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万兵 李天成
节制资本是民生主义的重要内容之一，与“平均地权”共同构成孙中山的基本经济思想。目前学界一般认为孙中山首次系统地论述“节制资本”是在1917年的《实业计划》中，并于1924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将其作为基本经济纲领予以详细阐述。事实上，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革命派活动早期就已经出现了有关“节制私人资本”、“避免垄断资本产生”的观点与论述。1905年至1907年，革命派与改良派在舆论场上剑拔弩张，各自依托舆论阵地就中国前途命运展开论战。其中，对于资本和实业问题，双方也进行了集中攻辩。这次论战是革命派早期的节制资本思想的一次较为全面展示，对于后续相关经济主张的建立和完善起到了重要的奠基和宣传作用。研究论战中革命派与改良派双方的争鸣，有助于正确把握清末民初“未有之大变局”中经济思想的样态与趋势。
一、节制资本：避免垄断的预防性构想
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为何已成为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改良派主张自由竞争与扶持资本，而资产阶级革命派则提出“节制资本”，这似乎有悖常理。其实，任何思想都是社会现实的反映，都受一定物质生活的制约与影响，兴起于20世纪初的节制资本思想自然也有其产生的社会基础。总体而言，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节制资本思想是在国内外双重历史背景下、多种社会思潮影响下形成的。国内民主革命运动此起彼伏的19世纪末正是资本主义经济进行质变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在经历了自由竞争的洪峰之后，从19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日益加剧，相继出现了1873年、1900年等多次旷日持久的经济危机，小企业被淘汰，大企业开始协议联合独占市场，多种垄断组织应运而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开始出现更高程度的资本和生产的集中，资本主义进入了垄断时期。随着垄断资本主义在19世纪末的全面形成，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也开始出现巨大变化。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社会资源和财富的严重集中造成了贫富差距的加大，劳动者所受剥削愈发沉重，“生产社会化了，但是占有仍然私人的……少数垄断者对其余居民的压迫却更加百倍地沉重、显著和令人难以忍受了。”从世界范围内来说，垄断的形成也代表着资本主义过渡到帝国主义，资本输出和殖民统治成为欺压落后国家的两大手段，帝国主义国家开始了瓜分世界的热潮。另外，在经济层面，“资本集中加速了经济危机的到来，导致了资本主义再生产周期的变动。”“私人垄断资本对货币流通量增长的影响……通过操纵销售市场，控制产品价格，促使垄断价格引起物价上涨。”对于这些现象，中国既是见证者更是受害者，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思考救亡之法时，也必然会对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弊端有所警醒，进而试图避免重蹈覆辙。孙中山就曾于1905年指出：“中国社会主义者要采用欧洲的生产方式……但要避免其种种弊端……吸收我们（指欧洲国家）文明的精华，而绝不成为它的糟粕牺牲品。”而避免重蹈西方垄断资本主义覆辙的途径就是对自由竞争进行约束，限制私人资本主要是私人大资本的发展，避免资本和生产的过度集中。
节制资本思想的形成同样有其特定的国内经济政治背景。回顾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民族资本主义的出现与发展历经曲折与阻碍。中国的资产阶级初步形成于19世纪70年代，此时的资产阶级构成以买办为主，缺乏独立性。随着洋务运动的推进，清政府及开明的官僚地主阶级开始投资工商业，尤其是在矿业、轮船、纺织等工业领域，国家资本占据主要地位，并出现“官督商办”的商业模式，即由民间商人出资，政府监督管控，“官办”和“官督商办”一度成为中国主要的产业资本类型。但封建专制主义与发展资本主义的矛盾决定了清廷寄希望于国家资本主义道路以富国强兵的设想注定是会失败的。1895年起，清廷开始放弃国家资本主义道路，设立商务局、商部，制定商律，支持各地商会，鼓励私人资本发展，倡导民营企业的创办。1903年之后，商办产业的数量和投资额已经大幅超越“官办”和“官督商办”，并开始占据重要的经济部门，成为中国资本主义的主导力量，资产阶级中下层在此时也开始崛起，谋求政治地位的提高。这段历史即可以解释同样代表资产阶级的革命派和改良派为何在经济主张上大相径庭，原因就在于中国近代的资产阶级结构复杂，内部之间利益诉求差异巨大，传统的学术观点认为改良派所代表的是资产阶级中上层的利益，大多由官僚、地主转化而来，往往拥有大量的资金和土地，因此改良派主张清廷应放开对经济的管制，实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鼓励大资本家的出现。而革命派则主要代表资产阶级中下层的利益，对于以中小商人、小工场主等为主的资产阶级中下层来说，实行自由放任政策，意味着他们将徒手面对资源强大的上层资产阶级，这无疑是他们不能接受的，因此在经济政策上，他们一主张“平均地权”，剥夺资产阶级上层最大的生产资料即土地，同时降低地租，以满足自身商业发展需求；二主张“节制资本”，对强大的私人资本予以节制，避免出现垄断资本。
除了上述国际国内双重历史背景之外，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节制资本思想也受到了其他思想的影响。孙中山将民生主义阐释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虽然将这三者概念画等号存在谬误，但可以理解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受到了社会主义和大同理想的影响，其内核是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存生活。另外在多个场合孙中山均将民生主义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概念并用，甚至称自己为社会主义者，认为节制资本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政策，“故一面当图国家富强，一面当防资本家垄断之流弊。此防弊之政策，无外社会主义。”对此，列宁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经济纲领界定为“主观社会主义”，至于产生此种思想的原因，列宁认为与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相关，“在欧美，提到日程上的问题已经是摆脱资产阶级而求得解放，即实行社会主义的问题。由此必然产生中国民主派对社会主义的同情，产生他们的主观社会主义。”因此列宁认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民生主义是小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的反动改造，其本质上是纯粹资本主义的。另外，德国的国家资本主义也对革命派的节制资本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影响，“现今德国即用此等政策，国家一切大实业，如铁路、电气、水道等事务，皆归国有，不使私人独享其利。英美初未用此政策，弊害今已大现……中国当取法于德。”因此，节制资本思想是特定历史背景下多种经济思想交融的产物，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为避免中国出现欧美式私人垄断资本主义的预防性政策，是实现国强民富、共同富裕憧憬的经济纲领。
二、革命派与改良派就节制资本问题的论战
自戊戌变法失败后，中国民族危机加深，推翻腐朽的清政府成为越来越多有识之士的共识，国内民主革命运动蓬勃发展，民主共和的思想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普及。改良主义者在这一历史时期则深畏革命，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将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归结于保守派的阻挠，甚至公开发表“共和不如君主立宪，君主立宪不如开明专制”的逆流主张。在此期间，改良派的主要舆论阵地是梁启超等人1902年设立的《新民丛报》，《新民丛报》前期主要刊发反对清廷内部保守派的文章，后期则批判民主共和思想，攻击革命党人的政治经济主张。为反击改良派的错误思想，争夺舆论主导权，为国内革命运动开辟道路，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后创办机关报《民报》，由孙中山亲自撰写发刊词，并刊发朱执信、廖仲恺、胡汉民等人的文章批驳改良派的反动言论。1905年至1907年，《民报》和《新民从报》对革命问题、政体问题、经济问题等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其中有关是否需要节制资本的论战集中反映了双方不同的经济主张。（一）双方发展资本主义的目的性差异
不同的政治目的决定了不同的经济思想，革命派和改良派面对资本主义发展这一问题时，虽然都具有发展本国资本，挽救国家民族的命运这一共同的目标，但双方的侧重点有所不同，总体上来看，改良派更注重对外抗争，在帝国主义国家的侵蚀下保全国家是最重要的目标，而革命派则不仅希望赢得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也同情劳动者，以改善国民生活为宗旨，这是民生主义的核心要义，也是受到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体现。梁启超在分析中国屡遭列强侵略的原因时认为西方生产过剩导致资本输出国外，中国由于地租佣金低廉所以成了资本的目标，而这一过程对中国是灾难性的，“但使他国资本势力充满于我国中之时，即我四万万同胞为马牛以终古之日。”为此，中国需要尽快发展本国的资本主义以对抗西方资本，而为实现这一目标，有所损失和牺牲也在所难免，如垄断组织的出现会加剧对劳动者的剥削，但因“为国民社会之公益，则虽使劳力者忍一时之苦痛，亦岂得已。”对此，革命派予以痛斥，揭露了改良派的虚伪与冷酷，“梁启超而又孳孳然以奖励资本家为务，至不惜牺牲他部分人利益以为殉，功成骨枯在所不计。”相较而言，革命派的民生主义则由于受社会主义思想的浸染，从一开始就重视民生问题，经济发展的成果需普惠于全国民众，“吾今诲梁氏以民生主义之由来曰：民生主义者，先觉之士见乎经济阶级之为梗于社会，而讲救济之方法，欲实现其平等博爱之思想者也。”作为革命派的经济纲领，民生主义以实现平等博爱为理想，都重视民众的生活，充满对劳动者的同情。如果说改良派发展资本主义的构想是单向的、一元的话，那么革命派的经济纲领就是二元的甚至是多维的，这就决定了双方在资本问题上的差异。在革命派与改良派的论战中，发展资本主义的问题可以划分为如何发展本国资本、如何看待垄断资本、如何对待外国资本三个问题，三者是互相联系的整体，在革命派的节制资本思想中，也包含这三个方面的内容。
（二）发展资本主义的路径之争
首先来看在论战中革命派与改良派如何分别阐述发展资本主义的路径问题。改良派由于代表资产阶级中上层的利益，主张国家在维持自由竞争的经济政策下鼓励、扶持国内大资本家的产生，培育一批有雄厚经济实力同西方资本对抗的大资本家，以此实现抵御资本入侵的胜利。“我们中国今日欲解决此至危险之问题，惟有奖励资本家使举其所贮蓄者结合焉，而采百余年来西人所发明之新生产方法，以从事于生产，国家则珍惜而保护之，使其事业可以发达，以与外抗。”重点扶持一批大资本家同时带动工业生产的发展，这是改良派的基本观点，为实现这一目的，需要坚持的两个先决条件是私有制和宽松的经济政策。改良派长期极力主张私有制，认为私有制度是“现社会一切文明之源泉”，是“鼓舞企业之最大诱因”，因而始终强烈反对平均地权，因为一旦土地这一最重要的生产资料被归为国有，资产阶级中上层便失去了最大的资本。另外，自由放任的宽松经济政策是他们吞并小资产阶级，逐渐达到经济上垄断的温床。以梁启超为首的改良派全力鼓吹大资本家之于中国的意义，声称没有大资本家就无法抵御西方资本，“自今已往，我国若无大资本家出现，则将有他国之大资本家入而代之。而彼大资本家既占势力以后，则凡无资本或有资本而不大者，只能宛转瘦死于其脚下，而永无苏生之一日。”在爱国高调下，劳动者的权益必须让位，应当为国家做出牺牲，“吾以为策中国今日经济界之前途，当以奖励资本家为第一义，而以保护劳动者为第二义。”这也是上文所述改良派单纯追求对外抗争的体现。改良派的逻辑很简单，只要国家全力培育出本国大资本家就能抵挡西方资本的入侵，革命派对这一观点的驳斥分为两步，首先是指出即使大资本家出现，也无法达成强国目标，改良派的想法过于理想化。其次主张，应当大力发展国家资本，让国家成为全国最大的资本家，经营涉及国计民生的重要生产部门，既实现富国强兵，又能做到还利于民。“一公司之成败，一私人之得失，不足为一国经济竞争胜负之左券……其又曷尝恃一二大资本家与人殊死战之力哉？”即使出现了若干大资本家，他们总体上经济实力同西方资本相比仍是弱势的，且个别企业甚至是个别行业的商战胜利对于国家整体经济的影响并不具有决定性，因此改良派的主张属于空想，真正适合中国国情的是发展国家资本主义，举全国之力发展工商业，“不必奖励资本家，不必望过重绝大之资本家出现，惟以国家为大地主，即以国家为大资本家，其足以造福种种于全体国民者不待言，而于国中有经营大事业之能力亦其一也。”革命派的主张实则具有两层含义，第一步是国家成为最大地主，即通过平均地权使土地国有，此举能够实现国家拥有地税地租的收入充实财政，第二步是以此作为资金来源创办国营企业发展实业，发展国家资本，让国家成为最大资本家。充实国家资本的优势在于积极方面可以发展经济，同时在消极方面也能够起到节制资本的作用，防止大资本家的出现。对于这种经济政策的性质，革命派内部也存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不同认识。虽然名称不同，但以今日学理来看，革命派的经济主张属于国家资本主义。在论战中，革命派对双方的观点进行了总结：“奖励国内资本家，以抵制外资输入，其结果不能抵制，而徒生社会贫富阶级者，梁氏之政策也。以中国国家为大地主大资本家，即外资输入有利无损者，吾人所持之政策也。”梁启超在面对革命派的理论反击时似乎底气不足，“苟持论反对吾之政策者，吾必认为国贼，竭吾力所及以申讨伐，虽殉之以身，亦所不辞。”虽激烈言辞难掩其理亏之羞赧。
（三）对垄断资本的争论
如何看待垄断资本的问题本质上是如何对待私人资本的问题，根据列宁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考察，垄断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经阶段，允许私人资本自由竞争和发展会导致垄断资本主义的出现。而这是革命派所不愿看到的，因此革命派对以托拉斯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垄断组织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从经济上来说，“（托拉斯出现后）一般劳动阶级，而悉厕为大资本家之奴隶，且次第蚕食中等资本家，而使之歼灭无遗。”垄断资本主义就如同巨蟒般吞噬小企业、小资本家，压迫剥削无产阶级，不断膨胀为能够控制国家经济的可怖巨兽。而从政治上来看，大资本家和垄断组织的出现也会对国家政治造成影响，利用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左右人事、政策，成尾大不掉之势，“或利用金钱主义而运动之……立法行政诸机关之仰起鼻息勿论矣……（总统）将不免为少数大资本家之生产物。”革命派对大资本家和垄断资本主义的畏惧显然是目睹了欧美国家垄断盛行下社会矛盾尖锐的弊病，因此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未雨绸缪，力求避免，这一理念基本上是革命派共识，“然而欧美强矣，其民实困，观大同盟罢工与无政府党、社会党之日炽，社会革命其将不远。”“夫然后不至陷于欧美今日之穷境，此所谓先患而预防也。”在筹划中国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时就提前规避西方已经出现的垄断问题，因此革命派节制私人资本的主张便可以理解了。“惟放任竞争一不过问，故其竞争之结果，生无数贫困者，而一方胜于竞争者积富日益以肆矣……故言社会经济组织不完全而放任竞争，绝对承认私有财产制，为社会革命之原因。”革命派认为，私有制是造成贫富分化的根本原因，而在中国近代的历史条件下完全废除私有制不具有可行性，因此需要在一定程度上节制资本主义发展，反对自由竞争的经济政策，以此减少贫富差距的出现，这是革命派社会革命的任务。在革命派的理论中，放任竞争必然会催生大资本家的出现，从而造成“资本跋扈”，而这就会造成富者愈富，贫者愈贫，除了完全废除私有制度外，限制私有制，限制私人资本的过度膨胀，也是能够避免“资本跋扈”的方法，“抑不由放任竞争，固不得致贫富悬隔也。贫富悬隔由资本跋扈，不放任竞争则资本无由跋扈也。”但是尤其需要注意的是，革命派所倡“节制资本”，指的是节制私人资本，且节制的是私人资本的过度发展，目的是避免私人垄断资本的出现，防止“国民之生计”被操纵，但在此前提下并不节制私人资本的正常竞争和发展，在非国家经济命脉的部门，革命派仍主张私人资本的充实，鼓励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既是革命派代表资产阶级中下层的利益诉求，也是发展本国实业的客观需要。“其可竞争的事业，则任私人经营，既无他障碍之因，而一视其企业之才为得利之厚薄。”这是我们理解“节制资本”思想时需要避免的误区。改良派在分析西方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时也意识到了垄断组织的弊端，但片面地认为垄断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自然现象，是无可避免的发展阶段，且垄断组织客观上也具有很大的优势，所谓“物竞天择自然之运……生计节进化之正轨，为国民社会之公益。”对于革命派节制资本的主张，改良派依然坚持没有大资本家就无法同西方资本竞争的观点，认为“（革命派）以排斥资本家为务……坐听外国资本势力骎骎然淹没我全国之市场。”但从理论的周延性和论证的严密性来说，改良派在这场论战中已经逐渐落于下风。
（四）关于利用外资的争论
资本问题不仅包括国内资本问题，还包括外资问题，即如何看待外资、是否引进外资、如何利用外资的问题，对此，革命派和改良派的思想都存在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而在论战期间，双方则体现出对待外资完全不同的态度。在1904年，梁启超就表达了对外国资本的极端排斥：“外国纷纷投资本以经营各大事业于我腹地，直接生影响于生计上，而并间接生影响于政治上，此最为惊心动魄者矣。”梁启超认为，外资输入会直接影响国民生计，最终则会动摇政治，控制摆布政府，使之成为列强的傀儡，因此强烈反对外资进入中国，更无论利用外资。革命派则认为，近代以来中国始终未实现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原因并不是外国资本侵入，而是由于“经济界生产分配之方法”没有得到改良进步，这才是问题的根本，至于外资，革命派认为对于本国资本主义发展反而具有促进作用，历史上美澳日本等国都曾是欧陆国家资本输入国，但最终也都实现了本国资本主义的繁荣成了资本输出国，今时之中国正是当时之美澳，而改良派畏外资如虎实则是惧怕外资侵蚀大资本家的利益，是其“保护贸易”说辞掩盖下的真实目的，因此革命派主张积极利用外资，依托外资实现国内资本增殖、经济发展，“梁氏忧中国资本之不足而排斥外资，则不知外资输入，乃使我国资本增殖，而非侵蚀我资本者也……于外资输入之际，实先具有增殖我资本之效用，而分配之后，我国人又沾其利益。”但是在论战期间，革命派或是为辩驳改良派，或是的确未认识到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的危害，过分夸大了外资对于中国经济成长的作用，过分鼓吹中国应当敞开对外资进入的限制，体现了思想上的不成熟性。在长期的斗争中，革命派始终坚持利用外资的思想，并在论战后进一步提出政府要“操之在我”地利用外资，对利用外资思想完成了修正。三、节制资本思想的发展与嬗变
1905年至1907年革命派同改良派有关资本问题的论战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虽然散见于《民报》的若干篇文章中，但革命派的节制资本经济思想已经初步形成并广为传播。总体上来看，论战期间革命派的节制资本思想可以总结为三个方面内容：一是规制经济秩序，节制私人资本的无序扩张，避免大资本家的出现，避免垄断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出现；二是大力发展国家资本，加强政府对国家重要经济部门的掌控与管理，以国家资本主义引领经济建设；三是欢迎境外资本流入，利用外资发展本国经济，促进国内生产方式的进步和生产力的提高。正如胡汉民在初创《民报》时谈对该刊物的期待时所言：“非常革新之学说，灌输于人心，而化为常识，则其去实行也近。”《民报》在与改良派的论战中发展完善了自身的节制资本思想，同时更重要的是使节制资本思想广为流传，使之成为清末民国时期主流的经济思想之一，对国民政府甚至是共和国开展经济建设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另外，由于节制资本本身属于预防性政策，革命派的部分观点具有空想的特征，因此在论战中双方的辩论对当时社会经济的影响并不大，但仍有较大的现实意义。遗憾的是，包括节制资本思想在内的革命派的各项经济主张，在辛亥革命成功后的十余年时间内并未落到实处。民国初年政坛诡变，时局动荡，孙中山等人始终未能取得全国性政权，国内经济建设未能步入正轨，民生主义实际上从未真正落实过。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国民党统治时期开始，1928年东北易帜，中国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全国性的经济建设也开始提上日程。南京国民政府奉三民主义为圭臬，自认为孙中山政治遗产继承人，政治上以《建国大纲》为纲，在经济方针上遵循民生主义，在资本主义发展上坚持节制资本原则。从表面上来看，南京国民政府对于节制资本思想的内涵是坚持的，发展国家资本的同时鼓励和保护民间资本的发展，但实际上，节制资本的经济政策发生了嬗变，国家资本转变为官僚资本。
从国家资本主义的角度回顾1927年至1949年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经济建设史，我们可以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1927年至1937年，国家资本主义初步发展，国民政府主要实现了对银行金融业的垄断，并在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充实了大量国家资本；1937年至1945年抗日战争期间，民间经济遭受毁灭性打击，为垄断财源、筹措军费，在国民政府主导之下，国营企业在后方快速发展，迅速占领了工商业的各个行业部门，数十种工业品的生产和重要物品的买卖都需要受到重庆政府的统制，到抗战结束时，国家资本已经基本控制了国统区的工商业、金融业和交通运输业，但同时，毕竟大后方经济基础薄弱，国民政府在抗战期间仍然鼓励私人资本在一些轻工业部门经营；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在接收日伪资产过程中，并未按承诺扶持民营企业，而是借接收之机大肆扩张国家资本，将日伪遗留的工厂、物资、财产绝大部分都充实于国营企业，实现了对国家经济的全面垄断，据学者统计，1948年官僚资本占全部产业资本的64.13%，占本国产业资本的72.22%，民族资本仅占24.66%，尤其在金融业、交通运输业等领域官僚资本几乎占据绝对垄断地位，如此垄断程度甚至远远超过了西方国家，但是当国民政府成为最大的资本家之后，不仅不能引领本国经济的发展，反而压榨民间资本的空间，通过金融货币手段掠夺民间财富，造成了经济秩序的严重混乱，更为严重的是，国民党统治集团大力培育国家垄断资本的目的在于发动内战和满足官僚地主阶层的经济利益，国民政府并不是“民享”的政府，在国家资本主义发展后并没有按照孙中山的设想“还利于民”，而当国家资本演变为官僚资本之后，国家资本就完完全全成为利益阶层的食利工具。节制资本的初衷是预防出现私人资本的垄断，但国民党统治集团利用该思想一手促成了国家垄断资本的形成，这无疑是对节制资本思想的背叛。
同一种经济思想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往往成为统治者满足政治目的的工具，总结1927年后节制资本思想发生的嬗变，我们能够得到两条历史教训：第一，推行节制资本的经济政策需要有高效、廉洁、公开、透明的政治体制，需要有真正“为人民服务”的政府，需要始终坚持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理想，否则便容易导致国家资本沦为少数阶层或群体牟利工具的恶果；第二，节制资本需要同时处理好扶持私人资本与限制私人垄断资本、发展国家资本与限制国家垄断资本两个问题，既不能一味强调对民间经济的限制导致私人资本的发展受限，也不能一味大力发展国家资本造成国家垄断资本的出现。限制私人资本与发展国家资本是节制资本思想的一体两面，应当始终坚持发展国民经济的目标，以国家资本带动私人资本，以私人资本充实民间市场，实现经济高度繁荣与金融秩序稳定。在当前经济社会条件下，对待民营企业和私人资本也需要高度重视这个问题，准确把握好鼓励支持引导与反垄断之间度的问题，破解长期以来存在的民营经济“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的难题，确保经济健康有序发展。
结 语
发端于清末的节制资本思想是我国近代重要的经济思想之一，在革命派与改良派的论战中第一次被较为全面地表述，在辛亥革命后由孙中山等人继续完善发展，逐渐成为民生主义的基本内容并被作为国民党的经济纲领，对近代中国的经济建设起到了重要的影响。节制资本思想是多种社会思潮下的产物，与中国古代“重农抑商”思想与传统经济治理经验都有较大程度的重合，并且其中蕴含的社会主义因素与共产党人的经济政策也存在不谋而合之处，因此节制资本思想直至今天都有其研究借鉴的意义。2020年12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2021年经济工作，明确提出“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这是规制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的强烈信号。资本问题始终是国民经济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如何在新时代吸收借鉴节制资本思想中的合理部分，处理好促进经济发展和保障经济秩序稳定的关系，是我们需要持续研究的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