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哲希 马金科
【内容提要】李德懋的诗学观主要体现在《清脾录》上，该书内容杂论中、朝、日三国诗歌。归纳起来，李德懋除了直接评论中国各朝诗歌外，在品评朝、日诗歌时也往往与中国诗歌相结合，而所涉及的中国诗歌仍以唐宋诗为主流。由此可见，他对唐宋诗学习与认识上的差异是其诗学观形成不可缺少的要素之一。但他对唐宋诗并非完全接受，虽倾唐却又强调不以一家为师，要有“自家之音”。因此，通过整理“唐宋之争”对李德懋诗学的影响，不仅可知朝鲜北学派文人的诗学选择，亦可见朝鲜朝后期诗坛学诗的多元化倾向和诗歌创作、诗学批评的实态。
朝鲜18世纪中叶—19世纪前期，以洪大容（1731-1783）、朴趾源（1737-1805）、李德懋（1741-1793）、朴齐家（1750-1805）等为代表的北学派主张“利用厚生”；向北方的中国学习。北学派成员多次入清，细心观察清朝物质文化生活，有意识地选择交往对象，并与中国文人笔谈交流。两国文人从情感上的交流上升到文学、绘画、书法、哲学等方面的交流，流露出“天涯知己”之情。
目前，中韩两国对李德懋的研究集中在其文学思想的来源、文学思想的本身、作品及与清代文人的文学交流上。虽然在哲学上洪大容、朴趾源是北学派思想的核心，但就诗学成就而言，李德懋在文坛中具有重要地位，是北学派诗歌领域的盟主，对其研究理当更为深入和具体。他对唐宋诗的文学选择，主张诗歌创作的独立性等观点既是其文学思想中不容忽视的一部分，也奠定了北学派乃至朝鲜朝后期诗歌理论的基础。因此，有必要详加梳理与总结。
一、接触：对唐宋诗的认识及与中国诗学之关联
朝鲜朝后期，诗坛已由学唐转向了唐宋并学的多元化时期，但当时文坛作家文人中间仍普遍流行一种“诗必盛唐，文必秦汉”的倾向。然而，在本时期的朝鲜北学派文人中，对学宋诗已并不排斥。洪大容、金元行在与严诚等笔谈时均认为汉魏古诗、唐律诗为第一流诗歌；明诗为第二流。但对于宋诗的评价上，严诚认为毫无可取之处，而洪大容、金元行则认为在矫正语音、体裁格调等方面宋诗还是值得学习的，对宋诗的认识更为随意、开放和包容。（一）对“唐宋之争”的直接接触
在对待“唐宋之争”的态度上，就北学派来说，洪大容与朴趾源都具有学唐倾向，李德懋自然不会与之相背离。洪大容出身两班，幼年师承金元行，热衷自然科学研究，倡导实心实学。其一生致力于社会改革、经世济民，自言不善诗文。但从他与严诚、潘庭筠、陆飞等“钱塘学者”的笔谈以及《湛轩书》中的作品来看，洪大容对唐宋诗还是有着较为清晰的认识，即学诗上以唐为主。受其实学思想、李贽“童心说”、公安派“性灵论”的影响以及“天机论”的盛行，在洪大容的诗学理论体系中，重在表现人的性灵。在本质论上主张依乎自然、发乎天机，贵冲远、必本之温厚；在批评论上主张反拟古、倡创新，破文饰、露真情，言言解颐、节节有趣；在创作论上主张舍主情、求真实，愉悦于人、兼顾教化等等。但他还是提倡使用《文选》学诗，喜好汉魏五言古体诗与唐律诗。
吾友洪君大容德保，有志好古者也。前岁随其家仲父赴燕，访问中国高士。得陆子飞、严子诚、潘子庭筠而与之语甚欢……遂相与裒聚国中诸家诗各体，编而为数卷以归之。顾急于践言，未遑博搜，尤略于世代远者而我东诗道之始终正变，亦概具焉。非敢曰僻壤俚调，可拟于大国汉唐之遗轨也。庶几其不甚卑鄙，许之以中华余音，则小邦之光也。若复因诗而得其意，因意而得其人焉，则又可见鲁国之犹秉周礼，郯子之犹守帝典也。呜呼，诗可以观者，奚特声律云乎哉。
从好友闵百顺的记载来看，湛轩与中国文人往来密切且应其所求将朝鲜本国文人诗汇编成册以赠之。目的在于使中国文人知晓朝鲜诗作，渴望获得赞许。因此收录的标准为“可拟于大国汉唐之遗轨”，言外之意，视汉唐诗文为标准，以正“小中华”之名。对此，李德懋表示了认同，评价金君喜作诗，其诗“于汉魏盛唐诸家手摸心追，风格遒健”，爱之甚焉。
由此可见，通过笔谈的形式，两国文人能够对文学理论进行直接的交流，清代文坛的“唐宋之争”亦引发了朝鲜诗人的关注和思考。
（二）通过清代文人的中介而间接接触
北学派文人的文学观与清代文人有着紧密的联系。朴趾源古文词才思溢发，横绝古今，虽以小说而扬名，但作为诗人，他诗品入妙，比河清不得多见。故此，其诗学思想不容小视，集中体现在《杨梅诗话》与《燕岩集》里。考察《杨梅诗话》我们发现，其中所提及的中国诗句大多出自王士祯（1634-1711）的《感旧集》。而此时的朝鲜文坛，“世人之誉人文章者，文必拟两汉，诗则盛唐”之风大行其道。不言而喻，时代的文学倾向与渔洋之学唐思想必然会影响到朴趾源以及北学派的诗学观。朴趾源作为北学派的中坚力量，在洪大容将王士祯的诗话集《感旧集》带回朝鲜后，使得王士祯的诗作在朝鲜推广开来。所以，受其影响，李德懋、朴齐家、柳得恭、李书九等“海东四家”皆学王渔洋，以是否为渔洋嫡派作为接受中国文人之标准，具有鲜明的学唐倾向。而在对待宋诗的态度上，王士祯、袁枚（1716-1797）等其人、其诗对北学派及朝鲜朝中后期的文坛影响也是极大的。前文提到王渔洋虽然宗唐，但其论诗不喜门户之见，反对复古主义，在诗歌理论和创作上表现出唐宋融合的趋势。
王渔洋《论诗绝句》：“铁厓乐府气淋漓，渊颖歌行格尽奇。耳食纷纷说开宝，几人眼见宋元诗。”余尝爱此诗之公平博雅。暮秋获稻南郡，归路雨中入白云山中谒本庵，龙村在坐。本庵曰：“败菊寒雨，草堂孤烛，绰有清致。子有秋诗，使我听之。”余于袖中出诗卷，一一读之，两长老有时颔可。读到“痴人谈古诗，喜斥元明代。何如是元明，茫然失所对。”本庵微哂曰：“政道吾辈也。”顾谓龙村曰：“何如是元明？”龙邨即对曰：“格律非唐配。”本庵曰：“何如非唐配？”龙邨呵呵而笑曰：“茫然失所对。”诗偶与渔洋相符，而两长老雅谑，足使余诗发光一时。
材料中，王士祯借推崇杨维桢的乐府诗和吴莱的歌行体来充分肯定金、元诗的价值，且针对当时鄙薄宋元的风气，发出“几人眼见宋元诗”的责问，言外之意肯定宋、金、元诗的价值。李德懋赞赏其公平、博雅的评判标准，并进一步深化与补充了渔洋的诗学观，批判和讽刺了当时朝鲜文坛盲目学唐而否定后代诗歌的倾向，认为元、明代诗歌亦值得学习。毫无疑问，李德懋接受了王士祯的观点，从诗学发展观的角度，纠正学诗之弊端，强调要正确和公正地认识唐以后各朝之诗歌。即，“取南北宋、元、明诸家诗，而选练矜慎，仍墨守唐人之声格。”
（三）李德懋自身对唐宋诗的接触与认识
从实际创作来看，李德懋在诗作中多次提到唐诗，“诵唐诗数百首，始为诗。”当文人初不解诗时，他认为可通过诵读唐诗的方式而通悟。“夜读唐人诗”“坐看唐诗，卧看唐诗”，“翛然时复阅唐诗”后有感，学唐倾向十分明显。“小诗缘境得，随意宋明音。”在对宋诗的态度上，李德懋常将宋元、宋金元、宋明并提，所言不多，但就诗论诗，给予了积极、正面的评价。宋周密《浩然斋雅谈》曰：“严中和号月涧，间多佳句。既无行卷，因摘一二于此。‘山中道人不裹巾，一片石床生绿鳞。昨夜瓦甁氷冻破，梅花无水自精神。’‘梅天雨气入帘栊，衣润频添栢花烘。四月江南无矮树，人家都在绿阴中。’‘一声杜宇三更后，向晓绿阴连碧苔。郄恨楼高春数尺，柳绵飞不上囱来。’‘画扇题诗鸾背湿，铜彝煎脑鸭心香。’皆佳句也。”周说止此。苦心刻意之品，自古能诗而湮没者何限？余故尤拳拳于阐发幽光。
周密，南宋文人，字公谨，其作品既崇尚自然又典雅浓丽、格律严谨、讲究炼字用典。严中和，南宋诗人，事迹多载于《浩然斋杂谈》之中。这里记载了李德懋品评周密摘录严中和的4句诗，赞同周密对严中和的评价，并且进一步补充道，苦心刻意之作品，必然不会湮没无闻，流露出有朝一日一定会被人所赏识的感叹。由此可知，李德懋不因“不唐”而贬宋；亦不以唐诗为标准轻视宋诗，对宋诗的评价从实际出发，十分客观和真诚。此外，《清脾录》中李德懋还记载了本国诗人李槎川秉渊善学宋诗，学杨万里与范成大，成为先王即祚五十年来第一名家，亦无贬义；认为“陈（陈师道）迟秦（秦观）速”二人各有千秋。
二、学诗：对唐宋诗的接受与批评
从李德懋的诗学观上看，受唐诗之影响体现在作品论、创作论、批评论等方面；受宋诗之影响则以创作论和批评论为主。（一）学唐诗之主题与题目
作品的主题是诗人人生观的体现，是诗人的生活积累，也是诗人艺术功力的体现。而主题的形成需要在生活中感悟并形成主题；运用一定的艺术手段在作品中表现主题。唐诗文字精炼、风格多样、文字精炼自然受到朝鲜文人的推崇，读后常引发感悟与深思。《清脾录》的主题与题目，便是从唐诗中获得感触而得之。“乾坤有清气，散入诗人脾。千人万人中，一人两人知。”此唐僧贯休诗也。余性不工诗，而顾喜谈艺。闲居尝手录耳目所到古今诗句，有辨订，有疏解，有评品，有记事。漫无第次，藏之枕中，人所罕见，只有怡心，名曰《清脾录》。
贯休是唐末诗僧，人格高尚，不畏权贵。该诗名为《古意》，意为诗人心中有天地间清明纯粹之气，然而众人中能够知清气者却寥寥无几。读之使人感受到贯休强烈的孤独感与其重视心性的修炼。在李德懋所收录的不同种类、内容、风格古今的诗句中，原则只有“怡心”，这也是雅亭思想体系中淡泊心志、重视自我修养精神的体现。二人皆有独善其身，强调自我修炼、自我改造之内涵。因此，贯休之诗符合了李德懋的审美期待，遂以此作为其作品的主题并从中选取“清”“脾”二字作为题目。
此外，在《婴处诗稿》中也提到李德懋冬日寒房学韩愈诗“寒苦”，并模仿之；《杂题》中怀念陆龟蒙，羡慕鲁望诗歌“逍遥”的主旨；《途中杂诗》则直言其诗行行皆在摩诘诗里。
（二）论唐宋诗之诗法
其一，学唐诗之诗法。“手钞全唐字比蝇，诗家妙语悟良能”。李德懋提倡学唐诗家之妙语，以助学诗。一是学用字，李德懋善于炼字以增强诗歌的感染力，《清脾录》中记载了李德懋从杜甫、韩愈、白居易、司空图等诗中学惯用字；从孟郊、岑参、白居易等人的诗中学“黑”字的妙用；学白居易《七年元日对酒五首之二》中的“袠”字。二是学险句，险句指词艰涩和句法奇特的诗句，李德懋通过顾云《池阳醉歌赠匡庐处士姚岩杰》中的“经疾史恙万片恨，墨灸笔针如有神”与高丽朝李穑《戏赠郑签书年兄用前韵》中的“饥火馋涎成既济，悭风啬雨是休征”来学习奇异之诗句，并评价二诗皆至险。三是学妙境，通过学元稹诗“好鸟多息阴，新篁已成响。帘开斜照入，树袅游丝上。单衣颇宽绰，虚室复清敞。置酒奉亲宾，树萱自颐养。”又“初阳好明净，嫰树怜低痹……新莺语娇小，浅水光流利。”与吕温诗《姚家浴复题赠主人》中的“新浴振轻衣，满堂寒月色。主人有美酒，况是曾相识”认为，诗歌创作处于妙境，则性情自正，音响自谐。另外，在创作论上，雅亭也提及朝鲜文人学唐之诗风，如，李睟光诗学唐中晩；赵云江琼诗学晩唐等等。但是，当他评李献吉极力学杜甫时，却有言“终出古人脚底”，不赞同过度学诗。
其二，论宋诗之诗法。唐人不言诗法，诗法多出于宋。因此与唐诗相比，李德懋在诗法上论宋诗较多，集中在炼字、用事与化用上。学炼字如，唐江为诗：“竹影横斜水清浅，桂香浮动月黄昏。”宋林处士逋《咏梅》易江诗“竹”“桂”二字为“踈”“暗”，遂为千古名句。显而易见，李德懋赞赏宋诗的炼字。又如，学宋陈尧佐之炼字，认为其诗《吴江》“平波渺渺烟苍苍，菰蒲才熟杨柳黄。扁舟系岸不忍去，西风斜日鲈鱼香。”“鲈”“鱼”“香”三字甚奇，且批评他人盲目改之。论用事如，品评宋景文猎诗：“冻崖初辨马，昏谷自量牛。”其中的典故一出《庄子》；一出《史记》，赞扬宋祁用事精切。化用宋诗如，李凝斋喜之，字士复，流利韶雅，绰有风致……其《无题》：“桃花雨过碎红飞，半逐溪流半染泥。何处飞来双燕子，一时衔在画梁西。”……皆名句也。这里，李德懋没有贬低李喜之化用宋诗之意，相反赞许他化用刘次庄《敷浅原见桃花》中的诗句而成名句。另外，李德懋也提到黄庭坚“演雅体”，但未加以评价；写“梅花诗”，认为其诗用此法宜哉，遂作《酬曾若梅花诗韵》六首及《答曾若乞梅花诗韵》等。
李德懋虽然学宋之诗法，但是对宋诗法并非全部接受，在诗用助语辞方面对宋诗进行了批判。
宋人诗：“且然聊尔耳，得也自知之。”余尝挽金章行士文有曰：“命也斯而已，悲夫奈若何。”此法偶然一为之，不可再举，诗家之大忌也。
上文为反宋诗之诗法。宋人诗实则出自黄庭坚的《德孺五丈和之字诗韵难而愈工辄复和成可发一笑》，此联使用逐句对仗法，上下句以虚字对仗。李德懋对诗歌辞采美的追求，最集中地体现便是在诗句的对仗上。他认为句与句的对仗归根结底还是要落实到词与词的对照上。故此，李德懋借助此法创作，将虚词相对，但同时他又认为，此法为诗家创作的大忌，不宜多次使用。《琐雅》中，李德懋论苏黄诗，“用古事仍成变化者，后世有钱受之能及焉，而但局小耳。”所言苏黄以用事而闻名，后世能从中有所收获，但是始终“局小”，言外之意，不赞同完全学之。
（三）对唐宋诗的批评
其一，对唐诗的批评。具体表现在以下三点：第一，以唐诗为评价标准，认为李纶庵诗，生动刻画了田家小景，可入王维农作图中。第二，就唐诗具体作品而言，予以赞扬。陈咏“隔岸水牛浮鼻渡，傍溪沙鸟点头行”与刘梦得“阶蚁相逢如偶语，园蜂速去恐违程”皆工于体物；杨凝诗“真交无所隐，深语有余欢”充满了至理，读之让人感动；李楚望诗“云阴故国山川暮，潮落空江网罟收”，令人茫然自失，颓然而卧，仰视屋梁，浩叹弥襟。第三，评价唐诗人，如，尤喜子美五言律；郊瘦岛寒，虽同工而异曲；绝句最难工，唐人别具性。钱起江行诗，摩诘辋川咏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当谈到当唐诗人卢仝诗中有侮圣之语时，只是发表了对其诗风不一致的矛盾，轻描淡写，没有激烈地批判。其二，对宋诗的批评。一方面，李德懋重视诗人的内心修养，强调诗品与人品的统一。主张以历史上或现实中品行高尚、人格崇高的人物为榜样，不断提升诗人的品格。因此，《清脾录》中，李德懋以忠义为标准，摘录了宇文虚中仕金国后所写的《己酉岁书怀》。“去国匆匆遂来年，公私无益两茫然。当时议论不能固，今日穷愁何足怜。生死已从前世定，是非留与后人传。孤臣不为沈湘恨，怅望三韩别有天。”他以此诗称赞宇文虚中对国家的忠贞之情，对自身使命的义无反顾和献身精神。将之收录，号召以其为师，从而感染周围更多的人。另一方面，李德懋从其诗学观出发，以诗歌是否创新为标准。邵雍以因“非汉魏六朝唐宋语”而被他所称颂，认为“理胜醇粹之语，为首尾吟鼻祖，语厖气广。”
另外，在对宋诗人的态度上，李德懋多知人论世而评诗，“先品次论才”，因爱其人品而对其诗或喜或恶。如，爱欧阳修之为人而喜读欧阳文；逆贼刘豫诗虽诗出性情，甚清和，但不相信该诗为他本人所作，刘诗可比“枭臛狐腋”。
三、个性：对“唐宋之争”的独特态度与诗学选择
“朝鲜亦自好，中原岂尽善。纵有都鄙别，须俱平等见。”朝鲜后期的诗坛，受东亚时局的动荡和中国明末清初诗风转变、乾嘉诗风，性灵派、神韵派等文人等影响，论述中出现一些重视自我和彰显个性的言论观点，且唐宋兼宗并学。此外，在北学派实学思想的指引下，反对模仿，文体革新，有朝鲜之风的意识更加突出。但新文体尚未形成，朝鲜文人学诗亦十分不易，北学派文人对于中国唐宋诗歌也未做出十分明确的选择。其一，“代各有诗，人各有诗。”因此，不能专学一朝诗，要纵观百家、吸取精华。积极主张接受对象的多元性是北学派接受观念的重要内容之一。北学派文人以开放性文学意识为主导，不反对学宋诗，也不抨击学宋的诗人。如，柳得恭冷斋诗，博观诗家，自《毛诗》《离骚》、古歌谣，汉魏六朝、唐、宋、金、元、明、清，以及朝鲜三国、高丽朝、朝鲜朝，傍及日本，皆为选抄，箱溢几满，广泛接受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风格的作品。
李德懋在《挽徐士华》《观读日记》等作品中将“唐宋”并提；《题古文选后》言“韩柳欧苏”为“名儒硕士”。从李调元、潘庭筠对《韩客巾衍集》中李德懋诗歌的点评来看，其诗似白香山，又酷似山谷；似杨万里，又有昌黎之风。除了上文所提对宋诗的认识外，雅亭还由唐窥宋，赞美本国学宋之诗人。
挹翠轩朴誾诗，世推为东方杜甫，而钱谦益《列朝诗辑》、朱彝尊《明诗综》、蓝芳威《朝鲜诗选》皆见漏，真李广、雍齿，幸不幸也。
挹翠轩朴誾是朝鲜海东江西诗派的代表人物，也是朝鲜学宋的典型标志。其主张诗学黄庭坚，深受中国江西诗派的影响，诗学风格上也与黄庭坚并无二致。上文中，李德懋高度评价了朴誾的诗学地位，并为作品没有入选中国《明诗综》《朝鲜诗选》而感到遗憾。虽然杜甫一向被视为唐诗世界中的两座并峙高峰之一，然而将其评价为“东方杜甫”，却仍显露出以唐诗人为标准的诗学倾向，但能够给予学宋诗人如此之高的评价，也说明本时期唐宋之争已趋于和缓，可以对学宋诗人进行公正的评价，宋诗自有其地位。从李德懋《清脾录》中所收录各朝诗来看，记录唐朝诗人29人；宋诗人21人，宋少于唐。其他朝代如下：
表1 《清脾录》中所涉金元明清诗人及其诗学倾向⑤ 表格中的内容源于《清脾录》，一些诗人的学诗倾向较为复杂和模糊且不显著，故均将其放入“不明显”之中，如有疏漏，还望各位专家、读者批评指正。
从上表可知，李德懋对金元明清诗都有涉猎，其中论明清诗最多，而这些文人当中，大多学唐，学宋者凤毛麟角。综上，李德懋不专学一朝一人诗，但暗含偏唐、近唐的倾向。
其二，学诗在于创新。“凡诗文，个个有一脉精神流动，方是活文。若蹈袭腐陈，便是死文。”朝鲜朝后期，拟古之风盛行，学唐与学宋之弊病日益显着。为此，朴齐家认为“唐宋元明”之诗皆陈旧、落后，遂提出“诗味论”“声字一致论”“际论”等方法论，李德懋也同当时许多北学派文人一样，在反拟古的文学斗争中确立自己诗学观的。他从实学出发，既否定仿古之诗病，不盲目学诗，认为蹈袭古人文字犹如人面疮，从而积极肯定当代诗作的价值；又从唐宋诗之争带来的诗病出发，提出解决之道。
余内弟朴宗山穉川谈艺精到，颇具慧眼。尝评余论诗绝句“各梦无干共一床，人非甫白代非唐。吾诗自信如吾面，依样衣冠笑郭郞”曰：“兄自论虽如此，而读兄全集，何尝一字非古。盖悟得今犹古古犹今之妙，解杜子美论诗云‘不薄今人爱古人’，活活脱脱，诗家之要诀，艺苑之公案。兄诗庶几得此。”余曰：“不惟诗然也。如圣学经义一切泥滞，则不为子美之所笑几希。”
“人非甫白代非唐”便生动体现了李德懋主张创新的观点。时代之不同，个人之不同，所作之诗自然不同，学唐而未必似唐，不必厚古薄今。诗法前人，诗歌则失去了个性和价值，创作能力也不会得到提升，反被人所耻笑。此外，朴宗山为李德懋的内弟，对于其诗朴齐家在《戏仿王渔洋岁暮怀人六十首并小序》中曾评价道“非宋非唐独了然，自家谈艺妙谁传”，高度肯定了穉川不为虚名的文风，因他坚持走自己的路，超越功利，不盲目学诗，在北学派文人中备受好评。显而易见，朴宗山的诗学观脱离不了李德懋的影响，李德懋的这一文学见解在当时得到不少文人的支持。
朝鲜朝中后期“学唐”与“学宋”之争，既带来了汉诗的繁荣，为朝鲜汉诗创作提供了切实可操作之法，但诗人取法必以唐或宋为准，令诗歌“境事雷同”又千篇一律。
我国自罗丽以来，局于闻见，虽有逸才，只蹈袭一套。其自谓文章绝不可见……诗之为道，不可无法，不可为法所拘也……使事之要有来历，蹙蹙圈套之中，不敢傍走一……余于青丘之诗，所病其拘于法者，如此云。
从新罗开始，朝鲜文人学中国汉诗已近千年，所积累的诗病、矛盾、弊端也日益加剧。学诗不可无法，但不能为法所拘，如只学唐宋，如影随行、亦步亦趋，则毫无可取之处。那么，夫诗何为者也？李德懋认为要源于性灵，以创出新论；要自创为格，意渊语杰。如此方可扭转这一顽疾。
其三，学诗在于继承。“欲将学海淬文锋，李杜指挥似转蓬。物色虽饶今世用，辞华其奈古人同。”李德懋主张学诗创新，立足当下，但诗出新意，超越古人亦十分困难，正如他所说“中国文词如善玩，古人心事庶可承”然而，后世诗歌一定会强于前人吗？李德懋借金圣叹之语感慨道：
金圣叹诗语曰：“郑谷‘石城昔为莫愁乡，莫愁魂散石城荒。江人依旧棹舴艋，江岸还是飞鸳鸯’之诗，千古人只知李青莲欲学黄鹤楼，何曾知郑鹧鸪曾学黄鹤楼耶？人生世间，前浪自灭，后浪自起，有何古人？纯是今人。只如舴艋?，明是一场扯澹，而升牛山，犹有挥泪之老翁。此亦甚为不远时务也。圣叹慧眼，不独知诗，洞观阎浮，令人每每洒落快绝。
郑谷，唐朝末期著名诗人，人称郑鹧鸪。后人只知李白欲学黄鹤楼，郑谷学时却不为人所知。“有何古人？纯是今人”，可见，在李德懋的思想中“古”“今”的概念是相对的，并非万事万物的过去皆不可取，没有过去如何言“今”。其在《柳惠甫》一文中进一步说道：
读足下诗及素玩藓书二士诗，以为古人诗。古人已死，眼中不见一古人，何尝今日作诗示我，以为今人也。盈天下皆今人也，焉有今人吐出者（这）个好诗。古今二字，交战胸中，无法可解。
上文为李德懋关于古今的辩证思考。他虽反对复古，但不学古人之诗如何才能言创新。变化是万物生长的一个颠不可破的规律，没有变化就没有发展，重视当下固然重要，过往亦值得继承，这里强调“古意”主张继承，实际上也是对他主张创新观点的完善，与雅亭崇经溯古的治学倾向也密不可分。继承与创新是辩证统一的，一方面是李德懋诗学观的表现，同样也是其实学思想的重要显现。
以此为据，便不难理解李德懋对唐宋诗的文学选择，即始终有选择、批判的学习唐宋，唐宋并学，兼取各朝、个人之长，实质是为了形成自己的风格与个性，也就是说形成带有朝鲜风的作品，带有“自家之音”，突显朝鲜的主体性。因此，李德懋对自己民族文学的成就相当自负，评价较高。此外，《清脾录》中李德懋记载、点评日本文人诗；记载柳得恭等人所编写《蜻蛉国诗选》等文学活动，其实际表现的是北学派文人期盼获得中国文人的肯定，同时也是为了彰显朝鲜文人的价值，为了确立其在东亚文学中的地位、责任与使命。
四、结论
阐明朝鲜文学与中国文学的相互影响关系，是中朝文学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课题。无论明清何种文学派别、文学思潮传入，对朝鲜文人来说其焦点都在于学唐还是学宋上，并非只是讨论唐诗好还是宋诗好。这也与中国“唐宋之争”略有不同。对李德懋而言，虽然如今难以考证出最初引发其对“唐宋之争”思考的是何人，在何时，是哪部作品，但“唐宋之争”对李德懋诗学的影响却是十分巨大的。任何文学批评都带有一定的倾向性，朝鲜文人对于唐宋诗歌往往也做出不同的选择。“余尝分排历代所长曰，周之礼，秦之法，汉之文，唐之诗，宋之学，元之歌词，明之题跋，君以为何如？”尽管李德懋认为对于宋在于“学”而非诗上，但对宋诗仍给予关注，并且加以学之。总的来看，唐宋诗的交锋不如前人般激烈，甚至没有形成争论的焦点。他对唐诗与宋诗的学习集中在创作论与批评论上，多学唐宋诗的诗法，但并非全部接受而是有选择的学习；同时依照自身的文学批评观对唐宋诗人、诗歌进行摘句和评点。无论是学唐还是学宋，对于李德懋而言，接受的目的都在于以古为师，继承之后不断创新。学唐与学宋的实质在于改变复古主义、形式主义之风盛行的文坛现状，体现了北学派文人主体意识的觉醒，同时也是李德懋作为“学诗者”主体意识的觉醒。对唐宋诗的文学选择既与北学派研究实用之学，治理改革，及其近代文明意识相关，也是雅亭作为文学批评家、诗人的职责所在。一方面显示出其对传统文学的创新精神，是北学派实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也是对朝鲜文学理论发展的重要补充，带动了朝鲜朝后期汉诗创作与发展的新方向。
金柄珉教授在《东亚的跨文化研究刍议》一文中谈到了东亚跨文化研究的三个转向，其中之一便是从“结果”到“过程”的转向。他认为：“在影响的过程中引发的正确或错误的认识、接受或抗拒的心路历程等等，其实更值得我们去深究。”同样，在各类期刊论文、学术专著中对朝鲜古代诗学的“学唐”与“学宋”之争都有了明确的结论，即从新罗后期至高丽初期学唐；高丽朝中后期起学宋；朝鲜朝中期尊唐；朝鲜朝后期唐宋兼宗，这一学诗主线已然十分清晰。但是我们从结果转向过程发现，不同时期学诗的实际与结论往往不同，在大的结论之下，一些诗人与之相悖的观点层出不穷，更值得分析与研究。这些零散的观点亦是朝鲜诗学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以李德懋为例，他虽然唐宋并学，事实上却倾向于唐，且最终之目的反而是“不学唐宋”。因此，从学诗的过程出发来研究朝鲜诗人的文学选择，不仅能够还原不同时期诗歌创作、诗学批评的实际面貌；也可以真实地总结中国唐宋诗学在朝鲜传播的历史轨迹，以探究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在域外传播的切实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