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善后大借款

齐　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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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析善后大借款

　　齐萌

　　【摘 要】民国初年的善后大借款，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三大借款之一，因其时代交错，过程复杂，争议颇多，近年来引起了包括中国学术界在内的国际学术界的高度关注。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旨在以资本输出为视角，对善后大借款始末进行系统地整理，以还原一个真切和合理的历史画面。在此下一小论，善后大借款是北京政府进行的迫不得已行为,而非单纯的个人利益之下的卖国行径。

　　【关键词】善后大借款 资本输入 重新评定

一、善后大借款之始

1911年，中华民国政府正式成立，取代清廷为中华民国合法政府，并且得到列强一致认可。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革命形势，首取财政问题乃政府之重中之重，以袁世凯为核心的中华民国政府，以办理善后改革和图强为目标，提出向五国国际银行贷款，已度过时局之艰难和危机，以稳定国内形势，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民国元年2月至6月之间，在袁世凯的反复调解下，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与袁世凯代表的国民政府，在北京于1913年4 月26日签订了贷款合同，这就是所谓的善后大借款。“贷款总额为2500万英镑，分47年偿还，其中以盐税和关税为担保。”[1]从中可以看出，利息较低，是时下对于民国政府能力范围内较为合理的借款。

　　以袁世凯为核心的国民政府，面临严峻国际国内形势，可谓百废待兴，山河破败，要处理的善后事宜多如牛毛。具体如下，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整顿中央政府以及国家机构；二、完成南京临时政府历史使命，遣散国民党南方的军队等事宜；三、偿还积欠各国政府和银行的外债，特别是前清王朝留下的诸如辛丑条约签订的庚子赔款等事宜四、履行孙中山政府对清皇室退位的荀诺等各方事宜。对西方国家及其金融资本来说，即袁世凯为首的国民政府已经建立起来，并且得到西方国家一致认可。因此，四国银行此时对华贷款，可以确保其利益得到保障，方可实现利润最大化。在这样背景下，国民政府的贷款于同年2月28日由汇丰银行转账给国民政府，付银二百万两，以解时局之困。此乃四国银行给中华民国政府的第一笔正式的贷款，以此这也成为善后大借款的契机。“1913年4月26日夜至27日凌晨，国民政府大总统袁世凯派国务总理赵秉钧、外交总长陆徵祥、财政总长周学熙为全权代表，在北京汇丰银行大楼与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作最后的谈判，签署了2500万英镑的《中国政府善后借款合同》。”[2]至此，善后大借款谈判事宜基本完成，经其过程可谓复杂，世间少有。不可谓民国初年第一大事最终得以善后。

二、资本输出视角下的善后大借款

资本的输出是国际资本运作的一种常态并且基本的输出形式。如果按照输出主体来划分，可以将其划分为私人资本输出和国家资本输出两种形态。作为经济笔者认为就民国初年善后大借款这一历史事件而言，不过是列国各大银行对我泱泱中华一次国际间的资本输出而已，此等限于经济学领域所能看待。此次善后大借款，就资本输出的形式而言，乃借贷资本输出，是指由政府、私人银行或企业对别国政府、私人银行或企业提供的贷款。而就输出主体而言，善后民国初年的善后大借款属于私人资本输出，是指由资本家或资本家集团输出的资本。需要指出的问题是国家的资本输出是指以政府为主体输出的资本方式。以上论述表明，善后大借款乃是列国银行对华一种资本输出形态，其主体而言，乃列国银行如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的行为。善后大借款是北京政府进行的迫不得已行为,而非单纯的个人利益之下的卖国行径。

三、善后大借款之卖国评议

然民国初年的善后大借款因为数额之高、还款时间之长而备受世人争议，今儿作为攻击袁世凯政府卖国的证据，此等言论不能苟同。

　　首先，1911年10月10号孙文一党在武昌起义之后，列强都对其恶言异象，以待时局，并不看好孙文一党的政治前景。

　　其次，1912年2月，才是善后大借款正式开始接触的时间，即清廷倒台之初，当时孙文一党已将临时大总统的宝座位置交与了袁世凯，国家形式上统一中国。在此时局之下，无任何证据表明，1912年2月的袁世凯就已开始谋划和预谋1913发生的历史大事。然而，可以为各方所一致认可的基本事实是，即：民国政府（北京）组建初期，财政库存只有区区不足十万元，可谓一贫如洗只有借款，国家机器才能运作。

　　此外，一则相当重要的而又被人忽略的史实是：同年8月，应袁世凯之邀，孙文抵京与袁世凯共商善后事。在京期间，孙中山和袁世凯共同协议了善后借款很多问题，包括细节，实施方案等等。再者，借款2500万英镑，利息为年利率为5%。这不可谓合理，且为当时之国地位，乃空前绝后。试比一下甲午善后借款，更别说是辛丑善后借款了。一言道之，这个利率是再正常不过了。二乃通货膨胀，如果算上此，47年后的2500万英镑，是何等巨款啊！

　　而至于这笔借款的用途，并非一般认为“专为镇压革命党”之用，而是有多种用途。医疗、教育、公共开支等等。但不可否认的事，尽管事后，借款实际上部分用于镇压二次革命、且没有经得国会通过因而有非法嫌疑，袁世凯死后，中华近代化之历程至此中断，此国家之不幸，民族之不幸。至此，中华进入北洋军阀混战之局面，究其原因，可谓当时唯一可总揽全局之人非袁世凯莫属。

　　对待善后大借款，笔者认为在看到借款的钱数之多时，也要看到当时政府的境遇之悲，弱国外交之难，以及借款之必然性。

　　参考文献：

　　[1]刘秉麟．近代中国外债史稿[M]．北京:三联书店,1962．

　　[2]许毅．北洋政府外债与封建复辟[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作者单位：辽宁省沈阳市辽宁大学历史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