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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碧华小说身体叙事的美学意涵

  • 作者: 华夏文化论坛
  • 来源: 归一文学
  • 发表于2023-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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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内容提要】身体叙事作为李碧华小说创作中的重要元素之一,既是被投射了写作欲望的符号,同时又承担着叙事媒介与意义主体的双重价值,进而传递出多维度的美学尝试:一是通过肉身与灵魂的古今交叠,实现古典美学的仿古承传与当代演绎;二是通过对身体的极端物化与暴行,呈现怪诞化的另类创伤叙事;三是从身体规训引发身份追问,发掘性别美学新质。通过杂糅的美学维度从古典美学叙事风格、怪诞化叙事手段、性别美学的叙事内核建立起瓦解宏大叙事、重塑身份主体的文化追求,传递出超离于时代的世情关怀。

      在香港女性作家群中,李碧华个人特色十分鲜明,不仅创作产量颇丰,其作品在通俗之余又具有跨时代的顽强生命力。这种生命力来自她对历史情怀与当下语境的细致体察,来自她将“雅”与“俗”、虚幻与世情、古典与怪诞的文化杂糅,在继承中国文学传统的同时,加入对香港城市精神的呈现与追问,进而于“诡异言情”①刘登翰:《香港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496页。的通俗外衣之下寻找针砭现实的深厚内蕴。有了这样广袤的阐释空间,多年来学界不仅从影视改编、故事新编等创作策略角度介入李碧华小说研究,也涌现了女性主义、城市想象、传奇式情爱等热门主题。在此之外,身体叙事同样是李碧华小说中显在的叙事要素。周荣胜在为“阅读身体”系列丛书作编者按时提出,肉体仅是身体的一个基础层面,“身体是多维度、多层次的现象,其意义随民族和性别的不同而不同,随历史与境遇的变化而变化。”②周荣胜:《编者的话》,安德鲁·斯特拉桑著,《身体思想》,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1页。在李碧华的小说创作中,身体既是被投射了写作欲望的符号,又同时承担着叙事媒介与意义主体的双重价值。作者有意将身体从工具性中解放出来,又在书写实践过程里看似无意地赋予身体更为细腻的感受力,让身体沉浮在一个个历史拐点中,从而激发起身体作为指意活动的多重美学意味。

    一、肉身与灵魂的古今交叠:古典美学的承传与演绎

    李碧华塑造的文学空间,大多带有挥之不去的古典韵味,凝结出一种作为写作风格基底的古典美学。这种美学元素在融入身体叙事之前,往往更为明显地呈现于身体叙事的背景。首先是作为“身体”所有者的人物形象,李碧华所选择的诸多角色,或在历史记载与古典文学中存有原型,或是建立于历史背景的原创性虚构人物,如《潘金莲之前世今生》中源自《水浒传》、《金瓶梅》,两世都陷于一女四男复杂爱恋的潘金莲,《满洲国妖艳——川岛芳子》中取材于民国史料中的传奇间谍川岛芳子,《秦俑》中生于秦朝,因焚书坑儒而家破人亡,最终为爱赴死的孤女冬儿……这些形象带着身份中的历史渊源进入当代视野,生成一种并无隔绝之感的古典魅力;其次是为“身体”存在提供行为背景的传统文化场域,《秦俑》中借修建秦始皇陵的实际存在与徐福出海寻仙山的史料传说,铺展开暴虐的文明先声,《青蛇》中古朴美观的西湖景致与洋溢着温软柔情的水乡生活,勾勒出游离于南宋时局之外的民间生机。在故事背景的环境营造方面,李碧华并无意追寻、考证真实历史的面貌,而是从古典素养的积淀中提纯出一种想象之上的个人化仿古美学;此外,叙事语言的古典韵味更是在文本层面保证了整体格调的一致性,无论是对历史典故、民间风俗的信手拈来,还是行文中时而穿插的古典风格段落,均让李碧华的作品既有浑然一体的传统厚重感,又有轻灵隽逸的世情意味。《胭脂扣》中灵魂返世的妓女如花,向现代人讲述她和十二少放纵而悲情的前尘往事。作者仅一句“楚馆秦楼,莺梭织柳,不过是飘渺绮梦,只落得信誓荒唐,存殁参商。”①李碧华:《胭脂扣》,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6年,第36页。便将这一凄艳故事的来龙去脉,与痴心冤魂的心理真实总结得淋漓尽致。

      在这般叙事背景下,身体叙事便置于多维度的古典美学框架中。纵观李碧华小说创作,也的确当得起“阴阳交错,生死轮回”这一概括。当我们从纯粹的鬼灵言说、轮回叙事中抽离并置身体叙事视域中,便看到肉身与灵魂在古今互涉的时代语境中的交叠方式,是李碧华为古典美学寻找的另一重载体。李碧华多次运用几生几世的情感纠葛来建构小说结构,如《潘金莲之前世今生》《秦俑》《胭脂扣》等,但相比于《潘金莲之前世今生》中人物灵魂的九转轮回,《秦俑》和《胭脂扣》往往将肉身和灵魂作为记忆的载体,在忘记与铭记的割裂中相互激发,展现不同时代下的人物命运。《秦俑》中,作为秦皇近臣的蒙天放与即将随徐福东渡的冬儿暗中相恋,被喂下丹药长生不死的蒙天放在漫长历史中保持着肉身与灵魂的统一,肉身不灭也喻指着其历史情怀的坚持。无论是作为秦俑守卫皇陵,还是与盗墓集团兵刃对抗、加入考古队修护兵马俑,蒙天放以护陵行为和空间所在始终维持着一种失落的英雄主义和历史的沧桑感。与之对照的是冬儿在三次转世中肉身的毁灭带来灵魂的遗忘。第一世的秦朝孤女对秦皇暴政直觉式的反抗勇敢果决,最终主动殉情、血祭俑窑;第二世冬儿转世为20世纪30年代的三流女星朱莉莉,却沉溺于商品经济浪潮醉生梦死直至被爱人唤起记忆再次为爱赴死;第三世于半个世纪后转世为娴静的日本女学生靖子。虽然冬儿的灵魂需要一次次在肉身的重逢中被唤醒,但看似迥异的三世人格却保持着一种面向现实的统一,即影射着从古至今不同时代的民间认知。李碧华在《胭脂扣》中也将肉身与灵魂的分割作为悲哀情爱故事发生的基本架构,但与《秦俑》相反,肉身毁灭的如花勉力维持着灵魂的执念,重返人间寻找遗失的爱人,而浑浑噩噩苟且余生的十二少却在庸长生命中磨灭掉情感印记,在背叛爱人之后又进一步背叛自己。

      在这一次次肉身与灵魂、历史与现代的相互交涉、割裂与僭越中,李碧华将古典美学取向演绎为世界观式的叙事基底,而在对身体的直观描写上,又以传统审美填充着文本的细腻肌理。无论是对如花的外貌呈现:“她全部秀发以啫喱膏蜡向后方,直直的,万分帖服。额前洒下伶仃几根刘海,像直刺到眼睛去。真时髦。还穿一件浅粉红色宽身旗袍,小鸡翼袖,领口、袖口、襟上绲了紫跟桃红双绲条。”①李碧华:《胭脂扣》,第1页。在现代视角下“时髦”的身体装扮反而是旧式审美的复刻;或是《秦俑》中纵身火海犹如浴火凤凰的红衣少女,转世与爱人相见时,作者有意又让她穿上红色礼服,应和着秦代“傩跳”中“穿着红衣黑裤,手持兆鼗、头戴上饰有四只金黄色眼睛的面具的舞者”②李碧华:《秦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年,第171-172页。,用对身体的修饰沟通跨时空的审美取向,在情爱之外营造出浓烈、神秘而又带有反抗色彩的审美可能。

      人物外貌层面的身体描写大多仍局限于表象化的古典指向,但在“情欲”这一兼具肉身与灵魂双重身体指向的探讨中,李碧华在汲取古典美学资源的同时,也表现出一种内在价值的背离与反叛。在《潘金莲之前世今生》《青蛇》等作品中,依稀可以辨识承传于明清小说的情欲意识,这不仅体现在叙事原型的素材来源上,也包括从明清市民文化繁荣的社会现实中升腾起的世俗意识。到了李碧华的小说中,她进一步于市场经济文化中寻求思维模式的突围,虽然也在一定程度上容易陷入新的桎梏而被人诟病,但也在更大程度上实现了对古典美学中“天理”与“人欲”关系的再一次突破。相比于《金瓶梅》《品花宝鉴》等艳情书写,李碧华一方面放弃以道德逻辑作为情欲外衣的旧式手段,正视情欲并为其正名;另一方面更以现代性思考对消费主义下的女性身体叙事加以敞视,让“被看”的身体获得看待自己、看待他人的主动性。可以说李碧华小说的身体叙事在承传古典美学脉络的同时,更重视将其内化为叙事风格的点缀、叙事视野的补充,而在精神内核上通过对历史与时代的演绎,传递出包含反思传统思想的当代阐释。

    二、身体的物化与暴行:怪诞美学中的另类创伤

    在李碧华小说中,对身体的物化往往与暴行相伴发生。《满洲国妖艳——川岛芳子》中被养父强奸的末代格格,身体被物化为特定时代下的族裔缩影;《霸王别姬》中对被卖入戏班的小豆子和作为娼妓的母亲来说,身体成为可交易的商品;而最为彻底的身体物化表征,却发生得最为沉静,作者有意突出《秦俑》中秦皇命工役将蒙天放泥封活埋的过程,通过放缓时间营造其作品中较为少见的悲壮之感,这也是将具有觉醒意识的身体彻底物化为集权所有物的过程。李碧华详细而肃穆地描摹着“足部、小腿、大腿、上身、颈项、头颅、两颊、额、下颔、嘴、鼻翼、眼睛”被封入陶土的过程,“这是一具英姿勃发而又气度沉雄的俑像呀。陶土一干,他也就完了,从此成为一座死物。”①李碧华:《秦俑》,第173页。此一类的身体物化现象发生的背景往往是权力极端不对等的“历史”,在对身体施加的暴行中掺杂着民间社会动荡的冲击和传统伦常的破灭。

      然而对李碧华而言,这仅仅是一个开始,甚至是对身体物化现象较为庸常的展现。在对“身体”所能包含的叙事潜能进行无尽挖掘时,她将怪诞美学注入对身体的物化过程,把另类的“吃人”的书写呈现出一种风格吊诡、价值畸形而又笔调粘腻的复杂观感。2013年新星出版社出版李碧华小说集《饺子》,收录了以“吃”为主题的五篇小说,并分列出与“吃”和“女人”相关的副标题:《潮州巷·吃卤水鹅的女人》《钥匙·吃燕窝糕的女人》《寻找蛋挞·吃蛋挞的女人》《猫柳春眠水子地藏·吃眼睛的女人》《饺子·吃婴胎的女人》,其中三篇均与将身体物化并以之为食密切相关。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自从鲁迅先生作《狂人日记》将历史中的“吃人”惨状进一步意指为礼教对人身的桎梏、落后国民性对人心的麻痹戕害,“吃人”逐渐被赋予现代性视野中文化批判的象征意图,并在当代创作中演变出更为复杂的叙事面貌。在莫言、阎连科等作家笔下,同类相食成为辨别传统资源与现代文明的审美问题,且常与嗜血、饥饿、灾难等关键词紧密相连。与之不同的是,李碧华坚持身体物化这一站位,通过对“人”与“物”的属性异化进行符合当代语境的怪诞化处理。《饺子·吃婴胎的女人》可以说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过气女星艾菁菁面临富豪丈夫出轨年轻女性的危机,为了维护自己“李太”身份的稳固,找到媚姨的私家菜馆进食婴胎做成的饺子以求重拾青春。“五六个月最漂亮了,外头有一层奶油似的胎脂包住,皮肤透明,血管粉红粉红的,头壳已经发育了,手还会动,会打呵欠呢。你知道吗?一百天以下才那么一点——”②李碧华:《饺子·吃婴胎的女人》,《饺子》,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年,第144页。作者对被物化的身体食材的多次细腻描写,与“吃人”书写本身的可怖内涵拼接在一起,反而形成一种用日常消解惊惧、用堕落瓦解敬畏的怪诞叙事格调。如果说最初艾菁菁是在人性的抗拒与欲望的诱惑中沉沦于后者,那么曾在手术室中为人堕胎引产的媚姨则是过多见证了生命的无尊严——从取消生存权利的暴行转为对身体的极端物化,进而形成另一种暴行。《猫柳春眠水子地藏·吃眼睛的女人》中的由纪子则识破了这一暴行,被恋人背叛后未婚有孕的由纪子为防止堕胎后婴胎被卖给他人做补品食材,选择自己吞下婴胎,使其以另一种轮回方式归于母体。相比于《饺子》中对身体的全然物化,《猫柳春眠水子地藏》则更进一步表现出将身体归还于“人”的尝试,并借助于立神位供养于寺庙的宗教寄托,传达对肉身破灭后魂灵的尊重,暗含着商品经济时代被异化的人性的复归与悸动。

      这些充斥着对身体、对“人”极端物化的书写尝试,实际上也是创伤叙事的另类变体。艾菁菁、媚姨、由纪子等存在于不同空间、不同阶层的女性无不是历经抛弃、背叛,在挣扎中逐渐迷失又在创伤中重塑皮骨,这一类在情爱叙事中已被无数次讲述过的情节原型,在李碧华浓烈、艳丽、通透的写作风格中增加了新质。而其对怪诞美学的尝试并没有停留在对身体物化的残忍描述,而是更深一步剥开从“被动”创伤转为“主动”暴行的残酷真相。《潮州巷·吃卤水鹅的女人》即揭示了这样一个不断反转的模糊真相。表面上看起来是父亲出轨离家,被遗弃的母亲独力养大女儿并将自家食店经营为潮州巷知名品牌的励志故事,看起来市井又庸常。然而隐秘在故事后的故事却是母亲主动选择之下,设计杀害变心丈夫并将尸身肢解混入卤汁中日夜相伴——呈现给外界的脆弱、凄苦、被动,通通成为掩盖真相的手段,也成为关乎身体暴行的伏笔。小说结尾处以女儿视角再次陈述,表明这是一次在妻、女地位即将被情人和私生子取代时,母女间一次心照不宣的女性合谋,用对夫/父身体的暴行反抗命运强加于自身的创伤,而最为怪诞的结局是,多了一味配料(夫/父的血肉)的卤汁变得格外鲜美,“他雄健的鲜血,她阴柔的鲜血,混在一起,再用慢火煎熬,冒起一个又一个的泡沫与黑汁融为一体。随着岁月过去,越来越陈,越来越香。”①李碧华:《潮州巷·吃卤水鹅的女人》,《饺子》,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年,第33页。作者世俗而不庸俗的写作姿态,就在这一个个怪诞的意象中缓缓呈现,除此之外,另类创伤中的女性同盟也应和着李碧华对性别美学的个性化阐释。

    三、从身体规训到身份追问:性别美学视域下的“故事新编”

    李碧华小说中的性别美学不仅凸显为对女性生存状况的关注,同样鲜明的还有蕴藏在同性情爱书写中的性别意识,或者说,李碧华的性别美学主要建立于对边缘、弱势性别认知的考量,有意在历史空白处给性别失语者以剖白自我的机会,而这种剖白又大多首先围绕身体规训展现。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指出:“‘规训’既不会等同于一种体制也不会等同于一种机构。它是一种权力类型,一种行使权力的轨道。它包括一系列手段、技术、程序、应用层次、目标。”②[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第241-242页。而身体与器官往往成为权力规训的主要承受对象,如同古时对男性施加的宫刑,和更为普遍地面向女性的缠足。《霸王别姬》中,程蝶衣性别认知的异化正是从身体被规训开始的。如果说幼年丧失第六指只是开端,作为“小豆子”他仍旧坚持着自己的男性认知,一次次将唱词错唱为“我本是男儿郎,又不是女娇娥”,然而在被师父用铜烟锅捣入口中狠狠教训后,终于在一嘴血污中被迫转向对“女娇娥”的心理接纳,“小豆子就这样开始了他的‘旦角’生涯。关师父也开始把他细意调理,每个动作、身段,柔靡的、飘荡的,简直是另一世界里头的经验。”③李碧华:《霸王别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第37页。从断指到性别认知重塑后的脱胎换骨,均是在身体被损伤、制约、扭曲的过程中逐步实现的,进而从被动的规训变为主动的自我规约,甚至在身体脱离外界权力控制时依旧受困于内心已定型的认知枷锁。如同布莱恩·特纳所言“文化的作用在于将群体的集体再现施加到个体身上,通过集体义务和社会参与来限制激情。”④[英]布莱恩·特纳:《身体与社会》,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78页。在《霸王别姬》中,被迫接受规训并以此为生的不仅有性别错位的程蝶衣、在鞭打磨砺中苦中作乐的戏班学徒,也包括清朝末世那些衣着华丽却身若浮萍的遗老遗少,传统与习惯如同无形的辫子“捆着无依无所适从的故人”。此时,失去男性器官的倪老公反而成了这一失意群体的中心,在权力被颠覆、传统被颠倒的社会混乱中,性别的错位与模糊在被大众默许的同时,也被集体性的迷茫所掩盖,取而代之的是对身份合理性的时代焦虑。

      与依存于现实社会背景的《霸王别姬》相比,偏向架空历史观的《青蛇》反而具有更无拘束的身份言说优势。看似对人间约束嗤之以鼻的青蛇虽然可以依靠法力破坏物质秩序、内心恣意随性妄为,但也不得不接受身体上的规训,放弃蛇的身体原形做出“人的样子”。在仿照人类妇女以金玉制簪、梳起发髻、裙裥绣花逐步装饰身体的同时,白蛇与青蛇虽为妖却产生关于性别与情爱的思考,开始质疑“一个女人装扮给另一个女人欣赏”有何意义,这种质疑混杂在小说的众多性别符码中,标识着性别认知向身份认知的转向。仅从情爱叙事的角度看,白蛇、青蛇、许仙、法海的四角纠缠,无疑是以勾引为手段展现的人性诱惑与自私,但如果从身体叙事的不断变奏介入文本,却会发现在诸多关于身份的辨识与追问中,《青蛇》所建构的其实是一个关于自我与异己的叙事漩涡。“白蛇传”神话原型中的人物纠葛实际上暗含着权力的等级压制,作为白蛇侍女的青蛇,作为人的异类的妖异,作为礼教代理人的法海,一重重的身份背景指向的是传统文化中权力的种种化身,而李碧华的《青蛇》将之彻底摊开:“是的,五百岁的蛇,地位比一千岁的蛇低,但一千岁的蛇,地位又比才一岁的人低。不管我们骄傲到什么程度,事实如此不容抹煞。人总是看不起蛇的。”①李碧华:《青蛇》,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年,第13页。如果说古典叙事中人对异己的排斥建立在“道”与礼教的逻辑背景下,那么发生于当代的“故事新编”总会加入当下的性别美学考量,李碧华的突破之处正在于她跳脱出对女性单一性别的身份思考,而在两性关系的边缘发掘弱势性别者的自我言说方式,并佐之以后现代性别观的流动性、模糊性,探讨身份之异能否在现实境况中获得同等的生存可能。在以往对李碧华小说中身份意识的探讨中,学界更为注重依托香港去殖民化历史中的文化转型,但从身体叙事角度出发,我们也需关注作者寄予在文本中的性别美学重构,由身份危机引发的身份探讨虽然在理论层面上受到西方后结构主义的影响,但结合李碧华古典美学视域的文学生产,其中也包含其原生性对个体身份与群体性性别身份的重审。

    四、瓦解宏大,归于世情:以美学杂糅建构身体叙事体系

    谢有顺在总结自中国古典文学到现当代文学中的身体书写时,曾将之视为“政治社会的文学”,“它或多或少总是暗合政治社会的表达意图,或者遵循着政治意义上的表达模式。文学之用的内涵可能变了,但文学的身体被蔑视的事实却没有改变。”②谢有顺:《文学身体学》,汪民安主编,《身体的文化政治学》,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95页。而李碧华在创作实践中正是有意识地从身体本身出发,古典美学、怪诞美学与性别美学,是身体叙事的价值指涉,而非意义预设。她对“身体”潜语有着女性细腻天性的敏感与现代性场域的正视,在以往传统流脉中作为被“看”对象的身体在其笔下获得了主体性与主动性。李碧华并不回避身体的“被看”,但更倾向于让身体主动置于注视视野之下,如同身为妖异的青蛇对象征正义的法海的勾引,叙事内容中作为伎俩的美貌,恰是叙事形式中身体所有者真正获得的身体支配权。

      李碧华身体叙事所投射出的美学视域,实际上是以多维且杂糅的美学维度构建起一种现代的、私人的身体表征体系。时间维度上以古观今,空间维度上以小我之“身”观展现群体生存状态的社会现实。在这一表征系统中,古典美学作为显在的叙事风格,为身体政治找到了跨越时代的美学呼应,让当代问题在厚重的传统文化资源中寻找写作素材、叙事主题与行文气质;怪诞美学则是作者于自身所处的创作时代审慎选择的叙事手段,将当代现实的荒诞、当代人的现代性焦虑、群体化的身份追问,共同溶解于怪诞化的美学意象中,成为拷问现实的怀柔手段;在古典美学叙事风格与怪诞美学叙事手段的辅助下,李碧华对性别美学极致呈现,进而逼近她个人化身体话语体系的核心主题。一方面形成传统文化与香港城市精神融汇而成的美学基底,20世纪香港多元开放的文化气质,在中国文化体系和世界华文文学格局中均属极为独特的文学场域,为诸多写作者在提供写作根系的同时,开拓出后现代风格的低束缚创作环境,“当人们从这些作品中享受到以更趋近于现代化的方式重新组合中国文化的元素和符号的乐趣时,华人世界一直纠缠于内在整饬与变革的传统也自然地在某些接榫缝合处露出了其形象的端倪,其中最重要的是个人对历史叙述的不以为然和对原有文化象征的解构性重读。”①陈晓晖:《正典的命运——试论李碧华小说改写传统的方式》,《江西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在这种集体冲动中,彼时走在中国现代化发展前端的香港地区成为众多现代性美学观念的汇集之处,“一切生命的形式、定向的手段和伦理的规范,都早就根据现代意识,设定了一种它们自己的审美品质。”②[德]沃尔夫冈·韦尔施:《重构美学》,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第12页。李碧华等文学创作者虽偏重于通俗写作,但有着尝试美学杂糅、重构的文化基础;另一方面获得消费主义对女性书写的默许与助力,70年代与90年代的香港经济转型推动了服务行业等第三产业的发展,在形成消费无处不在的商业话语场域的同时,也逐渐提升女性社会参与程度。此一时期女性意识升腾形成发声需求和文学市场化对女性书写的逐利需求,虽然出发点迥异,但在结果和实践上达成和解,文学与女性的叠加一时成为商品经济的风口;此外,商品经济直接扩大了影视改编行业的剧作需求,李碧华的文学创作始终与影视改编密切相关,《秦俑》(主演:张艺谋、巩俐)《胭脂扣》(主演:张国荣、梅艳芳)《潘金莲之前世今生》(主演:王祖贤、曾志伟、单立文)《青蛇》(主演:张曼玉、王祖贤、赵文卓)《霸王别姬》(主演:张丰毅、张国荣、巩俐)《诱僧》(主演:吴兴国、陈冲)《川岛芳子》(主演:梅艳芳、刘德华)《饺子》(主演:梁家辉、杨千嬅、白灵)等代表作品均在影视化过程中加以二次创作并获得巨大成功。在小说行文中也随处可见李碧华编剧功力的自然流露,她对色彩的敏锐运用,对情节的快节奏把控,以及对空间场所的视觉化,均为古典、怪诞、性别美学相交织的文学文本增强了叙事意涵,且同期香港电影对身体修辞的艺术呈现,也往往反馈、激励着李碧华不断更新身体叙事的构建方式。文学的泛政治化带来的社会性,与文学的纯艺术化带来的先锋性,在碰撞中交织为香港当代文学的重要诉求。不同于梁凤仪小说对时代背景的完全依赖,不同于亦舒小说对消费时代的顶礼膜拜,不同于林燕妮名媛式的温软有仪,不同于黄碧云意识流般的光怪陆离,等等,李碧华小说通过对古典美学、怪诞美学、性别美学的重构与互动,重新指涉了宏大叙事中多重关系的纠葛,在身体叙事中瓦解宏大叙事,使之成为个人历史言说的素材,形成了阐释者与“讲述话语的年代”和“话语讲述的年代”之间的双向对话,强烈的个人风格不但获得了超越时代的文学性,而且整体呈现出一种传统人文内涵与世界现代性碰撞下的文学现象。

      整体来看,在李碧华小说创作中无处不在的身体叙事,既在现代性别认知中重建了“身体”的主体性,又用作为媒介的“肉身”与“灵魂”传递着作者的古典美学追求,用诡谲怪诞的身体物化书写探讨着当代社会中的权力规训与身份之思。在李碧华跨越时空的语言游戏中,身体成为美学场域生长的基点之一,又通过多重美学维度从古典美学叙事风格、怪诞化叙事手段、性别美学的叙事内核建立起瓦解宏大叙事、重塑身份主体的文化追求,在对社会境遇的清醒认知,对文化基因的积极吸纳,对性别关系的坦然辨析中,以冷静自持的批评态度面向现实。相较于同时代作家的通俗文学创作更具审美自觉,在落脚于人间烟火气的浪漫守望中,传递出超离于时代的世情关怀。

      本文标题:李碧华小说身体叙事的美学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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