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越国丞相吕嘉的两个问题再述

陈宗海

　　南越国丞相吕嘉的两个问题再述

　　陈宗海

　　南越国丞相吕嘉是一个极具争议性的人物，史学界除了关注对其评价、吕嘉之乱的性质外，关于吕嘉的争论，主要还集中在二个问题上，一是吕嘉的越汉之辩，二是其遗族的去向问题。

　　吕嘉 南越国 吕嘉之乱

　　吕嘉是南越国的一个重要人物，在南越国的历史上曾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比开国之君赵佗更为重要。吕嘉三朝为相，位高权重，对赵氏王室和南越国也可谓忠心耿耿，劳心劳力，吕氏宗族声名显赫，权倾一时。但关于吕嘉的史料并不多，如果不是因为“吕嘉之乱”，估计史书也只会一笔带过。根据现有的史料，我们有理由相信，吕嘉是南越国的大当家，赵佗治理南越国的大部分政策措施，如发展农耕、推行汉化、汉越通婚等，极有可能制定者和实施者都是吕嘉，但最终因为反叛抗汉，为汉武帝所诛，落得一个身败名裂的下场，并直接导致了南越国的灭亡。

　　对于吕嘉这样一个极具争议性的人物，史学界除了关注对其评价、吕嘉之乱的性质外，关于吕嘉的争论，主要还集中在二个问题上，一是吕嘉的越汉之辩，二是其遗族的去向问题。

一、吕嘉是越人还是汉人

清代梁廷枏《南越五主传第四卷·四主传》引用已佚的《粤记》说：“嘉本越人之雄，佗因越之所服而相之，而南越以治。”这说明吕嘉是越人首领，赵佗因为他的威望，任命他为丞相，南越国得以治理，可见吕嘉是越人，对南越国的治理很有贡献。而史学界也一般倾向于认同吕嘉是越人（笔者亦倾向于这个观点），如杨盛让《从民族关系看南越相吕嘉的抗汉行动》就引用了《粤记》“嘉本越人之雄”的说法［1］，但也有不同声音，笔者认为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周永卫的《南越相吕嘉非越人辨》，文中就认为吕嘉是汉人，而非越人［2］，但纵观其全文，笔者认为有不少值得商榷的地方。文中说：“太史公（司马迁）没有说吕嘉是越人，就等于告诉我们吕嘉不是越人。”这种说法略显绝对。文中还从吕嘉的姓名、吕嘉遗族入滇与不韦县的设置进行了论述，但文中所引的相关史料证据却值得探讨，而且史学界对“吕嘉遗族入滇”本身就分歧很大。文中还提及元代岭南学者黎崱《安南志略》卷十五的说法：“吕嘉，越人也，为赵佗相，辅政三世。”以及清初屈大均《广东新语·吕相祠》中的说法：“嘉本越人之雄。尉佗得之，因越人之所服而相之，而南越以治。”这些史料虽有重复之嫌，但都提及吕嘉是越人，似乎和作者要论述的观点有点自相矛盾。笔者认为，《粤记》、《安南志略》、《广东新语》、《南越五主传》关于吕嘉是越人的说法疑似重复，难免有孤证之嫌，值得一提的是，屈大均认为吕相祠的主人是吕嘉，经后人考证是错误的，所以在没有更充分有力的证据或考古发现出来之前，吕嘉是越人还是汉人这个争论似乎意义不大。

　　值得一提的是，吕嘉起事时说：“太后，中国（中原）人也”［3］，他杀了南越王赵兴和樛太后之后，“立明王长男越妻子术阳侯建德为王”［3］，即南越末主赵建德，为明王赵婴齐与南越当地的越族妻子所生，这些都表明了吕嘉对中原汉族人有一定的排斥，具有一定的、朴素的越族民族意识。当然，这是一种煽动民族主义情绪而起事的做法，但也一定程度上佐证了吕嘉很可能是越人。

　　综合相关资料，笔者认为吕嘉应该是越人较为准确，应该说是一个受汉化并不彻底的越人，从他晚年起事的行为来看，笔者认为他受儒家的熏陶有限，越人作风较为明显。

二、吕嘉遗族是否入滇

吕嘉在叛乱后被汉军诛杀，但吕嘉子孙宗族的结局，因为《史记》、《汉书》均无明确记载而成为悬案。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永昌郡》说到：“孝武时，通博南山，度兰沧水、渚溪，置嶲唐、不韦二县。徙南越相吕嘉子孙宗族实之，因名不韦，以彰其先人之恶。”东晋孙盛《蜀世谱》则提到：“初，秦徙吕不韦子弟宗族于蜀，汉武帝开西南夷，置郡县，徙吕氏以充之，因置不韦县。”而学者也就这两种说法，有不同的看法，争议性很大。

　　王世丽《从吕凯族属看汉武帝斥地拓疆》认为：三国时期被诸葛亮封为“云南郡太守”、“阳迁亭侯”的吕凯是南越国宰相吕嘉之后裔［4］。叶永新《南越国丞相吕嘉子孙宗族结局疑案探究》则认为：南越国灭亡后，吕嘉子孙宗族已被诛灭殆尽，所谓吕嘉子孙宗族被迁到不韦县（今云南保山市境内）的说法根据不足，难以成立［5］。杨兆荣《西汉南越王相吕嘉遗族入滇及其历史影响试探》认为吕嘉遗族入滇说法正确，吕不韦遗族入滇缺乏根据，文章通过对西汉“不韦县”地名由来的探讨，证明常璩的“吕嘉说”为对，孙盛的“吕不韦说”有误，认为以吕嘉遗族为代表的大批南越人被迁徙入滇，引起了当地的民族变动和户口猛增，有利于封建国家对边疆地区的控制。汉武帝迁徙大量南越人入滇的目的是扫除从西南方向通往大夏道路上的障碍，但在客观上开辟了从东南沿海通往西南腹地的交通，加速了西南夷中农耕民族的封建化进程，增强了他们的向心力，有利于古代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6］。叶永新另一篇《“吕嘉遗族入滇”说献疑——与杨兆荣先生商榷》的观点与杨兆荣不同，认为西汉不韦县的设立和命名，确系起因于吕不韦子弟宗族的迁徙，而与吕嘉遗族无任何关系；吕嘉遗族被迁徙到不韦县的说法值得商榷，从南越国等有关史实和《史记》的有关记载来看，吕嘉子孙宗族已被诛灭，不可能被迁到不韦县，“吕嘉遗族入滇”并非史实，吕凯并非吕嘉的后人，而应为吕不韦的后人［7］。吴小平也专门写了《关于不韦县设置的两个问题》一文，对杨兆荣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其缺乏根据，他通过对《汉书·地理志》和《续汉书·郡国志》关于户籍人口的记载分析，认为杨兆荣关于以吕嘉为代表的大量南越人西迁入滇导致“该地区人口在短时期内骤然增加”的论断站不住脚，仅从文献丝毫看不出吕凯与吕嘉存在什么关系，汉武帝将吕嘉遗族迁徙入滇的推测并不符合秦汉政府流放罪人和移民的通常惯例，汉武帝也不可能将一个强大的吕嘉宗族，迁徙到难以控制、渺无人烟的滇西地区，从而认为吕嘉后族被徙入滇之说毫无依据，看不出不韦县的设置与吕嘉存在关系［8］。

　　在一些专著方面也对此有所论述。刘琳的《华阳国志校注》赞同常璩的徙吕嘉宗族说［9］；尤中《云南民族史》则赞同孙盛徙吕不韦宗族说［10］；葛剑雄《西汉人口地理》在第199页说：“武帝开西南夷后，虽增设郡县，但未发现自巴蜀以外移民”，然而在201页却据《华阳国志》认为：“武帝平南越后，……有罪的丞相吕嘉的家属则被迁于益州的不韦县（今云南保山东北）”［11］，该书这两处论述显然是自相矛盾的。《古南越国史》引《续汉书·郡国志》注引《华阳国志》说：“武帝还把吕嘉子孙宗族徙迁四川，‘置不韦县，以彰其先人之恶。’”［12］

三、结语

综上所述，对于吕嘉是越人还是汉人的问题，本文更倾向于前者，而吕嘉遗族是否入滇的问题，综合来看，入滇之说证据不足。笔者认为，吕嘉作为一个贯穿整个南越国历史的重要人物，可以说是研究南越国历史的一条重要线索。但相关史料不多，既造成对其研究的一些不便，又难以对吕嘉有一个全面和统一的认识，希望以后能有更多新的史料和考古发现作为有力的补充。

　　［1］杨盛让.从民族关系看南越相吕嘉的抗汉行动［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84（4）.

　　［2］周永卫.南越相吕嘉非越人辨［J］.史学月刊，2010（8）.

　　［3］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4］王世丽.从吕凯族属看汉武帝斥地拓疆［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8（2）.

　　［5］叶永新.南越国丞相吕嘉子孙宗族结局疑案探究［J］.广东史志，2002（2）.

　　［6］杨兆荣.西汉南越王相吕嘉遗族入滇及其历史影响试探［J］.中国史研究，2004（4）.

　　［7］叶永新.“吕嘉遗族入滇”说献疑——与杨兆荣先生商榷［J］.社会科学评论，2009（4）.

　　［8］吴小平.关于不韦县设置的两个问题［J］.历史地理，2010（1）.

　　［9］（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M］.成都：巴蜀书社，1984.

　　［10］尤中.云南民族史［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

　　［11］葛剑雄.西汉人口地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12］余天炽等.古南越国史［M］.广西：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

　　（作者单位：广州大学人文学院）

　　陈宗海（1982-），男，广东高州人，广州大学人文学院中国史专业2014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西文化交流、岭南文化。