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益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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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仨的紫阳路
■刘益善
刘益善，祖籍鄂州，1950年生于江夏。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北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曾任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长江文艺》杂志社社长、主编、编审。现为湖北省作家协会诗歌创作委员会主任任、湖北省报告文学学会名誉会长、《芳草》（潮版）特邀主编，武汉东湖学院驻校作家。已发表文学作品600余万字，出版作品集27部。组诗《我忆念的山村》获《诗刊》1981-1982年优秀作品奖，传记文学《窑工虎将》获全国青年读物二等奖，中篇小说《向阳湖》获第5届湖北文学奖和芳草汉语女评委奖，短篇小说《东天一朵云》获第6届湖北文学奖。有小说及多篇散文与诗歌被译介到海外，有散文和诗歌选入中小学课本。获湖北优秀期刊编辑、湖北出版名人、湖北优秀期刊社长称号。
1973年10月15日，一辆武汉牌敞篷卡车把李传锋、刘耀仑和我以及我们的简单行李拉到武昌紫阳路215号。
武昌紫阳路215号是一个小院子，门口挂着“湖北省文艺创作室”和“湖北文艺”两块牌子。我自小就做着作家梦，这里是我一直想来的地方。突然我的梦想就实现了，我们三个从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后，就分配到这里来工作了。
《湖北文艺》是一本文学杂志，由湖北省文艺创作室主办，李传锋和刘耀仑分在小说组，我分在诗歌组，都当编辑。这本杂志的编辑大都是原《长江文艺》的老编辑，他们是从五七干校回来的。我们分配来时，因“文革”而停刊多年的《长江文艺》更名为《湖北文艺》，刚出版三期。1979年，《湖北文艺》恢复为《长江文艺》。我自那时分配到《湖北文艺》开始，一直工作到2012年退休，在《长江文艺》没有挪过窝。李传锋和刘耀仑后来都因工作变动而离开了这本杂志。
我们三个工农兵大学生的到来，据说是给文艺界掺沙子，对湖北省文艺创作室来说，是件不小的事。创作室的领导和同志们都十分重视，当天下午就召开全体大会，对我们表示热烈欢迎。李传锋代表我们三人在会上发言。他是个政治上很成熟的人，上大学前就是鹤峰县一个基层的党支部书记，在华师上学一直担任学生干部。我是在华师中文系入的党，他和他的夫人、后来当了湖北省副省长的蒋大国是我的入党介绍人。
湖北省文艺创作室的党委书记徐辛雷是个抗战时期的老干部，解放后出版过长篇小说。徐辛雷同志是个老实人，他拿着一叠发言稿，在会上照着稿子念，对我们三个人说了不少欢迎的话。论到李传锋代表我们发言时，没有用稿子，却话语清晰，条理分明，分寸感政策性把握得十分到位，把个徐辛雷同志的讲话比到地上去了。我看到会议室里坐着的老年中年男女同事，一个个听得十分专注，对李传锋的讲话水平感到惊讶。这是李传锋到单位后的第一次亮相，十分成功。
在湖北省文艺创作室以至后来恢复成湖北省文联，李传锋一直在政治上给我和刘耀仑把着方向，使我们没走弯路。那时工农兵大学生是作为新鲜血液输送到文艺战线的，许多老文艺家们还在牛棚里改造，从干校回来工作的同志，都是十分小心，深怕连上文艺黑线。但我们三个都是从农村出来的，从小对文学对作家就十分崇敬。我们到文艺创作室后，并没有批这个整那个，而是虚心向老同志学习，努力提高业务能力，争取当个好编辑，与极左路线毫不沾边。几十年过去了，李传锋后来担任湖北省文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刘耀仑后来到湖北省国际文化交流中心担任副秘书长，我没听说哪个同志挨过他们的整受过他们的批。我一辈子也没整过任何人批过任何人，省文联、省作协的老同志以及后来的年轻同志，与我们的关系都非常好。现在我们三人都退休了，我们可以说：李传锋、刘耀仑、刘益善当年掺沙子到湖北文艺界，但我们没有做害人的沙子，而是当了有用的沙子，我们掺和到了新时期的文化大墙里，发挥了应当发挥的作用。
我们到湖北省文艺创作室时，李传锋26岁，我23岁，刘耀仑20岁。在华师中文系，我们三个是同年级同学，到创作室成了同事。那时创作室住的房子很小，许多老同志一家几口只住一间房。我们三人就同住一间房，先是在后楼的一楼，后来又搬到办公楼侧楼的二楼。房间十四平米左右，放三张单人床，一张小桌，一只小柜，余下的空间只够走人了。
湖北省文艺创作室有个食堂，但星期天不开伙。我们就到街上买了锅碗瓢盆、油盐酱醋等物件，还拖了一堆蜂窝煤来。我们三个人一块生炉子，只见烟子，煤老烧不着，近两个小时过去了，炉子还是黑的。门房陈爹爹的女儿回家看爹妈，见我们那笨拙样，出手相帮，才让我们生着了炉子。忙了一个上午，我们三人才吃上了我们自己做的饭菜。四十多年前的这顿饭啊，我永远也忘不了。李传锋在做饭时，动手的时候多，他毕竟大些，做饭做菜的经验多些吧！
年轻时的我们仨。（后排左起刘耀仑、李传锋、刘益善）前排左一位刘惠芳（刘益善的女朋友），左二为蒋大国（李传锋的女朋友）。
我们三个人实行的是AA制。买米买菜买油盐还买那些各种各样的票证供应的食物，谁买的，记个帐，到月底平摊。李传锋老家是鹤峰县，刘耀仑老家是英山县，我的老家是武昌县，我的老家离武汉最近。我们三人回家探亲，带来各地的特色食物，除了给编辑部的老同志送一些外，其余的我们三人共享。
李传锋从鹤峰老家带来一大块山里用木柴熏的干腊肉，黑乎乎的直冒油。我心想这能吃吗？李传锋说，这是好东西呢！他亲自动手，用刀刮去黑油烟，然后放在瓦罐里面煮，温火煮了一晚上，那香气啊，让我与刘耀仑一夜都没睡好。第二天我们大快朵颐，把那一大块熏肉吃得精光，连汤也喝掉了。
武昌紫阳路215号的那幢小楼现在已经拆掉了，侧楼上的那间房子，曾经是我们三个人的家。大学毕业后，我们三人合家过日子好几年，至到李传锋结婚后搬去了水果湖。在这个家里，李传锋是当然的老大，他在生活上对我与刘耀仑的关心，那是少不了的。
李传锋在《湖北文艺》、《长江文艺》当编辑的时候，是个好编辑，在蔡明川、张忠慧、李文等老同志的帮助下，他选编了一批好的小说稿，帮助了许多作者。我手头有一篇河南省作家协会原主席张宇谈编辑的文章，张宇在文章里说：“至今，我还对李传锋感恩戴德。他是我处女作《土地的主人》的责任编辑，这个小说题目还是他自己改写的呢。那时候我在家乡洛宁县工作，就用破纸糊一个大信封，把小说寄到了《长江文艺》。李传锋回信让我改一改，再寄回去，就发在了1979年11月号的《长江文艺》上，还是头条。他自己还配写了评论《赞“土地的主人”》。其实他赞的小说，许多地方都是他自己改过的。马上，《小说月报》转载，我就算会写小说了。这还不算，最有意思的是消息传到我们河南，省作家协会王秀芳大姐马上就赶到我们老家来看望我。老编辑庞嘉季亲自给我写信祝贺。这在如今的现代生活中，都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了……”
李传锋推出张宇的小说处女作，对张宇后来的创作与成名，无疑是起着重大作用的。
李传锋是鄂西土家族人，不论是开始当编辑还是后来当领导，他都在坚持业余创作，主要是写小说，他的动物小说是很有特色的。当我读着他的那些短篇、中篇、长篇动物小说时，总是会心地笑了。因为这些作品中的动物故事，各种动物的特征与性格，我都不生疏。在我们三人同住一室时，在那些静静的夜晚，我们三人躺在床上，李传锋给我们讲他少年时的生活，山里的那些动物，他随大人上山打猎时遇到的种种故事细节，生动有趣，听得我这个平原上长大的人觉得新鲜而刺激。现在，李传锋当年讲的那些故事都出现在他的动物小说里面，吸引了更多的读者，形成了他自己的创作特色。他的《退役军犬》、《最后一只白虎》等等，都是代表作。后来，湖北少儿出版社出版的“李传锋动物传奇系列”，更是少年儿童喜爱的读物，这当然是生活给李传锋的回报。
我们三人中最小的是刘耀仑，在华师中文系我们那一届工农兵学员中，他也是最小的。当时《长江文艺》有四个姓刘的：刘岱，南下干部，是老刘；刘森辉，六十年代的大学生，是大刘；我是小刘；刘耀仑被称之为细刘。细刘很得老同志的喜欢，李传锋和我也把他当弟弟看待。他在紫阳路215号的那几年，既长知识又长身体，个子长高了，业务水平也得到飞跃性提高。在一次《长江文艺》在十堰办的文艺创作学习班（现在叫笔会）上，细刘认识了二汽的写小说的作者毛志萍，二人谈起了恋爱，大家都为他们高兴，我们的细刘也长大了。毛志萍一个干部家的子女（其父与李岚清是同学），嫁给从大山里走出来的细刘，令我们觉得她是个好姑娘。刘耀仑的儿子有一次跟他妈回英山老家，儿子对妈妈说：“你怎么找了这么个大山里的人，害得我们回一次家走这么远的路，累死人！”几十年来，毛志萍相夫教子，一家人过得和和美美，我的兄弟刘耀仑有福了。
细刘在《长江文艺》工作期间，上过鲁迅文学院和北京大学作家班。他编发了很多业余作者的小说稿，自己也写了不少作品，出版了《刘耀仑文集》五卷。细刘在《长江文艺》当过几年副社长，我与他共事二十多年，他离开《长江文艺》去省国家安全厅就职时，我真有些恋恋不舍。好在都在省直单位工作，我们还能经常见面。
李传锋和刘耀仑先后离开了《长江文艺》后，我们三个同学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我由编辑干起，后来当诗歌散文组长，再当编辑部副主任、副主编、常务副主编，1997年担任社长主编，直到退休。《长江文艺》1949年6月创刊，至今已有67年，“文革”中停刊7年，共出刊60年，我在这个刊物干了40年，当了15年社长主编。我的青春和盛年，都献给了《长江文艺》。我对自己的评价是：一个还算敬业的编辑和主编。2003年，在我从事编辑30周年时，好多朋友写文章祝贺我，这里我引用三个人的文章，也算是对我这一辈子从事编辑工作的一个写照吧！
《长江文艺》1966年停刊后，于1973年用《湖北文艺》刊名创刊。
刘醒龙在《老哥刘益善》（载《光明日报》）一文中说：“逢到不认识老哥的陌生人，不管是我们还是他自己总要将他的名字介绍为多多益善。其实善良的老哥也会做出反善良的事情。1992年夏天，老哥约我为《长江文艺》写部中篇，因为事情多，耽误了，到9月时老哥一连写了几封信，限我在9月10日以前务必将稿件寄给他。从收到信算起，老哥只给了我一个星期的时间，那几天我又感冒发烧到39度几，硬撑着将那篇名为《秋风醉了》的中篇小说写完寄给他。没过几天他就打电话来，非要我删去其中的一些文字。偏偏我又惜字如金，最不爱删改自己的作品，何况是在高烧中写就的文字！在电话里我据理力争，老哥却不让步，振振有词地数出一二三四几条理由，让人不由得咬牙切齿地骂他是那个在《半夜鸡叫》中百般盘剥长工的周剥皮！对待文学，老哥有一种一以贯之的洁癖。那几年在老哥的操持下，《长江文艺》每年都要举办不下两次笔会。老哥办笔会向来是动真格的，别说游山玩水，就是早上起床晚了，他也会像生产队长一样敲门叫醒，到了吃晚饭时，他又会笑眯眯地逐个询问，了解谁谁当天写了多少字，弄得我们有时候不得不虚报假报，仿佛不如此就不好意思拿起筷子。在没有时兴电脑时，老哥对那些字迹潦草的手稿简直是深恶痛绝。因为弄到几本稿纸很不容易，我一向下笔极其谨慎，哪怕是初稿也极少有涂改，为此老哥经常将我作为榜样。邓一光就不行了，他的字写得像天女散花，每到定稿后，不得不请别人帮忙抄写，才能最后送到老哥面前。作为编辑的老哥，作风严谨，细致入微，任何时候任何人都休想从他所写的手稿中找到一只墨团。这样的细节同样贯穿在老哥对文学的欣赏与编辑中。”
陈应松在《说说刘益善》（载《文学自由谈》）一文中说：“有时去老哥办公室，看他总是埋头读稿，不免有悲壮之感。不过，我看有些省刊，惟上不惟下，专对尖端文学和名家开放，而把本省业余作者们全抛弃了，这是不对的。一个省刊，本是本省作者们练笔的场所，练出名了，以后总还记得这刊，《长江文艺》数十年就是这样，我们都是由此刊练笔良久后才被外面所渐渐熟悉的。既然发外地作家的尖端文学也增加不了多少印数，不如把目光朝下，以发现本地新人为己任。我认为，这才是地方文学杂志的正路。老哥益善的刊物现在就是如此，发现新人，推举新人，为荆楚大地训练后备文学人才，此刊还是很为本省的作者们追捧的。说到湖北文学这些年的成就，《长江文艺》和益善老哥功不可没，做了许多基础性的工作，恐怕这是要承认的。”
邓一光在《老哥益善》（载《湖北日报》）一文中说：“八十年代初，我从重庆到武汉，在一家工厂当钳工，因为对这座城市和城市中人的陌生和隔膜，开始写作。1987年，我在《长江文艺》发表了短篇小说《伊甸岛》，那是我在湖北地区文学刊物上发表的第一篇作品，责任编辑是吴大洪，刘益善是副主编，审过我的稿。那以后，我又在《长江文艺》上发表了《鸟儿有窠》、《掌声继续》、《独自上路》、《左牵黄右擎苍》等中短篇小说，这些稿子，责任编辑基本上都是刘益善。我读书没有体系，写作没有章法，兴致所然，写了二十多年，始终处在学着写的状态里，人老大一把年纪了，文章却似婴儿，长不大。我在《长江文艺》上发的稿子，《长江文艺》的编辑们没有少费心血，刘益善没有少费心血。可以这么说，我在文学创作上的起步，得到了《长江文艺》诸多老师的扶持，得到了刘益善的扶持，是他和他们，耐心地帮助和等待我长大，期间没有任何抱怨。想一想，不光我，如今湖北省的中青年作家，没有得到《长江文艺》扶持，没有得到刘益善扶持的，大约数不过几个去。”
李传锋、刘耀仑和我分别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结婚成家，搬离了紫阳路。1984年，湖北省文联机关搬到东湖新址办公，紫阳路215号就成为《长江文艺》的故址了。
啊，紫阳路（现在已改为张之洞路）215号那个小院，我们三人参加工作的第一站，我们进入文艺界的第一道门，留下了我们多少记忆和青春的梦想，留下了我们多少友谊和快乐。
1979年，《湖北文艺》恢复为《长江文艺》。
岁月如梭，四十多年过去了，当年紫阳路创作室时期的许多老同志已经不在了，连我们三个最小的年轻人也都过了花甲之年，都已退休回家养怡弄孙了。
李传锋，刘耀仑，什么时候我们再回紫阳路那个小院看看，那小院的前楼已拆，改建成了一幢大楼，但那后楼还保存了一半，我们还能找到旧日的痕迹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