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树平 包得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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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津阁藏书的庋藏慎微文化及其意义
王树平包得义
【摘 要】文津阁是清代乾隆时期著名的皇家藏书楼之一，蕴含着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因子。就书籍庋藏来说，文津阁具有庋藏慎微的文化特点，表现在典雅精美的庋藏设施和重书爱物的文化精神等方面。而庋藏慎微的文化，是对中国古代官私藏书文化的总结和发扬，对于《四库全书》的保护和承德市历史文化名城的打造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文津阁 庋藏慎微 四库全书 文化意义
在避暑山庄西山脚下高埠之地有一座巍峨矗立的建筑，它就是著名皇家藏书楼文津阁。在山庄原有景观中，文津阁与千尺雪、玉琴轩、宁静斋组成一组建筑群，文津阁是这一古建筑群的主体。然经历了几百年的历史变迁，千尺雪、玉琴轩、宁静斋等景观的地面建筑已荡然无存，唯有基址尚存，而以庋藏《四库全书》珍贵写本而闻名于世的文津阁，在历史长河中幸运地整体保存下来了。
一、庋藏慎微文化的表现
文津阁，作为清代乾隆时期著名的皇家藏书楼之一，蕴含着中华传统文化的多种因素。但就书籍的庋藏来说，文津阁具有庋藏慎微的文化特点，表现在以下方面。（一）典雅精美的庋藏设施
文津阁中贮藏了清代两部巨著，先入藏者《古今图书集成》为12架，576函，后入藏《四库全书》为103架，6144函，二者合共115架，6720函。[1]当时的文津阁插架连签，书香四溢，琳琅满目，可谓包罗万象，书林学海。而用以贮藏这些书籍的设施可谓典雅高端，精美至善。首先，阁内的书架、书匣都是楠木所做，材质耐腐，性能出色，是贮藏书籍的优质材料。函内的书全部用香楠片上下夹紧，再用绸带束住，书外用绢面包皮，不仅美观，而且防潮防蠹。其次，为了取书的方便，官方规定了每种书籍的在架上的具体陈列位置，并画出了详细的图样，名为《四库全书排架图》。这样，查阅书籍便可“按图索骥”，省时省力。再次，在书籍的保护上，政府每年夏季都会组织人力对书籍进行抖晾工作，后因曝书活动的开支日绌，中间层一度停止曝晒。同治六年热河都统麒庆上奏请求恢复文津阁《四库全书》抖晾成例，“惟查文津阁所藏书籍，从前每届夏季，遵照文渊阁事例抖晾一次，嗣因馀平归公，抖晾人等茶水一切无项可给，遂即停止，迄今几二十年，诚恐日久不行抖晾，书籍渐臻蠹敝。应请自同治七年为始，仍复抖晾。旧例所需人夫茶水，为数不多，即由该管衙门公项支给，归于年例开销，以资经久。理合附片陈明，请旨遵行，伏乞圣鉴。谨奏。”[2]因此，文津阁藏书又开始照规定进行管理。
（二）重书爱物的文化精神
我国藏书文化的“重书爱物”精神，最主要体现就是对书籍的爱护。历来藏书都十分注重书楼的防火、防潮、防虫等方面。从客观上来讲，文津阁具备优良的藏书条件。文津阁假山前有月牙池、阁后有曲池，而且墙外又环水，无处不体现“水克火”的五行道理。且据现代研究者测验发现，文津阁室温一般在20℃—15℃左右，更长时间是在10℃以下。这样的温度，蠹虫难以生存，可以说是天然的防虫环境。另外，文津阁前出腰檐挡住了外面的阳光和雨水，有效地避免了书籍的曝晒和沾湿受潮。
从主观上来看，文津阁藏书受到了良好的保护。文津阁《四库全书》归架入藏后，又经过了几年的校阅整理工作。乾隆五十二年十月至乾隆五十三年二月纪昀在文津阁校勘书籍过程中，发现书匣、面页、夹板、环带等有污损，均登记在案。乾隆五十三年十月二十二日，纪昀又至文津阁，主要对书匣以及其它物品进行修缮。纪昀按照《四库全书简明目录》逐架查核时，发现原来排架、书籍错乱之后，当即把书逐种抽出，按原次排好，依据目录进行了配搭。这样又产生了新的问题：书匣与书籍本身尺寸、数量不符。于是选人进行了细致的修整。另外，在纪昀等校书期间，热河总管尽心备办各种事宜。乾隆五十七年三月，纪昀再次赴热河文津阁校勘《四库全书》，热河总管福克精额与纪昀等人仿照文渊、文源二阁书籍校勘情况，也在文津阁廊下校阅书籍，避免抬扛出入磕损书匣的情况发生，而且可以及时就地的修改归架，避免了颠倒错乱，节省了时间。热河总管福克精额等每日亲自到文津阁内稽查，不允许勘办人员污染地面，并及时把当日勘办完毕的书籍妥善归架。这些官员兢兢业业地恪守职责，谨慎认真地保护书籍，于文津阁四库全书的保护大有功劳。
正因为如此，文津阁书籍保存基本完好，是清朝七部四库全书中原架、原函、原书一体存放保管的唯一一部，具有重要的价值。
二、庋藏慎微文化之意义
文津阁藏书的庋藏慎微文化，体现了我国藏书文化的优良传统，既是对前代藏书经验的继承，又是结合时代的优秀产物，值得后人学习借鉴。（一）文津阁藏书是对中国古代官私藏书文化的一次经验总结和继承发扬
文津阁藏书楼，首先是中国古代国家藏书文化的代表。中国的藏书历史悠久，经过了历朝的积累，至清，国家藏书达到了鼎盛阶段。纵观国家藏书的历史，无论是周代的宗庙还是秦朝的明堂、石室，抑或是汉代的兰台，从本质上来说都是继承前朝文化的一种表现。社会在进步，朝代不断更迭的同时，文化也与之同进退，后人了解前朝文化的主要方式就是通过文献记载，所以孔子曾经慨叹“文献之不足”，由此看来，藏书文化的继承就显得尤为重要。
文津阁藏书楼，又是中国古代私人藏书文化的发扬。我国私人藏书随着官府藏书在逐步发展之中。孔壁藏书，是我国古代私人藏书的典型代表。西汉废除挟书令，使私人藏书开始合法化。从汉代开始，私人藏书就在缓慢的发展之中，随着朝代的更迭，产生动乱与战火，书籍也遭到了极大的破坏，旋聚旋失的命运也影响了私人藏书的发展。而雕版印刷术的推广，加速了书籍的流传，促进了收藏；从隋唐时代开始实行的科举取士制度，刺激了文人读书的欲望，为了进身上层社会，读书通过科举走向仕途成为一种必然，在这种情况下，购书—读书—聚书，成为一种趋势。古代的藏书家们对我国的藏书文化作出了突出贡献，特别是清朝的一些私人藏书家，积极向朝廷进献家藏图书，为《四库全书》的编纂立下不朽之功。
《四库全书》中收录的私人进献的藏书仅代表私家藏书的一部分，但它们无不是精校、精抄、精刻，实际上构成了《四库全书》的优秀版本来源。因此，文津阁藏书文化，离不开私人藏书文化的辅助之功。尤其是对范钦“天一阁”的借鉴，代表了官私藏书文化的碰撞和融合。
所以文津阁的藏书文化，是在历朝藏书文化中积淀起来的，对中国古代官私藏书文化的一次经验总结和继承发扬。
（二）文津阁藏书对《四库全书》的保护贡献巨大，影响深远
正是由于上述所作的种种保护措施，几百年来历经变迁，文津阁本四库全书幸运地完整保存下来，并且是清朝七部四库全书中原架、原函、原书一体存放保管的唯一一部，文化价值和文物价值巨大。
1913年6月二十七日北京教育部致函热河都统准备派人往取《四库全书》。同年12月31日热河都统姜桂题派人将文津阁《四库全书》押运入京，于1914年1月6日抵京，连同其他物品交给当时的内务部所属的文华殿古物陈列所。经时任民国教育部金事鲁迅先生的力争，文津阁《四库全书》书函终于在1915年10月7日正式移交京师图书馆。后来又经过教育部与内务部的多次交涉，在1916年9月开始从古物陈列所搬运《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排架图、书架至京师图书馆。至此，文津阁四库全书再次成为原架、原函、原书一体存放保管的典籍。2008年9月9日，国家图书馆所藏的“原架、原装、原函”的文津阁四库全书乔迁“新居”——国家图书馆二期新馆稽古厅，从此这部承载着近现代波澜壮阔而又命运多舛的历史的四库全书终于有了新的归宿。
从历史上看，《四库全书》成书后曾作过两次全面复查，而这两次复查，文津阁本都是由总编纂官纪昀亲自带领有关人员进行的。文津阁本是档案明确记载曾经乾隆亲校，并由纪昀亲自三校的抄本。现经核查原藏，几乎每册均有校核纪录，其编校质量优于包括文渊阁本在内的其他诸本。就现世仅存的三部半《四库全书》看，由于文津阁本保存最为完整，因此其他三阁本均分别据文津阁本加以补抄。1917年，贮存于清内务府的文渊阁本经检查发现有9种书缺佚，共缺23卷，当时就据文津阁本予以补抄。1934年，藏于沈阳的文溯阁本，也发现有缺卷，即特派人到北京据文津阁本补抄了《挥麈录》等三书。至于杭州文澜阁，由于原书散失严重，缺佚过半，据文津阁本补抄的更是不计其数。因此，文津阁藏书对《四库全书》的保护功劳巨大，影响深远。
（三）文津阁藏书对本市历史文化保护和开发具有重要意义
文津阁依书而建，因书而显，也就随着四库全书的转交而逐渐衰落、破损。解放前的战乱年代，文津阁做过兵营，解放后，阁顶杂草蓬生，围墙倒塌，油漆剥落，一片荒凉景象。1954年重新修建，墙壁改为挑灰砖砌，新建西配房十三间。1961年避暑山庄被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后，文津阁也被列为重点保护对象，并进行复原修整。1980年，经国家文物局和承德市各级领导的同意，文津阁暂归承德市图书馆使用。1994年避暑山庄及其周围寺庙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为世界文化遗产，从而使承德步入了世界文化名城的行列。
要想打好承德历史文化名城的招牌，深入、充分挖掘承德的历史文化及其资源就成为每一个承德市社科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在建立避暑山庄、清史研究、满族研究等研究课题和科研机构外，对于文津阁的研究也极为迫切。好在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此方面的研究。2013年，市图书馆藏入影印版文津阁《四库全书》，文津阁藏书终于重归故里。这是承德市文化界盛事。承德市人文科学研究者应当以此为契机，开展文津阁、四库全书等相关历史文化研究，在文津阁所在地开创文津阁研究的阵地。同时，在目前已有的条件下，设立文津讲坛，邀请市内以及国内知名学者专家，进行避暑山庄、清史、传统文化等方面的讲座，积极推进传统文化的传播和继承，使文津阁文化之脉延续永存。同时通过文津讲坛这个平台，提供我市研究者和国内其他学者的交流、合作和学术探讨，促进和提高承德学界在国内学术界的地位和作用。
参考文献：
[1]傅璇琮,谢灼华．中国藏书通史[J]．宁波:宁波出版社,2001:1368．
[2]邢永福,师力武．清宫热河档案第17册[M]．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3:104．
（作者单位：河北民族师范学院）
作者简介：王树平(1983- )，女，河北承德人，文学博士，河北民族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研究方向：古代文学、古典文献研究；包得义（1984- ），男，甘肃永登人，文学博士，河北民族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研究方向：古典文献、古代汉语研究。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5年度承德市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承德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以文津阁藏书文化为中心》（项目编号：2015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