，仿佛那产品就是我亲自发明和创造的，其实我只不过是在与这产品没有多大关系的某个平凡的岗位上工作，但我相信比我与这产品关系更远的职工听了也会欢欣鼓舞，比如食堂做饭的、烧锅炉的，打扫卫生的，他们知道我厂产品用在我国的国防高科技上，都会引以为豪。每逢这时，我自然会想起那道围绕着厂区的“长城” ，仿佛我们在这防卸工事里打退敌人的一次猛烈的进攻，让我们的军旗在硝烟滚滚的天空高高飘扬，觉得这“长城”不仅是坚硬的水泥板砌成，更是我们这一代三线人用年轻的生命和顽强的奋斗精神及满腔的爱国热情所筑成，它的存在价值和意义和北京的长城同等的，它使我们国家在任何外来侵略者面前都会显得是越来越强大。
然而，与美国搞军事竞争的苏联解体，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随着战争氛围越来越淡化，随着中国社会政治的巨变，国家由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我厂也根据时代的需要，要由军工产品向民用产品转型，从国家大局来看，这一切变化是好事，但从三线厂走向生存艰难的角度看，又让人心情沉重。当我走在那条通往外面公路的山路上时，就会十分地迷茫，不知道明天会是什么景象？当我一步步地登上生活区的山腰，注视着脚下的那些厂房，还有那起伏环绕着厂区的“长城” ，心里出现出的，就不再是我国导弹、卫星上天引来的欢欣和自豪，而是厂里走上经济困境而产生的无奈和忧伤。由此我想起根据叶辛小说《蹉跎岁月》改编的电视剧和邓贤记实文学《中国知青梦》里所表现知青生活的艰辛和苦难。但知青的艰辛和苦难只有几年，随着高考政策的到来考进大学或招工返城，不管走那条路他们都会时来运转，而三线工人不仅在这深山付出自己的青春，甚至还可能是自己的一生。想到自己不再年轻，想到有人已在这大山深处长眠，就感到三线建设比起上山下乡来悲剧性更大，这无疑是历史与现实给我们这些三线人造成难以改变的双重生命悲哀。
1997年11月，我从那个三线厂调到位于都匀市内的黔南州文联当文学刊物编辑，结束了长达二十六年的深山生活。离开那个厂之后，我基本和它没有任何联系，后来知道这个厂为了生存发展搬迁到贵阳。我相信，这个厂搬迁和我调离的性质是一致，都不是对困境的逃离，而是从一个旧战场转向另一个新战场，都在为前途和命运继续奋斗。厂里留下的少数退休人员，在都匀我偶尔会和他们相遇，虽然他们多数人比我年少，但看上却比我显老。这显然是生存环境对他们造成心理压力所致，这让我内心感到无比的苍凉。多年来，虽然白天我不曾起过回厂看看的念头，可睡梦里却见自己一次又一次地在那厂区和宿舍区路上游荡。让我明白，尽管在现实里我彻底的脱离那厂，但却无法抹灭它在我心灵深处留下的深刻记忆。
在都匀茶市上，我和刘哥时不时地要遇到厂里的熟人，自然会进行短暂亲切的交谈。其中一个叫吴亚飞，他建议刘哥开车送我去厂里看看。我和刘哥欣然地采纳了他的这一建议。到了厂门口，刘哥开车带我进厂里绕了一圈，然后往宿舍区开去，车到我们过去看露天电影的蓝球场旁的两幢家属楼中间，刘哥遇见到熟人吴德云，就把车停下来和吴德云交谈。吴德云从家拿来几张小凳子给我们坐，然后进屋去烧水泡茶，并很快地出来和我们闲聊。
在这期间，我抽空独自匆匆地在生活区逛了一会，我感到所见的一切是那么的陌生，它们似乎与过去没有多少联系，变得面目全非了。厂房被外来生产者分割占用，我居住多年的男单身楼，现被作为仓库。听吴德云说，当年的女单身楼，现在居住着厂里唯一的单身汉老杜。我想像不出当年强壮如牛的老杜如今是怎么一番模样。可惜我没有遇见他。那曾经热闹的食堂、澡堂、商店，已荒废。有的楼房只住着一两户人家，生活区的路上久久不见一个行人。很久才走来两人，一个是七十多的退休驾驶员老方，另一个是六十左右的食堂退休者小温。大约是他俩多年很少与外人接触的缘故，当面带笑容的刘哥透香烟给他们抽时，他们都显得那么的淡漠、木讷，不要说没有热情，连话也很少说。无论厂区还是生活区，都显示出浓厚荒凉感，这让我仿佛走进－个不真实的虚幻梦景。我真不愿相信，这就是曾经红红火火的中央企业，这就是曾给我带来欢欣、自豪、自信的地方？尤其看不见厂区东面用水泥块砌成起伏围绕在山上的“长城” ，一阵悲哀就弥漫在我心间。这见证我厂三线建设历史标志性的建筑物，为什么不能像北京长城那样永存，而是从我的眼前彻底地消失了呢？
不过，当见到那一辆辆的车在前面高速公路上往不同方向快速行驶时，我似乎酲悟了：这厂区山上那道“长城”被拆除，不正是为了让条高速公路的出现吗？如果说当年三线厂建设在这深山是出于战备的需要，那水泥板砌成的围墙“长城”是防御的意象，那么在中国处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年代，这条代表快速前进的高速公路，就是时代进步的必然产物，也是中国人民奋斗精神的一种象征。由此而言，这条高速公路还只是一条具象的路吗？不，它更是历史“长城”的一种延伸。于是眼前的这条高速公路在我的心里就变成一道永不消失的“长城”， 它象征着我们的今天与现实，它的一只手紧握我们艰苦奋斗的昨天，另一只手却牵引着我们快速地奔向那甜蜜、美好、幸福的明天。
在离开厂之前，我和刘哥站在挂有国营风光厂招牌的厂门口，面带笑容地合了影。这样做不为别的，只是为了纪念那难忘的艰苦奋斗岁月和我们那逝去不再复返的青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